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2 15:41:09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资产负债的关系，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一、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相关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相关性的理论分析
（一）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是一种要求企业从资产负债表出发，通过比较资产负债表上列示的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将两者之间的差异分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认利润表上“所得税费用”的所得税核算方法。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是以所有者理论和资产负债观为理论基础，认为所得税是企业为获得最终净利润而发生的支出，是一项费用。该方法以“资产负债表”为中心，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是资产（负债）引起的纳税后果，与资产和负债有一一对应关系，更符合资产和负债的定义。同时强调全面收益，认为资产价值增加或负债价值减少时就产生收益。使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首先应计算递延所得税，然后计算当期应交所得税，最后倒挤出利润上的列报的“所得税费用”。
（二）会计信息相关性
衡量会计信息相关性标准：一是该信息与信息使用者的决策相关，二是该信息能够提高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水平。具体到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所提供的会计信息相关性，就是指使用该方法核算出的所得税信息以及披露在相关报表附注中所得税信息，资本市场是否会对其产生反应，继而影响投资者的决策。
（三）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对会计信息相关性影响的理论分析总结
（1）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符合资产（负债）的定义，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通常是在企业资产负债表日或企业合并等特殊交易或事项发生时确认，反映企业已发生的交易或事项的所得税影响。其表示企业未来税款的缴纳情况，将影响企业未来现金流情况，从而导致企业价值的变化。
（2）递延所得税可以提供关于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信息。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的递延所得税，不仅表示某一时点的累计差异影响额，而且采用暂时性差异转回时的预计税率计算，从而帮助会计信息使用者直接从资产负债表中获得企业未来现金流的信息。这些现金流的信息不仅是有关所得税部分的现金流，同时包括导致递延所得税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相关的现金流。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现金流信息可以帮助投资者了解企业的资产、负债的状况，有助于投资者对企业的未来价值做出预测，具有会计信息相关性。
（3）递延所得税可以全面反映暂时性差异，满足复杂经济环境下投资者的信息需求。在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非时间性的暂时性差异的数额非常大，由此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调控利润的机会。而使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能够将这些非时间性差异的暂时性差异反映在递延所得税中，全面正确核算递延税费，减少企业调控利润的空间。
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对会计信息相关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选取与假设提出
本文选择Feltham和Ohlso的剩余收益模型进行分析。该模型可简化表示为，Pit+1=β0+β1*NAPSit+β2*EPSit+ε。注：β系数的大小表示自变量对股价的解释程度；β系数的正负表示自变量对股价的影响方向；ε系数表示测量误差和其他未明确表示的自变量对股价的影响；该模型计算出的拟合优度R Square表示模型中的所有自变量对股价的联合解释程度。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两个假设：
假设一：递延所得税净负债和当期递延所得税与股票价格之间有负相关关系。
Pit+1=β0+β1*adj_NAPSit+β3*adj_EPSit+ε
Pit+1=β0+β1*adj_NAPSit+β2*NDT_Pit+β3*adj_EPSit+
β4*DT_EPSit+ε
假设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期末余额与股票价格有正相关关系，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期末余额与股票价格有负相关关系；当期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增加与股票价格有正相关关系，当期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增加与股票价格有负相关关系。
