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2 10:37:36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分析，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一、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基本状况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温室效应不断加剧，已严重影响到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对温室效应的作用可达66%。大部分的温室气体与人类活动有关，特别是进入工业化后，温室气体的浓度急速上升。
1.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总体特征
我国能源主要是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这类能源是二氧化碳的主要能源。而且，由于我国是上升期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消耗大，导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很大。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较小，在21世纪之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速缓慢。从2003年开始，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迅猛的增长，增长率达到了13%。在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超过了美国。
欧盟的碳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美国的碳排放量也一直是处于稳定的高水平状态。中国与日本的碳排放量从1980年到2007年都出现增长，日本增量较小，中国增量较大，总体碳排放量超过了美国。发达国家，已度过了工业化初期高耗能的时期，碳排放量趋于稳定并缓慢减少。中国由于经济的发展，碳排放量大增，减排任务极重。而且由于技术的不到位，强制性减排会造成很大的经济代价。
2.我国不同地区及不同行业碳排放量的现状
我国不同省区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很大的差异。2007年，绝对碳排放量最多的省份是山东，最少的省份是海南；碳排放量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宁夏和内蒙古，最少的黑龙江。从分布区域看，东部地区二氧化碳排
放量占到了全国排放量的一半，而且增长最快，达到9.8%；中部地区占到26.72%，增长率分别为8.85%；西部相对最少，增长率为7.45%；从行业分布来看，工业碳排放量占到全国的70%以上，高耗能行业碳排放量增长了一倍。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碳排放增长最快。电力碳排放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
二、温室气体减排成本分析
减排成本是一个关键制约因素，发展中国家短期内无法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减排目标，只能是通过限制、关闭高排放部门来实现，这就需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1.减排成本的基本概述
对二氧化碳减排成本可以从不同视角、层次对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的定义和估算。总体来说，可以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进行界定。
从微观角度，二氧化碳减排成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实现减排目标而直接投入的技术和资金。从宏观角度，二氧化碳减排成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实现减排目标采取措施从而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即通过强制性减排造成的国家GDP损失。这种损失主要是因为在短期内无法依靠技术进步而达到减排目标，只能通过限制高耗能企业的发展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样抑制了经济的发展，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本文主要从宏观角度分析，还涉及到边际减排成本，边际减排成本是指每减少一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所引起的GDP的减少量。
2.我国二氧化碳减排成本分析
