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1 15:55:59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伦理学研究方向，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在此世纪之交的时候，人们自然想展望一下二十一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前景，探索今后物理学发展的方向。我想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和观点。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个世纪之交物理学发展的情况，把当前的情况与一百年前的情况作比较对于探索二十一世纪物理学发展的方向是很有帮助的。
一、历史的回顾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典物物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均发展到了完善、成熟的阶段，随着热力学和统计力学的建立以及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建立，经典物理学达到了它的顶峰，当时人们以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物理世界的清晰、完整的图画，几乎能完美地解释所有已经观察到的物理现象。由于经典物理学的巨大成就，当时不少物理学家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想：认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建成，物理学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完成，人们对物理世界的解释已经达到了终点。物理学的一些基本的、原则的问题都已经解决，剩下来的只是进一步精确化的问题，即在一些细节上作一些补充和修正，使已知公式中的各个常数测得更精确一些。
然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当物理学家在庆贺物理学大厦落成之际，科学实验却发现了许多经典物理学无法解释的事实。首先是世纪之交物理学的三大发现：电子、X射线和放射性现象的发现。其次是经典物理学的万里晴空中出现了两朵“乌云”：“以太漂移”的“零结果”和黑体辐射的“紫外灾难”。[1]这些实验结果与经典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及基本理论有尖锐的矛盾，经典物理学的传统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经典物理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由此引起了物理学的一场伟大的革命。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海林堡、薛定谔等一群科学家创立了量子力学。现代物理学诞生了！
把物理学发展的现状与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情况作比较，可以看到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外，也有不同之处。
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建立起来以后，现代物理学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成熟的阶段。人类对物质世界规律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用现有的理论几乎能够很好地解释现在已知的一切物理现象。可以说，现代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建成。在这一点上，目前有情况与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情况很相似。因此，有少数物理学家认为今后物理学不会有革命性的进展了，物理学的根本性的问题、原则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今后能做到的只是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发展现代物理学，对现有的理论作一些补充和修正。然而，由于有了一百年前的历史经验，多数物理学家并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们相信物理学迟早会有突破性的发展。另一方面，虽然在微观世界和宇宙学领域中有一些物理现象是现代物理学的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的，但是这些矛盾并不是严重到了非要彻底改造现有理认纱可的程度。在这方面，目前的情况与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情况不同。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经典物理学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而在本世纪之交，现代物理学并无“危机”。因此，我认为目前发生现代物理学革命的条件似乎尚不成熟。
虽然在微观世界和宇宙学领域中有一些物理现象是现代物理学的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的，但是这些矛盾并不是严重到了非要彻底改造现有理认纱可的程度。在这方面，目前的情况与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情况不同。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经典物理学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而在本世纪之交，现代物理学并无“危机”。因此，我认为目前发生现代物理学革命的条件似乎尚不成熟。客观物质世界是分层次的。一般说来，每个层次中的体系都由大量的小体系（属于下一个层次）构成。从一定意义上说，宏观与微观是相对的，宏观体系由大量的微观系统构成。物质世界从微观到宏观分成很多层次。物理学研究的目的包括：探索各层次的运动规律和探索各层次间的联系。