Pit+1=β0+β1*adj_NAPSit+β2*DTA_Pit+β3*DTI_Pit+ε
Pit+1=β0+β1*adj_EPSit+β2*DTA_EPSit+β3*DTL_EPSit+ε
本文选取全部A股公司为样本，并剔除以下数据：金融类的上市公司；因暂停上市或者退市等原因缺少股票价格以及缺少财务数据的上市公司；剔除连续两年或两年以上亏损以及财务异常的公司。最终选定样本2108家，利用其2013年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所用的统计软件为IBM SPSS Statistics19。
（二）回归分析总结
第一，以上多个分析结果，都与假设一致，即递延所得税净负债、递延所得税与股票价格负相关，递延所得税资产与股票价格正相关，递延所得税负债与股票价格负相关。第二，业绩好的上市公司较业绩差的上市公司，递延所得税相关的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之间的相关性关系更显著。第三，所有基于全部A股的分析结果都显示企业净利润对股价的影响要远高于净资产。这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强调“资产负债表”的作用有较大偏差。即我国上市公司在实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后，虽然提高了其会计信息与投资者决策的相关性，但投资者还未改变其以“利润表”为核心的决策习惯。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3-0157-04
引言
2007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下滑严重。2009年二季度，美国的年均GDP实际增长率较2007年三季度下跌约5.1%。失业率从2007年四季度的5%上升至9.5%，住房资产价格下滑17%，居民净资产大幅缩水。有学者认为，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流动性过于充分，加剧房地产泡沫，信贷部门通过金融创新降低购房成本，导致私人部门一味追求杠杆率，最终引发违约率和没收率过高，将危机由虚转实。其中，家庭债务的爆炸式增长、其内在原因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引发学术界广泛关注。一些学者从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角度来分析危机的形成和发展。例如，Mian and Sufi（2010）使用美国450 个县的数据研究了家庭负债与2007―2009 年经济衰退的关系。他们的统计模型表明家庭杠杆率的增长率和对信用卡负债的依赖程度能很好地解释危机期间各地在消费者违约、房屋价格、住宅投资、失业率和耐用品消费方面的差异。Glick and Lansing（2009）认为，危机之后美国居民部门将经历“去杠杆化”过程，不论居民是通过提高储蓄率的方式，还是以债务违约的方式来降低杠杆率，都会对消费及经济增长造成重要影响。王勇和祝红梅（2013）的研究发现，2007 年危机之前的几年间美国家庭资产、负债结构等方面的变化造成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家庭陷入比以往危机更严重的财务困境。实际上，Mishkin（1978）很早就研究过1929―1933 年大萧条期间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及其对总需求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的硝烟尚未散去，随着近些年来中国经济逐步走向疲软和中国金融系统出现的“钱荒”等一系列低效率问题，国内外各界开始讨论中国是否会发生类似于美国一样的金融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对比研究中美两国的家庭负债表结构，无疑对于预测和分析中国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中美两国家庭资产负债结构的对比分析
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容易出现经济“加杠杆”即杠杆率上升的情况。① 根据Bernanke et al.（1999）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理论，技术进步等情况的发生会使得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净资产增加，从而提升他们的融资能力，所以其资产负债表结构会迅速扩张，使得杠杆率迅速高企。而在一国央行为了维持经济和金融稳定从而提高利率等不利冲击因素下面，这种加杠杆的周期就会遭到破坏，从而使得经济迅速下滑，进入“去杠杆率”的阶段。上述这个过程可以较好的解释美国发生在2007年的金融危机。因此，我们首先有必要对比分析一下中美两国微观经济部门的资产负债结构，我们以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情况为例进行对比分析。
（一）资产
