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2-16 09:23:36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当代文学概念，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012-01
一、“史”的研究和文学史写作
（一）历史的真实性与叙事性
面对当代文学的困境，洪子诚针对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问题探讨了不同立场和方法的可能性。就文学史的写作而言，他坚持信仰历史的非虚构性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而且十分关注“历史的真实性”这一问题。
但是，文学史又是一种“叙述”，而所有的叙述有一种隐蔽的目的在引导。在文学史研究中，总会发生一部分“事实”被不断发掘，另一部分被不断掩埋的情形。可见，文学史写作的“叙事性”为文学研究的“真实性”提出了难题。同样，历史记忆的“重构”性质对史料可靠性的动摇也为“真实性”设置了障碍。
对于历史，人们往往认为那些有时间和情感距离的“记忆”才是其真实的构成。洪子诚在这样的压抑下，看到了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不可取代的价值：当代人的亲身参与的“记忆”以及他个人和同时代人的情感、心理反应，不是后来人通过想象和猜测所能把握的；而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些可能成为固执和褊狭的屏障转化为洞见的优势。
（二）“靠近历史”的方法
80年代以来，中国的当代文学写作中“启蒙主义”的视角由于过分信任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和法则的力量，而忽视了对象的具体性、个别性。进入90年代，为避免这种将对象和叙述方法“本质化”“实体化”的倾向，洪子诚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采取了一种“靠近历史”的方法，即努力把问题、作家作品等放回到“历史情境”之中观察，来看某一部作品、某一种体裁、某一类题材、某一个概念，与历史相关联的形态特征，以及这种特征的演化情况，并关注这种形态产生和演化的环境与条件。这种“历史主义”的“内部研究”的方法通过这种深入对象内部的“清理”来达到否定它的目的。
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作者指出我们应当把“文学史叙述”包含在研究范围内。这样，我们便不得不考虑当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即历史事实与历史的叙述这两者在这一时期密不可分，因为这种叙述参与了历史的构成，本身就是研究对象的内在构成部分。可以说在当代，“历史”是一边发生，一边被记录下来的，这为探求过去文学史中“那些被作为事实陈述的事情是如何成为事实”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当代文学的生成：从左翼文学到当代文学的演化
洪子诚将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放置于“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对当代文学的分期、概念等问题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当代文学的许多概念和叙述都是在40年代后期就开始确立，而这种确立也正是为着“当代文学”的生成。
40年代后期实际上只有左翼文学有力量去“规范”、控制文学界。50年代之后，左翼文学成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文学存在。在四五十年代，左翼文学通过推动文学实现“转折”，来确立他的绝对支配地位。通过把阶级斗争的方式引入文学领域来推动文学的一体化和整体性，不容许“多元”的情况存在。他们对当时文学界进行了类型划分，也就是一个不断对自己进行“剥离”的过程。作者认为左翼文学界的这一文学规范工作，也就是“当代文学”的发生过程，并由此构造了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所谓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其实就是中国的‘左翼文学’（广义上的使用），或者说中国的‘革命文学’的一种‘当代形态’。”四十年代文学的一体化，很大程度上左右了50-70年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又有其特殊性，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态。作者十分重视和“”初期中国文艺界所进行的“革命文学”“大众文艺”的实验，认为这是一种有目的的美学实验，自觉开展的“先锋”性的文艺运动。然而，具有“先锋”特质的左翼文学，确立了在文坛的支配统治地位之后，通过不断对自身的“体制化”“规范化”，把自己逼近了死胡同，最终在“自我驯化”的过程中，革命性和批判性也消失殆尽，走向了自我毁灭。作者将左翼文学的这一演化过程看作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一切“先锋”的命运。
从1997年红得发紫的网络爱情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开始，众多新崛起的网络文学作品开始吸引了相当大一部分人的眼球，榕树下、红袖添香等文学网站创建并且成为很多读者关注的对象。
2012年11月26日，第七届中国作家富豪率先公布了“网络作家富豪榜”。其中，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和天蚕土豆以3300万元、2100万元、1800万元的收入夺得前三。虽然与传统作家相比处于劣势，但如此高的收入还是令很多人咋舌。
