发布时间：2024-04-21 14:53:17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阿拉伯语语言特征，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1.002
1 引言
对于阿拉伯语专业学生来讲，绝大多数同学在进入大学前从未系统地接触过阿拉伯语，这就使得初学阿拉伯语的学生，学习难度非常大。学生们在学习阿拉伯语时遇到诸多困难，主要原因是由阿拉伯语自身的特点决定的，这些特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1 复杂的发音方式
阿拉伯语源自一种古老的闪米特语，由28个辅音字母组成。与汉语注重清辅音发音的方式相比，阿语发音清浊辅音使用参半[1]。与汉语发音方式上的较大区别，使得在进行阿拉伯语口语和听力课程时，教学难度大大增加。
1.2 艺术化的书写形式
阿拉伯文字是现存不多的从右向左方向书写的语言，由于伊斯兰教不允许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存在，因此阿拉伯书法就慢慢演变成为一种书写艺术的载体[2]，因此阿拉伯语写作课的教学难度比其他语言要大得多。
1.3 特色鲜明的文化背景
除了阿拉伯语本身发音和书写特点带来教学难度增加外，文化因素也成为阻碍学生很好地学习阿拉伯语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穆斯林世界将《古兰经》奉行为根本经典，阿拉伯文字从中衍生而来[3]。如果完全脱离文化背景来学习语言，势必会增加学习语言的难度，甚至无法跨越文化所带来的语言鸿沟。
2 新媒体环境在教学整合中的特征
新媒体环境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其含义往往随着时间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改变。例如互联网就被认为是典型的新媒体环境，近年来出现的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数字电视等都被认为是新媒体中的典型代表。新媒体环境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4]。
2.1 泛媒体化的信息存储形式
泛媒体化是指不再严格界定不同类型媒体的使用场合，新媒体环境中一切信息都以数字形式存储和展现，各种类型媒体可以无缝集成到一个存储和展现环境中，包括各种信息间的组织、链接、整合、交互等关系在内，共同形成类似数据仓库这样的信息集合。
2.2 强调交互性与融入感
交互性与融入感是新媒体环境有别于传统媒体的又一重要特性。例如新媒体环境中强调的鼠标点击或者是多点触摸屏的应用都是交互性的具体体现，虚拟现实技术的大量应用则增加了视觉上的融入感。新媒体环境中信息的传递则具有更多平等、交互的特性，信息不再是单向地获取，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提供者、审阅者、浏览者和评论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强了用户使用的融入感。
2.3 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束缚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加多样。一方面，智能搜索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化的搜索引擎可以预判搜索的结果，另一方面，云计算和移动设备的普及使得人们可以使用不同设备随时随地获取需要的资讯，而且可以获得更加立体化的检索结果。
3 电子教科书模式在阿语整合教学中的应用
传统的阿语教学模式中信息的主要载体为纸质书籍，近些年提倡的多媒体教学，通常是生硬地将文字、声音、图片、动画等组合到一起，并不能将信息很好地整合为一个整体，同时交互性、融入感等更是有所欠缺[5]。电子教科书模式是近些年新出现的一种学习资源载体，由电子书阅读器和整合学习资源的电子教科书两部分组成。常见的电子书阅读器具有的共同特点包括标准的屏幕尺寸及分辨率，使用多点触摸技术操控，提供统一的资源和获取平台[6]。随着近些年人们对数字版权的越发重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电子教科书开始具备与传统的纸质出版物市场进行竞争的条件。
以2012年初，苹果公司的电子教科书制作工具iBooks Author为例，终端用户不仅可以免费使用iBook2程序，同时在类似于AppStore的iBookstore电子书市场中， iOS用户可以像真实世界中的出版平台那样和购买电子教科书。iBooks Author制作的电子教科书充分发挥了多点触摸技术带来操作上的革新，可以方便地将文字、图片、声音、视频、3D模型等多种媒体形式整合到一起并完美的展现出来，同时还可以在电子教科书中制作互动测验题这样的内容[7]。笔者利用iBooks Author针对阿拉伯语视听说这门课程制作的一本电子教科书，电子教科书可以章节的形式组织学习资源，更加符合教科书的编写习惯。从实际教学效果来看，电子教科书对各类媒体资源整合更加紧密，显示和浏览效果更加出众，互动式测验题的加入使得学生对学习内容更加重视。
4 结束语
对于语言的初学者而言，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资源的重要性无可替代。新媒体环境在语言学习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利用新媒体技术将学习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可以使语言学习的环境更加立体化、系统化，语言学习效果更加令人满意。
参考文献：
[1]范金梅.阿拉伯学生汉语辅音学习上存在的问题[J].群文天地，2012，（24）：51-52.