危机前后美国的家庭资产经历了一个迅速扩张到迅速下降的过程。美国家庭的资产分为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包括储蓄公债、退休金、理财基金、股票、现金人寿保险等。非金融资产包括交通工具、首套住宅及其他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的净资产、权益资产等。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美国的资产结构就有所变化。其中金融资产的比重有所下降，从2001年的42%下降至2007年的35.7%。非金融资产中，首套住房及其他住房资产的比重从2001年的46.9%上升至2007年的48.1%。2001―2007年，美国家庭首套住房资产价值普遍上涨，住房中位数上涨39%，平均数上涨42.83%。美国家庭财富平均数因此增加了85 500美元。而住房资产大幅上涨的背后，是房贷利率极低、房产预期价值升高而产生的虚幻需求。家庭住房资产价值的持续上升使许多家庭财富增加，在2007年二季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64.36万亿美元，不动产的保值和增值作用日益明显，居民的消费与投资愿望更加强烈。不断上涨的资产价值提高了居民的抵押贷款能力，居民将已出现泡沫的资产作为抵押品从信贷部门借出更多资金，使更多资金流入市场，资产泡沫进一步膨胀。在“流动性泛滥、投资、资产价格上升、财富增加、再投资”的循环模式下，美国经济显现出一派繁荣。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家庭净财富（总资产扣除总负债）平均数从2007年的595 000美元跌至2009年的481 000美元，倒退回2004年之前的水平。
与2007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相似，近年来中国的家庭资产规模也在迅速上升。中国家庭的资产也可以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两部分。首先，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主要包括现金、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居民保险，非金融资产主要包括住房资产和耐用消耗品（如图1-1所示）。从2000年以来，上述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规模都在迅速上升，尤其是从21世纪初期以来更是呈现加速度上升（图1-2所示）。2000―2013年，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绝对量持续显著增长，而从中国家庭资产的结构看，现金和银行存款占据了很大比重，在2000年占比高达80.49%，虽然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但截至2013年仍接近70%。这说明我国居民投资渠道较为单一。股票是家庭投资的另一个重要渠道，从2000年占家庭金融资产13.36%逐步上升至2013年的26.63%。债券、居民保险的比重虽有所上升，但整体仍较小。而从图1-2来看，中国家庭非金融资产规模也在迅速攀升，其中中国家庭的住房资产存量在2000―2013年中大幅增长，从19.29万亿增长至153.33万亿。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的房产价格均有下跌，唯有中国的房地长价格继续保持突飞猛进的涨幅。住房资产过快上涨的直接原因，是土地价格更为惊人的涨幅。房地产开发企业购置土地单位价格从2000年的434.18元涨至2012年的3 392.55元，十二年间上涨681.37%。而住宅用商品房每平方米售价从2000年的1 948元涨至2012年的5 430元，涨幅为178.75%。
经过上述对美中两国资产项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与美国在家庭资产规模变化方面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首先表现为资产规模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其次在资产项里面房地产占比过高。从美国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的先例来看，房地产占比过高以及房价的过分高企或会使得房地产泡沫迅速破灭而形成金融危机，这也是当前中国有可能发生的高概率事件。
（二）负债
根据美国从1983年起每隔三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项抽样问卷调查――消费者金融调查（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简称SCF），2010 年约75%的美国家庭拥有债务，该比例比2007 年下降了约2个百分点，也是2001 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值得一提的是，有信用卡债务的家庭占比从2007年的46.1%下降至39.4%，是开展SCF调查以来的最大降幅，该比例甚至略低于1989年调查的水平。但是，债务金额没有明显的下降，由于资产缩水幅度远大于债务下降幅度，总体来看，受访家庭的杠杆率（总负债/总资产）上升了1.6个百分点。从偿债情况看，虽然债务收入比指标没有明显变化，但有逾期60天以上未偿债务的家庭占比突破了10%，为2000 年以来的最高值。
以上数据均能说明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家庭债台高筑的现实。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根据贷款人的资信状况分为三等：优质贷款、次优贷款、次级贷款，次级贷款的对象是收入较低或有违约记录的个人。2001年之后，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使资金流动性泛滥，只要继续维持超低水平的利率和不断攀升的房价，即使资信状况再差的家庭也不会有很高的违约风险。危机前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一般是ARM（adjust rate mortgage）形式，在初期利率较低，到一定时期后逐渐提高，许多家庭预期房价会高涨，在贷款利率尚未提高前抛售房屋，还可以从中获利。于是还款能力较弱的家庭也禁不住诱惑纷纷贷款买房，其中不乏投机炒房者，人人都希望分享房地产泡沫带来的利润。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将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将不动产作为担保发行债券以获取流动资金，开始新一轮贷款发放，美国次贷产业链上的衍生产品越来越多。
