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13 10:36:55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银行证券投资策略，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银行信用风险按来源分为三种,即银行自身信用风险、银行贷款信用风险和银行投资信用风险。在这三种信用风险中,银行贷款信用风险最大。
1.银行自身信用风险
银行自身信用风险又称流动性风险,是指银行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清偿债务,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发放贷款或不能正常在金融市场上融资而给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它包括两方面的涵义:一是银行资产的流动性;二是银行负债的流动性。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是指银行资产在不发生损失的情况下迅速变现的能力。银行负债的流动性,是指银行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所需资金的能力。如果银行不能筹集到资金,就不能满足提款和贷款的需要,就有可能造成挤兑风潮甚至导致银行倒闭。可见,银行自身信用的高低或流动性的大小,直接关系到银行自身的信誉,而流动性的大小主要是由资产负债结构状况决定的,所以,银行自身信用风险是银行信用风险的一种重要形式。
2.银行贷款信用风险
银行贷款信用风险,是指银行发放的贷款,贷款人不按时归还本息或过期不归还而使银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银行发放的贷款因此而成为呆帐、坏帐,银行贷款信用风险包括赔本风险、赔息风险、赔利风险。银行贷款信用风险主要根源于借款人风险,这是信用风险最主要的形式。
3.银行投资信用风险
银行投资信用风险,是指银行进行证券投资所产生的信用风险,即由于证券发行人到期不能还本付息而使银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这种风险主要受证券发行人的经营能力、资本多少、事业的前途和事业的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政府债券信用风险小,而政府债券中,中央政府债券几乎不存在信用风险,地方政府的债券则次之。与政府债券相比,企业发行的债券信用风险一般要大些。企业规模大、经济实力雄厚的企业债券比小企业的债券信用风险要小些。
(二)银行信用风险的特点
1.银行信用风险存在的广泛性
银行信用风险是广泛存在的,因为只要是经济行为实施的过程中遇有其他的经济主体,无论与之交易、竞争或是合作,都有可能由于对方信用程度的变化而对自身的经营状况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直接与对方信用程度相挂钩的风险不仅在资产业务中有,在负债业务、中间业务中同样也可能有。不仅表内业务中普遍存在,表外业务中也十分突出。所以,银行信用风险涉及面很广,具有广泛性的特点。
2.银行信用风险存在的客观性
在银行业务活动中信用风险是客观存在,不可避免的。为规避、防范银行信用风险,避免因信用风险的发生给银行经营带来经济损失,在开展每项业务时,必须对对方的信用程度加以评估判断。这不仅是银行业成功运作的经验之谈,也是金融市场激烈竞争,防范金融风险所迫。
3.银行信用风险存在的政策性
银行信用风险存在具有政策性倾向,因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信贷政策的调整会造成贷款呆滞、呆帐难以收回。例如,国家产业政策调整,能促使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兴起,同时也使一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关闭、停产或转产。所以,国家政策变化对银行信用风险影响很大。
(三)我国银行信用风险存在的原因
1.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安全性差,不良贷款比重大,并且有较大的隐蔽性。由于各种原因,有的银行机构不原过多暴漏自身的信贷风险问题,通常采用借新换旧的方法来掩盖,所以实际的不良贷款的比重比帐面上反映的要大的多。还有贷款投向结构不合理,资金主要投放于回报率低,亏损多的工农业传统产业和高风行的房地产业,加大了损失的可能性。
2.银行信贷资产流动性差,周转缓慢,资金被企业长期占用 。我国很多企业自有资金少,生产资金几乎完全靠银行贷款支持。信贷资金被企业长期占用,大部分转化为企业的铺底经营资金。从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关系来看,非金融企业在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远高于其存款余额,反映出企业必然长期占用银行资金负债经营。
3.银行信贷资金赢利性差,筹资成本上升,经营亏损,发展能力不足。国有商业银行过度追求规模扩张,机构和人员总数不断增加,成本上升,经济效益相对下降。2008年国家为了刺激内需下调了利率,而且存贷款利差表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使银行的赢利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4.银行资本金充足率低,防御金融风险能力弱,缺乏竞争力。银行资本金不足,直接影响到承担风险的能力以及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能力,影响到在金融危机中的应变能力。其表现为,一方面银行过度追求贷款规模,金融资产增长快于实质经济增长可以支撑的水平,反映出金融虚假增长过快。另一方面,随着信贷资产业务的扩大,风险度增加了,而银行资本却未得到相应的扩充,在数量上和结构上都与国际水平相差甚远。
二、我国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策略
(一)银行贷款风险识别
现在我国银行推广实行五级分类管理的方法,其基本宗旨是以风险为依据对贷款进行分类。五级分类法的具体内容如下:
1.正常:借款人能够严格履行合同,有充分把握偿还本息。
2.关注:尽管目前借款人没有违约,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其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的主客观因素,如果这些因素继续存在,可能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产生影响。
3.次级: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了明显问题,依靠其正常的经营收入已无法保证足额偿还借款本息。
4.可疑: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借款本息,即使执行抵押和担保,也当不住发生一定的损失。
