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2-26 14:53:47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坚持的计划生育政策较好地控制了人口增长速度，计划生育工作成效显著。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一些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各种社会问题呼之欲出，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不足、男女比例失衡、居民养老问题、医疗问题、人口红利减少以及失独家庭的善后处理问题等。为了缓解这一现象，我国自2013年开始实行单独二胎政策，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诸类问题，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出现人口井喷式发展的预期效果，因此2015年我国进一步开放生育政策，颁布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全面开放二胎旨在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调整人口结构，从而解决一系列人口问题。本文通过建立人口发展方程对三种政策下人口结构进行研究，分析预测在不同生育政策下的中国人口结构变化。
2 模型建立
总和生育率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考虑总和生育率受到城镇化率、出生率、生育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这些影响作用不是独立的，因此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总和生育率（TFR）是评价生育能力水平的综合指标，是人口发展方程中的重要变量。，表示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其中和分别表示岁育龄妇女数和出生的婴儿数。
生育政策（FP）是影响总和生育率的一个重要控制变量，在19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后，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70年代之前。计划生育政策确实降低了我国人口出生率，与此同时带来了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为了缓解这一危机，我国实行了单独二孩政策，但实施效果并不明显，最终我国推行了全面二胎政策。以上述三种政策为研究对象，将政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用虚拟变量度量。
人均GDP是评价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一般认为，生育意愿与经济发展情况、人均受教育程度、妇女工作压力成反比。与此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育儿成本不断提高，生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负相关趋势。查阅相关资料可知，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大致呈反比关系。
城市化率（CR）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我国是农业大国，具有明显的城乡结构。农村居民存在思想落后、具有较强的传统观念、生活水平偏低的问题，而育儿成本较低，生育意愿相对较强。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相比，生活成本较高，育儿成本偏高，生育意愿相对弱，大城市化势必会降低全国总和生育率。随着中小城镇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其育儿成本比大城市低，具有较强的育儿承受能力。卫星城、中小城镇人口将会提高生育意愿和平均育儿能力。所以上述两方面会影响城市化对于总和生育率的作用效果。
出生率（BR）是出生的婴儿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总和生育率为生育率与育龄妇女年龄之和，出生的婴儿数会直接改变当年的总和生育率，而当年育龄妇女生育水平会影响每年的出生率，总和生育率恰恰是衡量妇女生育水平的指标。
本文采用Logit函数预测城市化率（CR），用时间（T）解释城市化率（CR），其模型如式（2）所示：
3 混合人口预测模型
众所周知，生育模式不仅与最小生育年龄有关，而且和生育峰值年龄有?P，根据近几十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大约在15岁以后生育模式才会显著易于0，同时，当生育峰值年龄稳定在24岁，我国生育模式函数才大体比较稳定。为简化研究问题，本文将设定为14，设定为24，设定为50，寿命极限设定为99。鉴于历年一直稳定在0.49附近，本文将其设定为0.49。然后将这四个设定值与式（5）、式（1）中回归元估计值，式（2）及其回归元估计值代入式（4）中，得到式（6）所示预测模型。
4 结果分析
4.1 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人口总量与结构预测
用式（6）在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时对人口总量做预测，首先要对其中几个参数的未来值进行赋值。在赋值时通过比较其他国家发展变化情况，又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估计2011～2020年、2021～2030年、2031～2040年、2041～2050年人均GDP增长速度分别为8%、7%、6%、5%。假设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则对政策变量赋值为1，将这些赋值带入式（6），得到图1所示的预测结果：
由图1可以看出，如果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将陷入人口发展低谷。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人口结构将呈现严重的倒金字塔形，人口总峰值将不会达到15亿人，而只会达到13.75亿人左右，而且这一峰值也将提前于2021年到来。青壮年的人口比重严重下降，老年人口逐年递升。长久下去，我国将难以实现人口发展平衡。
4.2 “单独二孩”政策不变的人口总量与结构预测
“单独二孩”政策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折中，既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也没有完全的放开二胎政策。在对模型进行求解时，定义总和生育率TFR⑴为2，式（3）中其余参数的赋值与上相同，最后得到图2所示的预测结果。
由图2可以看出，“单独二孩”政策下总和生育率升高到1.4，且基本保持不变。如果一直坚持“单独二孩”政策，2045年将会出现人口峰值，40年后总人口数大约维持在15.2亿人。儿童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会出现几次起伏，但总体上保持在16%左右。青壮年人口比重将出现递减趋势，而老年人口比重将呈现直线上升态势。由此可见，在“单独二孩”政策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仍然不能改善。
4.3 “全面二胎”政策不变的人口总量与结构预测
2015年我国颁布“全面二胎”政策，该政策将于2016年起实施，因此将式（6）中的政策变量FP（t）赋值为1.1，其他参数的赋值与上相同，对未来40年人口结构和总数进行预测，结果如图3所示：
