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3 15:36:24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涉外行政诉讼特征，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中图分类号:D92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09)12-0054-02
简易程序作为一种高效快捷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医治诉讼效率低下的一剂良方,已成为世界各国及地区普遍适用的诉讼程序。笔者此前曾撰文论述,我国行政诉讼也应当遵循“效益优先,兼顾公正,两者平衡协调”的原则,根据我国行政诉讼自身的特点,构建多元化的行政诉讼简易程序体系。但由于篇幅限制和笔者思虑不周,文章不免有不完善之处。本文试图从简易程序的价值、目的、理论基础以及行政诉讼不同于其他诉讼的特点出发,进一步完善构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应遵循的五大原则。
一、多元化原则
在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法院所受理和审理的行政案件类型多种多样,繁简有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对1991年至2002年全省行政案件类型作了统计表。从统计表不难看出行政案件类型多种多样,涉及面很广。1995年以前,浙江省各地审理的行政案件类型比较单一,主要涉及治安、土地、城建等部门。但是,1995年以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行政案件基本上已覆盖所有行政管理领域,行政案件的被告也已覆盖50多个行政机关以及其他具有国家行政管理权的组织。由此可见,行政案件类型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现已纳入统计的25个行政部门中,所涉行政案件仅占2/3多,近1/3行政案件,如涉及金融、证券等经济行政案件,劳动保障、教育、民政等社会行政案件,以及涉外行政案件等尚未纳入最高法院统计报表的种类范围。从司法实践部门反馈的资料可见:在行政诉讼实践中,行政案件类型的涉及面越来越广,基本上已覆盖所有行政管理领域,案件类型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
目前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任何案件一律适用普通程序,显然已不适应案件审理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司法资源的配置应当与行政案件的审理相匹配,适用简易程序的标准应由原来的单一化走向多元化。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是多种多样的,对不同的案件可以适用不同
类型的简易程序,真正做到程序的合理配置。只有如此,才能有效解决行政案件的多样性与程序的单一性之间的矛盾,也才能有效解决行政案件的日益增长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固有矛盾。同样,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不仅使简易程序从普通程序中分离出来,也为简易程序的多样化提供了依据。“在行政诉讼之领域,有不因案件之性质,一律由统一形态之裁判庭审理者,如我国,有依案件之重要性(具有原则性意义、将变更判例、与其他裁判庭见解不同、足以形成法律之再发展或引起舆论者),由不同形态之裁判庭审理者,如法、德、奥、瑞、意及日本;有依案件之简易,由独任法官或小法庭审理者,前者如法国,后者如德、奥。此既富弹性,亦符诉讼经济之原则”。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笔者认为,在设立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时,要打破以往刑事及民事诉讼中那种单一的独任小法庭式的简易程序模式,构建多元化的简易程序模式:既包括一般简易程序,也包括特别简易程序。一般简易程序又打破那种独任制的单一模式,在此基础上添设一种普通式简易程序模式,正好填补了某些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太繁琐但适用独任小法庭式简易程序又不相宜这一空缺。在特别简易程序中既包括诉讼和解程序这种可以整体适用的简易程序,也包括紧急审理程序这种可以局部适用的简易程序。
二、简易化原则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入发展,法律同经济活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规则对法律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学分析》中提出了法律的效益问题。具体而言,从公平分配公共资源的角度看,诉讼所占用的司法资源不能大于为社会所挽回的经济损失;从当事人角度看,如果司法制度不能保障当事人所付出的诉讼成本与其所获得的程序利益相当的话,那么即使这种司法制度符合当事人主观上公正的感觉,但这种公正对他而言依然是不理性的,对于对方当事人而言,程序利益和机会成本都无法获得完全补偿,更是不公正的。如果当事人所享有的程序保障与其从程序中所获得的利益相适应,这一程序即为“正当程序”。“诉讼,本属不经济;预防诉讼,始为上策”。因而,人们为免于被诉所累,都不愿进行诉讼。即使万不得已,人们也普遍追求一种高效简易的诉讼方式。诉讼经济原则及制度“乃用以追求及确保正确、迅速及简易解决争诉,并预防诉讼之再发生,为所有诉讼制度所共通,故各种诉讼法因其目的之不同,乃设各种不同谋求‘以最少之人力、物力及时间,达成最佳及最终之解决纷争’之规定”。
完善的诉讼法规,除确保法官依法裁判以外,还应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同时应有诉讼经济的意义。作为一种简易化速决程序,简易程序实际上就是基于对诉讼经济的追求而设计出来的。因而,在构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过程中,我们应把诉讼的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在程序的设计上,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的基础上,尽量对程序加以简化速决,对于那些繁琐的程序加以削减。只有把以往繁琐沉重的程序的不必要的包袱都甩掉,克服以往简易程序不简化的缺点,才能让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轻装上阵,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正当化原则