5.损失: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和一切必要的程序之后,贷款仍无法收回。
五级分类法客观上要求银行经常地关注借款企业的经营情况,收集有关的财务信息并认真分析企业的现金流量,以便更多地介入企业的管理和监督。而且风险覆盖的是借款从发放到帐面消失的整个生命周期,无论贷款是否过期,都要监控,因此有预警的作用。五级分类法要求贷后管理制度化,一笔贷款,从发放之日起,就要连续监控,根据借款人还款能力的变化将其划分为适当的档次,并且采取措施催收,在必要时停止向同一贷款人发放新的贷款。
(二)银行贷款风险的评估
1.标衡量法。这种方法主要包括银行类指标和企业类指标。银行类指标包括:有问题贷款与全部贷款比率,过期贷款与全部贷款比率,“两呆”贷款占全部贷款比率,这些比率越高,说明有问题的贷款越多,贷款风险越大。企业类指标的作用主要是对贷款企业经营风险程度、风险承担能力和贷款偿还能力进行测定。企业类指标主要包括:企业资产负债率,应收帐款周转率等,通过对这些指标的测定,得出对该企业的综合评价,然后决定是否给该企业贷款或给贷多少款。
2.数学分析法。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对不同贷款方案之间风险大小的比较,确定银行最优贷款方案。这种方案主要采用风险型决策,即各种备选方案所需条件不都是已知的,而且每一方案的执行都会出现几种不同的结果,各种结果的出现有一定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存在着风险,称为风险型决策。
(三)银行贷款风险防范策略
1.规避银行贷款风险。规避银行贷款风险是指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拒绝或退出有风险的经营活动。规避银行贷款风险的主要策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采用避重就轻的投资选择原则,即在多种可供选择的信贷机会中权衡,择优选择风险较小的企业并与其他风险小的企业采取区别对待的措施,避免把贷款投入到高风险企业。另一方面对贷款申请人以理拒绝,当贷款业务风险较大时,只有拒绝才能避免风险。不过在面对客户时要讲究策略,使之明白高风险贷款不仅使客户自己的事业受到损失,也给国家、银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预防银行贷款风险。风险预防是处理贷款风险时一种最常用的方法。针对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管理存在的问题,预防信贷风险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法。
第一,建立和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即建立资产监控预警系统,在已有资产监控指标考核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两大监控组织系统。一是由信贷、会计、稽核、人事、档案、法律及行政部门参与的监控组织系统,进行内部管理和监控。二是建立一套监控预警系统,实行动态监测,对有风险的贷款先列入风险预报再予受理。
第二,重点完善“三查”制度。“三查”即: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这是贷款发放的风险防范机制,它与贷款风险预警机制是紧密相连的,两者相辅相成,能很好的预防贷款风险的发生。
3.补偿银行贷款风险。银行要建立补偿贷款风险措施,一方面可以建立银行贷款风险准备金提留制度,另一方面可以建立风险联保基金,建立贷款投保机制,当发生信贷资产风险较大时,可以利用法律手段对造成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的法律责任者提出相应的措施。
4.分散银行贷款风险。对银行贷款采取分散策略是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其基本途径,一是实现资产结构多样化,即尽可能选择多种多样彼此相关系数极小的资产进行搭配,使风险降低。二是设法与客户有关的其他单位共同承担风险或者组织银团贷款,把本来由一家银行承担的风险分由几家或多家银行共同承担。
5.转移银行贷款风险。银行贷款风险转移就是指银行以某种方式将信贷风险转给他人承担。主要方法有:
第一,实行企业财产保险制。即贷款时要求企业对本企业所有财产投保,当企业倒闭时,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
第二,向担保抵押单位转嫁。对所有贷款必须有信用好的单位作担保,当贷款出现风险时,由担保单位负责偿还。
第三,推行企业股份制向股东转嫁风险。也就是说,企业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所需资金,一部分来自银行贷款,另一部分可以发行股票向社会筹集资金,以降低风险。
(四)银行自身信用风险的管理策略
1.提高资本充足率,预防银行自身信用风险发生。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通过股份制改造,使资本金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不仅有国家注资,而且还通过银行内部积累和银行外部筹集等途径增加资本金来提高资本充足率。银行通过外部筹集增加资本金的方法主要有发行股票、发行金融债券等方式。
2.调整不合理的资产结构,防止银行自身信用风险的发生。这是指要使银行的资产负责结构符合规定的指标体系,以确保银行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赢利性三者均衡与协调。
(五)银行投资信用风险的管理策略
1.品种、质量、对象分散法。银行证券投资的主要品种是证券、政府债券、股票。而对质量较低收益较高的公司债券投资,则必须把债务人可能不按照约定偿还债务的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多样化组合就显得特别重要。在投资对象选择上,应尽量避免与贷款业务重复,如银行购买本行供款户的债券或购买债券后企业经营不善不能按约偿债而向银行申请贷款,因而风险增大。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6)05-0061－07
无论美国的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还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在制定会计准则时正不断地从传统的历史成本会计向公允价值会计转变。公允价值的运用无论是在会计理论界与实务界之间，还是在会计准则制定者与相关监管机构之间，都引起激烈的争论。会计准则制定者与资本市场监管机构极力支持采用公允价值，而银行界及其监管机构强烈反对采用公允价值，因而双方各持其词，为双方的立场寻求合理的解释与理论支持。为此，很多会计学者以受公允价值会计影响最大的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检验了公允价值的一系列假设，为公允价值的运用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将对国外关于公允价值的争论焦点及其实证研究进行归纳和总结，希望能对国内相关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者在考虑采用公允价值时提供借鉴。
