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6 14:44:22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宏观经济因素，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一、引言
宏观经济学中的汇率传导机制指出，一国汇率发生变动，对本国物价水平的影响分直接和间接作用。该理论的假定前提为：整体世界价格水平保持不变，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假定前提并不成立，而且中国的外汇占款数量变化的影响因素也很多，导致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因素更是繁多。中国的外汇占款持续增长，CPI增长幅度却并没有与其同步，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加，本文运用2005年到2014年的年度数据，旨在探究外汇占款、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变动对CPI增长的影响机制、影响程度。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外汇储备的研究较多。朱孟楠、赵茜（2012）的研究表明，相比较外汇占款而言，汇率变动更能解释国内物价波动，能解释其波动的75%，外汇占款的贡献度就相对较少，但是也能解释10%。吉翔、陈曦（2012）的实证研究指出，外汇占款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仅能从实践得到证明，更存在坚定的理论基础。其研究中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多种计量方法，选取2001年1季度至2011年4季度的季度数据，进行分析。在协整模型中，发现外汇占款和物价水平并非呈现正相关，这说明在中短期内，中国物价上涨的大部分原因并非是外汇占款的急剧增加。而在之后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中，再一次证明外汇占款规模和物价水平没有直接关系。张开宇（2014）在其研究中进一步引入理论依据，利用抛补平价说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从理论出发，分析表明外汇占款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正在逐渐加强，但是外汇占款大幅增加使得整个市场流动性过度增加，对于货币政策的实施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本文准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究，采取2005年至2014年的年度数据，进行比较系统的宏观分析验证，探究近年来外汇占款与我国物价水平之间是否存在较明显的关系。
三、模型建立与数据选取
（一）数据选取与说明。本文采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分析外汇占款、人民币汇率、CPI、GDP、M2的关系，对其进行实证研究。本分析时，根据前人经验仅将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作为考虑对象，令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E，考察其对外汇占款变化的影响。
为了剔除季节因素影响，文中采取的都是年度数据，分别对数据进行处理，GDPG是将每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加权平均取得最终值，FX为年度外汇占款数据，CPI为年度同比消费者物价水平。为了减少FX和M2由于是时间序列而存在波动，且其绝对值相差较大，因此对其取对数，记为LOGFX、LOGM2。本文所有数据为2005年至2014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序列平稳性检验。对于选取的变量，需要先确定是否平稳，在不存在单位根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协整检验，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因此下文对各变量进行ADF检验，检验的原假设是各变量存在单位根，得出的结果中LOGFX的P值为0.0015，ADF值为-6.288820，1%临界值为-4.582648，原始数列平稳，不存在单位根；CPI的P值为0.0054，ADF值为-5.116556，1%临界值为-4.582648原始数列平稳，不存在单位根。而GDPG、LOGM2、E则要进行相应处理后，才能使其变为相应的平稳序列。通过ADF检验，确定了各变量的最优滞后期。
（三）协整检验。在建立模型时，通过上文检验，出广义基础货币M2的最优滞后期为2期外，其他变量的最优滞后期均为一期。得出协整方程如下：
LOGFX=6.584875+0.137031LOGM2-0.009671CPI+3.209987GDPG-0.337692E
从协整方程中可以看出，在长期均衡中，外汇占款FX、广义货币M2、GDP增速是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外汇占款FX、物价水平CPI、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并没有呈现正相关关系。外汇占款和物价水平没有呈现正相关，说明国内物价水平变化和外汇占款增加没有直接联系，2005年至2014年外汇占款数量持续增长，但是国内物价水平同比增长速度波动不大，从协整方程中也可以看出，国内物价水平上涨并非是外汇储备增长推动的，物价水平变化的推动因素有多种。虽然外汇占款直接影响广义货币，持续增长的外汇占款推动了M2的大量投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央行为了减小通货膨胀的影响，也采取了一系列市场操作，比如提高准备金率，发行央票等，这些行为对外汇占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冲销，一定程度上对外汇占款所释放的过度流动性进行了稀释，因此使之对国内物价水平并未造成直接的影响。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上文得出外汇占款FX、广义货币M2、居民消费水平CPI、GDP增速、人民币汇率E，这五个内生变量在长期是存在线性关系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主要是为了考察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先导滞后关系。