对比美国而言，近些年来中国家庭部门负债规模的迅速扩张也不容忽视。中国家庭信贷体系包含居民住宅抵押贷款、个人短期信用贷款、个人住房贷款、汽车贷款、耐用消费品贷款、旅游贷款、国家助学贷款等各种专项贷款，基本可以满足不同家庭的各种贷款需求。图2显示，从2008年以来中国住户的贷款增长率比收入增长率要高得多。从组成结构来看，消费性贷款占住户贷款总额的比重从2007年的64.62%上升至2013年的65.35%，同期经营性贷款的比重从35.38%下降至34.65%，消费性贷款长期居于主体地位。住房抵押贷款占中国居民消费性贷款的比重长期稳定在80%左右。从债务水平看，中国家庭债务规模大幅扩张，2013年住户贷款总额为198 503.79亿元，比2007年增加了291.90%，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的中长期消费性贷款快速增长，同期增长速度从11.64%增长至21.38%。以上数据表明居民以购置住房作为主要负债需求，信贷机构也以住房抵押贷款作为主要的供给，与金融危机前美国的借贷市场的特点相似。然而，对于银行而言，个人按揭贷款的风险与收益是不匹配的，贷款收回周期长，房地产市场受宏观政策影响容易出现波动，一旦房价增速放缓甚至下滑，居民很可能出现违约行为，银行要为此买单。实际上，贷款购房者无力支付住房按揭，放弃该房屋的现象在杭州、苏州、广州等地越来越频繁。2014年1―8月，苏州地区个人房屋贷款逾期不还案件达到了120件，同比增加68.7%。大多数购房抱有投机目的，在2010年房价高位时买入，且多数是购买第二套房，甚至第三套第四套房。2011―2013年国家出台一系列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贷款利率的政策，减缓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速度，房价有所下跌。在房价高位买入的住房资产的价值低于个人承受的按揭贷款，购房者无法承受巨额贷款，只能违约。
二、家庭杠杆率变化引致金融危机的机制分析
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情况的不同变化会引起杠杆率的变化，而杠杆率的变化会进一步地引致金融危机。从美国的情况来看，美国的家庭负债/家庭资产（即其家庭杠杆率）平均数从2001年12%上升至2006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4.9%。这和上述分析所示美国在金融危机前其家庭资产和负债规模的迅速膨胀有关，尤其是其负债规模的迅速上升，速度上大大的超过了资产规模的上升。
杠杆化运行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杠杆效用在金融领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若滥用杠杆效应，过度提高杠杆率，便会酿成金融危机。通过美国金融危机，可以发现家庭部门的杠杆化伴随着资产泡沫的形成，居民形成良好预期，认为经济必然会繁荣，就业和收入情况必然会改善，带来消费、投资、和信贷需求旺盛。居民预期资产价格上升，愿意承担债务风险，以借贷追求收益。另外，不断下降的利率也使家庭部门杠杆化更加容易。为遏制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美国经济过猛减速，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采取降息措施刺激经济，至2003年6月，联邦基准利率仅为1%，大大降低了居民的融资成本。借款者中不乏没有稳定收入、资信状况不佳的个人，构成了庞大的次级贷款市场。这类贷款的利率通常比优质住房抵押贷款高300 350个百分点，但违约风险极大，在资产预期价格走高和低利率的环境下，借款人尚可维持较低的违约率。2006年，美国房地产按揭贷款不断增加，次级贷款市场迅速发展。信贷机构为了分散风险，将抵押资产证券化抛售给各种风险偏好的投资人，因此出现了抵押支持债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y）、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贷款违约保险（Credit Default Swap）等一系列金融衍生产品。2006年初，近65%的次级贷款抵押资产被证券化，过度包装的金融衍生品将杠杆效应从家庭部门传递至金融部门，债务危机从美国居民部门向银行体系、保险公司、对冲基金蔓延，再扩散至全球金融市场。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线是利率降低和资产价格下降，其本质是信用危机导致以家庭部门为起点的各部门杠杆率过高，进而引发流动性危机。美国金融体系监管不力，未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居民可获得信用泛滥，当资产价格逆转，人们纷纷抛售资产及金融衍生品以换取美元，相对于庞大的资产而言货币稀缺。资产价格降至某个临界点后出现流动性枯竭，最终导致公众恐慌及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危机后政府采取的救市措施表明政府不得不增加杠杆率为家庭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去杠杆化买单。由此可见，家庭部门的杠杆效应会影响其他部门，若家庭杠杆率过高，金融市场系统风险增加，房价及利率的微小波动被放大，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小结