一、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相关性和可靠性检验
关于公允价值的争论基本上围绕着公允价值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而展开。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公允价值信息的相关性，因为历史成本信息是基于资产取得或负债发生当时的市场价格，而公允价值是基于现行的市场价格。公允价值反映了现行市场条件的影响，而公允价值的变化反映了市场条件变化的影响。相反，历史成本信息仅仅反映了交易发生时的市场条件的影响，而价格变化的影响只是在它们实现时才予以反映。由于公允价值体现了现行市场条件及其预期变化的现时信息，因而比历史成本能提供更好的预测基础。为此，许多会计学者试图为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提供经验证据。
Barth(1994)以美国银行二十年的有关数据为样本，采用估价模型和收益资本化模型检验了证券投资公允价值信息以及证券投资基于公允价值的投资收益，与相对应的历史成本信息相比，是否具有增量信息含量。其检验结果表明，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信息相比于其历史成本信息具有增量信息含量，而且历史成本信息相比于公允价值信息并不具有显著的增量信息含量；但对证券投资基于公允价值的投资收益的发现则完全相反，公允价值相对于历史成本的增量信息含量的显著性取决于估计模型的设定，在有些设定下，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投资收益并没有显著的增量信息含量，而历史成本下的投资收益相对于公允价值总具有增量信息含量。因此，尽管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估计对于投资者在估价银行股票来说是相关的并且是可靠的，但是，基于公允价值的投资收益并不如此。对此，Barth做出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为，尽管披露的公允价值信息存在的估计误差很小，以致使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信息存在价值相关性，但是，当采用连续两年的公允价值来计算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投资收益时，两年的估计误差结合起来所产生的影响会使证券投资基于公允价值的投资收益变得不再具有增量信息含量；另一种解释为，证券投资的投资收益可能被其他资产和负债的未实现损益(比如，套期活动中的被套期工具)所抵消。Barth所作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第一种解释比第二种更为可信。
AhmedandTakeda(1995)以152家美国银行为样本，检验了证券投资的未实现投资收益的估价影响是否捕捉了其他资产和负债因利率变化所引起来的冲销影响，并且还检验于证券投资的已实现投资收益是否受到管理当局操纵利润及其监管资本激励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表内其他资产和负债的利率敏感程度不仅显著地影响银行股票的回报率，而且如果把其纳入模型中作为解释变量时，也会使未实现投资收益的估价影响达到显著水平，这与Barth(1994)关于未实现投资收益的估价影响并不显著的第二个解释是一致的。其次，他们的检验结果还表明，已实现投资收益的回归系数在正常时期显著为正，但是，当银行处于较低的资产会计回报率或较低的资本充足率时期(在确认这些投资收益之前)时，已实现投资收益的回归系数显著性地较低，该结果即使在控制税收筹划的影响之后仍然存在，该发现与关于投资者在对已实现投资收益估价时会考虑银行管理当局操纵利润和监管资本的动机的观点是一致的。
Nelson(1996)以美国200家最大商业银行从1992年至1993年期间所披露的公允价值信息为样本，检验了银行权益市值与按SFAS 107所要求披露的公允价值信息之间的相关性，发现只有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才具有价值相关性，而贷款、存款、长期债务与表外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异并不具有价值相关性，但是，在控制净资产回报率(ROE)和账面价值增长率之后，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信息不再具有相关性。
Eccher，Ramesh and Thiagarajan(1996)以美国上市银行1992年与1993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检验了SFASl07所要求披露的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信息是否具有价值相关性。他们发现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在控制了其他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之后仍具价值相关性，但披露的其他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信息的信息含量却并不明朗。他们发现，尽管人们担心贷款估价可能存在人为的计量误差，但净贷款的公允价值披露还是具有价值相关性，只是与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信息相比，其价值相关性要弱，该发现表明尽管非流通资产的计量误差比流通资产的计量误差要大得多，但并不像公允价值会计批评者所担心的那么严重。他们还发现，尽管银行长期债务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其回归系数具有未预期的符号；银行吸纳的存款与表外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并不具有价值相关性。另外，他们还检验了公允价值信息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历史成本信息相互替代或相互补充。1992年样本数据的检验结果表明，公允价值信息披露与历史成本信息披露相互具有增量的价值相关性，但是，1993年样本数据的检验结果表明，除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信息披露外，其他公允价值信息披露都不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从总体上看，他们的结果表明，SFASl05与SFAS 107所要求的公允价值信息披露使得财务报表成为能提供更为广泛的价值相关信息的来源，其结果还表明，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相比，能在绝对量和增量上提供更多的价值相关的信息。既然转向公允价值会计可能会消除一些价值相关的历史成本信息，因此，他们的检验结果对于正在为银行评估这两种会计计量方式的会计准则