这一切正应了痞子蔡曾经对于网络文学的那句评价：像村野玩童光着脚的奔跑。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文学的那份优雅和姿态，但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现在要谈论起当代文学，网络这一新媒体媒介已是不能规避的。
一、新媒体概念浅析
新媒体，New Media，一词源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P.戈尔德马克1967年的一份商品开发计划书。1969年，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别委员会主席E.罗斯托在向尼克松总统提交的报告书中也多次用到新媒体一词。关于新媒体的定义，专家学者众说纷纭，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曾经对新媒体下过定义：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与之类似的是把其定义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
中国传媒大学的黄升民教授将IPTV、地面移动电视、手机电视视为新媒体的三大部分。
众多专家学者教授对新媒体的概念展开论述，目前为止仍没有一个公认的书面概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匡文波教授在《新媒体概念辨析》的论文中对新媒体的分类详细梳理出了三大类：网络类、数字广播电视类、移动类手机媒体。
二、网络类新媒体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本文借鉴了匡文波教授的分类方法，主要论述网络类新媒体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网络类新媒体主要包括：搜索引擎、各种网站（门户网站、新闻网站、视频网站、社交网站和网络社区等、网络论坛。
网络类新媒体对于当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双刃剑：既冲击了传统文学又为当代文坛注入了新元素
网络类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文学不再拘泥于纸张之上，不再简单的依赖于出版商的出版，固有的传统文学格局被打破。众多的网络、网络文学作品像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庞大的作品数量、众多的和大批的粉丝拥护者，使得文学的发展不再遵循原有的套路。传统文学受到冲击不假，但更重要的是为当代文坛注入了活力和新的元素。
（二）催化剂：当代文坛“三分天下”格局形成
网络类新媒体的交互性的传播方式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使得文学的发展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图书出版的期刊传播，文学网站的作品上传、各大门户比如新浪、网易等的读书版块，豆瓣网站的读书评论和分享，这一切使得阅读的方式使得当代文坛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一是以出版营销为主的图书市场文学；二是以学术期刊等为主的传统文学；三是以网络为平台的网络文学。
（三）消解生成器：当代文学要素关系多极化发展
网络类新媒体的出现，文学的发展不再走着原有的路，文学惯例被打破，生产机制重新整合，观念重新调整，在技术大发展的新起点，当代文学在一次次的裂变中打破原有的内在关系的平衡，文学走向多极化的发展道路。
（四）技术的艺术化：过剩的文学
网络类媒体的出现，写作不再成为触不可及的事情。文学的门槛降低，文学作品内容五花八门。艺术的审美价值已经被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所取代。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念开始淡出视野。网络类新媒体的出现，以“技术的艺术性”操作替代了“艺术的技术化”生产，当代文坛，“过剩的文学”与“稀缺的文学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取其精华、去其槽粕、互为所用
网络类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文学的格局，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但同时也使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受到挑战。即便如此，我们需要有的态度并也不是完全抛弃新媒体，“穿越”回手写、印刷的年代，而是借助新媒体的平台，取其精华部分，为当代文学所用。鉴于对当代文学未来的发展考虑，以下两点是需要特别强调的。即网络类新媒体要加强创作的责任感和写作的担当感；必须处理好文学的市场化与文学性的关系。
四、结语
新媒体的出现，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绝不亚于纸张的发明。新媒体的技术优势如果得以最大程度的优选利用，那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将是不可估量的。技术的进步应该成为文学革新的机遇，五千多年日积月累的文学传统、审美价值观念再加上网络、数字设备、移动设备等新媒体的技术前端优势，当代文学的发展必将引人瞩目。
参考文献：
[1]陶丹、张浩达《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科学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3页。
[2]黄升民、虢亚冰、王兰柱《中国数字新媒体发展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3]欧阳友权《新媒体与当代文学现场》，文艺报，2009年10月15日，第002版。
[4]匡文波.网络传播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版.