经济发展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存在的一种矛盾的关系，如何做出一个适当的权衡非常重要。通过考察中国经济发展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及多目标规划理论，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成本估算模型。通过对模型的求解，对其结果的分析，建立了下图。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潜在GDP之间的关系，从而对中国减排宏观经济成本做出粗略的计算。不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对应不同的GDP值，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最大时，GDP值也最大。当GDP值为最大值35.30万亿元时，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达到最大值97.01吨。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对二氧化碳的限制将以降低GDP的增长率为代价。通过对上图数据的计算分析得出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当二氧化碳减排的力度越大，减排的宏观经济代价就越大，GDP的年增长率就会越低，二氧化碳的宏观经济成本就越高，而且在不同的减排力度下，成本的上升幅度也不同。在
减排量在4.42亿吨到7.59亿吨的区间内，减排量每增加1%，宏观经济成本就上升0.20%；在7.59到9.84这个区间内，减排量每增加1%，宏观经济成本就上升0.46%。同时也可以看出，碳强度降低的弹性较小。二氧化碳减排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十分显著，我国2010年二氧化碳减排的宏观经济成本约为3100―4024元/吨二氧化碳。
然而由于温室效应的消极影响越来越大，国际对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目前必需节能减排，由于技术的不到位只能强制性减排，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如表2中所示为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650ppmv，550ppmv，450ppmv情景下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可以看出在450ppmv稳定情景下，发展中国家在2010年减排，会出现经济损失。减排率越大经济损失就越大。所以大规模的二氧化碳减排会对我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对二氧化碳浓度要求越低，我国的经济损失就越大。如图中所示在450ppmv情景下，2100年损失可达到4.8%，在650情景下损失就小的多；有长期准备的减排其损失要小于突然快速减排；技术是实现减排的核心。
因此，在设定限排目标时应充分考虑到二氧化碳减排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程度，根据实际的潜力和承受力确定合理目标。减排要依靠长期的技术进步，短期内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空间弹性不塌，因此不宜把目标设的太高。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5-0046-06 doi：12.3969/j.issn.1002-2104.2013.05.007
当前中国的减排是一种“相对减排”，即碳强度的减排。有研究机构估计，中国将在2020-2050年间出现排放峰值，而中国官方首次预估碳排放峰值在2030-2040年之间[1]。这就意味着从当前的“相对减排”通往碳排放量的“绝对减排”，还需要再走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路。如何走好这段路，如何协调经济发展和碳减排之间关系，无疑是眼下值得深思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更是决定将来中国低碳转型命运的关键问题。为此，本文将重点引入“碳生产率”概念，将控制CO2排放和促进经济增长两个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碳生产率概念于1993 年由Kaya和 Yokobofi提出[2]，被定义为一段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GDP）数量与同期CO2排放量之比，等于碳强度的倒数，反映了单位CO2排放所生产的经济效益。Beinhocker等[3]全面阐述了碳生产率的内涵及其结构性演进，指出碳生产率将经济发展与CO2排放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虽然碳生产率与碳强度在数量上是倒数关系，但两者存在本质区别。谌伟等[4]研究了上海市工业碳排放总量与碳生产率关系，并建议将碳生产率指标纳入上海市工业低碳化发展的政策制定中去。潘家华[5]指出碳生产率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将碳作为一种隐含在能源和物质产品中的要素投入，衡量一个经济体消耗单位碳资源所带来的相应产出，可与传统的劳动或资本生产率相比较。碳生产率遵循在一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以最少的碳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碳排放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投入要素和约束性指标。未来的竞争不是劳动生产率的竞争，也不是石油效率的竞争，而是碳生产率的竞争。因此，从碳生产率角度研究低碳经济意义重大，然而，国内外关于碳生产率的研究仍不多见。