制定者和银行监管机构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Lys(1996)在重新分析了Eccher，RameshandThiagarajan(1996)的检验结果后，发现公允价值信息披露偏离了投资者对金融资产与负债的市场价值的估计，由此认为用于估计公允价值的程序与方法低估了所持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而高估了所承担的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
Barth，BeaverandLandsman(1996)以136家美国银行从1992年至1993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检验了SFASl07所要求披露的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结果发现证券投资、贷款与长期债务的公允价值估计都具有价值相关性，但银行吸纳的存款与表外项目的公允价值信息并不具有价值相关性。他们针对Eccher，Rameshand Thiagarajan(1996)与Nelson(1996)的检验结果，特别关注了银行贷款公允价值信息的信息含量问题。与先前的检验结果相反，他们的结果始终表明，贷款的公允价值信息总具有增量信息含量，但贷款的公允价值估计并没有完全反映贷款的违约风险与利率风险。另外，他们还发现当银行监管资本更高时，贷款公允价值估计的价值相关性更强。
Venkatachalam(1996)以99家美国银行从1993年至1994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检验了银行表外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价值相关性，其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了银行所有表内资产和负债项目公允价值信息的影响之后，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信息仍具有价值相关性，该结果与先前研究得出的关于表外项目价值相关性的经验证据完全相反。另外，他还发现表外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信息与其名义价值信息相互具有增量信息含量。
KhuranaandKim(2003)以美国银行从1995年至1998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公允价值是否比历史成本具有更强的信息含量。他们的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工具的历史成本信息与股票价值的关联度与其公允价值信息与股票价值的关联度并投有什么区别，但是，对于那些规模较小的和那些信息环境不够透明的银行样本来说，历史成本比公允价值具有更强的信息含量。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造成该结果的原因是受银行贷款与存款历史成本信息的影响。由于贷款与存款并不能像证券投资那样能在完善的活跃市场上流通转让，因而在对这些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进行估计时，其估价方法以及估价所依据的假设存在更多的主观判断；相反，由于可供出售的证券投资能在完善的活跃市场上进行交易，具有可观察的市场价格，所以其公允价值信息比历史成本信息具有更强的价值相关性。从总体上看，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以客观的市场交易价格确定公允价值时，所估计的公允价值更具有价值相关性，而当客观的市场交易价格并不存在时，其估计的公允价值信息缺乏价值相关性。
由于银行大多数贷款期限长，并缺乏流通转让的市场价格，所以银行管理当局对贷款公允价值的估计比对其他大多数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估计具有较强的操纵能力。为此，Nissin(2003)分别以美国157家银行的1994年相关数据和155家银行的1995年相关数据为样本，检验了贷款公允价值估计与影响银行管理当局做出高估公允价值决策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以提供贷款公允价值估计可靠性的证据。其检验结果表明，银行高估贷款公允价值的程度是与银行监管资本、资产成长性以及贷款的流动性和账面价值总额呈现出负向的相关关系，而与信用损失比率的变化成正向的相关关系，从而证实了银行管理当局确实操纵了公允价值的估计，并且这种操纵的方向和程度是可预测的。
从上述经验证据来看，尽管他们的检验结果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结果，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首先，经验证据表明，尽管公允价值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但并不意味着历史成本就完全失去了其全部的价值相关性，因此，简单要求企业把公允价值作为财务报表的主要计量属性，并不一定会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其次，大多数经验证据表明，银行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信息披露具有信息含量，而贷款、长期债务与表外金融工具等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信息披露并不具有价值相关性，大多数学者把其归因于公允价值估计的可靠性问题。当以客观的市场交易价格作为公允价值估计的基础时，其可靠性就高，从而其公允价值信息披露就具有价值相关性；而当金融工具并不存在活跃的交易市场时，依靠估价模型与相关假设所估计出的公允价值信息对于投资者来说并不具有信息含量。因此，公允价值会计模式的成败关键在于公允价值估计的可靠性。
二、颁布与实施大量采用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所引起的市场反应的检验
市场事件研究认为，会计规则的变化与股价变动不相关，除非采用这种变化后的会计规则引起了实际的经济后果(比如现金流量)。如果假定市场投资者对某特定交易熟知所有可能的会计规则，如果他们能获知当前对现行会计规则的批评以及会计准则制定者对这些批评的回应等相关信息，那么他们会修订他们的先前预期，并会估计出会计规则变化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如果对某类企业所产生的成本或收益会导致企业现金流量的完全变化，则这种新信息会导致实际的经济后果。因而，公允价值会计的新信息也会导致实际的经济后果，因为与公允价值会计相关的准则的颁布与实施会引起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管理策略的变化以及银行监管机构实施的监管于预概率的变化等等，所有这些变化都会引起银行预期现金流量的变化，进而影响股东财富。为此，Cornett，Razaee and Tehranian(1996)与Beatty，Chamberlain and Magliolo(1996)分别检验了美国FASBSFAS 105、107与115对银行股价的影响，以反映资本市场投资者如何对公允价值会计做出反应。
