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29 15:16:10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对城市文明建设的建议，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皆以全面反思与试图解决人与自然关系、追求人类社会持续永恒发展为终极目标，然而其各自的理论基础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待深入挖掘与日益完善，这也是当下环境史学界与此次论坛所面临的基本而重要的议题之一。
（一）不同视域情境下环境史基础理论解读
环境史研究是随着环境问题的日渐凸显而逐渐推进的，国内环境史研究专家王利华、梅雪芹、韩茂莉分别基于不同视角对环境史理论加以解读。王利华以“生命中心论”为出发点，以中国古代的“农业史”和“家庭史”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人对土地与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环境的影响，论述了环境史的核心内容、基本范畴和价值功效等，廓清了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基础；梅雪芹以世界近代史为切入点，通过回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的生态反弹和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论述了其对我国环境史研究的影响及可资借鉴之处。此外，她还对当前国外环境史界的多部重要研究论著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实现对包括环境史研究的起源（“富困”问题）、历史研究的视角（上下左右的历史）、研究的方法（跨界别与实践）、评介标准（以自然为镜）、考评、分析与功能（回溯性的环境影响评价）等基本理论的“生态史学”（家园史学）的构建。韩茂莉以历史时期气候波动与人类活动为切入点，对“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与“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证思考，通过对历史时期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对人类生活、历史时期植被地理分布、农业活动与气候变动之间关系分析，厘清了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
（二）不同学科维度下生态文明基础理论解析
学者们立足于各自学科视野与基于不同视角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展开了多学科、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积累并提供了诸多学术文献与研究平台，本次论坛就生态文明理论之界定、生态文明实践与当下中国之建设目标、生态文明建设的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探讨。
首先是关于生态文明理论之界定。贾卫列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适应、利用自然过程中建立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方式，内涉三层含义：其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其二是社会进步新的发展观――生态文明观；其三是一场席卷全球的以生态公正为目标、生态安全为基础、以新能源革命为基石的全球性生态现代化运动――生态文明建设。尹绍亭基于人类学视角认为生态文明是不同时代人类认知自然、适应和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维护人类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知识、技术、教育、伦理、道德、信仰、法制的综合文化生态体系。吴兆录基于生态学视角认为生态文明应坚持以科学技术为基础，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文明意识，利用人类的生态智慧促进“环境―生物―人类”的整体协调演进。刘少航立足于生态危机与文明发展关联之视角，认为深生态学提出生态危机源于文化危机，需要生态智慧去解决。李静基于参与者角度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民参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关键作用，社会的合力影响。田挺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采用新思维，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生态文明走向中国政治生活和谐领域的前提是政府、社会、民众之间必要的思维转换。汪庆春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认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需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天人合一”等值得借鉴的生态思想并加以诠释。
其次是生态文明与当下中国之建设目标。张修玉指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建设包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大指导理念；“两山理论”的两树实践模型；生态优势区、经济优势区、均衡发展区等三种分区管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四大目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条路径；构建与发展科学合理的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等六大体系；组织、制度、机制、资金、技术、人才、舆论等七大系统保障；区域、行业、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台港澳等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数据管理、工程实践、政策战略等任务；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等六大建设体系、科学发展、新常态、中国梦、人类福祉、一带一路、传统哲学、后现代主义之间等十大关系。