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外汇占款为广义货币M2的格兰杰成因，表明，在某种程度上，外汇占款的增加会促进广义货币M2的增长。第二，外汇占款为人民币汇率的格兰杰成因，随着中国外汇占款数额的增大，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强，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民币的汇率有上升的压力。表明外汇占款确实对人民币汇率存在推动作用。第三，外汇占款同时还是GDP增速的格兰杰成因，说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中有外汇占款的一定程度的有利影响。第四，外汇占款和CPI并没有互为格兰杰成因，这一结果和前文提到的，外汇占款与中国国内的物价水平没有直接联系相呼应，表明物价水平上涨的内外推动原因多元化，外汇占款对其的影响因子过小，因此，没有必要在分析物价水平变化时，对外汇占款赋予过多权重。第五，广义货币是GDP增速的格兰杰成因，按照宏观经济学理论可以推导，市场基础货币增加，在某种程度上会促进投资，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发展。实证结果与理论相符。
四、实证结果与政策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从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后，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稳健的增长趋势，外汇占款持续增加，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市场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加，广义货币，GDP均对其有正向推动作用；人民币汇率对其也有影响，但是二者并不是正向变化的；更进一步地，在分析外汇占款和CPI的关系时，发现二者并没有十分明显的直接关系。这一点和宏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有些出入，深入研究后，发现在实际经济环境中，存在央行为了维持国内物价水平稳定，减少通货膨胀压力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外汇占款进行了冲销。实证研究结果和相关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中，人民币汇率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政府进行主导。第二，外汇占款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货币传导机制起的作用，因为广义货币是GDP增速的格兰杰成因。第三，外汇占款虽然对CPI没有直接影响，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特殊，整体经济对于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持续增长的外汇占款对于国内的物价水平的影响还是值得注意的。
（作者单位：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吉翔，陈曦.外汇占款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探析[J].现代财经，2012（12）.
[2] 张开宇.我国外汇占款规模变动对货币政策影响研究[J].现代财经，2014（5）.
宏观经济走势是影响证券市场大盘走势的最基本因素。证券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宏观经济的大环境中发展,同时又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股市的运行与宏观的经济运行应当是一致的,经济的周期决定股市的周期,股市周期的变化反映了经济周期的变动。经济周期包括衰退、危机、复苏和繁荣四个阶段,一般来说,在经济衰退时期,股价指数会逐渐下跌;到经济危机时期,股价指数跌至最低点;当经济复苏开始时,股价指数又会逐步上升;到经济繁荣时,股价指数则上涨至最高点。
宏观经济走势影响股价变动,但宏观经济走势与股市趋势的变动周期不是完全同步的。2002年10月,两个数据在中国证券业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个数据是2002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9%,一个数据是2002年1~10月上证指数跌幅达到7.9%,一正一负,宏观经济走势与证券市场走势看上去形同陌路,相互背离,让投资者感到困惑。实际上,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股票市场,都存在着各自周期性变化的特征。股市周期是指股票市场长期升势与长期跌势更替出现不断循环反复的过程,即牛市与熊市不断更替的现象。