Cornett，Rezaee and Tehranian(1996)以美国416家银行从1989年至1993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检验了与公允价值相关的23件事件对金融机构股价的影响。其检验结果表明，在选择的与公允价值会计相关的23件事件中，有7件事件产生了显著的负面股价反应，并且这7件事件向资本市场传递了采用公允价值的概率会增加的信息，而5件事件产生了显著的正面股价反应，并且这5件事件向市场传递了采用公允价值的概率会降低的信息，因此，市场投资者认为公允价值会计的实施会对商业银行价值产生不利影响。另外，他们还发现，对事件的股价反应程度的大小是与银行核心资本比率呈现出负向的相关关系，而与投资组合账面价值占总资产的比例以及投资组合市场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差占总资产的比例呈现出正向的相关关系。
Beatty，Chamberlain and Magliolo(1996)以
美国195家上市银行和94家上市保险公司从1990至1993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检验了采用SFAS115所引起的未实现证券投资利得与损失发生从披露到确认的变化，对于某些财务报表使用者来说是否至关重要。他们假定股价反应会揭示这种变化，为此，他们比较了由于法律限制而预期会对监管产生影响的银行股价反应与预期不会对监管产生影响的保险公司的股价反应。他们发现，银行对于预期采用SFASll5可能性增大的一系列事件呈现出负面的市场反应，而保险公司则没有发现有显著的市场反应，该发现证实了关于SFAS 115所引起的从披露到确认的变化对于银行监管机构来说是非常重要，而对其他利益相关者不重要的观点。其次，他们还发现，对于那些可能会增加按公允价值计量与投资证券在期限相匹配的负债的可能性的事件，银行呈现出正面的市场反应，从而支持了银行及其监管机构关于混合公允价值会计(partial fair value ac－countmg)会降低银行权益准确性的论断。另外，他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那些证券投资交易越频繁的，投资期限越长，对市场利率变化套期越充分的银行，受到该准则负面影响的程度越深。Lys(1996)在重新分析了 Cornett，Razaee and Tehranian(1996)与Beatty，Chamberlain and Magliolo(1996)””的经验证据后认为，会计准则公告所引起来的这些股价反应是由于准则变化所导致的银行监管变化所引来的，而不是由SFAS 115使得债务契约变得更具有约束性而引来的。
上述经验证据表明，资本市场投资者认为公允价值会计会对银行及其监管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对采用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的颁布与实施做出了充分的反应，因此，会计准则制定者在考虑颁布与实施有关公允价值会计的会计准则时，应充分考虑这些准则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特别要考虑对银行业的冲击。
三、公允价值会计对银行收益、资本以及银行监管的影响检验
由于公允价值会计不仅反映了银行的特有状况，而且还反映了一般的市场状况，所以公允价值会计的批评者担心，采用公允价值会计会对银行业及其金融体系产生不利的影响。他们认为，首先，基于公允价值的银行收益会比在历史成本下的收益更具有波动性。由于引起的波动性并不能反映银行经营的内在经济波动性，所以会导致资本分配的无效率，并且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进而提高了银行的资本成本；其次，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可能会使银行违反资本监管要求的可能性增大，从而导致过多的监管于预，或者会使银行管理当局采取减少监管干预风险的不当行为；最后，对于持有至期的债券投资而言，合同现金流量是固定的，这些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化对估价银行权益来说是不相关的，所以这种变化不应成为银行收益的一部分。为此，许多会计学者对公允价值批评者的理由寻找经验证据。
Barth，Landsman，and Wahlen(1995)以137家美国银行在1971年至1990年财务报告数据为样本，对公允价值会计批评者的担心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发现，首先，对证券投资的利得与损失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所得到的银行收益确实比基于历史成本的收益具有更大的波动性，但是，银行股价并没有反映这种增加的波动性，证实了投资者并不把基于公允价值的收益波动性当作一种比基于历史成本收益波动性更好的替代变量，因此，这种增加的收益波动性并不一定反映银行经济风险的增加；其次，如果在样本期间采用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信息来确定银行监管资本的话，与历史成本相比，银行会更频繁地违反资本监管要求。尽管在公允价值会计下所发生的违反情况更有助于预测未来违反监管资本的发生，但与公允价值会计相关的监管风险的潜在增加，并没有反映在银行股价中。他们把其解释为，投资者可能相信，如果资本监管要求由公允价值会计来决定，银行监管机构可能会改变其监管策略，以考虑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之间的收益差异所造成的不同影响；最后，引起证券投资公允价值变化的利率变化通过对利息收入的收益乘数反映在银行股价中，表明市场利率的波动对于估价银行权益是相关的。因此，从总体上看，银行界关于证券投资公允价值会计的担心并没有得到实证检验。
按丹麦金融监管机构所设定的会计要求，丹麦银行编制其财务报表的方式非常接近全面公允价值会计模式，并且银行监管也接近了这种模式。具体来说，对于具有市场流通性的金融工具，按市场价值予以确认；对于非流通性的工具，采用计提准备的方式，以弥补因信用质量恶化或利率变动而引起的预期损失。为此，Bernard，Merton and Palepu(1995)检验了公允价值会计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丹麦银行收益与资本的波动性。他们发现，公允价值的调整从整体上确实会引起丹麦银行收益与资本波动性的增加。