最后是生态文明建设及研究的相关事项。生态文明研究成为当下社会各界的关注点，出现了对生态文明滥用、随意使用的情况。鉴于此，周琼对生态文明研究中存在的“泛化”问题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认为在当下生态文明学术研究、具体实践与建设中都存有对生态文明“泛化”使用现象，着重警予在生态文明学术研究中，应注意树立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高度警惕生态文明不同形式的泛化现象，注意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跟踪调查研究，避免生态文明泛化使其成为无所不包的杂容所。
（三）当下情景环境史与生态文明之深层关联解说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层面关系阐释。韩茂莉认为，环境历史研究的关键点在于人类对其所经历过的且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过程进行反思，尤其是对当下全球性生态危机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进行原因追溯与全面反省，她以全球变暖导致绿洲农业发展水源短缺、冻土层解冻等对已修建青藏铁路的破坏性影响为例，深层剖析了环境史研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王利华以中国环境史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互动为阐述基点，认为环境史是一种强烈表达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面梳理环境发展变迁史与系统反思各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史。梅雪芹指出，环境史研究有助于全面提升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意识自觉，有助于理解生态文明理论理念，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实践建设，是人类探索新文明形态有效途径之一。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标准相关尝试。崔新婷比较了北京市的两种绿化标准，一种是以频繁拔天然草、浇水、修剪、清除落叶等精细管理为主；一种是尊重自然规律要求乡土植物不少于70%且落叶覆盖土壤的粗放管理。认为这两种标准存在相互矛盾。并以单一植物马唐草和天然植物群落为例，指出杂草具有浇水少、消减雾霾、吸收金属污染、修复土壤等生B价值。建议城市绿化应转变观念，回归传统生态文化自信。刘凯运用综合指数计算2014年中国的289个地级以上城市绿色化水平。指出，地级以上城市绿化整体呈现出从东南向西部递减的趋势。当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对城市空间的绿色化予以关注，提升城市生态功能。曾P等通过对贵阳市花溪大学城建设中产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论述。指出，协调这一冲突应建立冲突协调、公众参与、生态补偿与法律保障等机制。如唐山，王瓒玮指出，大地震后的唐山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及凸显的生态危机为切入点。指出，人类面临无法规避的自然灾害，只能用向自然俯拾身躯的姿态来重新整肃社会系统的发展形式。
生态文明建设法制保障相关问题。从生态文明建设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而言，罗艺指出，创建生态城市，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实现途径和具体表现形式。目前，全国各地虽然掀起了生态城市建设的热潮，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从国内外实践来看，生态城市建设亟须法制保障。从构建与生态文明建设与时俱进的环境法律体系、建立专门化的环境执法机构、执法严格、培养公众生态环境意识等开展。王璐以地方民事诉讼案件为视角，对光绪初年吐鲁番地区的多起民事案件加清代地方府州、吐鲁番同知，以及乡约、阿訇、台吉、伯克等在案件处理中的作用、影响等做了分析，这对于民族地区的云南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2研究设计
2.1调研背景
创建公众参与和谐社会的氛围，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同的发展。这将有助于提高政府和公众的满意度，促进政府和居民之间的良好互动，当然这种有效表达的实现需要一个良好的机制。公众参与是解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只有发挥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尊重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知情权、给予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监督权，才能构建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本文选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作为研究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有效表达机制的主要载体。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既承载着保护“一湖清水”的环境使命，又肩负着引领江西地区社会发展的经济功能，要以促进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为主线，努力把鄱阳湖地区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经济示范区[9]，是研究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良好范本。
2.2问卷的编制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范围包括南昌市、景德镇市、鹰潭市，以及周边的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的部分县（市、区），全区共38个县（市、区），国土面积约5.12万平方公里，200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948亿元，年末总人口2006.6万人[10]。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中涉及的城市广、居民多、公众参与的全过程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头绪繁杂，本研究遵循了“查阅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预调研，界定选题，确定研究方法，开展问卷调查和社区访谈，统计数据分析，政策建议”的技术路线。通过查阅文献，对省内环境政策研究专家进行结构化访谈，同时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南昌、九江、景德镇、吉安和抚州等5个城市的热心市民进行开放式预调研，收集到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建议与诉求67条。合并归纳后选取其中29个具有代表性的条目形成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参与表达机制的核心问题部分，该部分分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10个问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9个问题）和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10个问题）等三个部分，采用五点评价法，要求被试者对问卷中的题项与自身的了解做出唯一回答。