回顾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发展，是在三个方向上前进的。在二十一世纪，物理学也将在这三个方向上继续向前发展。
1）在微观方向上深入下去。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已经了解了原子核的结构，发现了大量的基本粒子及其运规律，建立了核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认识到强子是由夸克构成的。今后可能会有新的进展。但如果要探索更深层次的现象，必须有更强大得多的加速器，而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所以我认为近期内在这个方向上难以有突破性的进展。
2）在宏观方向上拓展开去。1948年美国的伽莫夫提出“大爆炸”理论，当时并未引起重视。1965年美国的彭齐亚斯和威尔逊观测到宇宙背景辐射，再加上其他的观测结果，为“大爆炸”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从此“大爆炸”理论得到广泛的支持，1981年日本的佐藤胜彦和美国的古斯同时提出暴胀理论。八十年代以后，英国的霍金[2,3]等人开始论述宇宙的创生，认为宇宙从“无”诞生，今后在这个方向上将会继续有所发展。从根本上来说，现代宇宙学的继续发展有赖于向广漠的宇宙更遥远处观测的新结果，这需要人类制造出比哈勃望远镜性能更优越得多的、各个波段的太空天文望远镜，这是很艰巨的任务。
我个人对于近年来提出的宇宙创生学说是不太信的，并且认为“大爆炸”理论只是对宇宙的一个近似的描述。因为现在的宇宙学研究的只是我们能观测到的范围以内的“宇宙”，而我相信宇宙是无限的，在我们这个“宇宙”以外还有无数个“宇宙”，这些宇宙不是互不相干、各自孤立的，而是互相有影响、有作用的。现代宇宙学只研究我们这个“宇宙”，当然只能得到近似的结果，把他们的延伸到“宇宙”创生了初及遥远的未来，则失误更大。
3）深入探索各层次间的联系。
这正是统计物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二十世纪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先是非平衡态统计物理学有了得大的发展，然后建立了“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论，接着混沌论和分形论相继发展起来了。近年来把这些分支学科都纳入非线性科学的范畴。相信在二十一世纪非线性科学的发展有广阔的前景。
上述的物理学的发展依然现代物理学现有的基本理论的框架内。在下个世纪，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应该怎样发展呢？有一些物理学家在追求“超统一理论”。在这方面，起初是爱因斯坦、海森堡等天才科学家努力探索“统一场论”；直到1967、1968年，美国的温伯格和巴基斯坦的萨拉姆提出统一电磁力和弱力的“电弱理论”；目前有一些物理学家正在探索加上强力的“大统一理论”以及再加上引力把四种力都统一起来的“超统一理论”，他们的探索能否成功尚未定论。
爱因斯坦当初探索“统一场论”是基于他的“物理世界统一性”的思想[4]，但是他努力探索了三十年，最终没有成功。我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认为“物质世界是既统一，又多样化的”。且莫论追求“超统一理论”能否成功，即便此理论完成了，它也不是物理学发展的终点。因为“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5]
现代物理学的革命将怎样发生呢？我认为可能有两个方面值得考试：
1）客观世界可能不是只有四种力。第五、第六……种力究竟何在呢？现在我们不知道。我的直觉是：将来最早发现的第五种力可能存在于生命现象中。物质构成了生命体之后，其运动和变化实在太奥妙了，我们没有认识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我们今天对于生命科学的认识犹如亚里斯多德时代的人们对于物理学的认识，因此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是很可能的。我认为，物理学业与生命科学的交叉点是二十一世纪物理学发展的方向之一，与此有关的最关于复杂性研究的非线性科学的发展。
2）现代物理学理论也只是相对真理，而不是绝对真理。应该通过审思现代物理学理论基础的不完善性来探寻现代物理学革命的突破口，在下一节中将介绍我的观点。
三、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是完美的吗？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这两大支柱的理论基础是否十全十美的
呢？我们来审思一下这个问题。
1）对相对论的审思
当年爱因斯坦就是从关于光速和关于时间要领的思考开始，创立了狭义相对论[1]。我们今天探寻现代物理学革命的突破口，也应该从重新审思时空的概念入手。爱因劳动保护坦创立狭义相对论是从讲座惯性系中不同地点的两个“事件”的同时性开始的[4]，他规定用光信号校正不同地点的两个时钟来定义“同时”，这样就很自然地导出了洛仑兹变换，进一步导致一个四维时空（x，y，z，ict）（c是光速）。为什么爱因劳动保护担提出用光信号来校正时钟，而不用别的信号呢？在他的论文中没有说明这个问题，其实这是有深刻含意的。
时间、空间是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不能脱离物理质运动谈论时间、空间，在定义时空时应该说明是关于什么运动的时空。现代物理学认为超距作用是不存在的，A处发生的“事件”影响B处的“事件”必须通过一定的场传递过去，传递需要一定的时间，时间、空间的定义与这个传递速度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这种场是电磁场，则电磁相互作用传递的速度就是光速。因此，爱因斯坦定义的时空实际上是关于由电磁相互作用引起的物质运动的时空，适用于描述这种运动。
