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2 17:24:27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中外文化的交流，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1 引 言
陶瓷装饰是为了点缀与美化陶瓷而采用的一种陶瓷生产与制作方法。可以说，从陶瓷产生之日起，陶瓷装饰就开始孕育并逐渐形成，成为陶瓷生产的重要工艺之一。
所谓新彩，就是陶瓷综合装饰及应用的产物，即集古彩、粉彩，以及珐琅彩瓷器的装饰于一身，并吸收了中国画、中国民间装饰，以及西方油画、水彩画等诸多画种的技法，进而与陶瓷工艺紧密结合而形成的综合性陶瓷装饰方法。它是中国陶瓷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产物。
2 新彩是集中外陶瓷材料与相应技法于一身的陶瓷装饰的新思路
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早在“丝绸之路”开拓时代就开始了，从最初的物物交流到后来的产品贸易，再到技术交流与思想文化交流。在交流中双方文化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形成了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新彩就是在这种文化交流下的产物。19世纪末期，中国陶瓷装饰利用了西方在陶瓷生产与制作上先进技术和工艺，将传统陶瓷彩绘技术发展到新阶段。新彩是传统陶瓷工艺、中国画，以及西方油画等艺术文化相融合的既含有陶瓷工艺技术，又具有中国画内涵与精神，并吸收了西方艺术精粹的现代陶瓷装饰类型。
中国陶瓷装饰发展到明清之际，不论釉下彩，还是釉上彩都达到相当成熟的高度。作为釉下彩的青花，在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到釉下和釉上紧密结合的高度。所谓斗彩，就是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的结合。事实上，青花加彩，在明代成化时期就已经取得突出成就。青花加彩的装饰表现方法，实际上可分为斗彩和填彩两种。填彩的方法是先在胎上用“苏泥勃青”画出花纹轮廓，然后再花纹轮廓内填以彩色釉料。斗彩又称逗彩，其法是在胎上先用“苏泥勃青”青花釉料画出部分花纹，又在釉上与之相适应部位的加以彩绘，使青花和彩绘形成变化统一的装饰效果。“上下斗合，构成全体”，故名斗彩。有关斗彩的记述，最早见于康、雍年间的《南窑笔记》，“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曰斗彩”。由此可见，釉上彩在明清时期已经相当成熟了。
这种将釉下彩和釉上彩相结合的陶瓷装饰方法是明清陶瓷装饰工艺的突破与取得的成就。此外，中外文化交流，也给陶瓷生产和装饰工艺带来新思维、新方法，促进了中国陶瓷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陶瓷装饰是在继承明代五彩技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陶瓷彩绘，俗称古彩，与雍正时期达到完善的粉彩，合成陶瓷装饰釉上彩绘之精华。它们在材料工艺和绘画工艺上都达到至臻至善的高度。古彩在清代又称为康青五彩，它是黑、蓝、黄、紫和绿及红彩的统称，并采用黑色的珠明料单线平涂，笔力健劲，色彩浓艳，又富有层次感，所以，又称硬彩。与硬彩相对应的，就是软彩。所谓软彩就是粉彩，它用玻璃白涂底，用渲染的方法表现，使画面颜色由深到浅，产生明暗浓淡变化，富有温润匀静之美，因此，称为软彩。不论硬彩，还是软彩，是为釉上彩，均属于二次烧成。与此同时，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影响到中国陶瓷生产的发展。18世纪的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中促进了陶瓷工业的迅速发展，其中，“釉上陶瓷颜料的制备也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即以氧化铁、铜、锰、锑、铬等矿物为原料，高温煅烧成各种色彩的熔块，再配以低温釉面附着剂（熔剂）研磨制备而成。”对于西方这种陶瓷釉上彩绘材料及其工艺的吸收，促进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发展与进步，它不仅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吸收陶瓷装饰并使之发展到新高度，而且，将西方造型艺术中的绘画，诸如油画和水彩吸收至陶瓷装饰之中，进而改变了陶瓷生产工艺上的不可预见性。以“此种低温釉上颜料发色稳定，绝大部分颜色都可互相调配，烧成前后颜料色相基本保持一致，因此，绘制时对画面的最终效果有预见性。”尽管如此，这种材料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新彩，它属于外来的“洋彩”。这种“洋彩”被引入中国以后，在陶瓷装饰上从根本上改变面貌的是经过相对较长的实践摸索而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新彩是中西陶瓷文化交流及合璧的结果。
新彩装饰是传统陶瓷装饰材料工艺与相应装饰技法的继承与发展，不仅如此，它主要吸收了西方近代陶瓷科学的积极成果并进行本土化的结果。
3 新彩是传统陶瓷装饰在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下发展的结果
在继承中国陶瓷装饰传统与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中外广泛的艺术文化也随之进入新彩装饰领域，并使之出现了姹紫嫣红的局面。
