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5 11:53:14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近代文化交流，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1.文化传播简述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以人的活动方式以及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其内容的系统。①我们被所处文化制约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文化。人类文化是种类丰富、多姿多彩的，在当今这个“越变越小”的地球村，不同文化间的摩擦与碰撞变得越来越频繁，因此跨文化交流显得格外重要，甚至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挑战。
中国作为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从古至今，吸引着无数的“探秘者”来一探究竟。而且中国需要走向世界，正是这些“探秘者”将中国介绍给了世界，一层层地掀开她神秘的面纱。
2.马可・波罗及《马可・波罗游记》
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游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马可・波罗游记》（也称《东方闻见录》），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马可・波罗也因此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他在狱中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其狱友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并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时的文化交流还处于较低的程度，而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则逐步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3.以利玛窦为例的传教士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中西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与交流。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传教士们不自觉地充当了欧洲与文化交流的桥梁，而利玛窦提出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利玛窦（Mat teo Ricci，1552）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揭开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同时也揭开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利玛窦积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使欧洲了解中国。他率先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开创了把中国传统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尽管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也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传教活动带有浓厚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色彩。
由利玛窦等传教士所开创的早期汉学，为此一时期西方社会系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开端，对西方学术乃至社会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中西双方在更高水平上的交流与对话。②这些传教士汉语研究的成就主要有：开创了汉外辞典的编纂工作、开拓了中国语法的研究、开启了中文拉丁拼音化的历程、丰富了中国近代汉语词汇。③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汉学研究则是现当代一些汉学家所作出的贡献。
4.汉学家
汉学家，本应译为中国学家，是指专门从事汉学研究领域的人，一般被称为汉学家的人都是指不在中国从事研究的非中国人或海外华人。近代最有影响的汉学家有美国的费正清和瑞典的高本汉等。
4.1费正清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是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在亚洲的下一步》、《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等，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4.2高本汉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瑞典人，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高本汉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
作为世界语言学的巨擘，高本汉认为没有一种学术领域比汉学更广的，他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更是情有独钟。为此，高本汉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看作汉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他的代表作主要有：《中国音韵学研究》，该书影响极大，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他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汉语的方言，对汉语语音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汉语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进行了语音学的描写，为每一个音类构拟了具体的音值。这为汉语音韵和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只是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订正。
