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8 17:39:52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劳动力流动的原因，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8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4
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渗透和制度更迭，劳动力流动现象呈现出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共生性与矛盾性，因而长久以来受到诸多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劳动力流动问题也表现出了多面性：它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体现着文化差异，同时又深受制度影响。正是由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导致我们要想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也极不容易。本文对劳动力流动理论进行梳理，以期掌握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路径，为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1 早期关注：宏观动因
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系统研究最早关注的是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本观点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劳动力呈现出宏观层面部门间的流动，对于把握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和机理给与了模型论证和经济学阐释，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1]（由于刘易斯首先提出，拉尼斯、费景汉做出修正和扩展，故也简称为刘易斯模型），作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经典模型，首次论证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实现平衡增长的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决定性意义，既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又揭示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二元经济理论肯定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农业部门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重要影响。经过扩展和完善的刘易斯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和有限剩余。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处于无限供给阶段，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不受限制，资本积累决定着整个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进程，在这个阶段，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力市场处于明显的需求方控制的买方市场，劳动者作为劳动力供给方没有发言权，因此工资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状态且长期没有上涨趋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在加速，当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时，二元经济发展就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劳动力资源仍有剩余但并非源源不断，而此时二元经济结构尚属于主要经济结构，工业化的进程仍在不断发展，此时进入二元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将决定整个二元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
乔根森[2]从新的角度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他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宏观动因在于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人口增长在乔根森模型中被内生化，它认为由于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受生理限制是有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却是无限增加的，因此正是由于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导致消费需求拉动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乔根森模型为分析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作了有益的补充和推进。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3]研究认为个体劳动力在效用最大化的利益驱使下实现自由流动，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托达罗模型认为，预期收入差距和就业概率是影响劳动力做出流动决策的主要动机，这是其在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主要创新，但是托达罗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的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假定与发展中国家现实极为不符，而且其提出的政策建议存在争议。
劳动力流动模式研究中微观基础极为薄弱，对于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关注甚少，没有考察劳动者作为微观个体的流动决策过程，这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2 研究深入：微观主体
新古典主义劳动力流动理论弥补以上缺陷，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认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在于微观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推拉理论从劳动力流入、流出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因素。拉文斯坦“人口迁移法则”是最早探讨劳动力流动原因的理论，得出经济因素是导致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唐纳德·博格在此基础上提出推拉理论，论述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推力和拉力的存在，流动是否发生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大小。随后经过李的扩展，将推拉理论进一步细化，分析劳动者个人特征对推力、拉力的反应，开始将宏观分析纳入微观因素。