首先，新彩是相对对于洋彩而言的，是洋彩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这正如现代陶瓷艺术家李磊颖所言，“景德镇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瓷用化工厂，专门生产洋彩颜料、金水及陶瓷贴花纸，从此结束了洋彩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并鉴于洋彩艺术表现形式的本土化，这个时期的洋彩也正式更名新彩”。当然，洋彩更名为新彩的中国本土化也不仅仅是就创办了自己的瓷用化工厂而如此简单。洋彩在中国本土化，实则是中国诸多文化因素，尤其是艺术要素注入的结果；它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的若干因素，诸如图案结构的方式，内容以及文化内涵等表达因素；它还广泛吸纳了中国画的题材、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与中国画的表现技法，诸如线描、晕染、皴法，以及虚实关系，乃至中国画的审美等等艺术因素；它是中国陶瓷传统技法的延续，吸收了陶瓷装饰中的古彩、粉彩等釉上彩绘的技法和相应的工艺技巧等等。总之，它伴随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中国陶瓷工艺技术的进步，并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逐渐披上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陶瓷文化的外衣。
其次，新彩重在“彩”字上发展技术、技巧，并具有一套综合装饰方法。新彩因为其用料适宜，既能勾线，又能填加，还能彩绘，甚至是渲染，所以，新彩不仅在表现技法广泛吸收，而且在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借鉴上也同样具有游刃有余的独特创新性。从表面上看，新彩是简单的彩字的深化和演义，其实不然。新彩之所以“新”是因为它在陶瓷工艺制作上，综合利用了陶瓷装饰的传统工艺的技法，诸如古彩、粉彩的勾线法，与创造性地吸收了中国画晕染的效果。彩既可以彩出不同的色彩结合效果，又可以彩出不同层次的色阶变化效果；还在于新彩吸收中国画和中国传统图案并西方油画和水彩画的表现技法的综合，形成了自身独居特征“新”。正因为如此，新彩才真正成就了自己独特的装饰方法，并与传统陶瓷装饰相媲美。
再次，“新彩”是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继承和发展，新彩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它不仅将中国传统装饰因素更多地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从而表现了民间艺术文化内容，并具有喜闻乐见艺术形式，而且，将中国画的艺术成分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在陶瓷装饰上更加广泛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审美精神。“新彩”从中国画中吸收的精到多样化的线描，以及靠彩所达到的晕染效果，既能表达中国工笔画严谨工致的技术干练，又能伸张中国写意画挥洒自如的人文胸意。从某种程度上讲，正因为新彩的出现与在釉上的广泛运用，促进中国陶瓷艺术审美与中国画艺术审美的紧密靠拢与相互渗透。
陶瓷文化的发展不仅是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更是对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继承，突破与创新。“新彩”装饰具有这种思维精神。“新彩”在形成过程中，广泛继承传统与吸收现代创造成果既表现在时间上跨越，又突出体现在地域上的纵横，它集东西方艺术表达之精华而富有创新特征及风格。由于新彩从时空上对优秀陶瓷文化成果进行创造性的吸收，继承与发展。因此，新彩具有多元性的文化特征，并体现了多元性的人文精神。
因此，陶瓷文化的创新，不仅是陶瓷材料的创新，也是表现技法的创新，更是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新彩就是在陶瓷文化不断创新思维引领下的创造性成果。
最后，新彩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尤其重要的是它吸收了西方绘画艺术的内容、形式，以及表现技法，将中国传统陶瓷文化推进到一个更加多元化的高度。新彩的所谓洋彩说，就是中国陶瓷文化从利用舶来材料到利用舶来技术的转化，不仅如此，新彩在吸收舶来陶瓷材料工艺技术的同时，还吸收了西方油画、水彩画的表现技法，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以及艺术特色和艺术审美。在具体表达及其艺术效果上，新彩可以达到写实甚至超写实的程度，可以与当代摄影艺术效果相媲美。此外，新彩富有创新性的特征主要在艺术效果上，它同样可以表现出西方古典艺术的古典美，近代艺术的理性美，以及现代诸多艺术流派的风格和特征。这样，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与外来文化因素于一身的新彩，成为陶瓷装饰之族的新成员。
总而言之，新彩是在中西方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中产生的，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了陶瓷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又进行着突破与创新。正因为新彩的广收并蓄，所以，使得新彩具有多元性文化的艺术特征。