[2]焦燕.阿拉伯语书法美学研究[J].北方文学，2012，（7）：93.
[3]魏启荣.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维度浅谈阿拉伯语教学[J].中国穆斯林，2013，（3）：33-35.
[4]柴艳霞，王健.信息技术教师如何应对新媒体技术的挑战[J].中国教育信息化，2008，（18）：11-13.
[5]康进慧.多媒体在阿拉伯语基础教学中的应用[J].科技信息，2011，（34）：232.
中图分类号：H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9-0089-01
间性文化是一种在文化交互基础上的文化视域融合，文化的动态生成关系。它是由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他首先提出“交往理论”，将传统哲学中的“主客关系”扭转为“主体――对象主体”关系。接着他又提出了“主体间性”的理论，主体间性是从主体与主体之间，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视域出发，揭示人的存在的本体论哲学。主体间性理论的提出，使人们不再简单的把自己看成对象世界的征服者，而是与对象主体进行对话的互动者，其实就是互为主体的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对话、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在这基础上，他又提出了“间性文化”这一命题。间性文化源于主体间性资源，它是一种隐形间性。简单说，间性文化是指国际各民族不同文化的可交流性；从深层程度说，“它是一种文化的精神世界对另一种文化的精神世界的影响，或者相互影响”。
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与其他民族存在着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接触与联系，它们在相互影响中不断发展变化，探索创造出本民族的特色民族文化，从而构成了民族的间性文化。作为民族特征之一的语言，在民族之间的迁移杂居、商品贸易及战争征服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民族语言间也会出现种种密切的关系，这就出现了民族间的语言间性现象。下面就以回族共同语为例来阐释民族语言的间性关系。
回族共同语指的是回族人在日常交际中使用的民族特征比较鲜明的汉语。回族没有自己独立的民族语言，回族人以汉语作为他们的交际工具，但他们在使用汉语时又有一些区别于汉族使用汉语时的若干特点，并同时与其他民族语言有着多多少少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回族语言中的阿拉伯语
回族在使用这些词语时，有时直接使用阿拉伯语来表达，有的在说汉语的同时夹杂着阿拉伯词语，使二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如：
（真主）：请求帮助我。
穆斯林（服从真主的人）：作为穆斯林要经常诵读《古兰经》。
色俩目（平安、您好）：见阿訇要说色俩目。
2、回族语言中的波斯语
其用法与阿拉伯语一样，有直接用波斯语的，也有在汉语中夹杂使用，使二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如：
乃麻孜（礼拜）：他每天都乃麻孜。
阿訇（教师）：请阿訇给孩子取个经名。
多斯提（朋友）：多斯提，感谢您。
3、回族语言中的近代汉语词汇
近代汉语词汇是指始于晚唐五代，迄于明末清初的汉语系统。我们从宋元话本、元曲、明清小说等口语色彩较浓的文学作品中，能找到不少西北回族话中常见的词汇，如：
知感：在近代汉语中表示“知恩感德”的意思。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七：“承蒙相公夫人抬举，人非木石，岂不知感？”其中“知感”用为不及物动词，表示知恩感谢（真主）的意思， 已经被赋予了鲜明的宗教色彩。
4、回族话中的民族特色用语
有许多回族人至今还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起名，如“优素福，阿里，穆萨，哈里发，珠玛，穆哈麦德”等等。
再如宗教用语，就有很多是借用佛教、儒教及其它宗教的用语。如佛教中的“无常”，意为“死亡”，常含有避讳的感彩；儒教象“君臣”、“父子”、“孝道”之类的术语。
还有一些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构成的词组，如“安 拉乎艾克拜热”（真主最伟大）、“洪麦算力”（主啊！你祝福吧）、“主麻乜贴”等。这类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汉语有机和谐地结合而成的词组大有中西合璧的风味。