在劳动力迁移行为研究的微观分析中，成本-收益理论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斯加斯塔德[4]将劳动力的流动决策视为一种投资行为，衡量行为的唯一目标则是通过对流动行为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对比，追求净收入最大化为劳动者的迁移目标。成本收益理论将收益成本划分为货币收益、非货币收益、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货币收益和成本决定着流动行为的货币性净收入，非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成本则体现了流动行为给劳动者带来的效用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为我们理清影响劳动者迁移的个人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非货币性因素更多的表现为劳动者对流动行为的主观评判，其中个人因素发挥主导作用。
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仍然以理性选择作为前提，但研究主体由个人发展为家庭，其核心理论观点被称为斯塔克[5-6] “相对贫困假说”，即家庭作为劳动力流动的决策主体，虽然收入仍是其追求的目标，但更加重视与参照群体的对比效应：家庭追求的是预期收入的最大与未来风险的最小，希望获得与其他参照家庭同等的福利效用。当收入分配在家庭之间越不均等、家庭间收入差距越大，家庭的贫困感会越强烈，为了分散风险，消除贫困感，做出迁移决策的可能也越大。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或是缺失，这种由于相对贫困而做出的迁移和流动更为常见。因此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观点出发，经济因素并非影响劳动力流动唯一动力，收入分配状况以及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研究视角，对于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启示。
完全竞争的市场假定是新古典主义方法研究的最大缺陷，因此研究的结论难以解释现实。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并非简单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劳动力作为流动的生产要素不同于资本等普通的生产要素，因为劳动力是依附于劳动者的流动而流动的，而劳动者是活生生的人，人的行为与决策不能简单应用经济学假设和原理去分析。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正是基于对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置入研究框架，比如劳动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状况等均认为是对流动决策产生影响的关键因子，通过借助于劳动者流动的微观行为来解释宏观层面的流动现象。
博加斯[7]的自我选择模型（selfselection model）就是从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内生性，探讨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了劳动者个人禀赋的不同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同表现，最终发现劳动者会通过自我选择机制流动到符合自己发挥能力的劳动力市场，个人素质高的劳动者往往会选择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劳动力市场，而个人素质较低者则会选择工资差距较小的劳动力市场。自我选择模型为我们研究劳动力个人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分析思路，也为劳动力流动能力与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洛伯兹[8]在解释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就业过程时，关注到了劳动者年龄的影响，他提出，劳动年龄人口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可能选择不同的就业形式：年轻时劳动者可以选择在小企业（非正规部门）就业，以雇工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当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掌握一些工作技能之后，30岁左右会选择以技术工人的身份向现代部门流动，经过一定时期的继续积累，40岁左右劳动者会重新选择回到非正规部门，以创业者的身份开始自己的事业。这种研究结论对于研究劳动流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3 创新性研究：社会网络理论的中观视角
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最具有时代特点，它弥补了已有研究局限于宏观经济结构、微观个人决策的角度，开辟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研究层面。社会学家波斯特[9]和梅西[10]劳动力流动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人际结构框架之下，重点关注潜在迁移者与相关亲朋好友的关系与联系对迁移者迁移行为的影响，认为人际关系网络可以降低劳动者流动的成本与风险，从而引发了更多的迁移行为、扩张了迁移的范围。
社会网络理论的代表性理论模型有社会资本理论和风险多样化模型。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置于人际网络结构的研究中，劳动力通过利用社会资本最大化其流动所得收益。波斯特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成员通过利用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地位和资格，从而更加有效地支配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的拥有会使得劳动力流动的信息更为充分、渠道更加多样，风险和成本却因此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概率。风险多样化模型沿用了新家庭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家庭作为决策单位，认为劳动力迁移的目的一方面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追求家庭风险最小化，家庭作为决策单元主体，利用所搭建的社会网络多样化其收入来源，分散家庭收入风险。