4 结 论
显而易见，从新彩装饰在中国的成功诞生可以看到，中外文化交流，对于双方而言，皆是共赢的。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使中国的陶瓷文明传播到西方，而且，西方文明也影响到中国陶瓷的发展，尤其是近现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陶瓷业的快速发展。
到了中唐特别是唐开元十三年（725），福州设置福建经略使之后，福建沿海地区的开发已取得很大成绩，社会经济相当繁荣，福州被称为“闽都都会，东南重镇”、“福建大藩也居民若是其众也”。正如1958年福州所发现唐元和八年（813）《球场山亭记》碑碑文所载“迩时廛闬阗阗，货贸实繁”，表明当时福州城内诸货丰盛，对外贸易发达，市场繁华。有的学者认为唐代的福州已成为仅次于广州、扬州的第三大国际贸易港。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宣宗大中六年（852），唐朝商人钦良晖的商舶自日本肥前国值嘉岛归国，在海上航行六天，从福州闽江口的连江县登陆，随船而来的有日本僧人圆珍、丰智、闲静等人。圆珍等人在福州居留达6年之久，于大中十二年（858）搭乘唐商李延孝的船返回日本。
由于受唐武宗“灭佛”事件影响，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也受到较大冲击，“鼓山僧徒逃窜皆尽”。直至846年唐武宗死后，福州的中外佛教交流才逐渐恢复，福州开元寺还被官方作接待各国来闽僧人之所。日籍僧人空海在福州期间，曾登临鼓山，访问华严寺，并留诗一首，题为《灵源深处离合诗》。诗曰：“蹬危人难纤，石崄兽无升，烛暗迷前后，蜀人不得灯。”空海后来成为日本佛教真言宗（又称东密）的开山祖师。唐诗人马戴咏晋安：“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说明当时的福州海外僧人云集，佛学交流兴盛；李洞也有句：“潮浮廉使宴，珠照岛僧归”，生动地描绘了每年当海外贸易船遣发之际，福建观察使排办筵席，犒设送行以及当海外贸易船返航时，各国僧人乘船接踵而至的动人场面，反映了唐时海外大舶频频直抵福州，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五代时期，福建佛教发展进入。虽发生周世宗灭佛事件，但福建不但不受影响，还获得大发展机会，成为南方各道内佛教最盛的地方之一。王审知自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十月为福建威武军节度使，政治上，他“宁为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经济上，他重视贸易，为“招来海中蛮夷商贾，资用以饶”，开凿黄崎海道，设甘棠港，与高丽、日本东南亚诸国贸易；思想文化上，他大力推崇佛教，巩固王闽政权的统治。主要体现在：宋初，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国策，许多有作为的南士被委以重用。这些南士多生活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对商品经济耳濡目染，加之宋代没有受外来入侵的危险，对外开放寻求海上交通，扩大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是必然的选择。宋朝廷规定：“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由于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此时福州已成为豪华的都会。《高丽史》记载，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有福州商人虞瑄等100人到高丽进行贸易；北宋仁宗时“福州商客陈文佑”等从事中日贸易。苏轼曾说：“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业。”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荔枝谱》中记道：“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宋元时期，福州是“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重要贸易港口城市。贸易的兴盛、人员的频繁往来，带动佛教的交流。福建佛教之盛冠于全国。寺院之多、僧众之多、佛教著作出版之多，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主要体现在：
一、“崇宁藏”和“毗卢藏”的雕造和外传
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逐渐汉化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典籍的翻译、编辑、抄写、雕版、印造、收赎、供养以及寄托其中的精神企盼，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北宋末年朝廷放开印书之禁，民间与官府盛行印书。四川、浙江、福建是宋以来的三大刻书中心，福建路的雕版印刷业规模位于全国前列。福建除建阳外，福州也是重要的刻书中心。福州的东禅寺等觉禅院和开元寺先后开雕了大藏经“崇宁藏”和“毗卢藏”，创始了民间自发雕造大藏经的活动，并对日本佛教有重大影响。
