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8 10:31:58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建议，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移动支付安全风险上升
报告显示，2016年电信诈骗案件持续高发，消费者受损比例持续走高。约有1/4的被调查者表示遭遇过电信网络诈骗并发生过损失，较2015年上升11个百分点，广东、福建、山东等沿海地区的受访者遭遇欺诈的比例相对较高，均超过40%。值得注意的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体遭遇过电信诈骗比例最高，达到五成，较平均水平高出11个百分点。
根据调查，遭受电信网络欺诈的被调查者中，超过八成遭遇过盗用社交账号诈骗，较2015年同比增长了36个百分点。另外，木马链接短信和骗取短信验证码等欺诈手法也是常见的支付欺诈方式，遭遇两类手法的持卡人比例达到63%和51%。 指纹识别验证方式有望追赶支付密码及动态验证码，成为移动支付中主要验证方式之一。另外，U盾、数字证书这类传统验证方式使用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
报告还显示，64%的被调查者曾使用手机号码同时注册多个账户，包括金融类账户、社交类账户和消费类账户等，其中遭遇过电信诈骗并发生损失的比例过半，高于整体平均水平。用手机同时注册金融类账户及其他账户，如发生信息泄露，犯罪分子更易接管金融支付账户盗取资金。
曾遭受电信网络欺诈的被访者中，近三成的欺诈损失金额高于2000元。从年龄来看，两成的50岁以上的受害者损失金额超过5000元，超过平均损失比例7个百分点。在遭遇损失人群中，可全额或部分追回损失的超过五成，消费者自行承担全部欺诈损失较前年显著下降，降幅超过三成。值得注意的是，在五成自行承担全部损失的人群中，有超过四成是50q以上中老年人。
九成受访者曾使用手机完成付款
报告还揭示出去年我国消费者移动支付方面消费行为习惯的变化。报告显示，2016年消费者网上消费金额及使用移动支付人数占比呈现双增长，其中沿海地区移动支付普及率最高。随着移动支付产品创新加快，各类移动支付在消费群体中呈现分化趋势，第三方支付的手机APP因丰富的场景受到年轻人群偏爱，高学历及中青年群体更看中支付中安全而选择云闪付系列产品。
值得关注的是，消费者对消费借贷需求更加突出，使用过电商或第三方机构账户提供的信用支付比例过半，先消费后还款已经越来越被普遍接受。
根据报告，去年有超过九成的受访者曾使用手机完成付款（在商户现场支付或远程支付）。约四成的受访者选择“大额支付用卡，小额支付选手机”，而网银支付和快捷支付的使用比例较2015年有所下滑，分别下降了15个百分点和29个百分点。
中国银联支付安全专家王宇介绍，通过调查可以看出：金融支付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支付产品及场景更加丰富，支付更加简单、安全、方便;用户因此对移动支付的接受程度快速提高，移动支付已成为普惠金融的重要载体;服务体验不断优化，持卡人支付安全更有保障，自担风险获显著改善。
调查还显示，线下商场、便利店及餐饮类等商户是85后主力人群青睐的场所，手机支付购买游戏点卡等网络虚拟已经成为95后最常见的交易场景，20岁以下受访者使用手机购买过游戏点卡等虚拟物品比例高达97%。
移动安全支付技术不断提高
虽然当前移动支付安全依然面临严峻挑战，但近年来，随着移动支付安全投入不断加大，公众对移动支付安全感有所提升。报告显示，近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的主流支付方式既安全又便捷，较2015年提升5个百分点，不区分大小额均使用手机支付的比例已超过七成。
随着移动支付安全技术的不断提高，多样化的安全验证方式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和新体验。王宇介绍，2016年数据显示两个新特点：一是手机动态验证码使用比例较2015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自2010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二是被调查者使用过指纹识别方式的比例高达46%，同比增长了2.5倍，在95后的受访者中占比最高，约占七成。指纹识别验证方式有望追赶支付密码及动态验证码，成为移动支付中主要验证方式之一。另外，U盾、数字证书这类传统验证方式使用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
Analysis on Comprehensive Clean-up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in 2017
[Abstract]In order to fully clean up and comprehensively develop mobil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in 2017， the revolution route of domestic mobile communications in three decades was reviewed.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were deduced based on analyses， including withdrawing 2G network to fully use its spectrum， planning 5G to maximize benefits， implementing the telecommunication universal service according to weak links to shorten the digital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the network security to prevent telecommunication fraud.