卡林顿和戈登对社会网络理论作了修整和扩展，其结论也非常具有借鉴价值。卡林顿[11]通过建立成本内生化的动态劳动力流动模型，论证了劳动力流动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社会网络的构建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较早的迁移者会在信息传送、工作搜寻、环境适应、语言沟通等方面给与潜在迁移者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种迁移网络一旦形成，劳动力迁移成本就会较前期下降，迁移的速度也会随之加快。戈登[12]的贡献在于加入了劳动力迁移决策中性别、家庭准则、预期、人力资本、家庭资源、社区特征的作用，建立了一个综合性的迁移决定行为模型，研究发现迁移意愿和迁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并不相同，颠覆了长久以来人们在该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如何区分影响流动意愿和流动行为的因素，并能准确地确定何种因素在何种情境下会起主要作用，这是戈登研究给与我们的重要启示。
早期经典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于劳动力流动的解释仅仅局限于工资差别，并且将劳动力流动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下无成本的流动，因此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具体内容和动力机制缺乏解释力。社会网络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和缺陷，它将劳动力流动看作一种“链式流动”，并且在流动中嵌入网络结构，很好地解释了劳动力流动的动态机制以及无法用收入因素解释的诸多流动行为，社会网络理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路启发。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均是在劳动力流动经典模式的基础上展开的，这其中有许多支持其发展的经验验证，也有关于其命题的激烈争论，无论何种声音，都对二元经济框架下劳动力流动理论起到了完善和补充的作用。正如Gustav Ranis[13]所言，在发展中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相互作用处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二元主义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提供有效的、经验的、实际可行的分析框架，其理论意义和作用毋庸置疑。事实上，即使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只要一体化的现代经济还未实现，二元理论就不失其指导价值，但要注意的是既然二元经济的分析框架引起诸多争论，我们就不得不考虑经济发展现实与二元理论的相符性，如何在继承经典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做出有意义的发展，是我们认清二元经济发展历程，解决二元经济发展问题的必然之举。
4 国内研究动态：二元经济及其拓展
国内学者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我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结合中国劳动力流动实践，做了大量的调研、论证与分析工作，有关文献不胜枚举。理论界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注，然后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和范围的逐步扩大，劳动力流动研究也扩大了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劳动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以及纳入性别、年龄、教育、婚姻状况、人均土地面积等多因素的实证研究等，研究人员试图从多方面、多角度认识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方式、影响及结果。
4.1 二元经济分析框架的理论探索
众多研究人员[14-15]认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借鉴价值，但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陈吉元[16]将非正规部门引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框架中，在借鉴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三元经济理论，对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动因和机制作出合理解释，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开创性探索。杜鹰、白南生[17]建立了外出家庭决策模型，研究发现由于中西方文化理念的影响，家庭因素成为影响中国劳动力流动重要因素，有别于西方迁移决策研究中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过程，中国劳动力流动则体现出明显的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特征，并以经济收入的获得为直接目的。杨春瑰[18]以托达罗模型为基础，建立了劳动力迁移的logistic离散模型，在考虑制度因素的前提下，研究发现预期工资率的差异与迁移的增长率呈正比。黄泰岩[19]、张宏伟[20]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地提出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三元并存的三元经济理论，突出了人力资本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作用。肖六亿[21]则在充分考虑技术进步对二元经济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将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原因从收入层面推进到技术进步层面，创新性地提出工资差距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力量，而技术进步才是劳动力流动的原驱力的观点。朱农[22]通过分析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劳动力迁移过程既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也有别于托达罗的三部门模型，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四元经济”的假设，即中国劳动力迁移是在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这个四元经济中进行的。蔡昉对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集中了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学科角度，对该问题的研究非常深入，但蔡昉认为[23]，目前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盲人摸象阶段，他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经济发展和转轨过程与劳动力流动结合起来，从而完成集大成的研究重任。
4.2 实证研究：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探索
近年来，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专题性研究越来越多，而且实证分析占据主要比重，由于所选用的模型不同、样本对象不一致、分析方法与评价标准不统一，研究结果往往不具有可比性，但实证分析作为理论研究的补充和验证，弥补了理论分析的不足，同时对我们如何科学使用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提供诸多借鉴。