从北宋神宗元丰年开始,东禅寺等觉禅院发起劝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寺院筹资雕造的大藏经。此藏开始只称“大藏经”,后因以藏进献徽宗皇帝祝延圣寿，于崇宁二年(1103)奉敕,赐名“崇宁万寿大藏”。后又因其所在地名和寺名被称为“福州东禅寺大藏”,或“东禅寺万寿大藏”，当今简称“崇宁藏”。“崇宁藏”经本流传于世界各地,以日本为最多。宋政和二年（1112）“崇宁藏”雕造初成，同县的开元寺也已经开始雕造另一部大藏经，并命名为“毗卢大藏经”，同样原因称之为“福州开元寺大藏”，或合称为“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今称“毗卢藏”。“毗卢藏”的全藏，国内已不存，海外亦闻无藏。根据叶恭绰先生探明东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的大藏经，以“毗卢藏”为主，以“崇宁藏”补缺，系日僧庆政入宋求法，在福州捐财资助雕造，因得携归已经刻成的经本，再委托宋朝的商船将其后遞刊的经本陆续买去，合为全藏。福州版大藏经的传入，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日本各种佛经开始仿刻出版，翻刻刊本版式几与原本雷同。
二、佛教建筑的传播
根据傅熹年先生《福建的几座宋代建筑及其与日本镰仓‘大佛样’建筑的关系》一文，“福建地区的建筑特色和日本镰仓时期从中国南宋传过去的“大佛样”建筑极为相像，证明‘大佛样’是传自南宋福建的地方建筑式样”。“大佛样”旧称“天竺样”，是日僧俊乘坊重源为重建1180年被毁的奈良东大寺大佛殿，从南宋引进的建筑式样，日本建筑史专家称之为“大佛样”。他们根据“大佛样”中大量使用丁头拱（日本称插拱）的特点，推测它可能属于福建建筑样式。此外，建于南宋庆元五年（1199）的奈良县东大寺南大门、建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的兵库县净土寺净土堂、建于南宋庆元元年（1195）京都醍醐寺和华林寺一样，具有“大佛样”相同特点，而且风格、构架方法和细部装饰与当时日本传统的“和样”建筑明显不同，是一种完全新的建筑式样。虽然在“大佛样”遗构中或多或少地带有日本传统做法，但从构架到细部都有浓厚的福建地方风格，建造这样的建筑恐不是简单的带回图纸所能做到，应是在请来的福建工匠指导下进行的。
三、与佛教有关的黑釉瓷器的输出
佛教与茶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李肇《国史补》及《唐书•地理志》记载：“福州有方山之露芽”；《闽小记》有关于鼓山半岩茶的记载，“鼓山半岩茶，色、香、风味，当为闽中第一，不让虎丘、龙井也。”福建的茶叶在唐代已成为贡品，宋代北苑茶更是名闻天下。到了元初，福建出口的货物中通过天龙寺船已经有茶叶输往日本。
福州的许多寺院不仅是佛教传播的圣地，也是禅茶一体兴盛的名寺。百丈怀海的《百丈清规》“赴茶”条：“方丈四节将为首座大众茶，库司四节将为大众首座大众茶、旦望巡堂茶、方丈点行堂茶等”“茶道”二字首先由中国禅僧提出，并通过禅茶交融途径向日本、朝鲜等国传播，才有日本茶道、朝鲜茶礼。有人把“海上茶之路”“海上瓷器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提并论，是名副其实，只不过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作用不同而已。
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的国家，这样一个国土狭小、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国家，在经济上取得的惊人成绩让世人刮目相看，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与其自身文化特色有很大关系。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实际上就是研究它吸收融合并不断学习发展外来文化的过程。“岛国的地理位置给日本提供了与外界交往的自主性。”日本在很早就开始了吸收外来文化的历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征，这一点，贾华在《双重结构的日本文化》中总结道：“（一）积极主动学习、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二）选择性地摄取、兼容外来文化……（三）对外来文化具有强烈的融合性……（四）保持和传承本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作为与日本隔海相望的近邻中国，也与它有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对日本在对外交流中体现出的这些特征多有表现，本文试图以茶文化为例，说明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这些特征：
一、积极主动学习、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
日本的文化发展特色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四面环海，面积狭窄的冲积平原分布在沿海地区，内部短而急的河流纵横交错，生存空间相对狭小封闭。拥有险山、急流、汹涌大海这样的天然屏障，不仅使日本免于外族入侵，还使得文化不发达的日本在选择外来文化方面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一接受外来文化原则前，日本只取前者，并将它实践为“只取其精华”。