2.3对象与方法
2.3.1对象
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在南昌、景德镇、九江、抚州和吉安等5个城市通过便利抽样方法，让被调查者面对面填写问卷（自填式问卷）并当场收回，同时采用判断抽样的方法通过电话进行访问，最终回收有效问卷489份，有效率达到81.5%。通过表1中的数据可知，在有效回收的489份问卷中，男女比例、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职业构成与地区构成均具有一定的覆盖面，虽然被调研人的年龄集中在18～30岁之间，这种情况造成的主要原因是该年龄的居民更加愿意配合我们的调研，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公众参与的“新一代”年轻力量。综合上述情况，作为探究性研究而言，本次调研仍不失为一份宝贵的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第一手资料。
2.3.2方法
采用自制问卷，内容就被调查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了解和参与程度，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评价和被调查人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前说明调查目的和保密原则，采取无记名方式并现场收回（或电话记录）。
2.4数据处理
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部分问卷回答的汇总
问卷的第1、2、3、4、8、9、10、11、18、19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调研问卷的基本部分：涉及被调研人的个人社会公益基本情况、被调研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了解程度、参与程度、基本态度和参与途径等五方面。因为均为常规问题，非本次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评价调研问卷的核心问题部分，所以仅进行分类汇总，其汇总百分比表如表2所示。通过该部分的数据，从Q1、Q2、Q3、Q4和Q10的回答情况，不难发现当前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热情（“希望参与”，32.5%）和参与情况（“有参与”，3.3%）并不乐观，大多数的公众处在观望状态（“只有与自己密切相关的项目才考虑参与”，16.6%），他们并不是十分热心（“只是关注但不会实质性地参与”，35%），但也不完全把自己视为局外人（“愿意尽量配合占”，76.1%），对于Q9，人们已不追求单纯的经济开发区建设（7.6%），而有了“生态经济开发区”（77.3%）的呼声，这与王素芳等人研究中所提出的“萌芽期”的结论是相吻合的，也说明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的建立任重道远，公众参与意识的培养需要长效地培养。在培养时，宣传途径首选的是电视（29.2%）和网络（26.4%），参与途径可选择公开政府信息（65.6%）、微博（61.3%）、媒体热线（58.9%）、调查问卷（55.2%）和项目听证（50.3%）等，在引导公众参与时要把公众的意见落到实处，改良公众参与有效表达机制，提供便利可行的工作渠道，而不挫伤公众参与的信心与热情。既然引进公众参与，就不能“务虚”，出现走形式走过场，这值得某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深思。
3.2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用来反映问卷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对于江西省公众参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居民问卷调查核心问题部分进行了三个维度及一致性信度检验，其中，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和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等三个维度的同质性系数分别为0.687、0.717、0.676，内部一致性信度的Cronbach’sAlpha系数为0.682，一般而言，该系数在0.6～0.8之间就可以表示内部一致可信度较高[11]。效度涉及调研结果是否正确，本次调研问卷的结构效度检验结构为：两两相关系数在0.213～0.519之间，各因素均显著相关。
3.3探究性因素分析
针对问卷核心部分的第一部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和第二部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这两部分的结论，本文采用探究性因素分析。首先进行KMO和Bartlett球性检验，KMO的统计量为0.833，Bartlett球性检验值为8950.52（P=0.000），两者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表明本文采用探究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是适合的。根据研究结果选择的四个因子解释项目总方差达到78.44%，将这四个因子的命名和所包含的题项如表3所示，研究结果要表明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利益表达机制，只有政府充分重视，对投资项目有效管理，提供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提高公众参与程序的透明度才能构建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协调的耦合机制；就公众而言有效利益表达需要提高自身的素质，比如对公共事务的信心与责任感、参与公共事务的信心与责任感和参与意识等。除此之外，为了使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有效利益机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还必须匹配相适应的议事协调制度和信息平台建设，加大宣传，明确公众参与的范围、比例、专业要求和奖励措施等等。
