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31 10:23:50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本科期间需要学习的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原理、统计学等基础课程和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论统计等数学课程以及根据小专业选择的不同选修的专业课程，比如财政学、货币银行学、经济学史、发展经济学、国际金融学等。当然，也离不开实践活动，包括社会调研、实习工作以及各种联系实际的赛事等。
反观国内，宏观调控仍然面临较大压力。物价上涨比较快、通胀预期增强，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多数城市房价依旧上涨……
众多复杂变数，于中国，是危机还是契机，中国模式能否成功转型？“十二五”，中国经济如何平稳过渡？
且看吴敬琏先生的精辟解读。
中国虽然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但是市场化改革其实还处于“进行时”阶段，旧体制的许多部分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政府职能还有待转变，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都还行在半途，所以我说“大关仍然未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凯恩斯框架失灵：
中国的问题是长期问题
近些年我们一直在说，必须注意中国经济存在的内外失衡。其中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过去30年中国的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然而消费需求不足，却使GDP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政府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对外净出口（出超）弥补国内需求不足，维持了较好的增长。但到2008年以后，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连续几年出口受限，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2009年，我国用超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把增长速度又拉了起来，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仍未解决。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居民储蓄率提高了3-4个百分点，相形之下，我们依靠净出口维持高速增长方式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从1999年到2010年，在消费需求的不足下，出台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保持增长率，这种货币政策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使过剩的流动性大量积累。于是，经过一段时滞，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一些消极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主要的标志之一是资产价格的剧烈上升，其中最突出的是房地产价格飙升和泡沫急剧膨胀。此外，消费物价指数CPI也开始上升。这就导致了一种两难的状况：一方面内在动力不足，想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继续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货币超发后续的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又需要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房地产价格和物价上涨的势头。
为了破解宏观经济决策的这种两难问题，首先需要选择正确的分析方法，判明这种两难问题的根源是什么。2008年以来，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通常是对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状况来分析总需求的态势，认为经济之所以遇到困难，是因为决定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有两驾（消费和出口）太弱，拉不动经济增长。如何能够在这两匹马都不跑的情况下把这个车往前拉？结论就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用4万亿的投资、10万亿的贷款来增加总需求。
问题在于，这种“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显然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变形。但学过宏观经济学的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处理的是短期问题，连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它来分析长期问题。而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却是长期问题。研究这类问题，需要运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式。
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缺陷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长期发展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还是经济增长模式。
那么，什么是增长模式？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靠投入资源、还是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西方国家的早期，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两次产业革命之间的那种增长模式，其特点是靠投资来驱动增长。苏联在第一次五年计划之后沿袭了西方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这种方式存在很多弊病。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它会导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二是造成了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两个问题会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到了“”后期，经济上剧烈波动加上“”的政治因素，经济和社会都濒于崩溃的边缘。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发生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办法，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各种政策手段支持出口，发展对外贸易。这种做法造成了两个积极后果：第一，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使得大约2.5亿农村低效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相对高效的加工业就业，也使得整个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当然，现在多数所谓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依然很低，我们应该努力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不过，和在农村的收入情况相比，还是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第二，大量的出口（净出口）需求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使得经济能够持续增长。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全面展开，中国对外贸易的贸易盈余由负转正，而且不断增加。旺盛的出口需求有力地支撑了此后十多年GDP的高速度增长。
经济决策两难：
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并存
一、样本数据说明与实证分析
本文以a股上证指数、gdp、货币供应量m1的变化幅度作为变量。样本数据取自国泰安金融研究数据库的季度数据，取样范围为次贷危机发生后的2008—2011年。采用每个季度股指涨跌幅衡量a股上海证券市场行情，记为lnszzs，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gdp和m1涨跌幅度，分别记为lngdp、lnm1。需要说明的是，类似于gdp平减指数的效果，这里用“gdp季度涨跌幅/（1+cpi）”来衡量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情况。因为通货膨胀因素在宏观经济研究中是不容忽视的，如此处理就适当考虑到了这一重要因子。
（一）协整检验与回归分析
为了避免谬误回归现象的出现，首先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作协整检验，即分别检验上证指数的波动与经济增长、货币供应量变化是否互为协整关系。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是正确使用经典回归分析方法建立回归模型的先决条件。由eviews得到的检验结果如表1、表2所示。
表1中， lnszzs与lngdp之间的协整检验t=25.93267>15.49471=adf0.05， 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残差项是稳定的， 因此上证指数涨跌幅与gdp增长率是协整的，说明了两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表2的t=19.42503>15.49471=adf0.05，表明lnszzs与lnm1是协整的。协整检验说明，样本数据满足本文选取的计量模型，可以进行实证分析。
由于选取的模型要求两个解释变量不能存在精确的线性关系，这里需要检验lngdp与lnm1线性相关性（见表3）。p=0.8297，相当大，表明lngdp关于lnm1的回归系数很不显著，意味着gdp与m1无精确的线性关系。上证指数变量lnszzs关于gdp、m1对应的变量lngdp、lnm1回归结果如表4。
对回归结果的解释：保持货币供应量m1不变，2008—2011年期间每个季度的gdp每增加1%，则a股上证指数就会增加约2.55%；保持gdp不变，m1每增加1%，则上证指数会增加约4.39%。r2=0.357782，表明gdp与m1能够解释上证指数变化的35.78%。拟合度r2值不高，这主要是因为除了宏观因素gdp和m1之外，股市还会受到如经济景气循环、利率、政府财政收支、国际收支、汇率等诸多因素的本文由收集整理影响。f检验得到的p=0.0562，在10%的置信水平是显著的。实证验证了股市与宏观经济呈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与货币政策对股市的影响是显著的。
从实证结果不难看出，经济增长和货币供应量对股市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差别。由t检验得到关于lnm1对应的p=0.022，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是显著的，股指与货币供应量的正相关性更强，m1对股市的影响要比gdp显著得多。
（二）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将宏观经济与股市行情的联动性得以反映，下面采用脉冲响应图分析。图1显示了货币供应量增加单位标准差时，上证指数立即上升，在第二个季度达到到最大值，然后回落，第四个季度为最小值，再次回升，于第五个月恢复到原状态。而上证指数对gdp产生的冲击响应却有些相反，上证指数在两个季度内下降到最小值，而后立即大幅度上升，于第五季度左右恢复到原状态。上证指数与m1之间呈很强的正相关再次得以体现，与前面的实证分析结论一致，而上证指数对gdp冲击的响应力度大大削弱，其相关性远不如货币供应量显著。
图2显示的是，上证指数增加单位标准差时，货币供应量和gdp对这一冲击产生的响应情况。货币供应量m1立即由初始状态跳跃到最大值，随后下落，在第三季度为最小值。再上升，第五季度恢复到初始状态。gdp开始是小幅度下降，而后立即上升，第二季度最大值后，于第七季度恢复到初始状态。综合分析而言，货币供应量对上证指数有着很强的正向冲击，上证指数反过来也会对货币供应量产生正向拉动。虽然gdp对上证指数的冲击不如货币供应量显著，但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是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