[Key words]mobile communication network telecom universal service network security
自2013年底发放牌照以来，短短三年中国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4G网络，构建了10万个以上载波聚合的4G基站，成为全球在多个热点区域下载速率最高的4G体系。2016年中国移动提前1个月实现了5亿用户的年度发展总目标，截至11月底，已建成146万个4G基站，覆盖人口超过13亿，实现全国城乡以上连续覆盖和行政村热点覆盖，并在300多个城市提供了VoLTE高清语音商用服务，大力推动载波聚合技g应用，4G下行峰值速率达到330 Mbps、平均下载速率提升到40 Mbps。
中国移动网内，宽带网民超7000万，2G/3G/4G的移动网民超7.3亿，合计超过8亿。在终端领域，中国移动已与全部主流品牌终端厂商合作，社会渠道规模突破70万家。移动终端产业巨大，仍有近4亿的2G/3G客户需要升级换代，同时在已经成为4G的5亿客户中，预计约有50%客户面临手机的再次换代，预计2017年整体手机市场规模不低于5.4亿部，并将积极打造4G+服务，规模化推广VoLTE业务，预计客户超1.5亿。
中国移动大力推动从个人用户市场向移动市场、家庭市场、政企市场、新业务发展“四轮驱动”融合发展转变。去年净增家庭宽带用户超1986万，占我国新增家庭宽带用户的64%，家庭宽带用户总数达到7325万，其中20M带宽以上占比超过70%。数字家庭产业的市场空间同样很大，全国约有5亿家庭住户，而三大运营商的宽带用户数合计尚不足3亿；中国电视用户规模4.5亿，而互联网电视规模尚不足1亿。在智能家居领域，市场刚刚起步，预计相关智能家居硬件和服务消费总规模超过1800亿元。
政企用户通信和信息化收入份额提升到32%，目前已建成全球最大的物联网专用网络，在车联网、智能穿戴、安防监控、工业制造等领域发展物联网用户数超过9100万。业务转型和用户结构变化带动收入结构优化，中国移动数字化服务收入与传统业务收入的比例由去年同期的1：1提升为1.5：1，无线数据业务占收比达到46%，超过传统语音短彩信业务，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
在国际服务领域，中国移动加强与国际伙伴合作，推出分区资费，在139个国家和地区开通4G国际漫游服务，漫游资费同比下降40%，用户数和业务量同比增长66%和244%；协同推动TD-LTE与LTE FDD融合发展，加快提升TD-LTE的全球服务能力。此外，中国移动2016年进行了5G技术实验，2017年会开展较大规模的5G外场实验。
由上可知，2016年中国4G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这大好形势下，TD-LTE于2017年1月9日荣获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这是沿着自主创新的TD-SCDMA十年奋斗的移动通信技术达到的新高峰，没有TD-SCDMA打下坚实的基础，就没有TD-LTE今天的辉煌。因此，为了2017年能全面清理综合发展移动通信网络，本文将回顾我国移动通信30年的变革路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2 回顾我国移动通信30年的变革路
中国的公众移动通信从1987年起，历经1G、2G、3G、4G，现在又开始发展5G了，其中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吸取，因此首先回顾30年来移动通信的变革路。
2.1 第一代模拟话音通信
我国的语音通信是从1987年广州筹建900 MHz TACS蜂窝网开始的，系统与终端全部是爱立信、摩托罗拉的进口设备，初期发展很慢，规模不大。
2.2 第二代数字话音通信
我国在1994年7月中国联通成立时，才开始筹建900 MHz GSM蜂窝网，由于当时美国的CDMA不成熟，中国电信晚一年也选择了GSM，因此国内的2G是统一标准的。1998年开发了GSM900/1800数字移动通信系统与手机，开始有国产设备投放市场。1994～2000年间我国迈入2G年代，统一了标准，开展了竞争，促进了发展。
3.3 要大力实施电信普遍服务，缩小城乡“数字
鸿沟”
当前国内中小城市以及乡镇4G多已覆盖，人们都已享受其廉价方便的信息服务。农村和西部地区区别于城市和东部地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地广人稀、地形复杂，实施电信工程所铺设的光纤线路投资很大，施工特e艰巨。如果用现有的1900 MHz、2600 MHz频段来解决低密度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覆盖问题，也将大大增加网络部署成本，限制单站覆盖能力的提升，这对于后续TD-LTE建设覆盖全国农村、实现普遍信息服务是一个严重阻碍。为贯彻落实中央脱贫攻坚战略部署，深入实施“宽带中国”战略，解决3.1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网络覆盖建设问题，建议将2G退市下来的800 MHz―900 MHz频段，特别是450 MHz频段用于解决电信普遍服务，为网络扶贫、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提供重要手段。
3.4 要提升网络信息安全保障水平，防范打击通讯
信息诈骗