滕军曾将日本的茶道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受中国唐朝的饼茶煮茶法影响的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代。第二个时期是受中国宋朝的抹茶冲饮法影响的日本历史上的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时代。第三个时期是受中国明朝的叶茶泡饮法影响的日本历史上的江户时代。”从这三个时期来看，日本所选择的对中国茶文化的吸收时期，正是作为茶源地的中国，茶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隋唐时期中日互派使者出访过程中，“当时日本政府遣使隋唐的主要目的是学习隋唐文化，但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通过使节来获取大陆的物品。所以，负此重任的来华日使临走时要选择最有价值、最令日本天皇满意的物品带回国，并敬献给天皇”，而这些遣唐使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正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茶文化带回日本敬献天皇。
隋唐时期作为中国的鼎盛时期之一，理所当然地被日本当作吸收其文化的对象。中国的茶叶及品茶法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到日本。在传播途径上更是与众不同，“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有许多途径。官方派遣使节、学生、乐舞团体等，赠送各种礼品（包括手工艺品和动物等）及书籍，是一条通常的渠道。宗教和贸易，是另外两条重要的途径……在这三方面之外，文化交流还有意外的渠道，为当时的人所意想不及的，即战争与掠夺也会造成文化交流的机会。”而中日之间的茶文化交流的途径是“通过佛教和僧人”，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空海（774～835）、最澄（767～822）、荣西（1141～1215）、村田珠光（1422～1502）、武野绍鸥（1502～1555）、千利休（1512～1591）。无论是留学僧还是请益僧，他们在唐期间开展佛教活动时，周围活跃着许多爱茶、饮茶、颂茶的中国诗人学者，耳濡目染了中国当时先进的饮茶文化，带回茶籽，传到日本。南宋时，中国茶文化高度发展，日本遣宋使中主要以荣西禅师为代表。他在中国期间遍访江南名刹，后移居天山景德寺。荣西除了致力于佛教钻研外，也充分利用江南茶园遍布，饮茶之风盛行的优势，加深对茶的研究，并于第二次回国后的1192年写成了主要以宋代《太平御览》为参照的《吃茶养生记》，开篇便写道：“茶者，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土同贵重之，我朝日本亦嗜爱矣。古今奇特仙药，不可不摘也。”。即便到了明代，倭寇盛行时期，中日之间也“想方设法”进行交流，尤其日本，派出的遣明使一般都是由通晓汉文的高僧来担任，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日之间的进一步交流，这个时期，“正是日本茶道骤形成的期间”。
二、选择性地摄取、兼容外来文化
日本在积极吸收世界上先进文化时，从不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地摄取，根据本国的国情来兼容外来文化。
日本原本没有茶树，也没有喝茶的习惯，更谈不上创造与茶有关的茶文化。自从遣唐使们将茶文化从中国传入后，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历程就开始伴随着日本茶文化的延伸发展。围绕日本茶道史三个时期看，当中国的唐朝经济文化臻于繁盛之时，作为未完全摆脱氏族制残余的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更是趋于全方位的。平安时代的日本，社会混乱，忧世忧天的没日思想浓郁，与此同时的中国，茶文化在禅宗大力提倡饮茶以及陆羽《茶经》的大肆鼓吹下兴起，很多人通过接触禅开始了饮茶的习惯，茶也从南方传到北方。《茶经》宣告了中国茶文化的成立，使儒、道、佛等中国文化的精髓与饮茶过程结合，这些，被崇尚佛教并且出于佛教研究目的来到中国的日本使者所吸收，根据当时日本国内的社会状况，民众普遍存在的情绪，人们的精神面貌等，尤其对中国的禅宗思想进行了摄取，“日本的茶道在形成的过程中明显可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痕迹，禅宗的精神就是直接来自中国”。室町时代末期的村田珠光、武野绍鸥提倡受禅宗思想的引导而产生的“空寂茶”，茶从奢华之风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与村田珠光参透禅并决心将禅与茶结合有莫大关系，后来，茶室面积按照自己的实际需要也不断缩小，不讲求世俗的尊卑高下，不断拉近主客之间的距离，日本的茶道也逐渐从禅与茶的融合中确立了“敬、静、寂、和”的茶道精神。
另外，在茶具，点茶等方面也是有选择地吸收。例如，可上溯到中国宋代的点茶技法，“其茶刷的形状、茶碗的形状都与目前日本茶道中使用的相似。但唐宋时的中国点茶技法重视色、香、味，重视茶与水的比例，对点茶时的姿势、拿茶刷的方法等并没有什么规定。”。另外，在茶碗的选择方面也有所体现。宋代，浙江、安徽一带聚集了许多日本留学僧人，他们接触了中国的茶具，并作为纪念品带回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人为之取名曰“天目茶碗”的饮茶工具，相对于当时日本国内的茶碗而言，更显端庄秀丽。
三、对外来文化具有强烈的融合性
日本对外来文化表现出的强烈融合性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来形容日本民族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是不为过的。它以极宽容的态度接纳来自各方的先进文化，经过选择性的摄取，兼容后，使这些外来文化最终为日本本民族服务。