爱因斯坦把他定义的时间应用于所有的物质运动，实际上就暗含了这样的假设：引力相互作用的传递速度也是光速c.但是引力相互作用是否也是以光速传递的呢？令引力相互作用的传递速度为c＇。至今为止，并无实验事实证明c＇等于c。爱因斯坦因他的“物质世界统一性”的世界观而在实际上假定了c=c＇。我持有“物质世界既统一，又多样化的”以观点，再加之电磁力和引力的强度在数量级上相差太多，因此我相相信c＇可能不等于c。工样，关于由电磁力引起的物质运动的四维时空（x，y，z，ict）和关于由引力引起的运动的时空（x＇，y＇，z＇，ic＇t＇）是不同的。如果研究的问题只涉及一种相互作用，则按照现在的理论建立起来的运动方程的形式不变。例如，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的形式不变，只需把常数c改为c＇。如果研究的问题涉及两种相互作用，则需要建立新的理论。不过，首要的事情是由实验事实来判断c＇和c是否相等；如果不相等，需要导出c＇的数值。
我在二十多年前开始形成上述观点，当时测量引力波是众所瞩目的一个热点，我曾对那些实验寄予厚望，希望能从实验结果推算出c＇是否等于c。令人遗憾的是，经过长斯的努力引引力波实验没有获得肯定的结果，随后这项工作冷下去了。根据爱国斯坦理论预言的引力波是微弱的，如果在现代实验技术能够达到的测量灵敏度和准确度之下，这样弱的引力波应该能够探测到的话，长期的实验得不到肯定的结果似乎暗示了害因斯坦理论的缺点。应该从c＇可能不等于c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如果c＇和c有较大的差异，则可能导出引力波的强度比根据爱因劳动保护坦理论预言的强度弱得多的结果。
弱力、强力与引力、电磁力有本质的不同，前两者是短程力，后两者是长程力。不同的相互作用是通过传递不同的媒介粒子而实现的。引力相互作用的传递者是引力子；电磁相互作用的传递者是光子；弱相互作用的传递者是规范粒子（光子除外）；强相互作用的传递者是介子。引力子和光子的静质量为零，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引力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的传递速度都是光速。并且与传递粒子的静质量和能量有关，因而其传递速度是多种多样的。
在研究由弱或强相互作用引起的物质运动时，定义惯性系中不同的地点的两个“事件”的“同时”，是否应该用弱力或强力信号取代光信号呢？我对核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是外行，不想贸然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应该用弱力或强力信号取代光信号，那么关于由弱力或强力引起的物质运动的时空和关于由电磁力引起的运动的时空（x，y，z，ict）及关于由引力引起的运动的时空（x＇，y＇，z＇，ic＇t＇）
有很大的不同。设弱或强相互作用的传递速度为c＇＇，c＇＇不是常数，而是可变的，则关于由弱或强力引起的运动的时空为（x＇＇，y＇＇，z＇＇，Ic＇＇t＇＇），时间t＇＇和空间（x＇＇，y＇＇，z＇＇）将是c＇的函数。然而，很可能应该这样来考虑问题：关于由弱力引起的运动的时空，在定义中应该以规范粒子的静质量取作零时的速度c1取代光速c。由于“电弱理论”把弱力和电磁力统一起来了，因此有可能c1=c，则关于由弱力引起的运动的时空和关于由电磁力引起的运动的时空是相同的，同为（x，y，z，ict）。关于由强力引起的运动的时空，在定义中应该以介子的静质量取作零（在理论上取作零，在实际上没有静质量为零的介子）时的速度c＇＇取代光速c，c＇＇可能不等于c。则关于由强力引起的运动的时空（x＇＇，y＇＇，z＇＇，Ic＇＇t＇＇）不同于（x，y，z，ict）或（x＇，y＇，z＇，ic＇t＇）。无论上述两种考虑中哪一种是对的，整个物质世界的时空将是高于四维的多维时空。对于由短程力（或只是强力）引起的物质运动，如果时空有了新的一义，就需要建立新的理论，也就是说需要建立新的量子场论、新的核物理学和新的粒子物理学等。如果研究的问题既清及长程力，又涉及短程力（尤其是强力），则更需要建立新的理论。
1）对量子力学的审思
从量子力学发展到量子场论的时候，遇到了“发散困难”[6]。1946——1949年间，日本的朝永振一郎、美国的费曼和施温格提出“重整化”方法，克服了“发散困难”。但是“重整化”理论仍然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并没有彻底克服这一困难。“发散困难”的一个基本原因是粒子的“固有”能量（静止能量）与运动能量、相互作用能量合在一起计算[6]，这与德布罗意波在υ=0时的异性。
现在我陷入一个两难的处境：如果采用传统的德布罗意关系，就只得接受不合理的德布罗意波奇异性；如果采纳修正的德布罗意关系，就必须面对使新的理论满足相对论协变性的难题。是否有解决问题的其他途径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或许还与时间、空间的定义有关。现在的量子力学理论中时宽人的定义实质上依然是决定论的定义，而不确定原理是微观世界的一条基本规律，所以时间、空间都不是严格确定的，决定论的时空要领不再适用。在时间或空间的间隔非常小的时候，描写事情顺序的“前”、“后”概念将失去意义。此外，在重新定义时空时还应考虑相关的物质运动的类别。模糊数学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把这个数学工具用到微观世界时空的定义中去可能是很值得一试的。
1）在二十一世纪物理学将在三个方向上继续向前发展（1）在微观方向上深入下去；（2）在宏观方向上拓展开去；（3）深入探索各层次间的联系，进一步发展非线性科学。
方向一：感知觉研究
这类研究多为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方向。从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等研究。这类研究可以反映当时前沿学科水平，社会的进步情况等。但近几年在这类研究的人数减少很多。
方向二：思维研究