白南生[17]通过调查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农业生产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或提高，也并不构成对劳动积累的必然障碍。杜鹰[17]依托实地调研和抽样调查获得的大量数据，对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宏观经济背景做了实证研究，将民工潮形成的基本原因作了分析和透视，合理阐明了当时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现实原因和宏观背景。赵耀辉[24]在研究影响中国人口乡城转移的因素中发现，耕地面积不足、劳动力过剩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农村税收的增加更加激发了劳动力向外流动，更多的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会减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动机和可能。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城市的工作和收入缺乏稳定预期，导致农村消费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对城镇化进程也产生了一定阻碍。郑真真等[25]将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女性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流动妇女的婚育和生殖健康，指出性别因素在劳动力迁移流动中存在质的差异。袁志刚[26]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并非城镇失业的主要因素。赵伟，李芬[27]开始关注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行为，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进行扩展，研究显示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集聚更倾向于扩大地区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张永丽，黄祖辉[28]通过甘肃省10个样本村调查所获资料，对比分析了两代农民工的流动行为，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渐渐成为流动主体，他们在流动过程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将会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孙文凯等[29]对2003-2006年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进行检验，通过双差回归方法研究，发现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反之社会网络、农村收入增加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有显著影响。
5 理论述评与思路启发
5.1 理论述评
国外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表明，二元经济分析框架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逐渐从宏观视野迈向微观分析，从经济人假设深入到社会人研究，从个体决策延伸至家庭及网络影响。一方面证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研究该问题越来越需要多学科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从微观切入，认清和把握微观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才会看清宏观经济现象的趋势与特点。
国内研究表面上看似乎涉及到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方方面面，尤其越来越多的专题性研究和实证分析已从各种可能的角度予以研究和论证，以至于我们在进行文献梳理时难以找到很好的分类标准将各类研究归类，然而诸多研究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对各种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探讨背后缺乏系统的、抽象的宏观把握，所以直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一般化理论或分析框架仍未建立，有效解释我国劳动力流动现象还需从微观分析中走出来，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宏观的流动规律和特点，构建符合中国实践的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化理论。笔者认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微观分析入手，避免具体性研究的特殊性缺陷，将研究视野放眼于整个宏观经济背景，以劳动力主体作为整个研究的切入点，看似微观的分析手段，实际上着眼于整个宏观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通过对劳动力主体的分析和论证，考察劳动力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得出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的内在机理和流动模式，为我国在经济发展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引导劳动力流动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也为构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框架作出理论上的创新与完善。此外，国内最新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性别差异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这表明当前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呈现多样化，如何将诸多影响因素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是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劳动力特征的提出和论证将有助于将整个研究建立在一致的逻辑范畴，通过规范性的分析方法建立的理论与模型才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
5.2 思路启发：研究视角的时代选择
刘易斯二元经济分析框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基础性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对于劳动力同质性的假设前提不符合劳动力流动现实。新家庭经济学以及社会网络理论在分析异质性劳动力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劳动力流动实践为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突显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又为我们分析后人口红利时代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国人口转变历程的特殊性也为异质性劳动力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有效的人口基础。笔者认为如此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有利于在异质性劳动力分析框架下展开对我国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