简易程序贵在其简易速决,充分满足了人们对诉讼效率的追求。为了提高诉讼效率,简易程序不需要像普通程序那样规范和严格,但并不意味着简易程序越简单越好,也不是越简单效率就越高。简易程序的简易程度应该限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之内,如果超过了这个度,只会适得其反。因为一旦简易程序失去了其必要的公正性,人们就会对其失去信任感,对通过这一程序作出的判决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如果因此引发二审程序,将导致司法资源的二次投入,这样浪费更大。因而,在简易程序环节,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也应符合正当程序的某些基本规则。“最低限度公正旨在表达这样一种思想,即有些程序要求是一个法律程序为了体现程序正义而不可缺少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如果这些要求都没有得到满足,不论该程序的其他方面如何,程序的公正性和正当性都会产生问题。最低限度的公正是程序设计和程序操作必须给与首要关怀的问题”。因此,在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构建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程序的正当化原则,保障程序的最低限度公正。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设置必须做到:(1)保障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如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原则、程序选择权、法官中立原则、程序理性原则、程序公开原则等均应得到保障。(2)保障当事人接近正义的机会。“一种真正现代司法审判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必须是,司法能有效地为所有人接近,而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对于所有人可以接近”,这一理念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我们在设置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时,理应注意扫除当事人“实际接近司法救济”的障碍,保障其接近正义的权利。唯有如此,才谈得上保障了程序的正当化,才真正体现了程序的正当化原则。
四、协调性原则
理想的简易程序应当是公正与效率相统一的程序,但在现实中,公正与效率在一定层面上又确实存在着冲突。有的学者将这一冲突界定为形式和实质上的背反,并指出行政立法的最大任务和最终目标,就是使公正与效率在行政法制中达到最大限度的和谐。因此,我们要试图在程序的简易化与正当化之间寻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在这一点上构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只能发表一点粗浅意见。
(1)兼顾程序的简易化与正当化
在简易程序的具体环节中,既要提高诉讼效益也应符合正当程序的某些基本原则。简易程序,顾名思义,就会想到程序的“削繁就简”。但是,创建简易程序还要遵循程序的正当化标准。所谓程序的正当化,即是按照正当程序的一般要求来设计和构建诉讼程序。正当程序的概念源于英美法,时至今日,它早已成了现代诉讼程序的普遍标准。作为一种简便快捷的诉讼程序,简易程序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诉讼效率,无须像普通程序一样严谨规范。但如果简易程序的设计越过了公正这条底线,只会适得其反,与其初衷背道而驰。我们不能使普通程序“正当化”与简易程序“简易化”两者背道而驰,而是应实现程序的简易化与正当化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2)协调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
借鉴国内外经验,不难看出简易程序在缩短有关诉讼周期,减少某些诉讼环节的同时,会赋予法官更多的管理诉讼的权力,以便于其推动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适当加强法官职权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但法官权利的过分扩张不利于当事人自的行使,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不利。因而应当视具体情况来实现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协调。为平衡两者的诉讼地位和力量,诉讼结构应以职权主义为主、当事人主义为辅,在庭审阶段,应采取强式当事人主义、弱式职权主义的构造模式。为充分调动诉讼当事人的积极性,营造诉讼当事人双方有一个对案件事实和证据发表陈述意见和答辩的场所,以体现“两造对抗”原则,故应采用强式当事人主义。当然,独任制法官在必要时,可采取一定职权主义,以引导庭审的顺利进行。
(3)平衡强制性程序规则与选择性程序规则
一般而言,简易程序通过强制性缩短诉讼期间、诉讼时效以及减少某些诉讼环节的强制性规定,来达到加快诉讼进程的目的。这些强制性规定也应考虑当事人的处分权,设置一些选择性规范,实现诉讼程序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协调。美国学者朗?富勒曾精辟地指出:“使审判区别于其他秩序形成原则的内在特征在于承认审判所作决定将对之产生直接影响的人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参与审判,即承认他们为了得到对自己有利的决定而提出证据并进行理性的说服和辩论”。由此可见程序参与原则是司法审判的本质体现,也是“程序人性化”的发展要求。而且当事人通过对程序的参与和选择,会更容易从心理上接受裁判结果。它们有可能不赞成裁决的有关内容,但他们却愿意服从裁决。赋予当事人适当的程序选择权可以充分调动当事人参与程序的自主性,提高诉讼效率,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程序的正当性。
五、程序平等原则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有一定的卫星通讯能力，但国际卫星通讯需要依赖外国公司。中国国内在与外国卫星公司订立合同时没有预见到中国预提所得税的。基层税务部门在实际工作中碰到境内公司向国外付款没有代扣代缴所得税的现象，于是向国家税务总局请示。1998年11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外国企业出租卫星通讯线路所取得的收入征税问题的通知》，该《通知》指出，“外国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将其所拥有的卫星、电缆、光导纤维等通讯线路或其他类似设备，提供给中国境内企业、机构或个人使用所取得的收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税法）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租金收入，应依照税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征收企业所得税。”
美国某公司与中国某电视台签定电视信号传输合同，《合同》约定由该公司负责将电视信号传送到全球指定的地点。该公司在中国境内没有常设机构，而且不在中国领土或领空接收信号，电视信号是由中国境内别的公司的卫星发送到该公司拥有的位于外层空间的一颗卫星上。此外，根据中国有关规定，该电视台的国际电视节目在中国境内禁止下行和接收。这样，一切可能避免的税收管辖因素都预防到了。某市国税局下属部门依据上述《通知》对上述公司征收了预提所得税。该公司不服，申请复议，并进入了诉讼程序。
虽然案件针对的是某市国税局的下属部门作出的关于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的决定，但争议其实围绕着总局《通知》的展开。本文主要针对《通知》，其国内法与协定的基础，同时也梳理了案件引出的一些值得反思的程序、体制问题。《通知》涉及多项内容，本文集中关注其中一项——卫星。在正式分析之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通知》提到的情况是将卫星提供给中国境内的企业使用，字面上没有说明是将整个卫星提供给境内企业使用还是将卫星的部分转发器提供给境内企业“使用”。假设是前者，那么就是境内卫星运营企业与国外的卫星拥有者之间的设备租赁合同。就我个人有限的阅历来说，我不知道中国是否存在卫星运营企业对外国卫星的整租现象，但至少从税收处理来说，这种情况不存在任何难题。因此，如果不把《通知》解释成无的放矢，那么我们就应该将其理解为后一种情况。实际上《通知》被适用并产生争议的正是后种情形，总局后来的批复也证明《通知》真实意思如此。