思维和语言的关系研究一直是该方向研究的热点，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心理学者用汉字假设测验模型，并对概念形成设计实验研究，问题解决作为复杂的心理过程，是众多心理学工作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摘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使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史中最成熟的作品，叙述明代儒学由理学向心学的发展演变，突出学派的传承，及思想家的学说宗旨。进而对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等基本理论进行了探索，为思想学术史研究建立坚实的基础，并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对后世的历史和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明儒学案》 黄宗羲 思想学术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所著《明儒学案》对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他关于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认识，在中国思想学术研究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黄宗羲的思想学术史研究理论 思想学术史的研究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明清之际以前，出现了《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论六家要旨》、《伊洛渊源录》等论著与资料汇编。其中《庄子·天下篇》就从“道”的分裂来看待学术的发展。它认为远古时期，并无百家之学，只是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候，贤圣不明，道德不一，才有“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现象出现。西汉时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也明确指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诸种学术，都有共同的目标，只不过出发点不同，理论的深浅有别。《天下篇》和《论六家要旨》评判当时的各种学术，都是以见道的高下远近为根据。 黄宗羲著《明儒学案》，也认为学术史研究就是要全面反映各种学术体现“道”的曲折过程。他说，“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并举大海与江淮河汉以及泾渭诸水的关系加以说明：“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踯，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其各自为水者，至于海而为一水矣”[1]（《明儒学案·序》，P7）。江淮河汉各支水流虽然各有曲折，但都归趋于海，是海水的组成部分。学术也是如此，虽然各家各派有所不同，但都是道的体现。他认为理想的思想学术史研究应该使关于“道”的所有创见都能得到反映，在“竭其心之万殊”的基础上，使各家各派的学术观点“深浅各得，醇疵互见”[1]（《明儒学案·郑性序》，P1）。 黄宗羲反对用一种观点来评判思想学术史。明代周汝登编撰《圣学宗传》，上自伏羲、神农、黄帝、尧、禹、汤、文、武、周、孔、孟、荀，中经董仲舒、杨雄、王通、韩愈、穆修、胡瑗、周、程、张、邵、朱、陆，终至王学诸子，凡18卷。黄宗羲批评它的主观性太强，“扰金银铜铁为一器”，是以其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他也反对把思想学术史研究简单等同于史料汇编。孙奇在逢康熙五年（1666年）写成《理学宗传》，凡26卷，正传包括周、二程、张、邵、朱、陆、薛（瑄）、王、罗洪先、顾宪成等十一子，其余诸子分别列入汉儒考，隋儒考、唐儒考、宋儒考、元儒考和明儒考，谓备考。又有附录一卷，谓之补遗。黄宗羲批评这一著作，“杂收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而闻见亦陋”[1]（《明儒学案·发凡》，P17）。他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思想学术史的价值在于充分显示学术的个性。 “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1]（《明儒学案·发凡》，P18）。他善于从不同的学说理路中归纳整理出符合学术演变规律的合理因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炼不同的学说中的内在价值。 《明儒学案》就是根据“一本而万殊”的学术史观，对明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做了总结。它以时代先后、学派传承为线索，将思想家的传记、学说述评、资料摘录融为一体，力求全面、系统的反映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全书首列《师说》，采选其师刘宗周对明代学术的评论，以示学术渊源，次以崇仁、白沙、河东、三原诸学案，叙述明代学术由理学向心学的过渡，再记以姚江及诸王门学案，着重叙述明代王学的发展与传播，接以止修、泰州、甘泉三学案，叙述王门别派对王学的修正与辩难，并在诸儒学案中兼及程朱学者对陆王心学的批评。最后纪东林诸子和蕺山学案，以东林诸子为程朱学的殿军，以蕺山为王学的殿军，给后学指示儒学发展的路向。按照黄宗羲的论述，明学的发展包括以下过程：1、明初的理学以朱学为其开端，而以崇仁吴与弼、河东薛瑄学派为明代朱学之大宗。两家学术各有特色：崇仁治学主“涵养”，河东治学重“践履”，崇仁门人陈白沙，发挥师说，倡“静中养出端倪”之学，为明代心学之发端。2、明代中期，王守仁继陈献章而起，王学大昌，成为尔后明学之大宗。王学传人，按其所在地区分成六派，而以江右王门为王学之正传。王门六派在传播师说过程中，渐起分化：或倾向于程、朱的“道问学”，或出入于佛、老之间，或主张和会程、朱与陆、王的学术异同。3、及至明末，刘宗周奋起救王门溺禅之弊，以“慎独”之学继承、发扬陆、王“本心之学”，因而成为明代王学之殿军、陆王心学之总结者。