高本汉学术研究最重大的贡献是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拟，中国语言学界对于古代语音原来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韵图加以考证，高本汉则用一套注音字母对古音做描写，与反切系统的韵部相互检验，又以现代汉语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语言中的古汉语译借音进行对照比较。
5.总结
一个民族只有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学习中，才能永葆青春，不断地进步。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势必会更加深入，我们也应该在清楚认识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加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交流，使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① 于语和、庾良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第一页.[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4）
② 张宗鑫.明后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利玛窦为中心的考察.山东大学.2012（4）
③ 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4（7）
参考文献：
[1]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学术月刊.邬国义.[A].2012（8）
[2] 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学术月刊.吴强华.[A].2003（5）
[3] 《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阎纯德.[J].2009（11）
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Edward Sapir）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由此可以看出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一方面，语言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得以建构和传承的形式和手段；另一方面，文化又无时无地不对语言有制约作用和决定性影响。
一、借词反映中外物质文化的交流
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首先是物质文化产品的交流。古代中国从西方引入的物产有葡萄、苜蓿、胡瓜、胡桃、胡豆，等等。现代从西方引入的物产更为丰富，如：维他命、吗啡、盘尼西林、布丁、三明治、威士忌、啤酒、芝士（奶酪）、夹克衫，等等。
匈奴（包括北狄、胡）以及西域各国的物产，于汉代时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各种异域物产的借词，便很自然地出现在上古书中。例如：葡萄――《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通西域得葡萄苜蓿于大宛，可见这两种东西都是张骞带回来的。葡萄《史记》《汉书》作“蒲陶”，《后汉书》作“蒲萄”，《三国志》和《北史》作“蒲桃”。最近据杨志玖考证，葡萄一词当由《汉书・西域传》乌戈山离的扑桃国而来。扑桃字应作“扑桃”，它的所在地，照徐松说就是《汉书・大月氏传》的“达”，照沙畹说就是大夏（Bactria）都城Bactra的对音。因为这个地方盛产葡萄，所以后来就用它当作这种水果的名称。
二、借词反映文化艺术的交流
文化艺术，包括舞蹈、音乐、体育等方面。早在中古时期，这方面的交流已相当活跃。古代借词，如波罗球（一种马术球戏）、胡琴、琵琶、胡笳，等等；现代借词，如排球踢踏舞（titup）、芭蕾舞、恰恰、桑巴、探戈、扑克、卡拉OK、舞厅等。
柘枝舞――段安节《乐府杂录》所记各种教坊乐舞里有一种叫做“柘枝舞”。唐沈亚之《柘枝舞赋》序说：“今自有土之乐舞堂上者，唯胡部与焉。而柘枝益肆於态，诚足以赋其容也。”晏殊也说这是一种胡舞。《唐书・西域传》云：“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文献通考・四裔考・突厥考》中记有柘羯，当亦石国。凡所谓者舌、赭时、赭支、柘支、柘折以及柘羯，皆波斯语Chaj一字之译音……
琵琶――《释名》：“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向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此为名。”它与今天的乐器琵琶的形状似不相同。
三、借词反映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
可超越国界，宗教文化更是冲破国界，在世界各地自由传播开来。古代中国接受印度佛教文化，因而汉语中有大量借词源自印度佛教语汇，如“三生有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三灾八难”等。近代汉语借词，如基督教、也里可温、伊甸、耶和华、撒旦、夏娃、亚当、教堂、伊斯兰教、、穆斯林，等等。
袈裟――也译作“迦沙曳”，梵文音译词。唐代《玄应音义》对这个词的字体变化作了介绍，“袈裟”是佛教僧尼的法衣。
夜叉――梵文音译词，也译作“药叉”“夜乞叉”，佛教认为夜叉是一种吃人的恶鬼。不过，夜叉的种类有好几种，有一种夜叉是护佛的天龙八部之一。
世界――原使梵文loka，音译为“路迦”。《楞严经》（四）曰：“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法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佛典上的“世界”本是一个时空概念，后来只有空间概念，成为汉语的习用词。
四、借词反映中外科技文化交流
古代中国便与西方进行过科技文化的交流。中国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便是一个证明。近代，西方科技知识文化大量传入中国，这些中外科技文化知识的交流，使近代汉语出现许多过去所没有的近代西方科技新词。如机器、几何、风扇、重心、螺丝、地球、齿轮、比例、起重、测量、曲线、自动、数学、标本、赫兹，等等。
总之，借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记录，它为我们展示中外不同民族交往中，各种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踪迹。