家庭部门杠杆率过高是金融危机的一大诱因和征兆。美国、日本、西班牙、希腊等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都存在资产价格迅速上涨、私人部门杠杆率迅速抬升两大特征，并经历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与破裂。然而根据本文的分析，中国目前无论在房地产资产泡沫还是家庭资产负债杠杆率的增长方面，都与美国等爆发金融危机之前的状况非常相似，这使得我们不得不从政策上面进行调整，以应对潜在的金融危机风险。
首先，要预防房地产泡沫的继续扩大和泡沫的突然破灭。虽然目前国内外对于中国是否存在房地产泡沫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是从房价收入等指标来看，中国存在一定的房地产泡沫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介于美国等国爆发金融危机都是从房地产泡沫的迅速扩张和泡沫开始，中国目前应该重点关注房地产价格的走势，特别是重点城市的房价，不应该轻易取消限购等政策措施，而且应该加快应用房产税等市场手段平抑房地产价格的波动。而且从本文以上的分析来看，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也是家庭资产负债杠杆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稳住房地产价格，使之在短时期内不会大幅波动应该是当务之急。
其次，要积极拓展居民的投资渠道。中国居民之所以积极投资房地产是因为缺乏合理的投资选择渠道。为了抑制房地产投机和由此导致的家庭资产负债表的迅速攀升，除了上述限购等强制性政策之外，还有积极地辅以合理的投资渠道。为此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开放资本市场建设，建立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目前有潜在的金融危机风险，但是只要我们采取积极的政策应对措施，就可以化危机为转机，积极地推进中国的金融市场建设，进一步地完善中国市场经济。
参考文献：
[1] Atif Mian and Amir Sufi （2010），“Household Leverage and the Recession of 2007-09”，IMF Economic Review Vol.58，No.1.
[2] Bernanke，B.，Gertler，M.，and S.Gilchrist，1999，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in a quantitative business cycle framework，In：Taylor.B.and
M.Woodford，eds.，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Amsterdam 1.
[3] Frederic S.Mishkin，“Household Balance Sheet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8，No.4 （Dec.，1978），
pp.918-937.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 （2015） 03-0051-07
一、引言
林左鸣（2011）将法定财富标志定义为“由社会经济制度确认的规范、标准的财富标志”，在金属货币时代，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是各国政府法律确定、被老百姓广泛认可的法定财富标志。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人类历史上存续了2000多年的金属货币时代彻底终结，货币发行与一国的黄金储备没有任何关系，货币供给规模不再受到任何法定财富标志数量的限制（林左鸣和闫妍，2012）。在信用货币时代中，法定财富标志缺失，各国中央银行选定的法定财富标志、即信用货币的发行基础是什么？
考察信用货币的发行基础，重点是看各国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通过买入哪些资产投放基础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黄金不再作为法定财富标志支持美元发行，美国和日本等世界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主要通过购买国债投放基础货币，这使得国债到期收益率、国债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密切（Hamilton和Kim，2002；Chauvet和Potter，2005；Ang等，2006；石柱鲜等，2008；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2013）
但是到了200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巨大打击，美联储进行了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创新，在接下来的4年中陆续推出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简称为QE），除了继续购买国债，美联储在QE1、QE3和QE4中大量购入MBS （Mortgage Backed Security，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是以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资产支持发行的证券化产品（林左鸣和闫妍，2012）。很多研究表明，美国的经济复苏得益于美联储大量购买MBS，向房贷市场注入资金，降低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刺激房地产市场回暖，进而带动宏观经济整体复苏（Chung，2011； Hancock和Passmore， 2011， 2014）。