将异质性劳动力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并非首次，但是已有研究中涉及到的异质性基本上限定于劳动力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无论是教育与培训经历的区分，还是技能与非技能型的分类，均只考虑了劳动者异质性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关于影响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异质性因素并不唯一，而且也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比如对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返乡创业、劳动力反复流动、女性劳动力流动、大学生就业等问题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对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统一的界定，缺乏有效论证。笔者认为劳动力的异质性并非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不同，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异质因素并不唯一，所有造成劳动者个人决策差异的非经济因素都是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所在，他可能会包括劳动者对区域经济的整体预期、对出生地的眷恋、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考虑、对生存环境的选择等等很多方面。异质性的突显与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联系，当整个经济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社会福利和保障达到一定水平，劳动力流动会更多地通过非经济因素做出决策。笔者有意通过对异质性劳动力内涵及外延进行严格界定，并将异质性因素纳入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扩展和丰富，从而有效解释我国新的历史时期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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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Changes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Labor Migration Theory
SUN Xiaofang
（School of Economics，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Shanxi 030006，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macromigration model，micromigration theory， 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elaborates on the different concerns in different economic periods.At the same time in the dual economic analysis framework，the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on domestic labor migratio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lack of a logical link in the current studies in China and the
failure to come to the nature of the phenomenon of labor migration are the main defects. Considering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tide of rushing home”，“difficult Employ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and “beachhead battle”，the author proposes research priorities that explore the essence of these phenomena and
establish
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城市间分割指由于各种非市场因素，使得城市劳动力难以流出本城市或者外城市劳动力难以流入本城市，造成了以城市为界的市场分割状态，各城市具有相对独立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各市场之间呈现相对封闭状态，并具有各自不同的城市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工资率。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市场分割一样，其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资源缺乏流动。
我国自80年代起，确认了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的自由支配权，并逐步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管制，劳动者享有了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的权利。90年代明确实行主义市场后，为了满足经济快速增长所产生的巨大劳动力需求，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国家实行了提倡、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政策。在这一背景下，农村劳动力迅猛地流向城市，其规模逐年增加。到90年代后期，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超过1亿人。同时，随着城市国有、集体改革的深入，城市劳动力在城市内部的流动也加快进行。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1998年到2000年期间，我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2100多万人，其中60%以上实现了再就业。然而，相对于此，城市劳动力的跨城市流动却依然是“波澜不惊”，特别是其中的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技术工人等中高级劳动力（即所谓的人才资源）并没有像所希望的那样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起来。统计显示，从我国中西部跨地区流出的劳动力中，城市劳动力流动比例不足3%，属于人才流动的就更少了。其中原因何在？