另外，众多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进程中，能源消耗碳排放是有规律可循的[6]。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目前很多发达国家碳排放都已跨过峰值点，从“相对减排”到“绝对减排”，在不同的环境和背景下走出了形形的道路，积累了很多宝贵的发展经验，研究这些国家的发展历史，可以为我国的发展提供客观而可靠的理论依据。为此，本文从现有的文献出发，着力探寻经济发展中碳排放总量与碳生产率的演变规律，并结合数据勾勒出主要发达国家1850-2010年的碳排放发展轨迹，为明确我国碳排放发展阶段及进一步实现低碳经济提供有意义的参考与借鉴。
1 经济发展过程中碳排放的变化曲线与阶段划分
1.1 碳排放的倒U型曲线
自从Grossman和Krueger[7]首次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后，众多学者也开始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曲线关系，即CO2的库兹涅茨曲线（简写为CKC）是否存在。“CKC假说”表明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 CO2排放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而当经济进一步发展并达到某个门槛水平之后，CO2排放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下降。围绕 “CKC假说”是否成立，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Selden和Song [8]、Marzio Galeottia等人 [9]认为存在CKC，但是 Agras和Chapman[10]， Richmond和Kaufmann[11]，He 和Richard[12]等均发现并不存在CKC。林伯强、蒋竺均[13]利用CKC，研究了我国CO2排放的拐点，并进行了预测。韩玉军、陆[14]则认为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类型的CKC。
如果“CKC假说”成立，那么这就意味着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一种倒U型关系，而这种倒U型关系既表现在碳强度上，又表现在碳排放总量上，而且碳强度的峰值点要比碳排放总量的峰值点先出现。
1.2 碳生产率的正U型曲线
从生产角度考虑，碳是一种隐含在能源和物质产品中的要素投入，碳排放空间是比劳动力、资本等更为稀缺的要素[16]。而目前的研究更多是从环境的角度考虑问题，强调碳排放作为产出的附属物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假设一个经济的产出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情形，引入碳要素投入后，生产函数为：Yt=Kαt Cβt（At Lt）1-α-β（1）
其中Y表示总产出，C表示碳要素投入，K表示资本投入，L表示劳动投入，A表示技术水平。假设每种生产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二阶可导的、满足稻田（Inada）条件[16]，则碳要素与资本、劳动这些要素有着相似的特征，即：碳投入越大、产出越大，而碳的边际生产率递减。
然而，“CKC假说”表明当经济进一步发展并达到某个门槛水平之后，碳排放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下降，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逐渐脱钩，经济产出与碳要素投入的比值（即碳生产率）将会上升。由于碳排放和碳要素投入是同一事物的两面，这意味着碳要素投入不可能无节制地增加下去，而是会随着经济的增长先增加到一定门槛水平后再下降。
因此，基于“CKC假说”，无论是从“碳生产率数值上等于碳强度的倒数”这个层面理解，还是从碳生产率本身蕴含的经济学含义考虑，随着经济发展，碳生产率呈现出先降后升的正U型关系，而且碳生产率的最低点恰好是碳强度的峰值点。
1.3 碳排放的阶段划分
将经济发展中碳排放的倒U型曲线和碳生产率的正U型曲线放在一个图形中（见图1），我们可以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碳排放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碳排放积累期。即碳强度峰值点出现之前的阶段，也是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此时，收入水平和碳排放水平整体较低，碳生产率不断下降，碳强度和碳排放总量都在不断增加。
第二阶段：碳相对减排期。即碳强度峰值点出现之后，碳排放峰值点出现之前的阶段。此时，收入水平和碳排放水平整体都有了很大提升，碳生产率开始不断上升，碳强度开始不断下降，而碳排放总量继续增加。