回族共同语中对底层民族语言的传承是语言演变过程中民族心理文化的沉淀，回族先民的语言在向汉语转化的初期，保留了原来先民语言中的一些民族母语语言，形成了回族语言中的特殊民族语言特征。另外，宗教的传播与流行也为回族共同语保留阿拉伯语与波斯语词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因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转用汉语后，单凭汉语的词汇，不足以完全准确的表达伊斯兰教的宗教内容，在这种宗教文化的背景下，大量的阿拉伯语与波斯语便融入了回族共同语中，因此，回族共同语中的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大都是表现宗教色彩的词语。
唐朝是中国诗歌继《诗经》、楚辞、西汉诗赋之后集大成的发展期,也是中国诗歌的鼎盛时代。其间五七言近体诗(律诗和绝句)的创造、七言古体诗的完善、诗歌创作从文人抒怀、科举应试到民间吟咏的无比繁荣,为唐代诗歌理论的极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唐一代,讨论诗歌创作方法的诗格类作品大量出现,其对律诗诗格与诗法的探讨可谓繁富细致之极,同时唐诗论对抒情诗歌诗境、意境美的探寻开拓理出诗歌理论的新的方向和领域。
自公元622年伊斯兰教确立之后的伊斯兰教时期、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发展初期是阿拉伯国家形成、发展和扩张的时期,也是阿拉伯诗歌发展、成熟并走向巅峰的时期。这一吐期的阿拉伯诗歌以其多样的题材、丰富的情感表达、优美的言辞为世界诗歌殿堂添上了一抹绮丽的色彩。同期发展的诗歌创作理论以诗歌语言修辞规律的探寻为其主要特色,诗选家选诗标准透显出其诗歌评论的科学态度。
尽管发端与历史有较大差异,中古阿拉伯与中国却都以抒情诗歌作为其文学表达的最初的和最主要的形式。相应地,古代中国与阿拉伯诗学体系都是在抒情诗歌创作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诗歌理论是其诗学发展的肇源,也是其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同时,唐代诗论与中古阿拉伯诗论又都产生于两个民族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是其古代文论的精华。
考察世界不同文化的诗学体系,可以发现,除了西方诗学和较为复杂的印度文化外,其它文化体系中产生的诗学都是通过对抒情作品的分析而产生的。当代俨然居于世界文学理论霸主地位的西方诗学体系是从戏剧中产生出来的唯一例子。基于美国理论家厄尔·迈纳在其着作《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中得出的这样的结论,我们可以从与西方诗学体系的比较中,来观照中古唐诗论与阿拉伯诗论的一些共性与差异。
西方诗学体系的源头是古希腊诗学,代表着作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建立在戏剧文类的发展之上,其理论核心是摹仿论和再现说。西方以摹仿和再现自然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诗学体系潜藏着对语言措辞的轻视:亚里士多德在分析戏剧的六要素时把“情节”(mythos)誉为悲剧的灵魂,人物性格次之,第三才提到言词。英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人之一锡德尼将诗歌的措词比作“的乔装打扮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批评家都曾加入到反对贺拉斯将措词提到过高的位置的讨论中。西方后现代戏剧家贝克特十分关注戏剧的语言表现,故而其戏剧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抒情性,并被认为是对西方诗学摹仿论传统的反叛:“贝克特通过把情节、人物和思想降级。代之以语言为中心的抒情性,并以此来反对摹仿论。”由此可见,西方以摹仿论为主流的文学理论中再现与措词这两种不相容因素间的冲突是其诗学体系内部固有的矛盾,而对语言形式技巧的分析在这种美学斗争中一直处于弱势。