在王学的兴起及其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有止修、泰州等王门别派对王学的修正，有湛学与王学的辩难，有程、朱学者对陆王心学的批评。还出现了王廷相、吕坤等人的非理学倾向。这些非王学派别对陆王心学的修正、辩难和批评，是明代中后期理学发展的重要内容。 黄宗羲总结明学的发展历史，“道”是他最主要的标准，任何思想学术，只要对“道”的显现有一定创见，都能在他的学案中得到体现。那么，他所谓“道”到底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呢? 首先，“道”包括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什么是宇宙的本体，理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张载认为“气”是万物的本体，程、朱认为“天理”是万物的本体，而陆九渊认为“心”是万物的本体。明学的主要创见是，王阳明充分论证了“心”是万物的本体。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一方面认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1]（《明儒学案·蕺山学案语录》，P1520），另一方面又认为天地万物本“无物”，“无物”者，“统于吾心者也”，归根到底，他以“吾心”为宇宙本原。黄宗羲说：“盈天地皆心也”，肯定“心”是宇宙本体，但他的“心”本体说力图包括理学的探索成果。他认为“心”“理”不二，说：“天地万物之理，不外于腔子里，故见心之广大”[1]（《明儒学案·文简湛甘泉先生若水》，P877），天地万物之理俱在我心的认识范围之内。“后之学者错会前贤之意，以为此理悬空于天地万物之间，吾从而穷之，不几于义外乎？此处一差，则万殊不能归一”[1]（《明儒学案·序》，P7）。如果认为“理”是先验的，超越于天地之外、万物之上，那样去格物穷理，就是本末倒置，事倍而功半。“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1]（《明儒学案·黄梨洲先生原序》，P9）。他又特别重视气，认为理气合一：“宇宙间一气也。即使天地混沌，人物消尽，只一空虚，亦属气耳”[1]（《明儒学案·太常王塘南先生时槐》，P469）。“天地之间只有气，更无理，所谓理者，以气自有条理故立此名耳”[1]（《明儒学案·肃敏王竣川先生廷相》，P1175）。气为天地万物之本，理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理气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则谓之气；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者言，则谓之理。盖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1]（《明儒学案·学正曹月川先生端》，P1064）。黄宗羲甚至说，理学、气学之名只是人们通过不同方式、角度认知“道”的不同，它们都统一于“心”。 其次，“道”包括对人类特性的认识。黄宗羲坚持性善论，“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当恭敬处自恭敬，当是非处自是非，千头万绪，轇轕纷纭，历然不昧者，是所谓性也。……性是天地万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1]（《明儒学案·文庄罗整菴先生钦顺》，P1109）。他认为对人而言，变者为心，不变者为性，因为“气之流行，不能无过不及，故人之所禀，不能无偏。气质虽偏，而中正者未尝不在也”[1]（《明儒学案·太仆吕巾石先生怀》，P912）。所以“儒者之道，从至变之中，以得其不变者，而后心与理一。……性无不善，心则动静感应，不一其端而真妄杂焉”[1]（《明儒学案·文敬胡敬斋先生居仁》，P30）。 再次，“道”包括人生体道方式的认识。黄宗羲的哲学可以说是一种实践的哲学。他解释阳明的“致良知”说“致字即是行字”[1]（《明儒学案·姚江学案》，P179）。认为阳明“‘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多以意见搀和，……非复立言之本意”[1]（《明儒学案·姚江学案》，P180）。在《明儒学案》中，黄宗羲对王阳明的“四句教”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王阳明讲“无善无恶者，无善念恶念耳，非谓性无善恶也，……为好善恶恶者，天命自然，炯然不昧者，知也，性也。阳明于此，加一良字，正言性善也……良知是本体，天之道也；格物是工夫，人之道也”[1]（《明儒学案·东林学案》，P1379）。关于“四无”与“四有”之辨的重新诠释，反映了他在这类虚实问题上避虚就实的基本看法。 黄宗羲评判思想学术史对“道”本依据的实践，反映出他“和而不同”的哲学史观与“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哲学体验。
二 黄宗羲研究中国思想学术史的方法 黄宗羲《明儒学案》研究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主要方法表现为： 第一，他对史料非常重视，《明儒学案》的资料都是直接由原著中提炼出来。“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是编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1]（《明儒学案·发凡》，P17）。 第二，他指出对思想家思想的研究应该抓住思想家的宗旨，把握思想家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学者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由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1]（《明儒学案·发凡》，P17）。他认为“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1]（《明儒学案·发凡》，P17）。