第三阶段：碳绝对减排期。即碳排放峰值点出现之后的阶段。此时，收入水平已经很高，碳生产率继续上升，碳强度继续下降，而碳排放总量也开始不断下降。这个时期，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实现了脱钩。
对照图1，从“相对减排”通往“绝对减排”的过程正是对应A峰值点和B峰值点之间的阶段，而这个阶段承前启后，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无论是“相对减排”还是“绝对减排”，碳生产率始终保持增长的态势。
2 主要发达国家的碳排放轨迹与经验启示
2.1 主要发达国家的碳排放轨迹
本文选取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等主要发达国家作为分析对象，据CDIAC数据统计，在19-20世纪，这八个国家的碳排放累计总量占全球累计排放的2/3以上，具有足够的研究价值和代表意义。为了在较长时间段中全面地考察各主要发达国家碳
排放的演变规律，我们考察的样本期从1850-2010年，长达161年。
本文所述的能源消耗碳排放，是指一国在样本时间段内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全部化石燃料在本国境内使用所产生的CO2排放量。而所用到的碳排放数据主要来自美国能源部CO2信息分析中心（CDIAC）数据库，有关各国人口、GDP历史数据则均来自于荷兰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GGDC）数据库，其中GDP数据是基于1990年国际美元给出的。
从时间趋势上来看，八个国家的碳生产率整体呈现出一种正U型，而碳排放整体呈现出来的则是倒U型曲线的前半部分，美国、德国、英国、荷兰的碳生产率和碳排放变化趋势见图2。
结合各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我们可以绘制出各个国家的碳排放轨迹，基本上与图1相似，其中，英国尤为明显（见图3）。
为了更精确地检验这些国家的碳排放轨迹，本文对8个国家1850-2010年碳生产率、碳排放总量以及人均
GDP的数据进行面板回归。估计方程分别为：
（3）
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各国和时期，α0和α1为常数项，εit和it为误差项，ln cbit表示取对数后的碳生产率，ln carbonit表示取对数后的碳排放量，ln pgdpit表示取对数后的人均收入水平。
如果存在碳生产率的正U型曲线，则（2）须满足条件：
β00
（4）
如果存在碳排放的倒U型曲线，则（3）须满足条件：
β1>0，λ1
（5）
考虑到各国的固定不可测因素，同时为了控制时期的差异，以及个体间的异方差性，本文在对回归方程（2）、（3）进行估计时采用了个体固定效应、时期固定效应以及怀特跨国家的协方差调整，结果见表1。
可以看出，β0的值为-11.534，λ0的值为0.692，满足条件（4），所以存在碳生产率的正U型曲线；而β1的值为10.039，λ1的值为-0.535，满足条件（5），所以存在碳排放的倒U型曲线。
2.2 主要发达国家碳排放的历史阶段
从碳排放的“三个阶段”来看，美日英等八个国家都经历了碳生产率的底点，进入或通过了碳排放的相对减排阶段。英、荷、德、法四个国家则率先跨过了碳排放的峰值点，日本、美国、西班牙三个国家近年来也相继达到了碳排放的峰值，澳大利亚的碳排放仍有增加的空间，因此，这些国家除了澳大利亚基本上都进入了碳排放的绝对减排阶段（有关指标见表2）。
而在“三个阶段”中，第二阶段（即相对减排阶段）承前启后，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能否顺利跨过相对减排阶段，直接决定着低碳经济能否实现。从时间先后顺序来看，英国早在1883年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荷兰、美国、德国相继于1913、1917年迈出了相对减排的步伐，法国1930年，日本、西班牙则到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最晚到
1982年。从时间跨越长短来看，英国耗费了88年，荷兰66年，美国则多达90年，德国62年，法国49年，日本、西班牙均仅为31年。从与碳生产率的联系来看，英国、荷兰、美国、德国进入相对减排阶段时间较早，但进入时碳生产率水平不高，整个阶段碳生产率平均水平不高，结果花费较长的时间走出这个阶段；而日本、西班牙较晚进入相对减排阶段，但进入时碳生产率水平较高，整个阶段碳生产率平均水平较高，结果仅花费31年就跨进了绝对减排阶段的门槛。
2.3 主要发达国家的经验启示
归纳主要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变化规律，分析这些国家所经历的碳减排道路，有助于我国站在发展与减排双重压力下，汲取经验，启迪思路，积极探索契合中国国情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2.3.1 认清形势，努力提升碳生产率水平
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提高碳生产率[17]，从主要发达国家碳排放的三大阶段来看，第一阶段是碳生产率下降的阶段，这个时期碳排放与日俱增；第二、三阶段是碳生