我国经济增长能够“消化”新增人口，应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为什么要调整？用人口指标说话
一是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下简称“六普”），相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五普”），全国常住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但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2010年人口总量较2000年减少193.08万人。
二是四川妇女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六普”数据显示，四川妇女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1。今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显示，除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地区之外，四川省妇女总和生育率1.67，即使加上“三州”地区，其也只有1.72，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三是四川娃娃越来越少。“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0～14岁儿童人口比重为16.97%，比“五普”下降5.6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四川劳动力人口会减少。
四是四川老人越来越多。“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0.95%，比“五普”上升3.2个百分点。国际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7%就是老龄社会，全省老龄化已经来临，独生子女负担加重。
五是城镇化加快发展改变居民的生育观点。“六普”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化率为50%，四川38.7%，虽然四川城镇化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近几年四川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趋势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持有“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观念的人数增加，直接影响人口生育率水平，人口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
此外，四川人口还有2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一是1100多万独生子女户，占全国1/3；二是“失独户”四川占全国比重最高。这些人口指标显示，四川省“二胎”政策调整很有必要，而且要加快调整。
为什么能调整？处于有利时机
全国人民的呼声很强烈。对于放开“二胎”，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不管是广大干部，还是一般群众，都有比较强烈的意愿，学术界也基本达成共识，生育调整已有舆论氛围。
我国经济增长还会持续，能够“消化”新增人口。从总体上说，现阶段我国经济状况良好，未来保持较快增长是有保证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有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承受人口增加带来的负担。所以，完全有能力“消化”新增人口。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即使把“二胎”政策放开，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生2个，因为人口生育意愿不等于人口生育行为，居民的人口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有一个滞后期。因此，很多人不会马上选择生第二胎，这种滞后对政策效应有一个缓冲期，新增人口在我们的承受期之内。
总体来看，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处于有利时期。
两个误区需避免
第一个误区：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
大样本调查显示，87%的夫妇生育意愿是2个，而且最好儿女双全，一男一女。很多媒体据此得出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的结论，于是，他们反对放开二胎。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为，更不等于立即生育行为。
第二个误区：人口增长降低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
资源、环境的承载力需联系经济增长来思考。真正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是经济增长速度、规模、方式。过快的城市化规模，不适度的经济增长节奏和不恰当的发展方式才是造成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们既要找到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也要看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力方面积极的一面。
何景熙（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
自1970年代末国家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是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近30年来，四川的总和生育率从过去的4.0以上下降到现在（全省抽样调查的）1.6左右，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还要低。30多年来全省共计少生了4000多万人口，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根据四川省当前的人口形势，应该及时放开二胎政策。
原因一：四川长期少子老龄化使目前人口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2.1，不能实现正常的人口代际更替。四川的生育率远远低于2.1。被抚养的少儿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目前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4%，65岁以上占10%以上；全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负担日益加重。
原因二：由于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未来会缺乏有活力的创新型人才。过去多年，四川大量劳动力到外地打工，为全国经济包括四川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少儿人口越来越少了。四川劳动力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老化，15～30岁人口在下降，45～65岁人口比例在上升，这样的人口内部结构，其创新能力可想而知。到2030年，劳动力年龄结构中45～65岁人口的比例会高达48%，劳动力都是些中老年人，会缺乏大量有活力的劳动力，特别是高端的年轻创新型人才，这样更不利于四川经济发展。