Yonetani and Katsuo(1998)采用与Barth，LandsmanandWahlen(1995)类似的方法，以87家日本银行的1988年至1996年度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公允价值会计是如何影响银行收益的波动性，以及这种相对于历史成本会计的增量波动性是否会反映在股价中，并且他们还检验了由公允价值会计所引起的监管风险的增加是否也会反映在股价中。结果发现，基于证券投资公允价值的银行收益，比基于证券投资历史成本的收益，产生的波动性更大，但是，提供的经验证据并不支持关于公允价值会计引起的银行收益更大的波动会使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从而提高了银行资金成本的推断。另外，还发现，投资者在对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股票定价时，公允价值引起的相对于历史成本的收益增量波动性也被当作一种风险，因而对资本监管要求所采用的会计公式的选择就显得十分重要。
Hodder，Hopkins and Wahlen(2003)[1bJ以206家美国银行在1995年至2000年的财务报告为样本，计算了净收益、综合收益(包括部分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化)和全面的公允价值收益(包括所有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化)这三种替代收益指标的波动程度，并检验了这些不同波动程度指标的风险相关性(risk―relevance)。他们发现，对于平均每家银行而言，综合收益的波动程度是净收益的2倍，而公允价值收益的波动程度是净收益的5倍；衡量银行利率风险的长期利率贝他系数与公允价值收益的波动程度的相关程度，比与净收益或综合收益的波动程度的相关程度更高。并且还发现，全面的公允价值收益相比于净收益和综合收益的增量波动程度，与银行股价呈现出负向的相关关系，意味着全面公允价值收益的波动程度向资本市场传递了增量的风险因素。他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全面的公允价值收益的波动程度更能反映银行的内在风险，并与资
本市场在对银行股票定价所要考虑的风险更为相关。
Burkhardtand Strausz(2004)假定银行从历史成本转向公允价值会计会减少市场投资者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对银行的投资行为、违约风险、投资价值和监管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公允价值会计会增加了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并且会强化负债的道德风险，因此，更需要对银行加强监管，并且，如果负债率非常高的银行从历史成本转向公允价值，则会增加银行违约的概率，并会减少社会福利。
从这部分经验证据来看，采用公允价值会计确实会引起银行收益及其资本波动性的增加，但是，当前投资者并不认可波动性的增加是向资本市场传递银行增量风险的信号，其中的缘由可能是各国监管机构并没有把公允价值引起的损益变化纳入到资本充足率中去。如果各国监管机构最终接受公允价值会计，纳入银行资本监管要求中，则公允价值确实会增加银行的监管风险。四、公允价值会计对银行投资组合的影响检验
美国FASB于1993年了SFAS 115《对某些债务性及权益性证券投资的会计处理》，该准则扩大了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证券范围，对部分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而金融负债仍沿用历史成本(即为混合公允价值模式)。在此之前，银行的许多证券投资采用历史成本进行确认，而对其公允价值要求进行披露。SFAS 115的颁布与实施引起极大的争议。其批评者认为，如果会计上按公允价值所确认的金额被当作监管资本，则公允价值从披露到确认的根本变化会直接影响到银行的经济状况。由于银行是采用一种有机整体的方式来管理其资产和负债的，而并不是单独对资产或负债进行管理，并在实务中银行经常会运用套期保值活动来控制其所承担的各项风险，所以混合公允价值模式忽略了证券投资公允价值的波动能被套期项目公允价值的变化而抵消的事实，从而会引起银行收益及其资本的不必要波动。而且，银行为试图减少这种模式所带来的银行收益及其资本不必要波动性而所做出的努力，会导致银行投资组合政策的变化，比如证券投资比例的下降，投资期限的减少等。另外，银行界还认为，混合公允价值模式并没有消除管理当局操纵财务报表的机会。
ErnstandYoung(1993，1994)先后做了两次问卷调查。在首次问卷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回复者认为，如果他们采用SFASll5，他们会改变他们的投资行为。在随后的第二次问卷调查中，60％的回复者宣称，由于采用SFAS 115的影响，他们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投资策略。在首次问卷调查中，有超过95％的回复者宣称他们会缩短债务证券投资的期限，大约40％的回复者认为他们会增加套期活动，另外，还有一些回答者认为他们可能会减少证券投资的比例。在随后的第二次问卷调查中，回复者说他们已经缩短了投资组合的期限，并减少了抵押证券和抵押衍生金融工具的持有比例，而那些宣称会增加套期活动的人降至为10％。
Beatty(1995)以369家美国银行从1993年第二季度至1994年第一季度的投资组合数据为样本，检验了银行试图减少报告权益的波动性而作出的努力是否会影响到证券投资资产的比例、证券投资的期限以及归类为可供出售组合的证券的比例。其结果证实了银行界以及监管机构对采用SFAS115的影响的担忧，他们发现，在SFAS 115实施期间银行所持的证券投资的比例下降了，期限缩短了，并且当银行平均杠杆率和权益的平均回报率下降时，其归为可供出售类的证券所持比例会下降，这些都说明了对采用SFAS 115所引起的银行权益波动的担忧导致了银行投资组合管理实务的变化。他们的结果还表明，在SFAS 115下，银行的投资组合管理实务受到减少报告权益波动性与保持影响银行收益的弹性的双重目的的影响。
RezaeeandLee(1995)为了检验混合公允价值会计(SFASll5被视为混合公允价值会计)对银行业的影响，对美国500家银行的CFO进行一项调查研究，其结果表明，CFO对逐步采用公允价值会计所引起的财务和管理方面的影响的共同感觉呈现出消极的态度。
Carey(1995)认为，由于混合公允价值会计只要求对证券采用公允价值，而负债的会计处理并投有发生变化，所以它与历史成本会计一样会使银行资本计量不当，并以美国银行从1984年至1989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采用银行失败预测模型为混合公允价值会计所产生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其检验结果表明，这种新会计模式并不会减少银行失败的比率，并且还有证据表明，该模式所带来的净收益非常小，其方向具有不确定性。
DeMarzoandDuffle(1995)认为，企业管理当局十分关心他们套期活动的会计后果，因而这些结果势必会影响他们是否采用套期工具以及选择什么样的套期工具，他们证明了风险最小(完全套期)是在套期活动不被披露时的均衡政策，但是，如果要求披露套期活动的话，最终的均衡是管理当局不参与套期活动。