2008年至今，多国中央银行对公开市场操作工具进行了创新，除了继续购买国债以外，还购买其他类型的债券和权益资产。日本央行除了继续大量购入国债以外，还购入商业票据、企业债、ETF（交易所交易基金）和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英格兰银行购入商业票据和企业债，欧洲央行购买ABS（资产支持证券）。中央银行买入MBS、商业票据、企业债等为特定行业或企业融资的债券，相当于将新增货币定向投放到某些与国家经济密切相关的行业和企业。
与金属货币时代不同，在信用货币时代，中央银行选择什么领域和类型的资产作为投放基础货币的依据，必将对某些实体经济领域的兴衰产生影响。本文将通过考察各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分析各国支持货币发行的基础资产是什么，探索未来支持我国货币发行的基础资产，即法定财富标志的选择。从中，我们也总结出大国之间的货币关系，提出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二、各国中央银行资产方的三个特点
在各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负债方主要为货币供给（包括流通中的货币和存款类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等），资产方可视为支持货币发行的基础。2013年，全球货币交易量排名前三位的货币为美元（87%）、欧元（33.4%）和日元（23%），我们又找了交易量占比少于10%、但经济体量较大的四个国家，分别为澳大利亚元（8.6%）、中国人民币（2.2%）、俄罗斯卢布（1.6%）和印度卢比（1%）。本文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欧元区、日本、澳大利亚、中国、俄罗斯、印度这7个国家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通过分析各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考察各国的货币发行基础。
（一）各国中央银行的总资产规模持续扩大
表1为世界主要国家中央银行在2005年、2010年和2014年的总资产。由于各国的货币单位不同，为了使各国在不同年份的资产数具有可比陛，我们分别计算了各国央行在2010年持有资产相比2005年的增速以及2014年持有资产相对于2005年的增速，见图1和图2。
由图1，2005～2010年，除了日本央行和澳大利亚央行的资产规模略有缩小，其他国家的资产规模都在扩大，其中，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央行的资产规模增幅最大，5年间分别增长了185%、170%和150%。由图2，2010～2014年间，6个国家央行的资产规模均在增长，涨速居前三位的国家是日本、俄罗斯和澳大利亚，4年间增长了133%、130%和97%，美联储的资产规模也增加了86%，相比之下，中国和欧元区的央行在近4年的资产规模增速并不快。总的来说，近10年间，世界上6个大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规模都在增加，俄罗斯央行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在2005～2014年的扩张速度最快，2014年的资产规模分别达到2005年的6.2倍和5.3倍，其中，中国为3.3倍。在信用货币时代，中央银行以信用为基础和依据创造基础货币，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越快，表明该国信用货币的创造速度越快。
（二）强势货币的发行基础是国内资产
美元、欧元和日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三大交易货币。我们考察历年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其中，资产方的构成反映了各国的货币发行基础，我们将重点分析历年数额最大的“资产项目”占总资产的比重。
（1）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
由图3和图4，在2007～2012年大部分时间里，美联储持有的资产以未偿还的有价证券为主，80%以上的资产为美国国家和机构发行的债券，包括：国债、联邦机构证券和MBS。只有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2008年4季度至2009年2季度），美联储短期内持有的流动性工具陡然增加，包括定期拍卖便利（TAF）、商业票据融资便利、央行流动性互换、资产支持证券贷款便利等（FRB，2012），但随后，美联储持有资产的大幅增加主要是因为持有有价证券的快速增加。
由图4，2008年年底之前，美联储主要持有美国国债，2009年开始，美联储大量增持MBS，并增持了少量的联邦机构债。2009年4季度至2010年底，美联储持有的MBS规模曾一度超过对美国国债的持有。国债发行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国防、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开支，MBS筹集的资金主要是在美国二级抵押信贷市场上购买抵押贷款，为购房人提供资金（闰妍等，2011）。因此可以说，在金融危机前，美国主要是以美国国债为资产支持发行美元，即美元的发行基础是美国的综合实力；在金融危机后，美国以美国国债和MBS为资产支持发行美元，美元的发行基础是美国的综合实力和美国的住房金融市场。