通过对明学中主要表现为心性、理气、性情之辨，气质与义理之性之辨，本体与工夫之辨等等问题的讨论，黄宗羲对明代思想家的学说宗旨进行了提炼，至今对于我们理解明儒的思想仍具参考价值。如白沙主“静”，河东主“敬”，阳明宗旨“致良知”，甘泉宗旨“随处体认天理”，蕺山“慎独”等。 第三，他重视学派在思想学术史研究中的地位。黄宗羲网罗明代众多理学家，为之分别学派，为每一学派立一学案，学案前几乎都有序言，以说明该学派的盛衰传递。他论崇仁学派吴与弼“其相传一脉，虽一斋、庄渠稍为转手，终不敢离此矩镬也。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1]（《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一》，P14），清晰的说明崇仁学派的思想脉络，又厘清了与白沙学派的关系。他认为“有明之学，自白沙始入精微”，而“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寥寥数语，勾勒出当时的学术发展大势。又论姚江、甘泉“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遞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1]（《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一》，P876），道出了王学与湛学密切联系。学派分析为剖析明代儒学源流、思想演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他重视思想家生平行事的考察，力求真实的体现学者的全人格。黄宗羲重视分析思想家们的思想与行为是否一致，他认为只有言行一致的思想才是真正代表思想家认识境界的思想，否则，不管多么高深玄妙，终究是“虚弄精魂”。这样就不得不对关系学者生平节义出处的一些史料加以仔细辨明，如吴与弼讼弟并为权臣石亨作跋、薛瑄与太监王振的关系、追还有疾生员廪米、陈献章与太监梁方的关系等等，黄宗羲多设身处地，加以辩辟。全书无处不体现出他对真儒者、真儒学的理解。他所理想的儒者，一方面博学慎思，“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2]（《鲒埼亭文集选注·黄梨洲先生神道碑》，P99），另一方面，又能经世致用，他表彰东林诸子等讲学清议、抨击弊政的行为，和“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1]（《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一》p1375）的风范。钱穆说他“欲冶文苑、儒林、道学于一炉，重复古者儒之大全”，并且“欲推学术事功而一之”[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P32），这其实也是晚明学者共同的思想趋向。《明儒学案》不为颜山农、何心隐、李卓吾等人立学案，就是因为他们的学术或入于禅，或“一变而为（张）仪、（苏）秦之学矣”，已经“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1]（《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P703），言行不能统一。 黄宗羲的学术史研究方法论与他的哲学思想和学术史观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使他的著作更加成熟、完善，较前人的研究具有更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史研究做出重大突破，不仅给后人留下大量研究明代思想史的翔实资料，也为中国思想史学科理论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三 黄宗羲思想学术史研究的影响 黄宗羲关于思想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为后来的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者所继承和发展。章学诚也曾对黄宗羲的思想学术史研究有所评价，说黄宗羲的思想学术史研究有浓郁的“言性命者，必究于史”[4]（《文史通义·浙东学术》，P523）的风格：“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黄宗羲试图把思想置于“历史”中加以解释，这种“历史”意识启示后人从历史发展演变的角度看待思想学术。后来的全祖望《宋元学案》就是秉承其意，再有《清学案小识》、《清儒学案》等继起之作，虽然在理论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及，但实际上刺激推动了近代学术史研究的兴盛。 当然，《明儒学案》中体现的黄宗羲的学术史观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将学术史研究局限于儒学范围内，不能从更加宽广的视野中客观的看待佛教、道教思想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对学术史研究领域中文明交往和文化融合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入，这也给后来的思想学术史研究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20世纪初年，中国的学者们试图对中国传统学术的“道”这一核心范畴做出新的解说。他们认为，要明确中国思想学术的研究内容，首先应该抛弃传统的道统观念，用平等的眼光来看待诸子百家之学，只要是在学术史上确有创见的思想学术，都应在学术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其次应参考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原理来分析传统学术，对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创见做出有条理的解释。 191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认为，如果要对中国学术史的史料做贯通性的整理，就“不可不借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5]（《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P28）。