3.4公众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关注情况
问卷的第三部分主要回答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考查被调研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的关注事项，进而回答公众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时更加关心的问题。在问卷设计中将生态文明建设可能带来的益处分了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居住环境、提升江西品牌影响力、提升江西旅游资源水平等十个方面，采用五点评价法对其重要程度进行调研，这十项评价的平均分依次为：3.26、2.99、4.10、2.61、2.81、3.44、3.25、3.82、3.25、3.31，评价分越高，代表公众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时越加关注，关注程度前五项依次为：改善生态环境、提升江西的品牌影响力、增强环保意识、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江西的旅游资源水平。为了研究参与的不同人群结构（是否在鄱阳湖湖区、年龄、公益热心程度和工作性质等）对生态文明建设关注程度的差异，在SPSS17.0中对数据进行了独立t检验，其结果如表4所示。鄱阳湖经济区比非鄱阳湖经济区的公众更加关注“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较多地投入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而非鄱阳湖经济区的民众并不能享受到这部分的收益，所以在非鄱阳湖经济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中该部分差异显著。从年龄段而言，18～30岁的公众对于体现发展的“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居民收入”的四个指标比其他年龄段更加关注，18～30岁正是人生发展的年龄，正所谓“三十而立”，而个人的进步必须与社会的进步同步，同时该年龄段的公众因为处于财富积累初期，故对收入也较为敏感。基于自身利益出发，职员与其他人员在“吸引外资”和“增加财政收入”有显著差异，外资的投入、财政收入的增加对于职员而言意味着更好的就业环境、可能的更高收入或者潜在的发展平台，这也是自身利益表达机制的一种体现。而热心的公益人士比不热心公益的人士更加关注“改善生态环境”，对外界环境的关注本就是公益人士的特点之一。通过上述分析，在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的表达机制中，不同居民的参与诉求的出发点是“和而不同”的，必须予以充分的尊重和考虑，否则由于自身关注度的冲突，公众参与也有可能如“散沙”般形成不了合力，那样的话，对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产生的影响将十分的有限。
中图分类号：F290；F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7）06-1192-06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7.06.050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sic 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urban competitive power，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onnotation， composition an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petitive power， to analyzed and evaluated the urb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petitive power and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e calculated the sores of secondary indicators and civilization competitive power of Dongguan from 2000 to 2013 and other cities of 2013.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onggu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petitive power present an upward trend， and reach the medium level by 2013. However， compare with Shenzhen， Guangzhou， Suzhou and other cities， the gap was still relatively clear. And the major problem was th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g far behind， resulting in the in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suggestions of policy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petitive power of Dongguan.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petitiveness； index system； Dongguan
人类文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发展阶段，现正向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迈进。近代工业革命之后，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资源能源日益短缺，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直接威胁着人类生存、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20世纪70年代后，人类环境保护意识开始觉醒，逐步向生态文明阶段演进。文明形态的演进与转变对人类之间的竞争方式与内容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传统的城市和区域竞争力主要是指城市或区域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地方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争夺、占领和控制市场，以创造财富，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1-5]。在生态文明背景下，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向高效益、高质量、低消耗、低环境影响的方式转变，城市（区域）竞争力的内涵也随之发生转变。