东方的情况大不相同,阿拉伯诗歌对华美诗藻的追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对作品辞藻、声韵的严格要求标示出是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的维度。就世界文学的整体发展来看,西方诗学确实只是作为特殊的一例,因为在人类文学发展史上,抒情诗才是最原始、最基本的艺术。现今发现的一些材料证明,人类初始阶段发出的乃是一些无意义的声音,这些声音不断地被重复,然后形成格律形式,继而诗歌诞生。早期古希腊抒情诗没有被古希腊文论家充分重视,亚里士多德《诗学》是在戏剧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的。而除印度外所有的东方国家,如古代中国,阿拉值的诗学都是在抒情诗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抒情诗因其强烈的情感抒发的需要,其创作对语言的要求就十分讲究,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学批评理论对言词的修饰和声音搭配非常重视。《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表述就从言、声、律、音。即辞藻和韵律方面对诗乐舞一体的抒情艺术之形式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同样,行文注意措词和音韵美是阿拉伯语言的重要特征,阿拉伯宗教经典《古兰经》多次出现“真主创造了人并教人修辞”的句子。中古中国与阿拉伯诗论在诗歌语言形式美方面的追求是就在这种抒情文学之根上蓬勃发展的理论奇葩。两者对诗歌语言表现规律的探寻与总结中古文学理论中是独有的。
二、客观性诉求:诗歌语言形式技巧分析
唐诗论主要包括史学家、诗选家、诗人的诗论和大量的诗格类作品。其中有诗技、诗法的讲求、诗艺诗境的探索,有儒家风雅论的复兴,也有佛道诗歌美学的深入探索。同期阿拉伯诗论主要诗选家和评论家的诗歌理论,贾希兹的《修辞与阐释》和伊本·穆阿泰兹的《贝蒂阿》主要从修辞方面探讨诗歌如何更好地表达意义;伊本·萨拉姆的《名诗人的品级》通过对着名诗人的品评定级来展示自己的诗歌理论;伊本·古泰白的《诗与诗人们》力图客观公正地分析诗歌,颇具科学精神。这两种在完全异质的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的诗歌历史中发展,面对迥然不同的民族语言的诗歌理论。都对抒情诗歌语言表现进行了大量客观的技术分析。
诗格是指中国古代以“诗格”、“诗式”、“诗法”命名的文学批评类着作,其创作主旨在于明确诗的法度和规则,主要内容是讨论诗的声韵、病犯、对偶以及句法。这类理论着作是在初盛唐出现的,晚唐五代进一步繁荣。唐代诗格的规律相当可观,参与这类理论着作写作的有着名文人、学士、亦有大量僧人,其受众多为学诗之徒和应举之士。所以这类书大抵可相当于如今的作文指导与应试指南,当时创作之盛也是可想而见的。
但唐代诗格在后世多散佚不见,或不为人重视,古人甚至“以之为‘俗书’、‘陋书’,尤其是清人,往往目之为‘三家村’俗陋之言而弃之不用。”今人在论及进行中国古代文论时也大多视其为低层次的教法之书,对其置之不理或一带而过。这其中有诗格类书籍内容较为琐屑的原因,更有中国古代儒家文论重内容轻形式、道家求超脱意境而蔑视创作技巧的美学意趣的影响。
比照世界各国的文学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摹仿论诗学求再现自然之客观性和其批评理论对文学措词的轻视、当代俄苏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对文学形式及创作技巧的细致分析和东方阿拉伯诗论中对语言精确传达意义的追求,由此反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就可以看到唐诗格的语言形式技巧探讨在古代中国和世界诗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学作为一种追求诗性表达的艺术形式,其创作并非天马行空,完全不可捉摸,作为种语言的艺术,其在语言形式层面上具有极强的艺术性和技巧性。但长期以来,相对于形而上的文学的美学特征,文学语言层面的创作技巧显得很不为人重视。世界各国文学理论中都存在内容与形式(文与质)、审美超越与文本分析两种不同倾向的斗争。
唐人诗格对中繁复周密的诗法要求。诗歌评论中对语言辞藻和声律等形式技巧的推崇。反映了唐代文学批评中极强的形式主义倾向。中唐后盛行“苦吟”,这一文学风气,自杜甫发端,以贾岛、盂郊、姚合等为代表的苦吟诗派注重诗歌的苦心经营、推敲锻炼、磨炼字句。对诗歌语言普遍持有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客观上“推动了晚唐五代时期诗格的兴盛”。这一倾向上承汉魏六朝对文学形式美的肯定,在永明声律论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以律诗的兴盛,诗格和诗论的成熟而达至。唐代诗歌语言形式理论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对诗歌语言所做的极其细致的、技术层面的分析,其完备与繁富程度决不亚于当时俄苏形式主义的形式理论和英美新批评所做的文本分析,是世界文学界理论中文学语言形式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古阿拉伯诗歌理论的科学性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