Ivancevich，Coccoand lvancevich(1996)证明了金融工具划分类别的差异能对如每股收益、债务权益比例和流动比例等主要财务比率产生影响，而这些财务比率对于投资和信贷决策是十分重要的。因此采用IAS 39可能会导致公司之间信息的不可比性问题，尽管这些公司可能持有相同的金融工具。
以上经验证据表明，公允价值会计，特别是混合的公允价值会计，确实改变了商业银行的投资组合管理实务。如果他们所证实的银行投资组合管理实务的变化持续存在下去，这对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为更好吸引国际机构投资者并降低公共赤字的融资成本。近年来，许多国家政府也不断完善政府债券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OECD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包括：拍卖、做市商制度、融资头寸的工具（例如回购协议）、取消预扣税、衍生产品市场、基准债发行、清算和结算体系的完善等。从国际经验来看，债券市场的交易者主要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保险机构、各类基金、企业机构、个人投资者，他们虽然分散在各个交易市场（场内市场、场外市场、大宗交易市场等），但各交易市场之间没有对交易者身份的严格限制，尽管大宗交易市场对投资者的最低交易额度有一定规定，但其目的是为了使交易在数量上更加匹配，从而提高交易速度。另外，发达国家债券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中，机构投资者占主导地位，个人投资者买卖国债大多通过机构投资者进行。其中，金融机构是机构投资者的主导，不同类型的金融结构负债特征的差异导致了对国债交易的不同需求，进而提高了市场流动性。例如，中央银行在国债市场的买卖行为主要是由于货币政策调控的需要；商业银行的负债增长一般比较稳定，而头寸的变化比较频繁，往往将短期国债作为备付金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将回购作为调剂资金头寸的重要工具；基金投资则更注重安全性，国债投资在基金组合中通常被作为降低风险系数的工具；人寿保险公司根据报单负债类型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投资策略；财险公司更注重收益性，而对流动性的要求相对较低；证券公司除了将国债作为资产组合的工具外，更倾向利用国债回购来满足短期资金头寸的需要。基于此，如果同一类机构被分割在不同的市场进行交易，交易需求的差异性必然受到影响。另外，由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具有不同的资产负债结构，对宏观经济和通货膨胀、利率走势的预期不同，而无风险的基准利率无疑可以提供重要的投资和交易参考，从而提高交易效率，分散投资风险，促进市场流动性的提高。
从发达国家的国债市场发展历程来看，国债持有者结构呈现多样化趋势，多数市场经历了由个人投资者为主向机构投资者的转变。在绝大多数市场化国家中，机构投资者约占90%以上的份额，主要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工商企业、外国政府机构、共同基金等。
机构投资者对债券市场流动性的影响
首先，由于机构投资者具有资金优势和人才优势，采取专业化管理和系统化的运作，从降低交易成本和保持市场连续性等方面增强市场的效率，从而能有效地控制债券投资风险，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对债券市场的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其次，契约型机构投资者，如养老金和保险基金，其投资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形成了债券市场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机构投资者通过投资组合可以为单个债券投资者分散投资风险，吸引潜在的投资者，增加入市资金，提高市场深度，促进流动性的提高。最后，由于很多机构投资者同时参与国债一级市场的承销，从而使一、二级市场的发行定价机制有效联动，从整体上提高了债券市场的定价效率与流动性。
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也会引起市场流动性风险，包括所有人都寻求在同一时刻买进或卖出股票，而现代资本市场环境下的这种机构共同行为有可能放大市场功能，进而影响市场流动性。如当债券市场面临恐慌性抛盘时，容易导致成交稀疏、流动性差，并且面临完全丧失流动性的可能。这方面的例子包括1987年的垃圾债券市场危机，由于抵押担保证券市场的恐慌和流动性的丧失，出现一系列的金融机构倒闭。
对新兴市场而言，缺乏实力强大、活跃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和国外投资者兴趣，导致市场发展深度和流动性不够。许多新兴债务市场具有融资来源垄断性的特点,主要来自于税收力量的运用、对银行最低储备和流动性资产的要求，规定国内养老基金和其他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非市场化的政府债券。由于非市场化债券不能在任何交易所挂牌，也不能交易，因而加剧了市场分割。同时，出于对银行最低储备和流动资产管理的规定，人为地降低了这些工具的收益率，因而也会对市场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引入可鼓励储蓄类机构购买市场化的、较长期债券的机制，以促进机构投资者的发展，而广泛的国内和国际投资者基础将有助于降低发行成本并促进未来发行。
培育我国机构投资者的措施
机构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的主体，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是资本市场健康稳步发展的基本要素。目前，我国机构投资者虽然具有一定规模，但是整体发展仍需要不断完善。许多机构投资者缺乏资本管理经验、理性的市场投资和风险管理理念、规范的投资行为。使机构投资者不断地走向成熟和更具实力有利于多层次的债券市场体系的建立，提高市场化的定价效率，活跃债券市场的交易、分散债券市场的风险，促进债券市场发展和创新的进程。
加强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定价管理能力。应发展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基金，促进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从各类投资者的具体持仓量看，商业银行仍然在银行间市场居主导地位，2011年底的持仓量达14.41万亿元，占银行间债市规模的67.47%，其中尤以全国性商业银行所占比重最高，保险机构和基金的持仓规模稳定在第二位和第三位，达2.06万亿元和1.69万亿元，分别占银行间债市规模的9.65%和7.92%。