目前，关于生态文明和城市竞争力的相关研究均很多[6-12]，但将生态文明与城市竞争力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少[13，14]。生态文明背景下的城市竞争力研究不仅可以丰富生态文明理论的内涵，也可为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实现途径。
东莞作为中国快速工业化发展城市的典型代表，在经历了快发展、高消耗后也逐步呈现疲态，资源、环境、人口和土地趋近极限，持续高速发展难以为继，生态文明转型势在必行。本研究以东莞市为研究对象，分析评估其生态文明竞争力及其演变趋势，并与“珠三角”及国内其他地区代表城市进行比较，分析其在生态文明竞争力的优劣势，提出提高生态文明竞争力的措施建议，以期为各地生态文明转型发展，为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协调融合发展提供研究支撑。
1 城市生态文明竞争力理论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
1.1 城市生态文明竞争力内涵与组成界定
对城市生态文明竞争力进行研究首先需要界定生态文明的内涵。目前关于生态文明的定义众多，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种研究视角：历时性和共时性视角[15，16]。为了突出文明发展历史沿革性以及城市竞争力概念拓展性[17，18]，本研究采用历时性研究视角对生态文明进行如下定义：生态文明是继承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的、更高阶段，这种文明总体上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宗旨，以可持续发展为特征、以循环经济和生态良好为标志，集竞生、共生、再生、自生机制为一体的高级社会文明形态。基于这种研究视角，本研究认为生态文明竞争力是对传统城市（区域）竞争力概念的继承与提升，是生态文明范式和背景下的城市（区域）竞争力。即以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共生为基础，以实F人的全面发展为主线，吸引集聚优质资源，创造优质财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本研究认为，城市生态文明竞争力内涵包括：①对城市优质资源的聚集能力。优质资源是城市集约发展、绿色发展的基础。在生态文明背景下，城市资源聚集能力主要体现在吸引和聚集优质企业、高素质人才、优质科技资源和对外开放的能力。一般而言，优质高端企业生产效率更高，消耗更少，环境影响更低；高素质人才更具生态环保意识，更自觉开发设计低环境影响的产品，管理企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是生态文明进步的主要方法与路径，而对外开放，尤其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则是引进环保节能技术与绿色管理方法的一个重要途径。②突出效益的财富创造力。经济高效益是绿色发展的本质要求。在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日益严格的环保制度体系下，高效益或高效率与生态化、绿色化的要求趋向一致。③居民全方面的生活质量提高力。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城市竞争的根本目的和归宿，在生态文明背景下，衡量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除了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外，还包括生态环境水平和社会和谐水平的指标。④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是指能够确保当前和未来持续有效地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为世代居民提供更多福利的能力。
1.2 生态文明竞争力测度体系构建及分析方法
衡量生态文明竞争力须构建城市生态文明竞争力指标体系。目前国内外关于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和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有很多[19-30]，但是关于生态文明竞争力指标体系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从生态文明竞争力内涵和本质要求出发，以理论与实践性相统一、全面系统与突出重点相结合、指标代表性与可获得性相结合、动态性和稳定性相结合为原则，参照国内外相关指标体系，构建了城市生态文明竞争力测度指标体系（表1）。本指标体系分四级，共65个指标项。
2 东莞市生态文明竞争力测度与评价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为分析评价东莞市的生态文明竞争力发展趋势，收集了东莞市2000-2013年间的数据资料。对这个时期进行研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阶段是东莞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关键时期，二是因为这个期间的数据易获得。为分析评价东莞市与国内主要城市的生态文明竞争力水平差异，还收集了“珠三角”其他8个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中山、惠州、肇庆）及国内其他发达地区具有代表性的3城市（苏州、青岛和厦门），共11个城市2013年的四级指标数据。数据主要来自2000-2014年历年《东莞市统计年鉴》、《东莞市环境状况公报》、《广东省统计年鉴》及各相关城市2014年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等。
数据收集并按照上文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进行初步计算整理后，通过以下步骤进行数据分析处理：①数据趋同化处理。主要解决不同性质数据问题，使得所有指标对测评方案的作用力同趋化，以得出正确结果。测度体系中的65项指标中有53项为正向指标，12项为逆向指标。对逆向指标，本研究通过取倒数方式转化为正向指标。②数据无量纲化处理。本研究采用标准化公式Z-Score来处理。③二级指标评价。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各二级指标相关项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二级指标评价结果。④一级综合指标评价函数。在本研究汇总中各个二级指标的重要性相同，没有偏重。故采用算术平均法来计算生态文明竞争力一级指标得分。⑤得分判定标准的确定。采用分级的方法，将城市生态文明竞争分三级，其中得分>1，为强竞争力城市；得分≥0.5而
