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2 15:40:45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新版证券市场，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DOI：10.3969/j.jssn.1005-5517.2017.2.001
哪些需求将迅速成长？
为了知道格芯（Globalfound ries，原中文名：格罗方德）公司的业务扩展计划，以及格芯如何满足全球客户的需求，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知道哪些需求将迅速成长。
第一，关注点是手机、移动计算的增长；第二，物联网计算，这是机器对机器的交流。中国在互联网的发展上进程非常快，中国有超过1/3的全球互联网设备：第三，智能计算的兴起，其中包括机器人等设备的兴起。第四，下一代有望超越手机的终端是AR/MR/VR，这里面有巨大的商机，它的商业前景可以和手机媲美。
大容量的全新市场正在推动商机涌现
单一技术无法满足这些需求，所以本文会介绍一些市场细分的需求。如图1，左侧是众多客户端，可以把它们分成智能客户端和物联网客户端。中间是信息采集的功能，通过WiFi、4G、5G等科技，客户可以收发信息。右侧是数据中心，过去两年云功能的收发量成倍地增长。所以，通过左侧的客户端收集信息，通过网络传输可以传送到数据中心（即云），进行一些分析和决定。这些决定通过网络又返回到客户手上，客户通过这些信息再做一些行动。
从图2可见，格芯的目标市场之一是中低端智能手机、无线、物联网、自动驾驶汽车、便携式相机；另一端是服务器、高性能计算和图形、高端智能手机、核心网络。左侧的年复合增长率只有个位数，远低于右端的20%以上的增长率。
据预测，到2020年，手机互联端会有1 300亿美元是与半导体相关的，物联网有420亿美元，数据中心是300亿美元。5G技术会从2020年开始加速，到2025年会有60亿美元。
格芯战略路线图
在28纳米之后，格芯采取了双路线图策略，一个是22FDX和1 2FDX路线，另一个是FinFET，以根据不同的应用进行差异化的制造。如图2，右侧是无线、电池供电计算，这一系列需要格芯的22FDX技术和更先进12FDX的技术。左侧是高性能计算，这将用到14纳米和7纳米FinFET技术。对于7纳米的技术，格芯正在研发，到2018年的第二季度会进行生产。
具体地，格芯的22FDX的目标市场是中低端智能手机、无线物联网、自动驾驶汽车、便携式相机。22FDX的性能类似于FinFET的性能，但是它的成本和28纳米相当，因此可以成就高性能、超低电压，并且它的晶圆片会较小。
需求曲线扩张的困难
在供给收缩区间内，需求曲线的扩张将会带来更明显的通货膨胀。因此，如果未来看到需求经历了2009年版的扩张，亦或是缩小版的2009年，经济增长将经历顶部更低的倒V型调整；站在中期的跨度看待，可以忽略这个需求扰动，将经济继续视作依然遵循潜在增速下降的趋势。但在此过程中，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对债券市场形成的影响却并不可以忽略。通货膨胀和流动性趋紧对整体债券资产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因此，预判需求曲线扩张的可能性以及量级显得十分重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假设，在未来三至六个月的时间内，需求曲线出现扩张难度较大。
假设一，房地产投资无法触底反弹，陡降过程可能结束。与普通制造业企业不同，由于房地产的净资产收益率（ROE）水平高，房地产企业的投资行为是销售和可获得资金来源的函数。在开发贷被限制的条件下，房地产企业的投资行为更敏感地受制于房地产销售的恢复情况。在周期意义上，房地产销售的增长与实体经济流动性松紧之间呈现密切关系（见图1）。因此，2012年春节之后，监测城市销售面积环比的反弹与实体经济流动性的恢复有关。
2012年下半年，伴随着实体经济流动性紧张的继续缓解，商品房销售情况可能维持好转的趋势。这有助于缓解地产投资剧烈的下行；但是在目前的房地产整体销售状态下，判断三至六个月的时间看到地产投资进入正增长区间存在风险。
假设二，财政政策边际上可以改善投资，但量级可疑。以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合计投资情况来观察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事实上可以发现，自2012年一季度开始，财政项目已经开始对经济下滑进行对冲。不过基于财政收入下滑，地方政府去杠杆等因素考虑，本轮财政政策可以释放空间实属有限（见图2）。
假设三，货币政策受到通胀水平的制约无法重演2008年的激进行为；同时在外汇占款低于合理货币增长之后，推动实体经济货币增长需要更加倚重信贷。
供给收缩的经济周期，面对着相同的需求增速，经济体要容忍更高的通胀水平。同时，供给收缩在可贸易部门产生了顺差收窄的趋势，这从而产生了抬高经济体资金利率的力量。上述层面的变化，对于货币政策以及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刺激效果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基于一些技术层面的推导，可以认为此轮通胀调整的底部中枢可能不会低于2.5%水平。
资产选择需关注的因素
资金面环境支撑着债券市场
根据对三至六个月的宏观经济定位，在经济走入趋势收缩、通胀走入底部盘整的组合状况下（有些类似与2001年，但经济增速平台更低，通货膨胀平台更高），受央行货币政策的支撑，债券市场的流动性维持宽松的局面，这支撑着债券市场的牛市环境。此时，高票息资产面临的压力也将减轻。2012年年初，债券市场的资金环境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在资金面宽松的总体结论中，我们隐含了如下的假设和步骤。