（2）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
由图5，2010～2014年欧洲央行持有的“对欧元区信贷机构的贷款和债权”以及“持有欧元区有价证券”占总资产的比重在50.5%～57.2%之间，如果再加上“黄金”，这三项资产占欧洲央行总资产的比重在67.9%～72.6%之间，这表明，欧元发行的基础主要是欧洲央行对欧元区信贷机构的贷款和债权、欧元区有价证券和黄金。
（3）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
由图6，2008年至2014年，在日本央行持有的总资产中，日本政府证券占最大的部分，但是2012年以前，日本政府证券占总资产的比重不超过70%。2013年安倍政府上台后，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希望一改日本持续多年的通货紧缩局面，使通货膨胀率达到2%，日本央行自2013年开始大幅增持日本国债及其他日本国内资产，包括：公司债、ETF（交易所交易基金）、REITs（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等金融资产，日本央行持有的日本国内资产占日本央行总资产的比例上升至85%以上。分析表明，日元发行的主要基础是以日本政府证券为代表的日本国内资产。
综上，美元、欧元和日元的发行基础以本国资产为主，包括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机构债、对信贷机构的贷款等，还有硬通货――黄金。国债、机构债主要是为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开支、教科文卫支出等项目融资，MBS是为本国住房市场融资，对信贷机构的贷款通过商业银行贷款给国内的工商企业，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总之，强势货币国家货币的发行基础主要是“本国资产”。
（三）非强势货币国家以强势货币国家的货币或债券为基础发行货币
我们考察澳大利亚、印度和俄罗斯三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得到以下结论：2005～2014年10年间，印度央行持有的外国证券占总资产的比重基本在90%以上。近10年，在俄罗斯央行持有的资产中，“非居民持有的外币证券和基金”占总资产的比重逐渐下降，这一比重从2005年的92.1%下降到2014年的60.1%，与此同时，“信贷和存款”占俄罗斯央行总资产的比重逐渐上升，但是俄罗斯央行最主要还是以“非居民持有的外币证券和基金”为资产支持发行卢布。近10年，“黄金和外汇”占澳大利亚央行总资产的比重逐渐下降，从2005年的75.4%，降至2010年的59.7%和2014年的45.7%，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央行持有的“澳大利亚政府证券”和“其他澳元证券”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上升，“澳大利亚政府证券”占比从2005年的6.6%上升至2014年的20%，“其他澳元证券”占比从2005年的16.5%上升至33.6%。
印度央行至今的货币发行基础几乎全部是外国资产，澳大利亚央行和俄罗斯央行虽然仍主要以外币资产为基础发行本国货币，但是近十年间，央行持有本币资产的数量和比重都在大幅增加。
三、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发行基础
考察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我国央行持有的资产包括国外资产、国债和对金融机构的债权等。2005年至2014年间，在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的资产中，国外资产（包括外汇、货币黄金和其他国外资产）占有最大的比重，在61.1%～84.77%之间，这一比重在2014年仍高达82.4%。在国外资产中，外汇资产占92%以上，而外汇资产中60%以上为美元资产，也就是说，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中约50%为美元资产。可以说，人民币赖以发行的基础资产主要是外汇资产，并且其中有一半为美元资产。由图7，国外资产和总资产两条曲线基本平行，表明在总资产中除了国外资产以外其他资产的数量变化不大。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通过央票操作调节短期流动性，作为调节中短期流动性的补充工具，我国央行还创设了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设借贷便利（SLF）和中期借贷便利（MLF）。但是从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看，人民币最主要的发行基础仍然是外汇资产。这与当年为了解决外汇储备较少而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有关。2005～2008年，我国外贸出口增长强劲，在国际贸易中一直是顺差，并且顺差规模逐渐增加，受到强制结售汇制度的约束，商业银行必须将收到的外币出售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买入外汇，投放基础货币（林左鸣，闫妍，2013）。结售汇产生的外汇占款可以立即转化为企业的人民币存款，形成新增货币供给，在提高货币供给效率的同时，也使得我国在贸易顺差年份的货币供给数量增涨过快，刺激了资产价格和物价水平的快速上涨。