从上讲，当劳动者具有了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他对是否流动和怎样流动具有完全的决定权以后，流动行为的发生与否则取决于该流动能否给本人带来净收益。流动净收益等于流动预期收益差减去流动成本，其公式为：R=(Rn-Ro)-（C1+C2+C3），其中：Rn表示流动后的预期收益；Ro表示不流动维持现有状况的预期收益；C1表示流动的直接成本，包括寻找新工作的费用、费、搬家安置费等；C2表示流动间接成本，指因流动而间接增加的各种额外支出；C3表示流动的机会成本，指因流动而损失的各种可能的收益。（注：个人感情、偏好等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也对流动产生，因其难以量化且不具普遍性，本文不做变量分析）。当净收益R>0时，表示流动可以获益，从而促使流动实现，且R越大，流动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当净收益R≤0时，表示流动无法获益甚至受损，流动不能实现（特殊偏好流动和强制流动除外）。下面，我们运用该公式对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进行分析：
1、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净收益分析。由于城乡收入的巨大差别，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就业将立即获得一份明显高于其在家乡务农的工资收益Rn（目前沿海地区农民工月工资约为500—800元），而且城市较多的就业机会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对渴望见世面、“闯世界”的青年农村劳动力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和想象力，进一步增加了其预期收益和流动意愿，尽管这一预期并不完全符合现实。农村劳动力不流动，继续在家务农的预期收益Ro主要是农产品，按目前标准置换成货币大多低于100元/月，对部分无事可做的闲置劳动力而言，甚至趋于0。其流动成本主要体现在寻找新工作的费用、交通费等直接成本C1上（按照目前标准，跨地区流动一般为1000—2000元，地区内流动一般在1000元以下）；间接成本C2一般较小，因为进城农民工住、食大多由厂家解决，至于其他新增的必要开支，也多是省吃俭用；机会成本C3几乎为0，因为在农村很少有挣钱的机会，而且流入城市也不会失去土地和住房等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财产，特别是对于无所牵挂的未婚青年劳动力更是如此。大致估算以下，一个普通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就业，其年净收益R一般可达4000—8000元。对绝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来说，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因而其必然会向城市流动，而且流动愿望很强烈，流动的规模也很大。据统计，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1985年约为3000万人，1993年超过6000万人，2000达到1.3亿人。这一实际情况，从经验上支持了上述理论分析。
2、城市劳动力跨城市流动的净收益分析。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我国不同城市和地区之间，特别是东西部城市、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1999年和2000年，职工工资最高的三省市的平均水平分别是最低的三省的2.206倍和2.278倍。特别是高新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等高级人才的工资收入，东西差距更为明显，同一岗位或职位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的收入比中西部城市高达3—8倍。这种明显的地区收入差距说明城市劳动力跨城市、跨地区流动的预期收益差（Rn-Ro）很大，已经构成了城市劳动力流动，特别是人才流动的强大经济动因。但是，现实中却出现了流动不畅，从流动净收益公式分析，只能归因于流动成本过高，甚至高过预期收益差(Rn-Ro)，致使流动净收益R≤0，流动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进一步考察城市劳动力跨城市、跨地区流动的成本C1、C2和C3。目前我国城市劳动力跨城市流动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经政府部门批准的计划性流动，包括人员调动、转业安置、婚迁和随迁等；二是市场性自由流动。随着信息、交通高度发达和城市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流动的直接成本C1，对两类流动者的影响都不大。但是，流动的间接成本C2和机会成本C3的影响则有明显差别。对于第一类流动者，其流入新城市以后，立即获得了该城市的常住户籍，成为该城市的合法居民，享有城市提供的公共福利，其人事档案关系、社会保险关系在新城市得到确认和接续，子女家属的迁入也相应得到解决。其在原城市所享有的待遇、福利、社会认同等等在新城市不仅没有失去，反而得到改善，而且拥有了比原城市更多、更好的机会。总之，计划性流动的成本小，预期收益大，因而净收益也大。因此，大家都想方设法往发达城市调动和转业。可是，每年批准的指标有限，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怎么办？自己去！
可是，到了“自己去”，则“不可同日而语”了。首先，自由流动的城市劳动力没有流入城市的户籍，不仅无法在新城市享受到相应的权利，如子女上学、购买经济适用房、平等就业等，而且还可能被视为“黑户”、“盲流”，倍受歧视，甚至还要遭驱逐。如果流入者想要像在原城市那样，平等地享有所在城市提供的各项待遇，则需要向政府申请购买获得当地户籍。一般购买一个发达城市户口需要2—3万元，少数需要4万元以上，这实际上是增加了其流动的间接成本C2，如果三口之家一起流动，此项流动成本达到5—10万元。其次，未经批准流入，当地政府对于劳动者原来的工龄不予确认，对其社会保险关系不予接收。这就意味着，其在原城市本可享受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待遇在流入新城市后因保险关系无法转移而全部失去。此项损失（机会成本C3）一般都在10万元以上，而且还可能造成自由流动者“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给劳动者带来极大的不安定感，大大增加了流动的心理成本。再次，住房福利损失。在传统的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下，城市职工住的是单位的公房或微租房，这就形成了劳动者与单位的依附关系。如果劳动者离开原单位将无法享受这些福利，其损失（机会成本C3）也高达数万元，甚至上10万元。粗略计算，仅此三项给城市劳动力流动带来的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就高达几十万元，虽然年轻劳动力的流动成本会小一些，但也是数万元。对于绝大多数的城市劳动力而言，如此高额的流动成本是流动收益差难以弥补的，因而其流动净收益R≤0，自由流动实际上也就不可能实现。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现行的户籍、住房、社会保险、调动等制度因素，引起了城市劳动力跨城市、跨地区自由流动的高额流动成本，从而阻止了城市劳动力在城市间的自由流动，最终造成了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城市间分割。
二、城市劳动力市场地区分割和后果。