该《通知》之所以引起国内和国际广泛的兴趣，不仅是因为它在国际税收管辖权的灰色地带独树一帜，在国际新兴的棘手的难题上猛地下了一刀，而且因为《通知》及其后的执行行为发生在一个关键时刻：中国入世谈判的最后阶段和入世的开端。尽管从案件处理上看，《通知》引出的问题已经水落石出，但是世人的兴趣却似乎方兴未艾。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是想强调税收法定主义的重要性和多层面的内涵，以及面对新情况法律解释应该遵循的原则。
二、救济过程的程序问题
进入实体的分析以前，有几个程序问题值得提出。本案涉及许多复杂的程序问题，有些是以前出现过的，有些是受案法院以前没有遇见过的。比如，被告资格、复议前置、义务履行前置、级别管辖、撤诉后是否可以继续审理、外国专家证人出庭。下面选择介述其中几个问题。
1、被告的确定
被告的确定是一个插曲，而且还非常复杂。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总局，二是第一次发出征税通知的基层稽查局。
总局问题。既然《通知》是案件的根源，那么，从诉讼角度来说，首先就面临一个问题：能否直接针对《通知》起诉国家税务总局？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本案所涉争议在国内是新问题，没有先例，在国际上也是新问题，不是基层税务执法机关所能回答的，在复议与诉讼过程中，被告也强调是执行总局的《通知》，而且专门请示过总局。原告在寻求救济的整个过程中总深深地感觉到面对的不是真正的被告。
从诉讼策略上说，当然应该以具体征税机关为被告，因为如果冒险起诉总局不被法院支持，以被告不适格驳回起诉的话，又得重来一遍，非常不。而且涉外税收争议按照协定的规定，可以由双边政府协调，如果直接起诉总局，那就不留余地了。但是作为一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探讨。
反对的法律理由是，《通知》是抽象行政行为，不针对任何特定的纳税主体，因此没有对其权益造成具体直接的不利。按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通知》不可诉。这个理由在现存的法律制度下是成立的。但是理论界一直主张废除《行政诉讼法》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排除规定，现在有些报告已经明确建议修改《行政诉讼法》，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具体理由这里不再叙述。
随便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税收法律法规汇编》，我们发现其中收录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件都是总局通知。如果将来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总局可能不堪应付。这种现象其实反映了我们税收领域的行政政策主义倾向，与法定主义或议会主义原则相悖。在社会从法律虚无主义转向法治的过程中，大量的规章及行政解释的存在比之法律阙如，各级税务机关各行其是总要好。但税收中的政策倚重应该及时上升、转换成法定主义。
稽查局问题。由于最初具体对外行文征税的主体是稽查局，人们可能获得的第一反映是起诉稽查局。但是，稽查局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地位。这是我国税收政策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所谓法定主义，除了征税的种类、幅度等实体内容由选举产生的代表通过法律设定之外，还意味着征税机关的法定主义。我们注意到税务总局自己发文强调过该机构的主体地位，但是，这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因为行政机关的创设权属于议会（人大）。
基于上述考虑，最初起诉的是稽查局的上级机构。在诉讼过程中，被告表示退税，原告撤诉。几天后，一个税务分所作出了同样内容的决定。原告又重新走了一遍复议和起诉。表面上看，原告在诉讼策略上失败了。但是从坚持税收法定主义的立场来看，原告保持了一致性，而不是只问该不该纳税而不管谁来征税，所以在原则的意义上原告是成功的。
2、纳税义务履行前置和复议前置。
纳税义务履行前置。在行政法学上有一个传统说法，这就是诉讼不停止执行的原则。这被认为是行政行为的效力特征之一。但是，在实际的行政决定行文和操作上，我们许多情况下又走了相反的方向。一般的行政决定最后都会写明复议和诉讼的期限，限期不复议或起诉的，行政决定就进入执行阶段。而且《行政诉讼法》也规定了诉讼期间可以申请停止执行。诉讼不停止执行的原则现在受到质疑。有人提出立法建议，主张改为诉讼过程中停止执行为原则，执行为例外。行政决定如果关涉重大紧急的公共利益，可以直接执行，否则最好不要在复议或诉讼期间执行，以免给当事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税收征管中行政决定的执行颇具特色。从执行意义上《征管法》将行政决定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纳税争议，对于这一类争议实行纳税义务履行前置和复议前置的原则。《税收征管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交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然后可以”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可以上诉。第二类是其它行政争议，对于这一类争议遵循一般行政争议的常规道路。第五十六条规定，对于税收处罚决定、强制执行措施和税收保全措施不服的，可以直接申请复议或诉讼，或在不服复议决定后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诉讼，又不履行义务的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税收争议的义务履行前置原则，不是中国的独创。赞成者的理由是，第一、税收是国家基本利益，如果等到纳税人打完官司再收税，国家财政无法保证；第二、纳税是公民的宪法义务或基本义务，基本义务优先于法律权利；第三、如果纳税人胜诉，事后可以由税务机关退还税款，不会给纳税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这三条理由都会遭到反驳。第一、征税是对财产权的合法剥夺，它关涉国家的基本利益，同样也损害公民的基本利益或权利。那种以为救济终结后再强制履行，国家财政就失去保证的想法过于天真。它假定了多数纳税人会走上复议或诉讼的道路。这种假定是不真实的，因为打官司是一种成本的消耗，纳税人即使想无理取闹也必须进行成本效益的计算。如果说这还只是理论上的推断，那我们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实证考察得出一个经验判断：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打官司的。第二、诚然，纳税是基本义务，但是获得正当法律救济的权利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纳税义务优先，那不是“花钱买”救济吗？第三、退还就不会有损失了吗？这是对资本的静止的机械的认识，资本的价值是有时间性的，超过一定时间的补偿，意义可能完全不同。而且，如果我们把事情设想得更复杂点，比如纳税人是上市公司，突然被要求就某种收入纳税，那么，征税的决定无疑会影响其股票行情。因此，从原则的意义上说，应该修改《税收征管法》，使之与一般义务的履行一致，但我们可以考虑规定纳税义务的时效不因诉讼而中止，如果纳税人败诉，需要加收滞纳金。面对滞纳金的风险，纳税人可以选择是否先交纳税款。当然，特殊情况下，税务机关可以申请先予执行。
前置还有两个实际的理由。一个是，鉴于腐败盛行的现状，如果纳税人可以先不履行义务，那可能会为腐败提供一个新的渊蒌。另一个是，目前人们的纳税意识本来就很薄弱，如果取消该原则，那势必助长偷税漏税之风。上述两点是经验判断，不能否定原则判断的有效性，当然对立法决策者来说是重要的。