原因三：缓解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至少需要10～15年。到2030年，四川整个人口结构会达到最老化。退一步讲，即使现在放开二胎政策，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也得10～15年才能逐步缓解，因此，现阶段必须及时调整二胎政策，时间不等人，在我看来，现在调整已经迟了一步，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呼吁调整生育政策，如果当时调整，四川也许会早一点缓解人口结构带来的各种问题。
原因四：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放开后，短期内生育率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从长期看，人口数量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更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
原因五：独生子女问题多。独生子女责任重、压力大；独生子女的性格和身上的毛病对整个社会影响大；失独家庭不能再生育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大；独生子女增多对征兵和国防建设也有一定影响。
原因六：生育政策城乡不平等，应逐步统一。当年城市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若生第二胎，会开除公职和党籍，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城市居民实际上为计划生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农村生育政策条件相对宽松。城乡生育权利不平等，应该逐步统一。
原因七：有付出也该有回报。当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人民积极响应，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为全国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伤亡惨重，很多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儿女。我觉得，以前四川人民付出那么多，现在是该回报他们的时候了。
如果放开二胎政策，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分步实施，平稳过渡。双独家庭早已放开，现在应该考虑放开单独家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有残疾儿童的家庭、再婚夫妇家庭。第二步：完全放开城乡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
借这个平台我再次呼吁：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希望尽快调整相关政策。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人口学硕士生导师）：
放开“单独”二胎，协调人口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的矛盾
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
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实行人口计生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协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关系，通过人口的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有机结合的综合措施，使两个“再生产”的关系处于一个合理、科学的均衡区间。
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由于我国人口发展政策发生偏差，放任家庭人口无节制生育，使人口增长超过了物质资料再生产增长的能力，带来以高出生率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等一系列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后，我国开始执行严格的以数量控制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高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少出生3亿多人，使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时期。
但是，当我国人口数量控制和出生率下降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产生了新的不协调问题，即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的发展态势，人口的深度老龄化反过来会降低积累率，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使经济发展进入以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状况。目前人们考虑采取适度提高出生率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措施，其根本目的也同样在于协调两个“再生产”。
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能够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数量控制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协调人口与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的关系。目前不少人担心人口数量控制放松，会导致土地等资源难以承载过多的人口。但是我们不难看出，我国过去在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所依据的人口承载力的理论是设定在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社会体系，尤其是基于我国耕地、粮食等资源的生产能力来确定的所谓“最佳人口规模”和“人口数量极限”。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粮食生产能力等资源约束不再是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基本判定标准。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人均耕地都低于我国，却能够养活那么多人，并且顺利成为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所以，现在再看我国实行的以数量控制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环境下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反映人口承载能力的科学依据越来越显得不足。因为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调整生育政策才能够满足2030年后劳动力要素的需求