产率上升的阶段，碳排放上升到顶点后下降。从第二阶段开始到第二阶段结束，是从“相对减排”通往“绝对减排”的关键阶段，碳生产率有明显的提升，如英国从1883年的1.44美元/kg碳提升到1971年的3.39美元/kg碳，日本从1973年的4.60美元/kg碳提升到2004年的8.01美元/kg碳。而且这个阶段的长短与起始年份的碳生产率水平直接相关，碳生产率水平越高，第二阶段经历的时间就越短。而碳生产率反映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依存关系，影响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因素都会影响到碳生产率，这些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利用效率、消费方式等。我国进入第二阶段的碳生产率水平（2.35美元/kg碳）较低，当前碳生产率水平更是远远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因此，从各种影响因素入手，大幅度提高碳生产率水平，是我国从“相对减排”通往“绝对减排”的重要突破口。
2.3.2 乘势而上，充分发挥经济后发优势
从历史来看，英美德等国家较早进入了碳排放的第二阶段，碳生产率起点低，第二阶段经历时间长，累积碳排放量较大。而日本、西班牙等国家较晚进入碳排放的第二阶段，反而有效地利用了英美德等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同时大力开发新能源，充分发挥其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有效降低了累积碳排放，缩短了碳排放周期，形成了“高增长、短周期、低排放”的低碳发展模式。我国在1978年才进入碳排放的第二阶段，比日本、西班牙还要晚几年，碳生产率的起点比英美德高，大可学习日本、西班牙等国的历史经验，在引进并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大力鼓励自主研发和企业创新，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抓住机遇， 乘势而上，在低碳领域培育竞争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2.3.3 遵循规律，制定合理有效的减排目标
目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大致都已进入或刚进入碳排放的第三阶段，碳生产率已上升到一个较高水平，碳排放总量处在下降过程中，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绝对量减排已成现实目标。而我国仍处于碳排放的第二阶段，拿法国类比，法国第二阶段初始碳生产率水平为2.78美元/kg碳，第二阶段历时49年，而我国第二阶段的初始碳生产率水平要比法国低一些，走完第二阶段预计也得50年以上。这意味着，我国未来几十年里仍将处于第二阶段，未来碳排放仍会伴随经济增长而上升。所以，对我国而言，实现绝对量减排仍不现实，我国首要目标应是降低碳排放的峰值，减少不必要的排放，缩短碳排放周期，尽快跨过相对减排阶段，尽早进入绝对减排阶段。因此，准确判断自身所处的碳排放阶段，据此合理制定产业政策和减排计划，切不可急于求成，违背历史规律。
3 结论及研究方向
3.1 结论
本文从现有的文献出发，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碳排放与碳生产率的变化规律，进而提出了碳排放积累阶段、碳相对减排阶段和碳绝对减排阶段的三大阶段划分办法。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等八个主要发达国家1850-2010年的历史数据很好地验证了这一变化规律，并且这些国家都经历了碳生产率的底点，除澳大利亚外它们都已进入或刚进入碳排放的绝对减排阶段。从“相对减排”通往“绝对减排”，这些发达国家经历的时间或长或短，与相对减排阶段起始年份的碳生产率水平和整个阶段的碳生产率平均水平有着较强的联系。我国正处于且未来几十年里仍将处于碳排放的相对减排阶段，起步较晚，起点不高，当前碳生产率水平较低。汲取他国经验，发挥本国特色，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大幅度提高碳生产率水平，是我国从“相对减排”通往“绝对减排”、进一步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所在。
3.2 本文的局限性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对碳排放的阶段划分是建立在CO2的库兹涅茨曲线（即CKC曲线）假说基础上，而CKC假说是否成立仍有争议。本文对西方八个主要发达国家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假说，但不能断言这些发达国家的变化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另外，从“相对减排”通往“绝对减排”，提高碳生产率是关键，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碳生产率的重要作用，但没有揭示碳生产率增长的具体原因。因此，研究不同阶段碳生产率增长的国家差异与影响因素，深入挖掘国外发展经验、探索本国特色减排路径，将是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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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
一、碳税与碳交易的涵义及现状