“中国唐、宋、明代都对日本茶道以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日本茶道的历史是随着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发展而发展的。日本民族是善于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养料的，正是长期和多方面的学习和借鉴中国茶道的精神、程式及技巧，并与其本民族的特色和文化相融合，才创造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在谈及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强烈融合性时，“茶”文化是最有说服力的内容之一。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在与其他国家展开的文化交流中，首先推荐介绍就是日本的茶道。如今，在国际上久负盛名的日本茶道已被很多国家作为课程学习，茶道也早已成为日本先进文化的代表，而这一切，都与中日茶文化交流有着莫大的关系。在唐代，被文人墨客爱不释手的茶被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们带着一种崇敬之意效仿，开创了日本的饮茶之风；镰仓时期，荣西的《吃茶养生记》大谈茶在中国驱睡意，以及救世救民，大有与唐代陆羽《茶经》出世后类似的功效，日本茶文化进一步发展；茶从使用走向艺术是在室町时代，以后又逐渐融入从中国吸收来的禅宗思想。在日本茶道形成的过程中，日本曾经出现过将外国文化与日本民族的文化相结合的思潮，为此，珠光也曾在这种背景下主张过反对自以为是思想，要主动接近有能之人等，此外，他还将地炉导入茶室，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源于中国的饮茶文化与本民族固有文化融合的进程。与地炉导入情况相类似的是风炉。风炉在唐代陆羽《茶经》中有详细记载，它在室町时代传入日本，日本茶道中的风炉有一些仍保留了中国风炉的模样，但是，日本随后又在中国风炉的基础上发明了泥风炉、铁风炉等等。
同风炉地炉一样，中国的茶文化在日本从无到有，从开始的近乎全部的吸收到不断筛选，再到与本民族文化结合，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最终形成符合自身发展又促进自身发展的茶道文化，这与对外来文化的强烈融合性是分不开的。
四、保持和传承本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
日本文化是多种文化的混合体，但是作为在日本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日本传统文化始终是日本文化的主体。今天我们看日本文化，也许能对日本的任意一种文化找到它的本来归属国家或者地区，但是，我们也清楚地认识，隐藏在日本文化背后的，却是日本固有的宗教意识、道德伦理意识、生活习惯等。
日本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这一特性在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上也有很多体现。例如，《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中，在描述门茶时提到，“门茶初期，以辨别本茶非茶为主，即尝出■尾茶（本茶）与其他茶（非茶）的区别就可以了。这里受到了中国宋代门茶中的辨别皇室专用的北苑茶（正焙）和其他的茶（外焙）的影响。不过，日本的门茶将宋代的门茶大大升级，更加游戏化、系统化、复杂化、”接着，书中又解释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比起中国宋代的门茶来，室町时代的门茶更富有游艺性。这是由日本文化的特点决定的。日本文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儒家的君子文化不同，具有明显的结座性。喜欢大家凑在一起做点什么。在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有了平等的前提才产生了游艺。”日本人的游艺性深深影响着日本茶道游艺性，使门茶源于宋代却有别于宋代。
日本还将和歌艺术理论导入茶道，将素淡典雅的日本独有文化融入茶道，还有第一个按照日本茶道理念专门设计的茶碗―乐窑茶碗。另外，日本人爱洗澡，茶道文化中自然少不了沐浴方面的元素，日本在举行茶会时常常有沐浴的活动，这是中国茶文化中所没有的。表层文化背后的日本传统文化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赘述，最终使日本茶道文化深入人心的，并不是它停留在表面的外国文化的影像，而是日本民族深层次的传统文化。
日本民族是一个不简单的民族，日本民族的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从中日之间的茶文化交流便可见一斑。它在摄取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不仅没有迷失自己，始终保持和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吸收先进文化时始终坚持有选择，有目的。这些都是国家发展和个人发展值得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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