从上讲，在市场条件下，只有按照市场机制，充分发挥竞争和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才能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的最优配置。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其配置同样要遵循这一市场经济。如果因为非市场因素，造成劳动力资源难以流动，形成市场分割，必然阻碍市场竞争，使劳动力价格（工资）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导致市场失灵。具体而言，当前存在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城市间分割产生了以下后果：
首先，城市劳动力无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影响经济。在不存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城市劳动力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由市场进行优化配置，最后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供求均衡状态。在当前存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各城市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则与此不同：在发达城市和地区，由于经济水平高、产业升级快、高新技术发展快、大公司大多等原因，对中、高级城市劳动力的需求会较大，而其本市、本地区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又难以从其他城市和地区引进足够的合格劳动力，从而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短缺、人才不足的情况，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在欠发达城市，则与此相反，经济发展较慢，就业机会不足，而城市劳动力想走又走不动，导致劳动力供给过剩、资源闲置、人才浪费，进而影响生产效率。总的说来，整个社会的总效益因此而大大降低。
其次，增加了企业成本，降低了社会就业率。发达城市和地区的企业，往往面临中高级城市劳动力资源供不应求的局面，为了获得必要的人才资源，企业只好不断提高工资率，以达到从外地市吸引、招聘人才的目的，这无疑额外地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特别是中高级人才需求比例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其劳动力成本增长幅度更大，从而削弱了其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利于产业技术创新；同时，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又会抑制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的增加，给当地扩大就业带来了难度。
再次，进一步拉大我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发达城市和与欠发达城市劳动力供求的“双失衡”，发达城市的社会均衡工资率因劳动力供不应求而上升，欠发达城市的则因劳动力过度竞争而下降，“一升一降”进一步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的收入差距，加剧了地区不平衡。
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还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就业的地区垄断，等于为本地劳动力就业创造了一个封闭的温室环境，这样一个缺乏外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不利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育、开发，必然会导致整个城市、整个国家人才综合竞争力的下降。
对个人而言，由于制度因素而造成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实质上是一种人为的机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可能使某些人一生再努力也无法改变其不利的境况，这实际上是对积极向上的个人精神的压制，无疑会对整个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三、政策建议
上述表明，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户籍、住房、福利、社会保险等制度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自由流动，这些制度性因素造成了高额的劳动力流动成本，从而阻碍了流动的实现。因此，要消除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就业垄断，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就需要从改革制约城市劳动力流动的旧制度、降低城市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成本入手。
首先，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现行户籍制度。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劳动力的户籍与其享有的各项经济、社会权利，甚至权利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户籍相当于劳动者的身份，失去了户籍就失去了与此相连的各项权利，这实际上是对劳动者人身自由权的一种束缚。既然要鼓励和促进劳动力流动，就要改革这种禁锢劳动力自由的不合理制度，取消户籍与其他权利的挂钩，实行和完善个人身份证制度，让每一位跨地区流动的劳动者不因户籍的改变而利益受损。这样做在短期内可能会对大城市、发达城市产生一定的冲击，但从长远来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劳动力的流量和流向，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的合理配置。
其次，应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住房、福利分配货币化政策；对于已经分给职工居住的福利房，也应逐步将产权卖给职工，最终实现住房产权的个人所有。这样既消除劳动者对所在单位的利益依附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也减少了单位的社会性事务和经济负担，使企业可以从繁杂的社会事务中摆脱出来，专门从事生产经营。当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时，他可以在市场上将现有住房变现，到流入城市重新购置或租赁住房，不必再因流动而受损。
再次，应建立一个社会保障权利货币化、不依附于地方政府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已经基本摆脱原来“企业保险”模式对企业的依赖关系，接下来应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摆脱对所在城市和地区的利益依赖关系。应在坚持实行的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对于基本保险的基础部分，应将目前的统筹层次由地市级统筹上升为省级统筹、全国统筹，通过国家、行政强制力，在全国范围内筹资并实行统筹调剂，以保证职工在全国各地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保险待遇，体现社会公平。对于基本保险基础部分以外的其他部分，可由各地办理，以体现地区差距，调动职工积极性。地方经办的社会保险待遇全部实行货币化，记入职工社会保险个人帐户；同时对于在旧的保险制度下国家承诺职工享有的社会保险权利，也按照中央和地方合理分担的原则，全部实行货币化，记入职工的社会保险个人帐户。职工跨城市、跨地区流动时，其社会保险个人帐户全部储存额随同转移。这样就可以保证城市劳动者在流动前后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险待遇，解除了职工流动的后顾之忧。