碳税是指在能源排放中按每一单位碳含量比例所征收的税。在严格控制碳排放的背景下，对于传统的能源以碳的不同含量来分别征税，以期达到延缓全球变暖速度的效果。碳税机制下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则是碳排放的边际成本与碳税相等。从全球看来，美国、日本以及北欧各国等碳制度研究较早的国家都已陆续建立了旨在减少碳排放量的税收制度，并且在一些碳税制度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其碳减排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效。
在我国，国家发改委联合财政部于2010年首次就碳税问题作出专题报告，报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应该首先推出生产型而非消费型的碳税模式，即应先向排放碳的企业征收暂不针对个人。该专题报告不仅提出了我国碳税制度实施的基本框架，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碳税征收的路线图以及相关配套措施方面的建议。
碳交易是针对全球碳排放总量而采取的市场机制措施。1997年，《京都议定书》上决定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可交易商品，先严格限定全球碳排放总额，企业可以在碳市场中交易许可证，许可证额度内允许排放温室气体。从而形成了排放权的交易，目的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寻减排新路径。《议定书》同时规定了三种灵活履行机制，分别是：发达国家适用的“联合履行”（JI）、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排放限额交易”（ET）。
我国碳交易方面，实际参与的只有碳交易体系中的清洁发展机制。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首次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七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其中，深圳市于2013年6月18日启动全国首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中国碳交易的实施拉开了序幕。
二、碳税与碳交易的比较分析
（一）减排成本比较
1.碳税：实施成本低，社会成本高
相比于碳交易机制来说，碳税的实施成本较低。碳税以各国现有的税收法律为基础，其实施方式即为增加一个税种。各国现有的税收制度非常完备，并且已经存在燃油税、资源税等各类针对能源的税目，碳税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征，不必重新设计一种新的制度体系以及配备相关的机构设施。这不仅降低了碳税实施的成本，而且可以随时征收，减少为构建新体系花费的时间。同时，碳税计量较碳交易简单，征收环节非常集中，可操作性强。
但是就社会成本而言，征收碳税有着诸多弊端，例如增加产品成本、通货膨胀率提升；降低居民生活水平等。同时，很多人认为一旦征收碳税，生产企业会将其税负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起不到以高税率遏制碳排放的作用。因此，碳税的推行遇到非常大的阻力，不仅影响国家经济命脉的能源部门反对征收碳税，消费产品的个人为避免税负的转移也不支持实行碳税。所以，碳税的征收不仅要考虑其实施有效程度，也要考虑社会成本，研究其会不会对健康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2.碳交易：社会成本低，实施成本高
由于温室效应是均匀分布在全球的负外部性，所以无论碳减排发生在哪里，其收益都完全一致。但是，鉴于各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各地的减排成本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碳交易核定的总排放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利用地域成本差异，使碳减排成本最小化，这无疑做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兼顾。《京都议定书》中设计的三种灵活履行机制确保了在各类不同的情况下，其减排都以最低的成本发生。从微观层面来看，碳额度的交易比较灵活，在核定碳排放额度预计不够的情况下，企业既能选择从自身方面提升创新水平，也能选择到法定的碳交易市场购买需要的额度，多途径的实现碳减排的目标。
但是，构架碳交易体系成本却很高。创建一个完善的新型市场机制对于碳交易体系的顺利运行必不可少。首先，使碳排放权变成可交易商品的量化工作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世界各国碳排放的具体数据，为了保证真实性，也具有监测成本。第二，为了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资源，强制保障措施必不可少，需要设立监管机构，制定严格的惩罚措施，产生保障成本。第三，碳市场运作后，为了监测不断波动的碳价格也给交易双方带来额外的成本。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实际上实施碳交易的成本要远高于理论成果，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二）减排效果比较
1.碳税：减排效果不确定性高