去年9月三起学生遭电信诈骗致死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公安部门高度重视，为了遏制电信诈骗，先后实施了电话用户实名登记、大数据预警、银行延时转帐、健全完善法律政策标准体系有效措施。
在层出不穷的电信诈骗案中，骗术花样繁多，首先是通讯安全无保障，可轻易登陆到单位或个人的网站，窃取机密；其次是利用“伪基站”钓鱼，获得授权。因此从源头防止身份信息泄露，自然是首选。
我国对无线局域网提出的WAPI是全新的高可靠性安全认证与保密体制，万能钥匙无法打开，WAPI是完整的无线用户和无线接入点的双向认证，“伪基站”无法欺骗。虽然用户每天都要大量使用身份信息，但只有合法的客户才能收到，不法分子的终端没法访问，也就没法窃取机密，用户的终端也不会误入“伪基站”，不法分子也就无法骗得机密。并且违法犯罪行为也能够追根溯源，这就从源头上有效遏制了恶性泛滥的电信诈骗。
而这就要求全国运营商立即摒弃Wi-Fi，马上把WAPI用起来，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安全防护，对4G的网络设备也应加上双向认证等安全技术措施，强化技术管控能力。使所有无线网络成为可管可控可追溯的全国性网j，以维护公众信息安全不受侵害。
4 结束语
2016年中国4G蓬勃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为了2017年能全面清理综合发展移动通信网络，通过回顾我国移动通信30年的变革路，分析得出“清退2G，充分利用其频谱；规划5G，使效益最大化；针对薄弱环节实施电信普遍服务，以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以防范电信诈骗”的发展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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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泽，陈金鹰，李彪.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及发展趋势[J]. 通信与信息技术， 2016（1）：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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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夏文. 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稳步推进，未来任重道远[J]. 电信网技术， 2016（9）： 21-23.
[7] 阿仙，孙晓文. 对于移动通信发展的现状及未来趋势研究[J]. 通讯世界， 2016（24）： 77.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个人信息在多平台交互使用中，形成了一种不可逆的累积过程。个人信息泄露，导致关联危机发生，而电信诈骗就是最为严重的一类。打击电信诈骗，一直被认为是公安机关的使命，然而，在愈打愈烈的情况下，有必要跳出传统的逻辑分析框架，重新厘清电信诈骗与信息安全之间的逻辑关系，转变单一主体破解难题的狭隘空间，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化治理模式，从而形成“安全为人民，安全靠人民”的良性社会生态。
[关键词]电信诈骗 社会化治理 信息安全 全民参与
据新华社报道，201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电信诈骗案件59万起，同比上升32.5%，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2016年1月至7月，全国共立电信诈骗案件35.5万起，同比上升36.4%，造成损失114.2亿元。电信网诈骗已成为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毒瘤”。如何根除电信诈骗这一社会“顽疾”，成为当前一道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
一、电信诈骗的社会化治理：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
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演进、具有耦合作用和适应性的复杂网络系统，在这个庞杂的系统内，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需要及时予以疏导、缝合。在传统的观念里，社会治理政府主导是主流。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不断涌现，单靠线性管理模式很难快速给出有效应对方案。因此，有必要引入新的治理模式。
1.电信诈骗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治理模式的多元。