复议前置。税收争议的复议前置原则一方面似乎强调了税收争议的专业性，但同时我们整个的行政复议体制又完全缺乏独立性和公开性。因此，复议连“流于形式”的评价都不配，因为它缺乏起码的形式公开。这种体制下强调复议前置，其效果多数情况下就是多一道手续和多一份成本（尽管复议不收费）。我不是要否定税务案件的专业性，相反，我认为税务行政复议走专业行政裁判所的路子，吸收各专业领域的专家参加，实行准司法程序。司法审查只负责法律争议，而且最好设立专门的税务法庭。
3、执法主体的变更引发的程序问题。
前面提到，双方对稽查局的法律地位存在争议，最后导致执法主体的更换。前后两个主体的行为是一个案件还是两个案件呢？这不是吹毛求疵或犯法律专业癖。如果作为一个案件处理，那么原告可以要求法院继续审理，节省时间和资金。但是，一种意见认为新的主体作出的行为就是一个新的行政行为，对它不服，又得再重新起诉，而且是复议前置。由于新的主体地址有异，按照地域管辖的分工，起诉的法院也得变更。前后折腾又是差不多一年。同一个事由，同一个涉外分局的下属两个机构，同一个原告，而且原告在程序上并无过错，一定要作为两个案件处理，走两遍程序，合理吗？这充分暴露了我们税收征管体制和复议制度的“烦人”，也引起我们反思我国法学的诉的概念、诉讼制度的目的和价值。三、电视信号卫星传输的特点及合同的一般安排
不了解电视信号卫星传输的一般特点与合同的一般安排，我们就无法深入地讨论其中的争议。
电视信号卫星传输是卫星通信的一种。卫星通信是指地球上的无线电通信站之间利用人造卫星作中继站进行的微波通信活动。一个卫星通信系统由空间系统、地球站、跟踪遥测与指令系统和监控管理系统四个子系统组成。卫星是一个关键设备，它由天线系统、控制系统、通信系统、电源系统和跟踪、遥测、指令系统五个子系统组成。在商业上为了便于操作人们将通信系统按照频率和带宽将微波划分成若干部分——转发器，每一部分用于传输特定的信号。所谓转发器其实不是卫星硬件设施的分配，而是卫星功能的形象说法。
卫星通讯公司的运营必须满足以下基本的条件：1、拥有一定数量的卫星的使用权（可能自己所有，也可能租赁使用）。2、设立地面控制站进行对卫星的跟踪、遥测和控制，保证卫星与地球同步正常运行。3、设立全球服务中心，连续监测客户信号，协调管理，保证传输质量。4、设立上行、下行及地面传输的设施。5、拥有卫星运营的许可证。6、遵循国际电讯的管理要求。
电视信号传输合同因卫星公司的不同和客户要求的不同而各有差异，但是该类合同具有一些必备的条款，也就是规定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的条款。卫星公司的主要义务是：1、接收信号，将其传输至指定的下行覆盖范围。2、监控卫星，使信号的传输不被中断或受到阻碍。3、监视所有客户与卫星的连接，保证特定客户的信号不干扰其他客户信号也不受其他客户信号的干扰。请注意：传输技术性失败的责任原则上在于卫星公司。卫星公司的权力是：1、要求客户按照其信号制式提供信号，必要时在下行后进行改制。2、单方购买、管理、控制卫星和地面设施。3、进行信号编码与压缩。4、为了保护卫星的性能和正常操作，优先单独决定中止服务或调整转发器，甚至清除客户信号。5、获得报酬（收取服务费）。
电视台的主要义务是：1、按照合同规定的技术要求将信号交付到指定的地点。2、支付报酬。主要权利是：要求卫星公司及时并按约定的质量标准将信号传输到指定的覆盖范围，除约定的特别情况外，一般不承担传输失误的风险。
四、《通知》的国内法基础
涉外税收的确定分为两个基本步骤：首先确定征税的国内法依据，然后确定协定依据。二者缺一不可。
《通知》特别提到《涉外税法》第十九条和《涉外税法实施细则》第六条，以表明是对法律适用的行政解释，而不是创设新的规范和义务。该条规定，“外国在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而有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利润、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都应当交纳百分之二十的所得税。”而且，《通知》明确指出，卫星传输所得属于《涉外税法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的“租金收入”。该条第二款第3项是“将财产租给中国境内的租用者而取得的租金”。实际讼案也是以租金名义收取所得税的，因而案件争议的焦点就是：卫星传输合同是否是租赁合同，传输业务所得是否是将财产租给中国境内的租用者而取得的租金。
合同的类型化是合同法律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之所以把合同分成多种类型，是因为每类合同之间存在性质的差别，换句话说，合同标的、双方权利义务不同。对具体合同的定性，必须依据法律的标准，而不能依赖双方对合同的称谓，或者商业上的方便称谓，或者大众语言的习惯称谓。
合同定性在逻辑上有两个：排除方法，从反面看不是什么合同；推导方法，从正面看符合什么类型。合同主要分成三大类：转移所有权的合同；转移使用权的合同；提供服务的合同。可以肯定的是，而且双方也一致认为卫星传输合同不是转移所有权的合同。这样，就只剩下转移使用权的合同与提供服务的合同了。《通知》特别提到将卫星等通讯线路和设施提供给境内企业使用，也就意味着总局认为卫星传输合同是转移使用权的合同。使用类合同有三种：（1）、借用合同，无偿的。本案肯定不是。（2）、许可使用，关于知识产权的合同。本案不是，因为卫星传输不涉及知识产权。（3）、租赁合同，有偿的。既然总局将其定性为使用类合同，那就只剩下租赁合同了。这样，我们就必须审查卫星传输合同，对照租赁合同的特征，看它是否符合之。
租赁合同是中国合同法上的有名合同，对于租赁的概念、特征、双方权利义务，教科书都有专门论述，早先的《合同法》与新的《合同法》也有规定。所谓租赁合同是当事人将物交付另一方使用，另一方为此支付租金并于使用完毕后归还原物的协议。租赁合同是带有物权性质的合同，通俗地说，就是一次性付款买卖有困难或没必要，而采取分期购买使用权的合同。长期租赁产生购买的优先权。所谓物权性，指的是承租人的目的和权利是取得对于标的物的支配，使用人必须是承租人，而且出租人不能干预承租人的正常使用。出租人的主要义务是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人使用，不承担使用风险。使用不当，造成标的物的损害，承租人有义务赔偿，造成使用效果不佳，承租人自负。
对比上面所陈述的卫星传输合同的一般安排，我们就发现我们无法将其归为租赁合同。这样一来，我们就只能将其归为服务合同了。服务合同是无名合同，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规定在《合同法》第124条。所谓服务，就是劳动投入。服务合同就是劳动投入的有偿交易合同。电视台缔约的目的不就是要将信号传输到目的地吗？卫星公司不就是通过使用自己控制的设施为客户劳动——传输电视信号——从而获取报酬吗？请问是谁在负责传输？负责传输的工作人员是谁雇佣的？显然，该类合同应该属于服务合同。
运输合同和租车合同的类比对于本案富有启发性。运输合同中，双方关心的不是物权，而是劳动投入及相应的报酬。投入劳动的是运输公司，车子是工具，不是标的物，出事的责任一般由运输公司负责（保险是后来起来的。）。租车合同的标的物是汽车，出租公司不负责开车，出事的责任由承租人自己负担。卫星频道就是运载信号的工具，好比作运输用的汽车，电视台缔约的目的不是要使用卫星或其中的一部分，而是要对方负责将信号传输到指定范围。
由是观之，《通知》误解了《涉外税法》第19条和《细则》第六条的“租金”概念。那么，能否说在税法上租赁合同有其不同于一般合同法的概念呢？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的适用必须有两个前提：第一、必须有特别法的明文规定。第二、必须是同位阶的法律。本案中除了《通知》外，没有任何明文的特别规定，而况《通知》与法律之间，其效力怎可同日而语？五、《通知》的协定基础
《通知》没有提到税收协定，但是在针对具体的美国公司发出纳税通知时就不能只字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简称《中美税收协定》）。本案中后来由税务分所重新发出的征税通知在依据上更为倚重《中美税收协定》。新的通知指出，卫星传输所得属于《中美税收协定》第十一条确定的预提所得税征税范围。