其一，对监管部门而言，当外汇占款增速低于合理货币增速时，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权上升。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其国外净资产增速在20世纪90年代下降至10%以下的平台；在此变化下，台湾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国外净资产与基础货币之间的相关系数由80年代的接近90%下降至90年代的60%。
其二，对于银行系统而言，当外汇占款增速低于合理货币增速时，商业银行在趋势上将减弱对除信贷类资产配置力度。这是因为外汇占款的这个条件对应于资产方信贷增速持续的高于负债方的增速。
其三，债券市场资金面更敏感的取决于货币政策对基础货币的调节，而这与宏观经济背景密切相关。当宏观经济处于收缩周期时，央行在银行间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压低借贷利率，维持资金面的宽松；当宏观经济处于平稳扩张周期时，央行停止宽松的货币政策并转向偏紧的政策时，银行间的流动性将趋势性收紧，并且此时相比较现金等流动性资产而言，债券类资产所面临的需求萎缩更为明显。
与CPI相关的利率体系粘性大
尽管面对通货膨胀的下行趋势，资金面的宽松将支撑着债券市场的牛市环境。但就无风险收益率的定位而言，受制于绝对水平不低的通货膨胀，这个利率体系的下行空间被约束着。通货膨胀通过两种方式影响无风险利率体系的定位。一种是通过货币政策意图直接对短期利率定价。这主要是指一年期定存以及与其相关的一年期央票利率。在正常的环境中，一年期央票利率与一年期定存相差约20BP左右。如果认为此次经济调整的底部对应于2%以上中枢的CPI的话，一年期央票的利率将显著高于2008年。另一种是通过预期利率补偿的方式影响利率产品的定价。这主要是指长久期的利率产品，比如10年期的国债。在未来的经济与通胀组合下，受通胀补偿水平的上升，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底部应当会高于2008年的牛市底部；从数据来看，2008年的牛市底部约为3%左右。
与经济增速下行相关的利率体系还会进一步重估
面对着经济增速的下行，央行在货币政策层面一定会做出相应的应对。其中包括，一方面补充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将短期拆借利率压低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这种操作将带来支撑债券市场牛市环境的根本力量；另一方面，或者通过降低基准利率，或者通过鼓励货币创造，压低实体经济的借贷利率，考虑到商业银行在经济下行周期对期限层面的偏好，这种操作将直接带来短期限信用产品的收益率重估。受此带动，短融产品的收益率将进一步下行，并表现为信用利差的继续收窄。长久期信用产品的收益率也将在此过程中下降，但幅度可能弱于短久期品种。
下半年债券市场分析
从1年期央票开始。1年期央票在5月份的均值为2.8%，在6月份进一步下降至2.5%。以一年期定存为基准进行衡量，1年期央票名义上隐含的降息情况约有三次。不过，目前一年期央票二级市场所反映出的情景并不能视作对降息预期的映射。2.5%左右的一年期央票收益率所形成的背景是1年期央票一级市场停发，因此这个收益率应当更多地反映银行间拆借利率水平的下降；类似的情况在2009年一季度的时候也发生过。如果上述的类比和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意味着在1年期央票继续停发的假设下，1年期央票二级市场收益率只有在拆借利率转向趋势平台上升之后才会迎来反转。事实上，考察浮息债和固息债之间的差值，两者反映出的降息预期不到两次。以7年期政策性金融债为例，6月份固浮息之间的利差均值为－0.35%。
1年期央票与利率产品短端、信用产品短端。由于税收因素的影响，1年期国债收益接近1年期央票税后收益率；自2006年以来，1年期国债和1年期央票税后收益平均利差为14BP。截至2012年6月8日，1年期国债收益率2.16%，基本与1年期央票税后收益率和平均利差的定位相同。1年期政策性金融债与1年期央票在属性上十分相近，两者之间的利差大部分是基于流动性考虑。以2006年以来的平均利差来看，6月初1年期金融债的定位也是合理的。站在1年期央票的角度观察1年期的信用产品，其中需要考虑违约风险、商业银行资金面等因素的波动情况。在此只观察时点上的静态特征，在6月初的时点上，从AAA级别一直到A－级别，与1年期央票的利差逐渐扩大；并且，AA－级别以上的信用债利差回到历史合理区间之内，而A＋级别以下的信用债利差仍显著高于历史合理区间。
1990年12月和1991年5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继成立并开展交易，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结构不断演变，其特点也逐渐显现。
1.投资者结构的演化
1989年之前个人投资者在一直是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主体。1980年中国人民银行抚顺支行企业发行股票211万元，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有记载的第一次股票发行，也是我国股票市场的起点，此后的股票发行基本上都以个人为主要发行对象。期间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0-1984年，企业股票实行到期偿还本金保息分红的办法，带有浓厚的债券性质和福利色彩，发行范围则仅限于企业内部职工和一些自愿的法人；1984-1989年，企业发行股票的范围扩展到社会公众，单位（机构）虽然也可以自愿认购股票，但同股同权原则未得到实施，无论其认购数量是多少均与个人一样为公司股东，享受平等权利，有的单位持有股票甚至不能参与分红。在这个阶段，专门的股票投资机构尚未问世，现代意义上的投资机构者还未出现，购入股票的单位一方面因同股不同权收到歧视性待遇因而为数寥寥，另一方面就其行为特征来看也近似于个人投资者，其投资目的同个人投资者一样在于获得股息，因此说这一时期的投资者主体为个人投资者。