他参照西方哲学观念，将哲学学问分为六个部分：讨论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讨论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的名学与知识论，讨论人生在世如何行为的人生哲学（又叫伦理学），讨论怎样才能使人有知识、有思想、行善去恶的教育哲学，讨论社会国家应如何组织、如何管理的政治哲学，讨论人生究竟有何归宿的宗教哲学。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上册1931年，下册1934年）同样认为，要研究中国思想学术，对它做贯通性的理解，就不可不参照西洋哲学：“今欲讲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6]（《中国哲学史》上册，《子学时代·绪论》，P1）。他把哲学分为三大部分：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 侯外庐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道”，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至少应包括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所谓“哲学思想”，即思想家对世界总体的认识，包括人对自身的认识、人对社会的认识、对自然的认识以及人在世界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侯外庐认为，用实用主义，冯友兰用实在论思想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哲学史的实际情形[7](《韧的追求》，P193，P265-266)。中国哲学思想主要通过“天道”、“人道”、“天道”与“人道”如何统一等命题显示出来。所谓“逻辑思想”，即思想家阐发思想观点的方法。侯外庐认为任何思想家的思想，都有一定的方法论做根据。这种方法渗透在思想家表达思想的整个过程，反映出思想家的思维模式。如果对思想家们的思想方法有所把握，就不难了解当时的思维水平。所谓社会思想，即思想家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念和理论。侯外庐认为社会思想是中国思想学术的核心。相对而言，中国历史上缺少纯粹学术化的思想传统，任何思想都以社会现实问题做为出发点和归宿。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非常成熟。中国社会思想主要通过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社会理想等方面的内涵显示出来，同时也反映在对法律、经济、军事、民族等到具体社会问题的思索之中，甚至体现在社会心理之中。①侯外庐特别指出，中国思想史虽然要研究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但是思想史也并不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8](《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P11)。他的助手张岂之也曾经这样概括：“思想史就是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确切地说，思想史就是研究人类历史上社会思想意识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的学科”[9](《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相互关系》，载《儒学·理学·实学·新学》，P296)。可见侯外庐所理解的中国思想史，并不是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的简单拼凑，而是以哲学思想、逻辑思想作为支撑，以社会思想作为核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是这一有机整体发展演变的历史。简单地说，中国思想史就是研究中国思想历史的学科，是研究中国思想结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历史的学科。 非但如此，20世纪的学人们还对《明儒学案》研究思想学术史的方法做了发展。梁启超评论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时，说《明儒学案》提出了撰著学术史的四个必要条件：一是要网罗一个时代的各个重要学派；二要对各家学说作提纲挈领的勾勒；三要忠于事实：四要在对其人所处时代和经历的叙述中体现其全人格。他认为这四点是著作学术史的基本要求，“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1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P58)。 1918年，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导言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做了比较系统的讨论，他提出“述学”、“明变”、“求因”、“评判”四步骤，根本功夫不外两条：一是对材料校勘，二是参照其它哲学资料，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胳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也就是说，要找出中国思想学术的条理，首先要在资料的搜集审定和整理上下一番功夫，同时也必须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参照作用。 侯外庐认为，对思想家体系化的思想的分析，必须抓住思想家的宗旨，离开了思想家的宗旨，就难以理解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同时，“研究思想史不能不研究学派”。