[5]蒋宏，徐剑.新媒体导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
[6]黄升民、虢亚冰、王兰柱.中国数字新媒体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
[7]匡文波.“新媒体”概念辨析[J].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6期.
[8]欧阳友权.新媒体与当代文学现场[J].文艺报.2009年10月15日002版.
[9]单小曦.电子传媒时代的文学场裂变――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存在方式[J].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一
在解释当代文学的历史流变时，文学史家通常认为，一种文流的兴起是此前各种文学流派和思潮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流之间，始终存有一种或隐或显的连续性线索。基于这一认识，他们确信任何一种文流皆有其谱系学意义上的源头，“从文学到文学”的阐释框架庶足以解答某种文学现象的历史由来。这显然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历史观。本质主义者相信任何事物都具有惟一性的永恒本质，现象本身只不过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本质的途径，而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惟一本质，则是本质主义者的天然使命。有鉴于此，作为本质主义者的文学史家，在对文学现象的观察中便具有了一种整体性的文学史观，他们对于文学本质（文学规律）的提炼，即表现为对文学史中连续性概念的寻求，其结果便是对纷繁芜杂的文学史现象进行了某种规律性的整合。但问题在于，这种以先验的本质主义思维整合文学现象的做法，却不幸印证了反本质主义者的某种真知灼见，即“小说根据虚构的事实描写真实，历史搜集事实组合虚构”。与小说家对真实的寻求不同，文学史家并不缺乏对各类史料的知识考古，但在总结和提炼规律的过程中，作为本质主义者的文学史家便会暴露出虚构文学谱系的叙述意图。关于这一点，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有具体说明，他认为“历史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即：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体系、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历史（文学史）写作成为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对文献的“组织”与“分配”。这其中自然有着历史学家（文学史家）作为一个本质主义者所特有的思想迷思，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代文学史写作已在事实上构筑起了一个以文学谱系学为表征的文学史神话。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文学史中的那些连续性概念，“不连续性的概念”反而“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要位置。”恰如某些论者所言，倘若沉迷于以时间为线索的现代性整体叙述中，诸如八十年代文学之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会被简单处理：“在这样的叙述中，汪曾祺的小说常常必须‘单列’；高晓声‘陈奂生系列’之外的小说就不被重视；如果只把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的小说归属到‘寻根文学’，他们的非‘寻根’创作也常常被忽略。”类似的不连续性显然会破坏文学史家精心构建的文学谱系。实际上，为了使事件的连续性显现出来，文学史家会主动回避、抑制和消除那些不连续性概念。汪曾祺等小说家在文学史中的暧昧身份，只不过是文学史家对于史料进行“组织”和“分配”的结果。而对文学史家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反本质主义者的挑战更加令人痛心的事了：因为反本质主义者对历史边缘性话语（如不连续性概念）的重视，必将摧毁他们构筑起来的文学谱系。而文学谱系学这一“历史形式”，又偏偏在文学史家眼中是“历史”本身的代名词——在本质主义的迷思中，文学史家也许并不关心“史实”这一历史内核，反倒对文学谱系学这一“形式”念念不忘。倘若这一历史形式被抹杀，那么也就意味着一个由文学史家组合而成的知识共同体面临解体，毕竟反本质主义的文学史观，势必会釜底抽薪般地揭示出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某种“虚构”本质。那么，这一知识共同体究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对当代文学史事实进行组合虚构的叙述意图又具有怎样的理论考量？
二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启蒙运动的逐步兴盛，在当代文学研究界也出现了一个以历史批判为主旨的“启蒙共同体”，其成员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大多都倾向于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主观的启蒙诉求，八十年代的文学史家在描述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时，往往以启蒙主义的激进风格展开论述，隐含其间的知识分子主体性意识，以及学术之外的思想追求，无疑会在涤荡文化专制主义的过程中，模糊、歪曲甚至是篡改了当代文学的知识建构。对他们而言，求善的启蒙诉求似乎远大于求真的知识学原则。为改变这一学风，一些研究者适时提出了“纯文学”的概念。