电信诈骗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盗用个人信息，骗取钱财。其借助的是电信、互联网等技术，在实名制还未全面普及的情况下，其手段还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它有别于普通的诈骗，普通诈骗的受害方与施害方是可视或者可识别的。电信诈骗既关涉电信企业，又与银行有一定的黏度，受害人一旦报案，又牵涉到公安机关。假若受害人身份特殊，譬如学生，又牵涉了教育部门。因此，电信诈骗是一种关乎全民的社会化结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其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2.多主体合作是治理电信诈骗的最佳选择。
多主体合作共治是当代公共治理理论中较为核心的机制建构与制度设计。具体就电信诈骗而言，其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单一行动或者决策失效。电信诈骗与当前互联网技术紧密相连，需要专门的互联网技术手段、侦查办法、防骗宣传、舆论监督等共同作用。而关联主体的广泛参与，有利于快速补位，使得失序的社会关系逐渐回归本位。
多主体合作需要价值观的引导与重塑，需要构建利益趋同的参与机制，需要共享治理成果。电信诈骗作为全社会识别度较高的问题，亟需整合社会资源，多主体互动，以实现社会秩序良好。
二、电信诈骗社会化治理的体系构建
合作协商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治理主体由政府 “本位”向多元转化。电信诈骗作为社会治理中的特定问题，除国家和政府外，还应吸纳社会团体、行业组织、社会群体等力量共同参与。这种新型的社会联动关系，需要一套完整的体系将其统一。构建这样的内容体系，至少需要符合三大要素。
1.全民参与：培育多元化的治理主体。
《2016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显示，54%的网民认为个人信息泄露情况严重，84%的网民曾亲身感受到因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不良影响。根据这份民意调查，不难看出，民众对于信息安全的关注度空前，个人信息保护刻不容缓。而201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也旨在呼吁全民参与网络安全建设。
除了民众参与，政府相关部门也应积极参与。早在2015年6月，国务院建立由公安部牵头，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23个部门和单位参与的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这一多部门参与的形式，高效，且能形成惊人威慑力。
此外，媒体也应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将电信诈骗作为一项长期的报道工程来建设。遇到重大电信诈骗案件，要做好议程设置，通过多媒体手段，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再者，与电信诈骗相关的企业，因业务原因，天然掌握用户信息，更应积极参与到保护个人信息的行列中来。
2.成果共享：治理电信诈骗的终极目标。
任何治理体系的构建，落脚点不仅仅是解决问题，还在于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成果要全民共享，切忌人为制造壁垒。否则，会损害到因共同的目标形成的利益联盟。利益共享的更高层级是服务增效。具体就治理电信诈骗而言，无论是政府部门，电信企业，银行等，在协助解决问题的同时，要提高服务水准，提升技术安全级别。以民生为向度的服务供给，是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最好路径。
譬如银监会与公安部研究制定的《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冻结资金返还若干规定》，就明确要求公安机关、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已查明的冻结资金及时返还受害群众，同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返还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这就是典型的成果共享。
三、电信诈骗社会化治理的实践推进
电信诈骗是社会“顽疾”，治理起来必然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社会化治理体系的构建，最终还是要通过实践去推进。除了理论上行之有效的体系构建之外，还需要从技术、管理、立法和舆论监督等多个具体层面着手。
1.技术引领：大数据、实名认证等实时反馈。
电信诈骗寄生于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那么，回归到技术本身，能否通过更为先进的技术来阻断已经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很多监管难题都是依托技术进步才找到了解决之道。治理电信诈骗，离不开以信息化治理为基础的技术支撑。
譬如，据广州日报报道，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研发了“诈骗电话预警系统”，当用户接听或拨打疑似涉骗号码时，用户的手机屏幕就会同步显示该号码已被标记为诈骗电话，提醒用户谨慎接听。这种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从侧面打击电信诈骗，见效快、成本低、效率高。