鼓励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包括完善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商业银行通过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来开展投资业务，既可以扩大机构投资者的层次，又可以充分利用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业务来增加资本市场的流动性，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有必要重启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在完善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分散银行风险、缓解流动性压力的同时，可以为中小企业信贷提供支持，为高收益债券产品发行搭建平台。信用债的发展壮大和机构投资者的成长成熟，发展良好、多层次的公司债市场将丰富银行证券投资组合的品种和工具，有利于提高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和定价能力，从而有可能进行更为积极的资产负债管理。
为社保基金、年金的发展创造条件。当前发展债券市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能引入长期稳定资金的问题，而社保基金和养老金投资管理运作首先要满足安全性的需求。相比于股票市场，债券投资既是审慎投资的需要，也是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要求。如何进行债券市场的制度创新，通过包括税收政策和风险管理等相关政策制度安排鼓励这些资金入市值得探讨。
在机构投资者中积极培育做市商。从各国证券市场的情况来看，做市商居于场外市场的“中心”、“核心”位置，发挥着重要作用。可将在市场上表现良好的机构投资者补充到做市商中，推进做市商制度的发展，提高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效率。
在人民币国际化和债券市场渐进式开放的进程中加强机构投资者培育。积极鼓励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将理性的市场投资理念、国际先进的资本管理经验、规范的市场投资行为带入中国资本市场，促进我国合格的机构投资者群体的形成，使我国债券市场向规范化和国际化的方向稳步发展。在2005年，世界银行集团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就已经获准在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10亿元。2011年12月16日，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局联合公布《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正式启动。RQFII试点将从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的香港子公司开始，运用其在港募集的人民币资金在经批准的人民币投资额度内开展境内证券投资业务，初期试点额度约200亿元，据称其中80%的资金将投资于固定收益证券，不超过募集规模20%的资金投资于股票及股票类基金。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4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世界银行签署协议，允许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投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该协议使世界银行能够通过投资中国的固定收益产品参与债券市场的发展，同时也使世行有可能开发并向借款人提供以人民币计值的产品，国际金融组织对中国债券市场的参与也提升了全球的机构投资者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心，这无疑会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国际化的进程。
在向QFII开放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过程中，也应逐步开发境内合格的机构投资者（QDII），包括合格的中小金融机构、社保基金、保险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理财产品等投资于境外外币债券，扩大境内投资者的投资渠道。从2007年7月起，中国政府开始批准国内金融机构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随着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进程的不断深化，金融机构赴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11年8月，在面临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在香港地区发行200亿人民币国债也为债券市场注入了稳定剂。进一步开放我国债券市场，推进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发展，无疑有利于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推动我国债券市场的产品创新，而建立多元化的机构投资者层次，有利于市场开放过程中金融风险的防范，同时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吸引力与市场信心，使中国债券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力量。
建立多元化的地方政府债机构投资者层次。2011年由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和深圳市开展地方政府自行组织发行本省（市）政府债券试点，市政债券（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与管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如何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合理的地方政府投融资体系，逐步推进市政债券的发行，降低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完善直接融资体系等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目前地方债主要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商业银行是主要的机构投资者。未来需要建立类似美国的多元化投资者层次，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证券公司、社保、养老金、个人投资者，逐步建立多元化的机构投资者层次，为市政债券的发展奠定市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