1985年，我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通过批准进入筹备；至1989年，我国共有可从事自营业务的证券公司达到63家，而股票设计的规范化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等股分红原则也得到强调。从1989年起，机构投资者开始成为股票市场的投资主体，个人投资者退居次要地位。尽管如此，由于股票市场的迅速发展和其获利空间逐渐被人们发现，个人投资者仍呈不断增扎根态势，开户数与日俱增。
1990年11月，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中国组建“上海基金”，标志着我国投资基金正式问世，机构投资者进入一个新阶段。1991年，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私募淄博基金5000万元人民币，并于1992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为第一家国内基金，国内基金业的发展由此为起点迅速展开。至1997年底，在上交所上市交易的基金达15家，在深交所上市的则有10家，基金总数达80家左右；1997年11月国务院证券委正式颁布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为证券投资基金的规范发展提供了依据，随后，证券投资基金再次得到众多关注并取得长足发展。
1999年7月，战略投资者的概念首次被提出，此后，管理层对投资者的培育采用了超常规、创新性的发展战略，不仅在存量上对鲜有机构投资者进行大规模扩容（如基金、证券公司增扩股），而且在增量上全方位引进新的机构投资者（允许三类企业、保险基金入市），机构投资者的范围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标志着我国股票市场改变以往投资分散化格局、以机构投资者构成投资主体的主要成分和基本资金来源的改革正式启动。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投资账户数量结构为例，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结构中，散户投资者开户数量占绝对优势。散户开户数量由1993年(421.92万户)到2009年（7221.62万户）增长了约16倍，而机构投资者开户数量由1993年(1.59万户)到2009年(69.43万户)增长了约21倍，机构投资者近年来增长速度大大提升。
2.投资者结构的特点
2.1 个人投资群体庞大
中国股市近几年的个人投资者(散户)比例都在99.5%左右；并且早在2005年底，个人投资者持有已上市A股流通市值占比仍有69.87%，当时的中国股市是个人投资者占绝对主体的市场。而西方成熟市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已经出现了较强的证券投资机构化趋势，机构投资者已成为证券市场的主要力量。美国经济咨商局(The Conference Board)于2008年9月的最新版(2008机构投资报告》(Institutional Investment Report)显示，个人投资者仅持有美国全部股票市值的34%；在10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中，个人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更低，仅为24%，两个数字均创下了历史新低。可见，我国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规模较大。
2.2 机构投资者迅速成长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投资账户数量结构为例，目前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结构中，散户投资者开户数量占绝对优势。散户开户数量由1993年(421.92万户)到2009年（7221.62万户）增长了约16倍，而机构投资者开户数量由1993年(1.59万户)到2009年(69.43万户)增长了约21倍，机构投资者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散户投资者的增长速度，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主体。
改善和优化投资者结构需要大力培养机构投资者，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对股市的“稳定器”作用，导入理性、成熟的投资理念，引导广大中小投资者理性投资、遏制投机，促进证券市场规范、稳健、高效发展。具体可以采取如下办法：
（1）构筑多元化的投资基金群体，加快指数型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
（2）积极推进保险资金入市
（3）发展私募基金
（4）吸引海外资金入市（QFII）
参考文献：
[1] 康书生．证券市场制度比较与趋势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 张维．中国证券市场制度演化及其效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