以上海证券市场为例对中国的股市周期进行分析。中国股市运行的第一个周期,是从1990年12月19日的100点至 1996年1月的512点,其中,大牛市阶段为1990年12月19日的100点至1993年2月16日的1558点;大熊市阶段为 1993年2月16日的1558点至1996年1月的512点。第二个周期是从1996年1月的512点至今,其中,大牛市阶段是 1996年1月的512点至2001年6月的2245点,从此股市出现了较大的下跌行情。同期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为:1978~1990年期间,中国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是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逐步增强,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所提高。1991~1999年期间,中国经济先是快速增长,越过高峰后,以小幅缓收为基调,而且收缩期明显增长(从1993年步入经济收缩期开始到1999年底,7年内GDP增长率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波动较为平缓,但下滑时间较长)。进入200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结束了连续7年的下滑过程(1999年为 7.1%,2000年为8%,2001年为7.3%,2002年为8%)。经济周期是根本,经济从衰退、萧条、复苏到高涨的周期性变化,是形成股市牛熊周期性转换的最基本的原因,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但这并不代表两个周期是完全同步的。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股市的波动也存在着自身特有的规律,在实际运行中,股市周期反映经济周期有着独特的特点,从而造成了股市周期与经济周期不同步,甚至背离的现象。
二、货币供应量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一般是呈正相关关系,即货币供应量增大使股票价格上涨,反之,货币供应量缩小则使股票价格下跌。但从1994年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股市的增长率变化比较,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就不能准确地反映股市的变化。如1994、1995、1998这三年,上证指数的增幅都是负数,而同期我国的货币供应量(M2)的增幅分别是 34.53%、29.47%、14.87%;1996、1997、1999、2000这四年,上证指数的增幅分别是65.14%、30.22%、 19.18%、 51.73%,同期我国的M2增幅分别是25.26%、19.58%、14.74%、12.27%。原本是强相关的两项指标,增幅的变化却出现了背离现象。这说明证券市场与货币市场没有完全打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出现了故障。
所谓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指一定的货币政策工具,如何引起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变化,最终实现预期的货币政策目标。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在西方主要有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凯恩斯学派的主要思路:通过货币供给的增减影响利率,利率的变化通过资本边际效益的影响使投资以乘数方式增减,而投资的增减会进而影响总支出和总收入。凯恩斯学派传导机制理论的特点是对利率这一中介指标特别重视。货币学派认为,利率在货币传导机制中不起重要作用,更强调货币供应量在整个传导机制上的直接效果,主要思路:货币供给量的变化直接影响支出,变化了的支出影响投资或者说导致资产结构调整,资产结构的调整又反映在实际产出和价格的变动上。
从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到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中间有一个相当长的作用过程,在过程中货币当局本身并不能直接控制和实现诸如稳定、增长这些目标,它只能借助于货币政策工具、设置中介指标并通过对中介指标的调节和影响最终实现政策目标。因此,中介指标就成了货币政策作用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中间环节,对它们的选择是否正确以及选定后能否达到预期调节效果,关系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能否实现。根据中介指标的可控性、可测性、相关性、抗干扰性以及在不同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下的适应性,中介指标一般有利率、货币供应量等。作为中介指标,利率有可控性强、可测性强、货币当局能够通过利率影响投资和消费支出的优点,但利率作为中介指标也有不理想之处。因为利率既是一个内生经济变量,又是一个政策变量。作为内生变量,在经济繁荣时,利率随信贷需求增加而上升;在经济停滞时,利率随信贷需求减少而下降。作为政策变量,经济过热,应提高利率;经济疲软,应降低利率。可见。利率作为内生变量与政策变量往往很难区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很难判明自己的政策操作是否已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指标,首先遇到的困难是确定哪种口径的货币作为中介指标,是MO(现金),还是M1(M1=MO+活期存款),还是M2(MO +M1+定期存款+其他存款)。三个指标分别反映在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可以进行测算和控制,问题在于究竟哪一个指标更能代表一定时期的社会总需求和购买力,通过对它的调控就可直接影响总供求。至于抗干扰性,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作为内生变量是顺循环的,作为政策变量是逆循环的,一般说来两者是不会混淆的。