《中美税收协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第二款规定，“然而，这些特许权使用费也可以在其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法律征税﹒﹒﹒﹒﹒﹒”。第五款规定，“如果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是缔约国一方政府、行政区、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特许权使用费发生在该缔约国”。三款结合起来阅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如果卫星传输所得属于特许权使用费，那么该收入就应该在纳税。
同条第三款界定了特许权使用费。简单地说，特许权使用费包括两类：使用或有权使用产权所支付的款项；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设备所支付的款项。国家税务总局在针对本案的一个批复中明确指出该收入属于《中美税收协定》第十一条规定的“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因此，双方争议的核心在于：该收入是否属于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所支付的款项。
这是本案最大的战场。之所以从国内法上的租赁和租金概念转向协定的特许权使用费的概念，是因为“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看起来似乎更含糊些，更有解释的余地。
关于该款的解释，有几点需要注意：
1、协定的解释。协定的解释是双方国家的权利。单方解释只能局限在文义解释（字面解释）。解释只能按照通常的法律习惯赋予协定用语通常的含义，不能歪解。合同法上讲诚实信用，法律解释上也得忠于协定的目的，不能以单方目的作为解释的标准。《合同法》第125条关于合同条款争议的解释有明确的规定，有价值。该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2、协定的基本精神。协定的目的体现在标题中，即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也就是为双边政府对于跨国活动征税确定清晰明确的规则。如何分配双方政府的管辖权呢？为什么中国税务机关对于来源于中国的特许权使用费拥有税收管辖权呢？从协定的整体框架可以看出，协定体现了一个基本精神，这就是积极收入和被动收入的两分法。对于积极收入，即靠投入劳动而取得的收入，可以按常设机构标准收税；对于被动收入，即靠转让现有财产或财产性权利取得的收入，可以按来源地标准收税。
那么，电视信号卫星传输是一种“作为”，即积极的营业活动还是一种被动的转让财产或财产性权利的行为呢？我们前面关于卫星传输的特征的简单介绍说明卫星传输是一系列的持续活动。因此，将该活动所得定性为特许权使用费违背了协定的基本精神。
3、“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就是指设备租赁。如果将第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与国内法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该条款包括国内法上的特许权使用费和设备租金。《中美税收协定议定书》第六条规定，“在本协定第十一条第三款中，双方同意，对于租赁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所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只就这些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70%征税。”该条明确使用了“租赁”的概念。前面已经证明在国内法上租赁的定性无法成立，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证明卫星传输符合协定的“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呢？
4、商业用语和日常用语与法律用语的区分。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中经常误用“使用”、“租赁”、“租用”等词语。比如出租车的习惯叫法就是一例。广告业说租用电视时段，但其实在法律上是指电视台向客户提供一定时段的广告服务。卫星传输领域也普遍存在这样一种为了表达方便而借用——误用“使用”、“租赁”概念的现象。这类借用——误用现象不仅在业外人士中存在，而且在行业内部大量存在，有些卫星公司的标准合同就称为租赁合同。《通知》犯了致命的错误，即把对服务的利用误称为对服务设备的使用，把日常概念和商业概念当成了法律概念。
5、国际惯例。在涉外诉讼案件中，国际惯例是中国法律允许适用的。是，什么构成国际惯例？别的国家的司法判例、UN范本和OECD范本的官方注释，国际税法权威的公认的学术观点，是否构成惯例的一部分？我们可能从国家主权的原则统统否定这些渊源，认为这些东西都没有约束力。但它们的推理是否对中国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具有“说服力”呢？在全球化，对这些要素简单地一概不理，那么国际协定的适用与国内法的适用就完全一样了，协定的解释冲突就会越来越多，而且会化。
总之，从《中美税收协定》的规定看，将国际卫星传输业务说成“将卫星提供给中国境内的使用者使用”，将其所得定性为特许权使用费于理不通。正确的定性应该是依据《中美税收协定》第七条所说的利润或营业利润。可是按照该条的规定，如果美国公司在中国境内没有常设机构，那么，中国政府就没有管辖权。
六、结语：法律滞后论
电视信号的国际卫星传输案件把中国税务当局置于两难境地：不收税感觉不平衡，收税又找不到现存的明确依据。外国从中国取得大量的外汇，而这些企业又在中国境内用不着设立常设机构，其行为发生在缔约国的另一方领土或外层空间。《涉外税法》第十九条没有任何一项有名的所得能够与卫星传输所得对应，《中美税收协定》也没有能够含盖这些新交易、新收入的条款。
在中国加入WTO前后，我国法学界的学者们就WTO规则与相关法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发表了一批论著。其中，在经济法学界，学者们就WTO规则与中国经济法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取得了不小成绩，但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还存在着意见分歧。例如：对于认为WTO规则是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有机结合的观点，应该怎样评析？WTO规则是不是一部《国际行政法典》？对于WTO规则，我国究竟应该“直接适用”，还是“转化适用”？能不能说WTO规则与经济法的关系是“从属关系”？可否认为WTO规则是经济法的渊源？认为我国加入WTO前23年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加入WTO后“不堪一击”的观点是否符合实际？如何看待WTO规则是我国经济法立法的依据这一论断？对于这些问题以及有关的基本问题，亟待深入探讨，以便逐步取得共识。据此，本文着重就WTO的特征和WTO规则的法律属性、WTO规则与经济法的关系、加入WTO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等问题进行论述，并对相关观点进行评析，以利于全面认识和正确实施WTO规则，推动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加快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一、WTO的特征和WTO规则的法律属性
了解WTO的特征，是明确WTO规则法律属性的前提；明确WTO规则的法律属性，有助于真正搞清楚WTO规则与经济法的关系。但是，人们对于WTO的特征、特别是WTO规则的法律属性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进一步论述的必要。
（一）WTO的特征