他说：“思想史上各种学派的产生及其融合和批判、吸收和排斥的复杂过程，一方面展现出人类思想在其自身矛盾运动中的丰富多样性，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思潮的某些特点。因此，研究思想史不能不研究学派。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不同学派的形成过程及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凭藉，进而了解它们在思想内容、观点、方法乃至风格方面的不同特点，而且更加需要深入了解不同学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于那些彼此对立的学派尤其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分清其脉胳”[8](《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P13)。 侯外庐还指出，如果要使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还必须把思想史置于中国社会史的具体背景，把二者贯通起来。他说：“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要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11]（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P28）。否则，对于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研究，“必流于附会臆度”[12]（《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自序》，P1）。这就必须“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研究，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历史进行深入的探讨。侯外庐通过翻译《资本论》，“从经典著作的原著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13]（《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P157），确立了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理论依据。他根据特殊的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剖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他还对社会史如何与思想史相贯通，作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思路。他特别重视社会思潮的研究，认为社会思潮是联系历史与思想的关键中介。侯先生认为，任何思想都有一定的阶级倾向，都代表一定的利益。挖掘思想背后的阶级根源，有助于正确把握思想的主流倾向。但侯先生同时认为，思想史本身有其相对的对立性。研究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贯通，不能把所有的思想都归结于经济发展的支配作用。把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贯通，是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最重要的创见，它不但为合符真实的现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而且为科学地解剖中国思想学术史，挖掘思想背景的社会原因提供了依据。 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与传统的思想学术史研究相比，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中，我们不时发现黄宗羲《明儒学案》影子。事实上，任何一门学科要发展，都不可能割断其学科发展的历史，中国现代思想史学科就是从传统思想学术史研究发展而来。深入理解传统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于今天如何深化中国思想史研究或许会有一定的启示。
参考书目： [1](明)黄宗羲.《明儒学案》(M)，中华书局，1985年 [2](清)全祖望著.黄云眉注《鲒埼亭文集选注》(M)，齐鲁书社，1982年 [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商务印书馆，1997年 [4]章学诚. 《文史通义》(M)，中华书局，2000年 [5]姜义华主编.《学术文集》上册(M)，中华书局1991年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中华书局1984年 [7] 侯外庐. 《韧的追求》(M)，三联书店，1985年 [8] 侯外庐 《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M)，人民出版社，1987年 [9] 张岂之 《儒学·理学·实学·新学》(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10]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东方出版社，1996年 [11]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57年 [12]侯外庐 《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M)，人民出版社1993年 [13]侯外庐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M)，人民出版社，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