再者，电信、银行等，要加快推进实名认证。进一步完善身份信息和证件核验技术手段。同时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深化实名认证，让多重验证聚力，确保个人信息安全。实名制只是准入，之后还需要企业引入并匿名技术、数据泄露保护模型技术，此外，还需要不断升级业务系统，防止黑客攻击。
2.法律保障：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无缝衔接。
我国目前还没有《个人信息保护法》，因此，有必要针对电信诈骗，构建立法、执法、司法三位一体的法律框架体系。建议根据我国国情，尽早推出《个人信息保护条例》，明确个人信息的保护类别，保护措施等。设置专门行政机关来保护个人信息，赋予其行政处罚权。同时，将个人信息侵权案件纳入各级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并制定配套的民事赔偿制度等。立法、执法、司法无缝衔接，才能确保与电信诈骗相关的违法行为，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3.舆论监督：媒体作为与公众参与合力推动。
电信诈骗的社会化治理，还需要引入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机制。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之一，理应时刻以民生为本。电信诈骗作为危害社会的毒瘤，媒体作为社会的“眼睛”，要敢于对于个别政府部门不作为，电信企业、银行等不作为，予以曝光，督促其积极作为，共同给力，解决民生顽疾。
媒体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就电信诈骗中的热点，做好议程设置。此外，可以设计专门的防骗APP，开辟专门的通道，收集线索。还可以开辟举报平台，政风行风热线，鼓励公众参与。在传播方式上，可以采取分类传播，定向传播，譬如，可以与高校合作，社区合作，制定针对特定人群的防骗报道、防骗常识等。还可以及时引导舆论，避免因个别案例而引起的不必要的恐慌。
治理电信诈骗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社会问题通过社会化治理模式，必然会得到有效解决。只是在这个寻求解决过程中，需要多方主体参与，达成共识。
注释：
[1]谢宗晓、林润辉、王兴起：《用户参与对信息安全管理有效性的影响――多重中介方法》，《管理科学》2013年3期
[2]林元庆：《电子商务环境下客户信息安全问题研究》，《现代商贸工业》2016年4期
[3]王菲菲：《公民意识和网络舆论监督――兼论网络舆论监督影响力》，《新闻前哨》2010年1期
[4]章海宁：《关于网络通讯中信息安全的保障研究》，《电脑知识与技术》2016年13期
[5]葛磊：《电信诈骗罪立法问题研究》，《河北法学》2012年2期
[6]谢连觯骸兜缧耪┢的防控体系研究》，《法制与社会》2011年14期
【网友热议】
高霞：徐玉玉事件侧面凸显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还存在漏洞。该事件之所以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在于其准大学生的特殊身份，另一方面则是作为贫困家庭，其生命的陨落，引起广泛的同情。希望悲剧不再重演，所有与之相关的部门能够从这一事件中看到切实的社会管理、公民教育、福利供给的问题，并采取有效综合措施，不断加以完善。
李欢：电信诈骗、骚扰、推销是信息时代的切肤之痛，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经历，只是有的人警惕性强，置之不理，而有的人因为疏忽，上当受骗。徐玉玉事件，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信息安全，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社交平台痛陈遭遇，要求彻查电信诈骗，肃清通讯环境，这对于信息安全相关措施、政策法规的出台是一个很大的触动。
杨虹磊：电话诈骗案发生后，一些专家总是提醒人们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诚然，个人防范固然重要，但如果本可以从源头上就堵住电信诈骗，问题就能从根源上得到解决。因此，单纯的呼吁人们提高警惕来应付日益多变的各类诈骗，这无疑是社会的一种悲哀，也会进一步稀释社会信任度。所以，面对屡禁不绝，越来越猖獗的电话诈骗案，需要制定法律，来进行更细致的指导和规约。
李克伟：如果说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高人们警惕心和识骗防骗能力，形成长效机制，可让电话骚扰、电信诈骗无机可乘，那杜绝提供平台载体，斩断依附于电信平台的各种灰色“利益链条”，避免电话骚扰诈骗恣意横行，更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唯有建章立制，依法确立电信企业兜底责任，对电话骚扰诈骗造成的消费者损害，进行违约赔偿或者连带责任先行赔付，甚至依法进行刑事追责，才能真正起到震慑促动效应，倒逼电信企业提升自律、服务和质量意识，堵住电信运营管理“漏洞”，进而有效防范电信骚扰诈骗愈演愈烈，有效保障人们的正常通讯权利，维护好健康安全有序的通信消费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