WTO是由众多国家和单独关税区组成的，具有法律人格的，以发展国际贸易为基本宗旨的国际经济组织。其特征如下：
第一，WTO是一个国际经济组织。
国际经济组织，是指由两个以上国家或者两个以上国家和单独关税区，为了实现共同经济目标而组成的国际组织。这是狭义的理解；从广义上说，国际经济组织还包括民间的国际经济组织在内。本文是从狭义上讲的。根据国际经济组织成员涉及的地域范围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世界性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WTO属于前者，而且是最具广泛性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
第二，WTO以发展国际贸易为基本宗旨。
根据国际经济组织宗旨的不同，以及由其宗旨决定的法律文件内容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国际贸易组织、国际金融组织、国际农业组织、国际电信组织等。WTO以发展国际贸易为基本宗旨，以规定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为其法律文件的主要内容，因此它是一个国际贸易组织；同时，它又是一个世界性的国际贸易组织。所以，将其命名为世界贸易组织是正确的。
《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简称《WTO协定》）序言指出，该协定各参加方要处理的关系，包括“它们在贸易和经济领域的关系”。在WTO的法律文件中，除了大量规定贸易的内容以外，在《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等法律文件中，也有关于其他内容的规定。因此，不宜把WTO视为单纯的国际贸易组织，而应认为它是以发展国际贸易为基本宗旨的国际经济组织。
第三，WTO具有法律人格。
《WTO协定》第8条第1款、第2款规定：“WTO具有法律人格，WTO每一成员均应给予WTO履行其职能所必需的法定资格”，以及“必需的特权和豁免。”如果将WTO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相比较，它们之间在法律地位上具有重要区别：后者以“临时适用”的多边贸易协议形式存在，不具有法律人格；前者是一个具有法律人格的国际经济组织。
第四，WTO由众多国家和单独关税区组成。
如前所述，WTO不仅不是民间的国际经济组织，而且不同于仅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经济组织。因为《WTO协定》第12条第1款明确规定：“任何国家或在处理其对外贸易关系及本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规定的其他事项方面拥有完全自主权的单独关税区，可按它与WTO议定的条件加入本协定。”在实践中，也正是按此规定执行的。
（二）WTO规则的法律属性
WTO规则是以WTO法律文件为表现形式的法律规范的总称。WTO规则是由法律规范组成的。它的形式渊源是WTO法律文件。WTO法律文件包括《WTO协定》及其4个附件和《信息技术协议》[2]，执行有关协定的谅解以及部长决定、宣言，还有作为《WTO协定》组成部分的加入议定书及其附件和工作组报告书。正是这一系列WTO法律文件，确立了WTO规则。贯穿于WTO法律文件中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贯穿于WTO规则中的基本原则，可以称其为WTO法律文件的基本原则或WTO规则的基本原则。有些学者将WTO规则的基本原则称为WTO基本原则，似乎欠妥。WTO规则究竟有哪些基本原则？WTO法律文件并未明确列出，在学者中有不同理解。笔者认为，可将WTO规则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下列五项：市场开放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透明度原则。
在法律规范体系中，WTO规则属于国际法规范。国际法，是指由两个以上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这是从广义上讲的；从狭义上讲，国际法仅指国际公法。本文是从广义上使用国际法这一概念的。WTO法律文件是由众多国家和单独关税区制定的，属于国际法的范围。WTO规则是以WTO法律文件为表现形式的，属于国际法规范。有一种观点认为，WTO规则是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有机结合，是由这两类规范组成的综合体系。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固然，WTO法律文件要求其所有成员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措施、司法裁决必须与WTO规则的强制性规定相一致。这就是说，根据法制统一的原则，WTO对其成员的立法提出了要求，作出了规定。但是，WTO法律文件这一规定本身仍然属于国际法的范围，不应与国内法（单独关税区法）相混淆；至于WTO成员所立的法，当然属于国内法（单独关税区法）的范围，不应与国际法相混淆。
在国际法规范中，WTO规则以实体法规范为主。规定法律关系主体实体权利和义务的法，称为实体法；为保证法律关系主体实体权利和义务实现的法，称为程序法。对于程序法，人们往往等同于诉讼法。其实，这只是一种狭义的理解。从广义上讲，除了诉讼法以外，程序法还包括非诉讼程序法，如仲裁法等。本文取广义的理解。笔者认为，只是笼统地说WTO规则中既有实体法规范也有程序法规范是不够的。应该指出，在WTO规则中，实体法规范占主体地位；当然，也不能无视程序法规范的存在和它的重要性。例如，《WTO协定》附件二《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Understanding/DSU）和附件三《贸易政策争议机制》（TPRM）中的一系列规定，以及许多具体协议在各自的审查制度中的有关规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实体法规范中，WTO规则以国际经济法[4]规范为主。因为在实体法规范中，有大量关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税收、国际投资、国际竞争等方面的国际经济法规范；同时，也还有其他实体法规范，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的国际知识产权法规范。在法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WTO的“参加者主体”是政府而不是企业和自然人，因此WTO规则是“国际公法”。笔者认为，对于国际法，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而不是主体的不同，可以划分为若干法的部门，如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等；以WTO的“参加者主体”是政府为根据，将WTO规则视为“国际公法”，值得商榷。另一种观点认为，WTO规则是规范政府行为的，它是一部《国际行政法典》。本文作者认为，判断WTO规则的部门法属性，应该根据其调整对象而不是规范的行为；以WTO规则规范政府行为为论据，来证明WTO规则是《国际行政法典》这一论题，是没有说服力的。
在国际经济法规范中，WTO规则以国际贸易法规范为主。由于WTO是以发展国际贸易为基本宗旨的，因此WTO法律文件的内容主要是对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作出了规定。所以，WTO规则中的国际经济法规范虽然涉及到国际经济法的多个领域，但以国际贸易法规范为主。有一种观点认为，WTO规则调整的是WTO成员间的经贸关系，因此是一部《国际经贸法典》。笔者认为，WTO规则是主要调整WTO成员间的贸易关系的，对成员间其他经济关系的调整只是部分的，不是全方位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说WTO规则是一部《国际经贸法典》[5].