理论上，碳税的高低与实际碳减排效果呈现正相关关系，税率越高，减排效果越出色，但就目前而言，两者间没有确定的数量关系，量化困难。也就是说，碳税制度存在很大的不可控性，无法确切的将碳排放降到警戒线以下。同时，随着碳税的不断增加，其碳减排效果存在边际递减效应，然而其减排成本却有边际递增的效应，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碳税的征收可能会导致事倍功半的效果；另外，企业很可能将额外的碳税税负转移给消费者，这使减排效果不可控性大大增加。
纵观碳税制度的实施国家，只有北欧国家由于经济发达，法律完善而使其得以有效实施，剩余国家效果均不佳。所以学界有观点认为，仅仅依赖单一的碳税来实现我国核定的碳减排目标可操作性低，同时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2.碳交易：减排效果不确定性低
碳交易措施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减排效果有保障，并且可以事先预计与量化。碳交易设置全球总排放目标后，根据一系列因素将其分配至各国，国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减排额，将其分配到地区，行业甚至微观企业。通过利益的合理分配，碳排放份额不断进行流转，最终以市场来实现全球减排的目标。同时，辅以完善的监督机制有效管制各级排放主体的遵约状况，保证减排的实施。
《议定书》参与国家承诺于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这就为这些国家碳排放量设定了一个上限。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数据，在2005～2007年期间，碳交易体系使总的碳排放量降低了2%～5%，平均每年减少4 000万吨～1亿吨排放。同时，碳交易制度中的CDM和JI机制帮助了许多不发达参与国进行低碳工程的建设。碳交易措施的减排量是确定的，这对延缓气候变化有很大帮助。
（三）未来前景比较
1.碳税：灵活多变，但前景不足
对比碳交易制度，碳税制度更加灵活多变。碳税作为税种的一部分，其核心控制权在各国政府税务部门手中，税务部门可根据对宏观经济的把握，随之调整征税范围、税率水平等。这样可以使碳税跟着经济走，减少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化提升其减排效果。
然而，额外开征碳税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较大。碳税的较早征收国荷兰，经济一度受到较大的冲击。研究表明，若是在我国征收20元每吨的碳税，会使我国GDP减少0.015%，就业减少0.008%，出口减少0.548%，而碳减排仅仅为2%左右，若是继续提升标准，追求减排量的达标，碳税会使普通能源的价格提高，企业可能会将额外税负以价格形式转移到消费者中，使人民利益受损，这对于我国的社会发展有着很不利的影响，因此，碳税并不是一个可以作为长期国策的制度。
2.碳交易：体系僵化，但前景广阔
碳交易的体系设计比较僵化。首先，减排基准量的确定不准确。由于各国经济差异很大，其碳排放量也必然不同。根据减排基年判断的减排基准量会有较大误差，这可能导致某些国家配额过少，而另外一些国家配额溢出，从而出现浪费资源的情况。其次，制度的适应性与灵活性较差。与碳税类似，最佳配额的确定与经济发展情况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受到视野的限制，未来状况具有不可预见性，这使得政府僵硬的配额计划赶不上经济形势变化，产生过少的分配导致高昂的成本，过多的分配导致浪费的情况，经济效率的实现非常困难。
但是，目前碳交易市场的构建正在持续加速。对于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构建成为当前全球能源规划中的重要部分。据统计，全球碳交易额2007年为630亿美元，2008年1 263.5亿美元，2009年1 140亿美元，2010年达到1 200亿美元。据世界银行预测，截止到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额将提升到3.5万亿美元，涨幅惊人。随着交易额的迅速攀升，交易额最大的石油能源的市场地位很可能将被碳交易市场所取代，其前景十分广阔。
三、相对减排目标下二者的兼容性分析
碳减排的目标被分为绝对与相对两种。绝对减排目标，就是针对总量进行绝对的碳排放削减，同时严格监督以达到预期的减排效果。而相对减排目标则较为温和，以碳减排与产出值等衡量因素构造相对比例，不以重大经济损失为代价而达到相对减排效果。碳税与碳交易在这两种不同目标之下其效果也大不相同。相比于绝对减排目标，相对减排目标更加灵活具有弹性。但相对减排目标并不严格遵照减排总量，所以其减排效果具有相当的局限性。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面对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双重压力，必须在其中寻找平衡点，所以中国选择相对减排目标更符合现实需要。
相对减排目标的碳交易中，由于不是对总量进行绝对的碳排放削减，所以其减排目标有着动态性，不会出现超出限定排放的情形。同时，科技水平的上升会产生更多减排技术以促进减排。企业在碳税制度下节约的排放额度，并不一定能有很广阔的市场。另外，除了碳交易制度的影响，碳税制度也能制约控制企业的碳排放。此时，碳税和碳交易具有兼容性，虽然在相对减排目标下其兼容性并不是很强，但在完成低碳减排目标上具有较大的兼容并蓄作用，减排效果较好，这对于保持健康经济下的碳减排有着积极影响。