相对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过程，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未雨绸缪”行动和高瞻远瞩的超前决策，才能够免除人口结构失调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目前，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已经长达30多年后，在人口结构已经进入全面转型阶段，在普遍实行“双独”二胎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单独”二胎的政策，明显的利大于弊：
一、现行的人口政策
我国实行多年的人口政策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执行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在个别省市，原则上农村也是一对夫妻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二是，在一些省市，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可以照顾间隔几年后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三是，普遍允许有计划地生育两个孩子，包括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5省、区。
十强调，计划生育仍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相对于十七大，中央的政策有了“一增一减”的变化，增加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减少了“稳定低生育率”这一提法。这其实也是对我国人口政策的一个修正。
关于现行的人口政策，每位学者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李建新教授就主张二胎政策，他认为实行二胎政策是对把干预降到了最低的水平，尊重了人权，也尊重人口的自身发展规律，他认为一胎化政策是有悖人性的逆发展过程，会导致国力衰竭、民族衰亡；翟振武则教授认为现在不是放开二胎的最好时机，因为现在的劳动力仍有大量剩余，现在放开二胎无疑会使就业问题雪上加霜，而且依靠放开生育政策缓解老龄化问题治标不治本，最根本的还是建立起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
二、人口形势的分析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总人口约为13.4亿人，人口略有上升，然而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大，而不是生育率的上升。最近几年有关人口的调查显示人口出生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这使很多学者都心存疑虑，认为存在着瞒报漏报的行为，然而他们忽视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首先，经济方面，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不断攀升，而且未来的养老保障必将会越来越完善，就代际财富流来说，由子代流向父代的少了，而由父代流向子代的多了，考虑到孩子的价值以及经济因素等方面，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选择放弃生育来换取富裕、自由的生活。其次，文化方面，由于现在人们学历的普遍上升，推迟生育的现象也普遍存在，高学历的父母更加注重孩子的质量而不是孩子的数量，他们宁愿在一个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使自己的孩子得到更好的发展。 再次，思想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实施了30多年，使得各家各户有这种潜意识的存在，人们逐渐倾向于生育一个孩子，并且享受生育一个孩子给家庭带来的各种优惠以及较少的负担。
这样看来，生育率呈下降趋势不可避免，我们不排除有瞒报漏报的存在，但是也不得不正视现在所面临的低生育率。
三、“一胎政策”的弊端
计划生育在我国实行30多年来，的确有效的控制了人口的增长，然而在当今社会，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
首先，在经济方面，长期实行 “一胎化”政策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它会使我国的劳动力逐渐呈现减少的趋势，在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大大减少，阻碍经济的发展。其次，在社会方面，会使我国的老龄化更加的严重，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老龄化问题的出现与加剧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还会使抚养比上升，之前积累起来的“人口红利”会逐渐的消退。再次，在家庭方面，现在出现的好多“失独”家庭，就是实行独身子女政策之痛，由于只有一个孩子，在由于各种原因失去自己的孩子时，是父母的伤痛无以言表，尤其是对于已经过了育龄期的家庭更是如此。最后，是对个人价值观的影响，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适应社会的能力差，性格中会出现自私的特性，为其他人考虑的较少，个人利益占上风。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正视不能逃避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又是十分棘手，难以解决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措施，其结果也是治标不治本。
四、放开二胎是大势所趋
放开二胎政策对于促进社会公平以及家庭的稳定都有积极的影响。
细细想来，“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只不过是给穷人上的一个枷锁，对富人毫不起作用，拿钱买孩子是大多数富人们的一种手段。考虑到经济成本，现在在普通人家庭一般“养不起”孩子。与以往“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法不同，现在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家庭才会多生孩子，较少的考虑经济成本，这样还会使阶级分化进一步的加剧，如果能够放开二胎，更有利于社会的公平。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一个孩子，那面临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春节，是在婆家还是在娘家过，现在每每大节之后都会有不少“闪离”的故事，虽然有可能与夫妻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关联，但是独生子女政策也脱不了干系。如果继续实行“一孩政策”的话，不仅人口老龄化问题会更加严重，使我国未富先老的困境面临更大的难题，还会影响由以往传统的大家庭所带来的稳定家庭结构。
由此可见，放开二胎是大势所趋，但我们也要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要走稳健的人口路线，不能从一个极端（最大控制）走向另一个极端（放任自流）。通过对我国人口政策的分析，笔者认为放开二胎是我国人口未来政策发展的必然 趋势。
参考文献
[1] 中新网.十报告：中国将坚持计划生育国策[Z]. 2012-11-13.
[2] 中顾网.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Z].2010- 1-17.
[3] 翟振武，李建新.中国人口：太多还是太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