2009年涉及强制结售汇的规范性文件被宣布废止、失效或修订，强制结售汇政策法规已失去效力。但与此同时，2011年以后，受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全球经济不景气，需求疲软，我国贸易顺差规模大幅下降，2011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只有1361亿美元，不足高峰2008年时4206亿美元的三分之一，2011～2014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在1361～2197亿美元之间，年平均值为1798亿美元，远低于2007～2010年的均值3137亿美元。这期间，我国的外汇占款多次出现负增长，外汇占款减少表明中央银行以外汇为支撑投放的基础货币减少，根据货币供给=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米什金，2011），当基础货币减少时，需通过增加货币乘数保持货币供给不变，而货币乘数主要受到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倒数的影响（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和现金漏出也影响货币乘数）（林左鸣，闫妍，2013），因此中央银行在近期多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在情理之中。
“强制结售汇制度”使我国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当贸易顺差大幅增加时，中国人民银行用于购买外汇的人民币数量增加，货币政策被动宽松。而近年来，受到“贸易顺差减少”和“取消强制结售汇制度”双重因素的影响，新增外汇占款速度放缓甚至为负，导致我国以外汇资产为基础新增基础货币的发行动力不足。2011～2015年间，我国的货币供给增速大幅降低，尤其是体现企业经济活力的M1增速一直在低位徘徊。当传统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受到影响后，我国中央银行还可以通过对哪类资产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投放基础货币？
目前，中央银行只能控制基础货币的新增数量，商业银行决定新增货币具体投放到哪些领域，中央银行对货币投放方向的干预能力较弱。2013年“钱荒”至今，中央政府和学术界一直在思考如何“盘活存量货币、用好增量货币”，解决我国“货币总量不少，但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美国、日本和英国的中央银行买入扩大范围的债券给我们启示，公开市场操作不仅限于国债和央票，在货币的存量和增量一定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买入/卖出为特定领域融资的债券，从而降低/提高债券收益率，达到降低/提高特定领域融资成本、促进/抑制特定产业发展的目的。
四、我国央行对国内资产的增持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在全球的政治影响力都在不断增强，目前人民币在国际交易和结算中所处的地位显然与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不相符。我国一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包括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与多国进行货币互换、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等，但试想，一个以“外国资产”为货币发行基础的货币怎么可能成为“国际货币”？
我们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也应该逐步调整人民币赖以发行的基础资产，即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的构成，逐步降低外汇资产所占的比重、增持国内资产，在此过程中，中央银行应注重选取资产价格变动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物价稳定、经济增长）有直接影响的优质资产，例如，国债和以本国优质实物资产为基础发行的有价证券。2015年5月，中国允许将地方债纳入中央国库和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抵押品范围，并允许将地方债纳入央行PLF（常备借贷便利）、MLF（中期借贷便利）和PSL（抵押补充贷款）的抵押品范围。这意味着，地方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央行的货币发行基础。
林左鸣和闫妍（2013）建议，以优质公租房的租金收益为基础，发展公共住房信托投资基金，中央银行可持有在未来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收益的公共住房信托投资基金份额。2015年1月，住建部《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指导意见》，允许各地政府回购商品房作为公租房，开发商也可以自行经营租赁，且可以将租赁房打包为REITs进行融资。利用REITs为公租房融资与林左鸣和闫妍（2013）提出的发展公共住房信托投资基金、思路相同。当有稳定现金流的公共住房信托投资基金发展成熟后，中央银行可考虑增持部分公共住房信托投资基金，并以此为基础投放基础货币。
但是优化中央银行的资产结构、央行增持国内资产要循序渐进，当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货币前，我们还是要持有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因为一旦出现资本外逃或国际市场抛售人民币的情况，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释放外汇储备，抵御人民币贬值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