“纯文学”的提出，与学界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有着直接关联。如何将文学从知识的谱系中单列出来，如何在文学史内部寻求当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已经成为了一批学院派文学史家的共同目标。在他们看来，当代文学已经深陷各类知识的包围，只有在与其它知识的不断区分中，只有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分析和建构文学自身的知识谱系，“纯文学”才有可能被表述出来。确切地说，这种理论期待其实已经隐含了八十年代文学史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某种现代性焦虑。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之后，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界迫切需要一种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希望通过本质主义的科学概括，提炼出当代文学的历史规律。倘若真能寻求到这一规律，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就不再是一个从属于政治或历史的文化附属品，它会因为这种内在的规律性特征而独立于其它知识，并且在一种自足的文学谱系中获得当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品格。由是观之，不论是“纯文学”概念的提出，还是对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现代性焦虑，均能证明文学史家已经具备了某种相似的文学史观，由此形成的知识共同体，自会在“组织”与“分配”文学史材料的同时，发挥其构筑文学谱系学的叙事意图。
从时间上来看，当代文学界这一知识共同体的形成大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个知识共同体的哲学基础是本质主义，方法论兼具社会学和文学谱系学，同时也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等同于文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在这一知识共同体中，作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最具影响力的几位文学史家，洪子诚、於可训和陈思和诸位先生将其文学史观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书中予以了详尽表述。尽管这些论著对文学史材料的理解、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均代表了当前文学史写作的最高成就，但毋庸讳言的是，其文学史观却受到了本质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他们描画的文学谱系中，中国当代文学成为了一条绵延不断的历史河流，即便是某些断裂的文学现象，也能在他们的整体性叙述中寻求到历史源头。文学史家的写作，与其说是为了再现奔腾不息的文学主流，倒不如说是对文学河床的重建。那些边缘性的文学支流，以及诸多不连续性的文学潜流，也只能在他们预设的文学河床中各寻其道。
以八十年代的小说史为例，在这一知识共同体对各类创作现象进行“组合”与“分配”的整体性叙述中，八十年代小说的文学谱系已具有了一种独立于其它知识的现代性品格。伤痕、反思、寻根直至先锋小说的文学谱系，不仅串联起了当代小说的历史主流，而且也在现代性的时间叙事中自成一脉。在这一文学谱系中，伤痕小说的兴起，是新时期初中国作家“”记忆的整体呈现，也是“五四”新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而反思小说的缘起，则是伤痕小说家愤怒情绪的理性升华；至于寻根小说，无疑得益于此前反思小说对文化问题的持续叩询。相较之下，在解释先锋小说这一明显断裂的文流时，文学史家对其历史源头的追溯便显得十分谨慎，但不论是现实主义文学多元论，还是文学现代性的实验论，都不能掩盖这一知识共同体的整体性文学史观。他们确信，正是因为此前小说潮流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拨，才在文学内部催生了一种非政治化、反理想主义和反英雄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而这种现代性文化既促成了先锋小说的出现，也预设了先锋小说的美学风格。就此而言，先锋小说的形成恰是自伤痕小说以来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的结果，这一文流与文学史家“预期的‘世界化文学’的想象是一致的。”基于这一认识，文学史家在讨论先锋小说的现代主义因素时，便格外看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因为只有彰显这一异域文学的影响力，才能充分提炼出八十年代小说致力于追求文学现代性的历史规律，也唯有这一规律，才能构筑起从“伤痕”到“先锋”这一八十年代的文学谱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