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一般是呈正相关关系,但在特殊情况下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政府一般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这就会提高市场利率水平,从而使股票价格下降。同期,企业经理和投资者不能明确地知道眼前盈利究竟是多少,更难预料将来盈利水平,他们无法判断与物价有关的设备、原材料、工资等成本的上涨情况,从而引起企业利润的不稳定,对证券市场造成不良影响。
通货紧缩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通过伤害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积极性反映出来的。就消费者而言,持续的通货紧缩使消费者对物价的预期值下降,而更多地持币待购,推迟购买;就投资者而言,通货紧缩将使目前的投资在将来投产后,产品价格比现在的价格还低,并且投资者预期未来工资下降,成本降低,这些会促使投资者更加谨慎,或者推迟原有的投资计划。消费和投资的下降减少了总需求,使物价继续下降,从而使股票、债券及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大幅下降,进一步又大大影响了投资者对证券市场走势的信心。
三、利率变动对股市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利率变动与股价变动成反相关关系。1996年以来,我国已八次下调人民币利率。1996年5月1日中央银行决定实施首次降息,当时的股市正从底步启动,市场从4月份起,就对这一利好作出了积极的提前反应,消息出台后虽然出现了暂时的获利回吐,但很快就步入了持续的升势,一个历时超过两年的大牛市从此拉开了序幕。1996年8月 23日央行实施了第二次降息,存款利率平均降低1.5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下调1.2个百分点,幅度之大超出了当时人们的预期。这一消息对于已经经历4 个月调整的沪深股市带来了新的刺激,市场很快探底成功,股指由此屡创新高,并在当年年底冲上了历史的高峰(1996年上证指数增幅 65.14%)。1997年10月23日,央行第三次降息,存贷利率平均下调幅度分别为1.1和1.5个百分点,由于经历了三次降息,流向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的资金不断增加。1998年3月25日和1998年7月1日的第四、第五次降息虽然在幅度上明显低于前三次,但同时对准备金率作出了大幅度的调整(由 1980年的13%降到1998年的8%),使得社会融资环境进一步宽松。由此,沪市综指也从第一次降息的660点升至 1998年7月的1330点,升幅超过1倍。1998年12月?日,央行决定第六次降低金融机构的存贷利率,一年内三次降息的间隔之短,在我国银行利率调整历史上也实属罕见,这次降息没有对股市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却使股市在1000点企稳,也为之后的“5.19”行情做了铺垫。1999年6月10日,央行宣布第七次降息,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分别下调1个、0.75个百分点。这次降息虽然仍激发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市场的直接反应却呈现逐步减弱之势,这是因为市场缺乏能够引导市场的热点板快等,但这并不能否定降息对股市的长期利好作用,就是说,政策的利好虽没有改变市场趋势,但却在不断改变经济和市场环境,此次降息为“5.19”行情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2年2月21日,央行实施第八次降息政策,存贷款利率平均下调分别是0.25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此次降息最重要的是政府表明了一种态度,给消费者者、投资者、生产者一个积极的信号:只要通货紧缩的趋势继续延续,经济低迷,政府就不会坐视不管,政府要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力度,以此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01
一、对于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综述
汇率制度的选择是全球宏观经济里一个具有循环性热度的问题，对它的研究由来已久。直到今天，对于汇率制度的最佳选择、决定因素、汇率制度的可持续与否都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主要原因是在实证研究中缺乏对一个具体模型的一致认同，以及不同的研究采取横截面或时间序列样本的多样性。
汇率制度选择的实证研究始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早期的研究主要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选取可能的决定因素，随后的研究考虑加入能反映不同经济冲击或稳定化策略的变量，甚至把体制和政治变量作为可决变量进行研究。近些年的研究更是采取了包含范围广泛的决定因素的综合性方法1，这篇文章里我们所做的探讨也正是基于此种方法。
二、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变量选取
同多数的研究一样2，我们根据最佳货币区域理论选择了衡量贸易开放性、经济发达程度的经济变量，变量相应为贸易占GDP的比重、人均GDP。另外，选取GDP的增长率，衡量资本流动性的FDI以及通货膨胀率和外汇储备这两个宏观经济变量。结合IsamuKato（2007）把货币区域、地理区域作为汇制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显示，GDP作为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在所有货币区域样本中都一致显著，通胀率这一决定因素在1985年之后的数据样本中显著；贸易开放性、资本流动性等也被作为决定因素进行了比较，也是重要决定因素。