结合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碳减排的实际经验观察后可以发现，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碳税和碳交易的具有各自的适用优势。大中型排放主体由于其监督、交易等不同方面的成本均较大，从经济效率考虑，推行碳交易比较合适。而小型微型的排放主体，由于其实施和监督成本较低，更适用于碳税制度。从经验中可以得出，当单个政策无法有效率的解决问题时，使用多层次的政策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所以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在碳减排问题上，应将碳税和碳交易在时间的跨度上结合使用。
四、我国减排之路的建议
中国在国际上公开承诺大力推行碳减排，以2020年为目标年，我国单位GDP碳排放将会降至2005基准年的40%-45%。作为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如何选择适合自身的减排之路、实现社会经济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短期内采用碳税措施，将碳交易制度的建立完善作为一个长期规划，是碳减排措施在中国实施的最佳选择。
（一）短期采用碳税措施
短期可以实行碳税制度。减少碳排放有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两种措施，分别对应碳税和碳交易。而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具有最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在短期内运用行政力量铺设好碳税制度，以便于在2020年之前完成减排承诺。在短期内，碳税的征收并不需要额外的资金支持，只需在我国原有税收体系中进行针对性调整即可运行。但在长期内，由于目前中国税负已经很高，税收体制改革势在必行，长期征收碳税加重企业和居民的负担，不具有可行性。同时，北欧、美国等发达国家十几年征收碳税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我国碳税制度的建设提供借鉴，例如确定碳税的征收范围，具有经济效率的税率设置，以及怎样避免其对健康经济发展的冲击等。
在征收碳税时，为了兼顾经济增长的平稳发展，可采用税收中性原则，即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少其它税收的税率，最终保持税额不变。或者将多出的税收全部以政府支出形式补贴或者投资，保持政府储蓄不变，采用这种形式，补贴的对象应该针对高碳行业、主动减排行业、居民。
（二）转型期采用双策并举模式
有学者研究显示，采用单一的碳税制度可以于2020年使我国碳排放较基准年下降30.85%，明显与我国承诺的40%～45%的减排目标有差距，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减排措施。但是，不管是单一的碳税制度还是单一的碳交易制度均无法让我国取得合规满意的效果。
通过上述的对比分析与兼容性分析，无疑结合实际国情，将碳税和碳交易在时间的跨度上结合使用是一个较优的选择。鉴于短期和长期所采取的政策差异很大，所以在二者交接的过渡时期内，可以采取改进的双策并举模式。这样既可以在前期发挥碳税灵活多变的优点，为碳减排的建设积累经验，又可以为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资金与实践，同时也可以接轨国际碳减排步伐，有助于建立我国碳减排大国的积极形象，此外也不损害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长期实行碳交易制度
中国作为联合国CDM项目的最大实施方，却只有CERs的一级市场，国际买家可以在中国市场上买入CERs在国际市场进行套利，这只会加大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的差距，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长期积极参与碳交易体系。
我国可以率先在高碳排放量的垄断行业中试行碳交易制度，这有助于缓解经济冲击。由于我国中小企业吸收了90%以上的就业人数，所以在大型垄断企业中试行碳交易制度对整体就业的影响相对较低。而大型企业虽然也受到一些影响，但其巨大的体量决定其对损失的容忍度较高，不会对企业的生存造成重大打击。同时，垄断企业资金丰富，人才众多，能为国家碳减排目标提供强大的创新能力。碳交易制度给予企业较大的灵活度，相比于会造成经济效率损失的碳税，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碳交易制度无疑将经济损失最小化。最后，我国不仅需要建立完善的碳交易市场，而且要大力推动其国际化，争取利益最大化。目前发达国家碳交易制度相对完善，我们需要紧跟世界能源革命，把握先机。根据《京都协议书》，发展中国家在目前的碳减排情况上具有相对优势，这有助于我国抓住机会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碳交易体系。殊途同归，无论是碳税还是碳交易，其目标都是保证世界碳减排的实施，可以综合采用两种手段，达到维护全球气候的目的。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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