二、WTO规则与经济法的关系
WTO规则属于国际法规范。经济法实际上是相对于国际经济法而言的国内经济法，属于国内法规范。既然如此，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对此，法学界的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它们有联系、有区别。但是，还存在着意见分歧，有的还混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因此，需要对它们的关系作深入研究。
（一）WTO规则与经济法的异同
WTO规则与经济法的共同之处与不同之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们都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但内容各有侧重。
《WTO协定》在序言中指出：“本协定各参加方，认识到在处理它们在贸易和经济领域的关系时，……应考虑对世界资源的最佳利用。”为此，WTO规则的一系列规定和WTO规则的基本原则都体现了对其成员政府行为的规范，限制其对市场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以便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优化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可见，WTO规则体现了市场经济的要求。“WTO规则的基础就是市场经济”。[6]
就WTO的成员而言，一般也都实行市场经济。判断是否实行市场经济的标准，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是否起基础性作用。当然，实行市场经济的WTO成员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程度以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是不同的。应该说，这些成员的经济法[7]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是分别适应其各自的市场经济需要的。
可见，WTO规则和上述成员的经济法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但各有特点：前者，致力于全球范围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重在对普遍适用于各成员的规则作出规定，同时也考虑到不同成员的情况，作出有关规定；后者，致力于在一定国际条件下优化本成员内部的资源配置，因此各该成员在履行WTO规则规定的义务的同时，重在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进行经济法的立法。
第二，它们都由法律规范组成，但各有不同特点。
WTO规则和经济法都是由法律规范组成的。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
但是，这两种法律规范又是不同的：一是创制主体不同：WTO规则的法律规范是由众多国家和单独关税区创制的；经济法的法律规范是由一个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创制的。二是表现形式不同：WTO规则的法律规范是通过作为规范性文件的WTO法律文件表现出来的；经济法的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除了规范性文件以外，还有习惯法、判例法。三是性质不同：WTO规则的法律规范属于国际法规范；经济法的法律规范属于国内法或单独关税法规范。
第三，它们都调整一定的经济关系，但有明显区别。
WTO规则和经济法都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不调整经济法律关系或经济权利义务关系；这种经济关系都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这种经济运行过程都体现了政府权力的介入。
但是，又要看到它们的调整对象有明显区别：一是WTO规则的调整对象主要是经济关系，但不仅是经济关系；经济法只调整经济关系，不调整非经济关系。二是WTO规则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在国家之间、单独关税区之间、国家与单独关税区之间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在本国或本单独关税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三是在国家之间、单独单独关税区之间、国家与单独关税区之间经济运行过程中体现的是两个以上国家或单独关税区政府权力的共同介入；在本国或本单独关税区经济运行过程中体现的是一个国家或单独关税区政府权力的介入。
第四，它们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有不同范围。
由于WTO规则和经济法都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对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出了规定，因而在强化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功能，维护经济秩序，推动经济发展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WTO规则和经济法发挥作用的范围不同：一是前者是强化市场机制对国际范围内资源配置的功能；后者是强化市场机制对本国、本单独关税区资源配置的功能。二是前者是维护国际经济秩序；后者是维护本国、本单独关税区的经济秩序。三是前者是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后者是推动本国、本单独关税区经济的发展。
（二）WTO规则与经济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WTO规则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法。
国家如何适用条约，在国际上并无统一的规定，实践中各国的做法主要有“转化适用”和“直接适用”两种。[8]作为WTO成员的主权国家如何适用WTO规则，在国内学者中也有“转化适用”和“直接适用”两种主张。
笔者认为，在我国，WTO规则不应具有“直接适用”的效力，WTO规则只有通过制定和修改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使其转化为国内法，才能在我国适用。之所以主张WTO规则的“转化适用”即“间接适用”，原因有五：一是符合《WTO协定》的规定。《WTO协定》第16条第4款规定：“每一成员应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定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这表明，WTO成员应保证使其作出的法律规定符合WTO规则，不一致的则应修改，以实施WTO规则。二是与《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的内容相一致。该《报告书》第67段指出：“中国保证其有关或影响贸易的法律法规符合《WTO协定》及其承诺，以便全面履行其国际义务。为此，中国已开始实施系统修改其有关国内法的计划。因此，中国将通过修改其现行国内法和制定完全符合《WTO协定》的新法的途径，以有效和统一的方式实施《WTO协定》。”这就是中国对“转化适用” WTO规则所作出的承诺。三是我国宪法和法律并未排队对WTO规则的“转化适用”。关于条约在国内如何适用？是“直接适用”还是“转化适用”？我国宪法并未作出明确决定。也就是说，宪法既未排除“直接适用”，也未排除“转化适用”。至于对我国《民法通则》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应该如何认识，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民法通则》第142条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可见，这里说的法律适用，是指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条约，是指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条约；中国法律，是指民事法律；凡是条约同中国法律规定相同的，条约的规定当然适用；凡是条约同中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也适用条约的规定，但中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概括起来说，可以这样理解：关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条约的方式，《民法通则》作出了有条件“直接适用”的规定。这是正确的。《民事诉讼法》第238条[9]和《行政诉讼法》第72条[10]对于涉外民事诉讼、涉外行政诉讼适用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条约的方式，也分别作出了有条件“直接适用”的规定。