以上是解释变量选取的理论依据，区别于以往的研究，本文侧重点在于考察一个国家在汇率制度选择时所受整体经济运行、及自身开放性等特质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
自变量样本数据选取主要来源于World Bank公布的各国每年经济运行数据。
因变量的数据选取，参考IMF2009-2011年公布的《Annual Report on Exchange Arrangements and Exchange Restrictions》。实证采用事实分类法而不是法定分类法的数据，主要是为了探究这些解释变量对各国实际的汇率制度安排的影响，Agnieszka Markiewicz（2006）关于转轨经济中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所作的研究也指出，考虑到经济运行情况时，事实分类法能更好地描述运用的汇率策略。
四、模型简介及数据处理
汇率制度的分类本身表现出从固定到浮动的有序排列，残差的分布经统计分析与逻辑分布拟合性较好，因此实证选取多元离散排序logit模型。
依据IMF的实际分类并基于研究的普适性意义，把事实分类法的十种分类重新归为三类4，简记为固定汇制、中间汇制和浮动汇制。结合IMF近三年的年度报告里的细致分类（2010年有些许调整，减少为九种），我们将分类中前两类较为固定的安排归为固定汇制，在实际建模中作为因变量（REG），记作1；同样的，后两类较为浮动的归为浮动汇制，记作3；把中间的分类统一归为中间汇制，记作2。
模型简记为：
其中， DGDP为GDP的增长率、INF为通货膨胀率、TRA为贸易占GDP的比重、PGDP为人均GDP、RES和FDI分别为外汇储备和对外直接投资，运用Eviews对317个数据样本进行非平衡面板处理，得到如下表1的估计结果：
（2）符号***、**、*分别表示参数的估计值在1%、5%与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1离散排序logit模型输出结果
模型各自变量显著性检验结果良好，FDI统计量的p值未通过，但是其本身的系数过小，可以选择忽略。并且我们首要关心的并不是各个自变量系数的大小，系数的大小可以用来衡量自变量变化对汇率在三种制度之间选择的影响程度，而探究自变量与汇率制度选择之间的相关性，主要关注系数本身的正负性。
依据高铁梅5关于离散选择模型的著作，可以看出，GDP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人均GDP以及对外直接投资（FDI）与汇制安排的灵活性呈正相关；外汇储备和贸易占GDP比重与汇制安排的灵活性呈负相关。
简单分析，通货膨胀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如果采取固定汇率制度，为了保持其竞争力需不断调整固定汇率，不如采用爬行钉住等一些中间汇率制度；贸易开放程度越高的国家越倾向于选择固定汇制，可以减少由于外部冲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保证本国进出口商的资本稳定性等；而金融开放性程度越高的国家越倾向于选择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确保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实施稳定性政策3；人均GDP和GDP增长率则反映出大部分经济实力较强发展前景较好的国家倾向于选择灵活汇制，以减少通过汇率传导的外部冲击等；同样的，外汇储备较充裕的国家，有能力应对这些外部冲击，并且自身稳定性需要，可能更倾向于选择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
五、结论及对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支持
通常来讲，一个国家的GDP增长率、人均GDP、通货膨胀率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做出相对较灵活的汇制安排的倾向呈正相关；而较充裕的外汇储备和较高的贸易开放性则会使一个国家倾向于做出相对较固定的汇制安排。本文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从国家的整体经济运行、及自身开放性等特质这方面去探讨其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并且从对近几年的数据分析得出了与大多数学者基本一致的结论。
一些国内学者对人民币汇改问题做过探讨，但是现阶段要推行独立浮动汇率制度却不现实，我国当前的汇率制度是适合国情的，不存在某些国家所说的操纵汇率情况。我国的人均GDP处在不容乐观的中等水平，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金融体制也还不够完善，资本流动性不强，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想象中的高。虽然通货膨胀现象一直存在，国家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率在可控范围内，并不算太高。再考虑上我国充实的外汇储备以及贸易开放性的提升，综合上述国情，以模型所得结论来看，中国现阶段类爬行钉住汇制安排是符合国情、有利于经济稳定与发展的。
参考文献：
[1]Grace John and Paolo Mauro（2002），Long-Run Determinants of Exchange Rate Regimes： A Simple Sensitivity Analysis，IMF Working Paper No. 02/104
[2]Ahmet At1l As1c1， Exchange rate regime choice and currency crises[J]. Economic Systems， 2011， 35， P419-4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