王治本（1835―1908）浙江慈溪黄山村（今宁波江北区慈城黄山村）人。家谱记载“：黄山庸德三子。讳仁成，改名治本，字维能，号园，晚号改园。郡增贡生，候选库大使调充出使日本翻译生。知诗能文，伉爽不羁，往来日本三十余年，国人多与酬谢唱，或以兼金购其诗文。所著有《栖栖行馆诗稿》、《食砚斋文稿》等书凡四种。配陆氏，副室：日本风间氏、横井氏。公与陆氏合葬潭肚河之原。副室二氏俱出姓。子四：义巢、义明、义海、义江（义海、义江日本妾风间氏所出）。”
王治本是清朝末期东渡日本文人的一个重要代表，在留日30年期间留下了许多作品和足迹，成为现在人们研究王治本的一个重要依据。王治本到达日本不久晚清政府就和日本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由于与副使张斯桂是同乡所以同使馆的官员有一定的往来，当时东渡日本谋生和交流的文人也较多，王治本和这些人都有一定的交往，双方都留下了一些文学作品及日记来记叙这些事情。王治本本人的作品由于受到的影响现存世的只有《舟江杂诗》一卷、《食砚斋文稿》二卷、《栖栖行馆诗稿》八卷、《新泻新繁昌记》《笺注欧苏手简》四卷。其中《舟江杂诗》被王宝平教授收录在《中日诗文交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4年10月），《栖栖行馆诗稿》原始诗稿有两卷藏于宁波天一阁，而《新泻新繁昌记》《笺注欧苏手简》四卷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这些文章当中现今面世的只有《舟江杂诗》，并且没有任何的相关研究，而其他的文章的研究更是没有展开。
同时和王治本同时代到达日本的文人对于王治本也有一些记载，1880年畅游日本的李筱圃在他的游记《日本纪游》当中有这样的记载；“王惕斋来，言伊有族兄王园，现馆废藩源辉声家，专论诗文”，对于王治本有了第一的认识和介绍，在其日记当中对于王治本还有其他的记载。王韬在自己的《扶桑日记》当中也有多处记载王治本，但王文中将王治本记为漆园。现有的王治本和文人的交流都集中在王治本和日本文人和贵族的交流而忽略了王治本和同时期去日本的中国文人之间交流的研究。王治本和本国文人之间的交流也应成为研究的一个重点，这样可大大的丰富对于王治本思想的研究。
实藤惠秀是最早对王治本进行研究的日本学者，在其研究大河内辉声的时候汇编了一本大河内辉声和驻日公使馆官员和文人的笔谈资料之时整理出了《园笔话》。并且整理和写有《明治日中文人的交游》，（《文学》34卷2号）、《王治本在金泽的笔谈》《近代日中交涉史话》，对于王治本在日本时期和日本的文人贵族之间的交往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并且实藤惠秀还指出王治本在日期间进行了几次漫游，在日本各地都得到了当地文人的接待，并且留下了大量的诗歌和序跋。实藤惠秀先生在1965年3月在《朝日新闻》发表文章介绍王治本漫游日本的情况并希望进一步收集王治本在日本各地活动的资料，在之后收集到一些关于王治本的资料和遗墨照片。利用这些资料实藤惠秀先生整理出王治本在日本活动的年表和几次旅行的大体路线如下。
但是在国内学者王晓秋认为实藤惠秀的研究当中遗漏了王治本在北海道的活动，在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当中指出王治本曾经于1883年和1884年两度到过北海道的函馆。《函馆新闻》1883年（明治十六年，癸未）7月15日报道：“在东京以诗文书画闻名的清客王园、王侯、王琴仙三氏昨日从新泻地方乘船来函。三氏在东京与文墨诸大家共游，诗书画均妙，是清客中屈指可数之人。本地文雅之士求其挥毫者一定很多。”
国内学者刘雨珍利用《大河内文书》和其他的一些笔谈资料汇编成了《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里面收录了大量王治本和大河内辉声、宫岛诚一郎、芝山一笑、增田贡等的笔谈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料为王治本和日本友人之间的交流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目前对于这些笔谈资料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笔谈资料的意义，以及黄遵宪和日本友人的笔谈资料研究，王治本的研究还未展开。本文将大量的利用这些资料来研究王治本在日本时期的生活和思想。
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第一版）中的第七章民间往来第三节“漫步览胜蓬莱岛”当中对王治本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当中也有提及王治本，但是内容基本上和作者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相同。王晓秋教授的研究主要还是以介绍为主，深入的研究还未展开。
郑海麟教授在《清季名流学士遗墨》（《近代中国》第1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当中辑录了王治本致冈鹿门的四通信函，两首赠诗以及《赠言》题词。但在这本书里只是简单的收录王治本的一些遗墨，对于这些诗词和信函没有进行任何的研究，也没有对冈鹿门是为何人做任何的介绍。
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王宝平则对王治本也进行了一些研究，而由于作者是做日语方面研究开始的，所以作者在自己的《甲午战前中国驻日翻译官考》当中对身为首届驻日公使馆的“学习翻译生”进行了介绍，其中对于王治本在日本时期的活动也做了一些介绍。作者提出王治本对于日本较为熟悉而被公使馆聘为使馆随员，向使馆的官员介绍了许多日本贵族和文人，并且为日本人题写了大量的序跋和评语。并且校订出版了一些介绍日本的汉文书籍。在王宝平的研究当中认为王治本是于1907年客死于日本，但是据王氏后人的回忆王治本是1908年死于家乡慈城黄山村。在对于王治本著作叙述中只提及了《舟江杂诗》而未提到将王氏族谱中提及的《食砚斋文稿》和《栖栖行馆诗稿》。
王宝平教授在《清季东渡文人王治本序跋辑存》（《文献》季刊，2009年10月第4期）当中收录了大量王治本为日本人所做的序跋。作者收录的上起光绪三年（1877年），下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横跨进30年，内容涉及语言、文学、历史、书法等领域，全文以序跋时间排序。限于篇幅，王治本为《附评维新大家文抄》（松本万年，明治十年，1877）和《众教论略》（加藤熙，明治十年至十一年）所撰之序省略。
宁波江北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王玉祥先生在《晚清王治本与中日文化交流》（《宁波通讯》2010年第10期）当中也对王治本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并且明确罗列出王治本现存世的作品以及这些作品所存的地方。在王玉祥的文中提到了王治本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并且简单介绍了两次日本友人来访王治本家乡黄山村的事情。但是和王晓秋教授的研究有很大的重合性，没有太多的突破，作者在文章的结束之时也希望王治本的研究能有更多新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