其规定也是正确的。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是，按照以上三个法律的规定是否意味着我国应该有条件的“直接适用”WTO规则呢？不是。因为上述法律分别规定了中国的、外国的、无国籍的自然人和中国与外国的法人、其他组织在实体或者程序方面的有关权利和义务。而WTO规则并没有规定其成员方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在实体或者程序方面的有关权利和义务，它所规定的是WTO成员政府在实体和程序方面的有关权利和义务，规范的是WTO成员政府的有关行为，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既不可能享有WTO成员政府的权利，也不可能履行WTO成员政府的义务。所以，WTO规则不能“直接适用”或者有条件“直接适用”于我国的涉外民事关系、涉外民事诉讼和涉外行政诉讼。四是“转化适用”有大量先例可循。就GATT/WTO协定而言，德国联邦法院曾裁决GATT不能“直接适用”。欧盟在1994年12月22日《关于缔结乌拉圭回合协议的决议》中声明，这些多边贸易协定无论是欧洲联盟法院还是成员国法院均不得直接加以适用。日本法院持同样立场。美国《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议法》第102节（c）条规定，乌拉圭回合协议与美国任何法律不相一致的条款均属无效。在欧盟国家和日本、美国等国加入WTO时，它们都作出了将WTO规则转化为国内法的承诺。[11]五是有助于维护我国的利益。WTO规则是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制定的，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限。对于WTO规则中规定得比较含糊的内容，例外、免责条款，特殊和差别待遇的规定，以及过渡期的安排，我们要认真对待。我国加入了WTO，既要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又要充分利用我国享有的权利，保护自己，发展自己。因此，结合我国的国情，对WTO规则采取“转化适用”的方式，有助于维护我国的利益。同时，在许多WTO成员、特别是发达国家实行“转化适用”的情况下，如果我国实行“直接适用”，使我国在WTO规则的适用问题上处于不对等的地位，也不利于维护我国的利益。
WTO规则可以转化为国内法。这里说的国内法，包括经济法在内。那么，WTO规则中的哪些规范可以转化为经济法规范呢？笔者认为，就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而言，WTO规则中的实体法规范可以转化为经济法规范，但不是WTO规则中的全部实体法规范。应该说，通过制定和修改国内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可以将WTO规则中的国际经济法规范[12]转化为经济法规范[13].这就是WTO规则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法规范的涵义。我们要实施WTO规则，促进中国经济法的发展，维护我国的利益。
其二，经济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WTO规则。
1984年11月，中国获得GATT观察员的地位。1986年7月，中国正式提出了恢复GATT缔约国地位的申请。从1986年9月开始，中国就全面地参加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即GATT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1994年4月，中国签署了《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最后文件》和《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国为WTO规则的制定作出过贡献。
根据《WTO协定》的规定，WTO有三项基本职能：一是制定多边贸易规则，并监督各成员实施这些规则；二是组织多边贸易谈判；三是解决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我国加入了WTO，可以以WTO成员的资格全面参与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参与制定多边贸易规则，为WTO规则的完善作出贡献。2001年11月，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决定发起新一轮贸易谈判，并制定了完成谈判的时间表。2003年9月，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将对新一轮谈判进行中期评估。2005年1月1日前，要结束全部谈判。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的主要议题，如非农产品关税、知识产权、农业、服务业、争端解决、补贴和反倾销等仍然是新一轮谈判的主要内容；同时，新一轮谈判还增加了贸易与环境、电子商务和实施前几轮谈判已达成的协议等内容。[14]人们期望，新一轮谈判能有利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有利于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根据加入WTO程序的有关规定，我国作为WTO的成员有权参与同申请加入WTO的国家或单独关税区进行双边谈判和多边谈判，谈判结果将载入作为《WTO协定》组成部分的加入议定书、工作组报告书。
可见，中国作为WTO成员，通过参与WTO的多边贸易谈判以及同加入WTO的申请方的双边、多边谈判，制定新的WTO规则，可以将公平、公正、合理的，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的经济法规范，转化为WTO规则中的国际经济法规范。这就是经济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WTO规则的涵义。我们要积极参与多边（双边）贸易谈判，促进WTO规则的完善，以利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三）在WTO规则与经济法的关系问题上对两种观点的评析
有一种观点认为，WTO规则与经济法的关系是从属关系，后者从属于前者，因为后者的效力来源于前者，前者的效力高于后者。这种“从属关系论”的观点值得商榷。首先，对从属关系这个概念应该准确理解。逻辑学认为：“从属关系是指：这样两个概念外延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概念的外延被另一个概念的外延所包含，是另一个概念外延的一部分。”[15]而WTO规则属于国际法规范，经济法属于国内法规范，国际法与国内法是并列关系，WTO规则与经济这两个概念之间并不是一个概念的外延被另一个概念的外延所包含，并不是另一个概念外延的一部分。所以，它们根本不是从属关系。其次，就WTO规则与经济法的效力而言，实际情况是，WTO各成员国经济法的效力，来源于各该国家的主权；各单独关税区经济法的效力，来源于各该单独关税区的“完全自主权”（《WTO协定》第12条使用的概念）。认为WTO成员经济法的效力来源于WTO规则的效力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还需要指出，以这种不符合实际的观点作为论据，来证明WTO规则的效力高于经济法的效力的论题，是无济于事的；同时，对WTO规则实行“转化适用”的理论与实践也表明，上述论题是不可取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条约属于国际法的渊源，对于缔结或者参加该条约的国家来说，条约也属于其国内法的渊源，因此WTO法律文件是其成员国经济法的渊源之一，WTO规则是我国经济法的新渊源。笔者认为，这种“经济法渊源论”的观点不妥。条约是国际法规范而不是国内法规范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它属于国际法的渊源而不属于国内法的渊源，即使对于缔结或者参加条约的国家来说，把条约视为国内法的渊源，也是混淆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16]WTO法律文件属于条约的范围，是WTO规则的渊源。WTO成员国通过其立法，可以将WTO法律文件转化为国内的规范性文件，这时，该规范性文件才属于经济法的渊源。把WTO规则及作为其表现形式的WTO法律文件本身说成是经济法的渊源之一，都混淆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是不正确的。
三、加入WTO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
中国加入WTO，实施WTO规则，需要制定和修改关于对外贸易、金融、税收、投资、竞争等方面的一系规范性文件，从而推动中国经济法的发展。无视加入WTO对中国经济法发展的重要影响或者夸大对我国经济法的影响，都是片面的。
（一）加入WTO对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