此外，还应改革城市职工的人事档案制度，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以劳动合同规范单位和职工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职工档案管理的社会化、电脑化，等等。总之，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改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为城市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自由、高效地流动创造宽松、有利的制度环境，使全国的城市劳动力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和利用。
四、结论
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对相关的户籍、人事、保险福利制度改革滞后或不到位，没有真正打破计划经济形成的城市劳动者对所在单位和城市的人身依附和利益依附关系，从而导致城市劳动力跨城市自由流动的高额流动成本，阻碍了流动的实现，最终造成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城市间分割。这种因制度性因素所造成市场分割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很大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当前，改革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相关制度，打破包括城市劳动力市场在内的各种市场的地区间分割和封锁，是应对加入WTO，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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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甬军：《地区间市场封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大卫.桑普斯福特、泽弗里斯.桑纳托斯主编：《劳动学前沿问题》中译本，
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腾图出版社，1990；
A、劳动者具有人身自由
B、劳动者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料
C、劳动力成为商品
D、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2、在远古时期，在( )著作中，热情讴歌了人类的劳动，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得到财富、荣誉、家庭和朋友。
A、赫西奥德的《劳动与时日》
B、色诺芬的《经济论》
C、色诺芬的《雅典的收入》
D、柏拉图的《理想国》
3、产业革命后，提出“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观点的经济学家是( )。
A、配第 B、斯密 C、李嘉图 D、萨伊
4、( )标志着劳动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独立发展阶段。
A、索罗门·布拉姆的《劳动经济学》著作出版
B、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
C、20世纪40年代，芝加哥学派进行的“劳动经济学革命”
D、我国朱九通教授所著的《劳动经济学概论》出版
5、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起点是( )。
A、劳动力市场理论 B、工资理论
C、人的劳动和人力资源 D、个人职业生涯与职业选择
6、在知识经济时代，就业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 )
A、健康的身体 B、忠实于雇主
C、身怀一技之长 D、具有知识和不断创新的能力
7、按照行为科学家的研究，人的行为链条为( )。
A、动机需要行为目标 B、需要行为动机目标
C、目标需要动机行为 D、需要动机行为目标
8、美国行为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由低到高的顺序分为( )。
A、安全、生理、尊重、社交、自我实现
B、生理、安全、尊重、自我实现、社交
C、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
D、生理、尊重、安全、社交、自我实现
9、在人力资源所包括的几个素质中，( )是基础。
A、科学文化素质 B、思想道德素质
C、身体素质 D、技能能力素质
10、狭义的人力资源开发是指( )。
A、人力资源的生理开发 B、人力资源的心理开发
C、人力资源的伦理开发 D、人力资源的智力和技能开发
11、在影响劳动力供给的诸多因素中，最为主要的因素是( )。
A、市场工资率 B、非劳动收入
C、家庭性因素 D、个人偏好
12、现代劳动经济学认为，在工时固定的情况下，要实现的劳动供给量，的办法是( )。
A、实行奖励工资 B、实行计时工资
C、实行固定工资 D、进行道德刺激
13、劳动力供给等于( )。
A、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时间
B、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效率
C、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时间×劳动力的效率
D、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时间+劳动力的效率
14、影响劳动力供给的非经济因素有( )。
A、市场工资率的高低 B、非劳动收入的多少
C、家庭因素的强弱 D、个人偏好
15、影响劳动力市场最根本、最主要的要素是( )。
A、市场性要素 B、组织性要素
C、社会性要素 D、工会、政府
16、劳动力市场的歧视主要可分为( )两类。
A、种族歧视、性别歧视 B、种族歧视、身体障碍歧视
C、宗教歧视、身体障碍歧视 D、工资歧视、职业歧视
17、在支配劳动力流动的内在机制中，最基本的机制是( )。
A、工资机制 B、供求机制 C、竞争机制 D、风险机制
18、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合理性是指( )。
A、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
B、劳动力流动的收益大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
C、劳动力流动的收益等于劳动力流动成本
D、劳动力流动收益小于劳动力流动成本
19、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是( )。
A、健康状况 B、社会文化因素
C、经济因素 D、人际关系
20、与年轻的劳动力比较而言，年老的劳动力流动率较低，主要原因是年老的劳动力流动的( )。
A、直接成本增加 B、机会成本增加
C、心理成本增加 D、风险成本增加
参考答案：
单项选择题
1、C 2、A 3、A 4、A 5、C 6、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