2.2 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通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评价模式，计算2000-2013年间东莞市以及2013年各对比城市的二级指标得分与综合生态文明竞争力得分，结果分别见表2和表3。
2.2.1 东莞市2000-2013年生态文明竞争力演变
由表2可知，2000-2013年间东莞市资源聚集指标、财富创造指标和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指标基本逐年增长，仅可持续发展能力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趋势；生态文明竞争力综合（一级）指标得分则呈逐年提高的趋势，至2013年达到中等竞争力城市水平。以下对各二级指标下的四级指标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1）资源聚集力。其22个四级指标在2000-2013年间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其中对外开放方面的利用外资和外贸出口2个指标呈现先升高中间降低，后又升高的趋势，中间下降是因为受2008-2009年间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不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2）财富创造竞争力。其7个四级指标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说明东莞市经济效益良好，总体处在财富创造力持续增强阶段。
3）居民生活质量水平。其25个四级指标中，其中20个指标呈现总体上升趋势，但是有4个指标增幅不大，包括医生数、公共预算教育费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比和电影放映单位个数等。
4）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方面共有13个四级指标，在其中的7个正向指标中，森林覆盖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等4个指标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但人均水资源量、人均森林面积则呈现持续总体下降趋势；自然保护区面积自2005年起，一直维持在8 361.9 hm2。在6逆向指标中，单位面积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密度等3个指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单位面积工业废水和烟尘2个在指标在大幅度上升后趋于平稳，仅单位GDP能耗1项指标呈缓慢下降趋势。说明东莞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虽有所提升，但依然还比较脆弱。
2.2.2 东莞市2013年生态文明竞争力与国内其他城市的比较 评价结果发现，深圳、广州、苏州三市为强竞争力城市，而青岛、惠州、肇庆、东莞为中竞争力城市，其他为弱竞争力城市。按照表3量化结果，东莞市的生态文明竞争力水平仅排名第7，处于生态文明竞争力中等水平。四个二级指标进行比较，东莞在资源聚集、财富创造和居民生活质量水平3项二级指标均处于中上游水平，分别排名第5、第7和第4名，但在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最弱，仅排名第10位。
1）资源聚集能力。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相比，东莞市上市公司总数目、各类法人企业总数、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R&D经费占GDP比重、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总额等指标低于深圳等城市，其中企业总数与深圳相差近3倍，上市公司总数与深圳相差近15倍，R&D经费占GDP比重与最高的深圳市相差2.23倍；东莞拥有高等教育机构数仅6家，与最高的广州市相差13.33倍。这说明，东莞市与广州、深圳等地在资源聚集能力还有较大差距，但是由于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东莞依然比“珠三角”其他城市具有相对优势。
2）财富创造竞争力。对比另外11个城市，东莞市财富创造能力竞争力各指标表现中等，其中GDP、人均GDP和人均地方财政支出等3项指标排名靠后。其中，2013年东莞市GDP为5 490亿元，排名第6位，与排名最高的广州市相差2.81倍；人均GDP为66 109元，排名第9位，与排名最高的深圳市相差2.07倍；东莞市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为5 539.54元，排名第9位，与排名最高的深圳相差3.49倍。总的来说，与其他城市相比，东莞财富创造力规模中等，效益相对偏低，需要进一步提升。
3）居民生活质量水平。东莞居民生活质量属于中上水平。2013年东莞市的恩格尔系数为35.2%为相对富裕水平，仅次于广州、佛山、苏州和厦门。东莞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在12个城市中经排名第8位，拥有医生数排名和实有床位数均排名第6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较低，排名第9位，与排名最高的肇庆相差约1.31倍。另外，东莞市的空气环境质量还有待改善，排名第6位，
4）可持续发展竞争力。在12个城市对比分析中，东莞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排名倒数第3。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东莞市生态环境条件较差，资源利用水平低，污染物排放强度高，且环境治理能力不够。东莞市2013森林覆盖率年仅63.6 m2/人，排名最后1位。自然保护区面积排名第9位；人均水资源量排名第8位；东莞市单位GDP能耗与排名最高的深圳相差甚远。东莞市污染物排放强度均较高，单位面积废水排放量、单位面积工业废气排放量单位面积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密度则逐年上升，排名均倒数第2位。尽管东莞市的生活废水和城市垃圾处理率逐年提高，2013年分别为90.9%和67.6%，但在12个城市中分别排名第8位和倒数第1。这说明东莞市环境压力仍然较大，环境治理能力还有待提高。
3 研究结论、讨论与建议
3.1 结论和讨论
依据生态文明、城市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和复合生态系统等基础理论，本研究提出生态文明竞争力内涵丰富和拓展生态文明理论，构建的指标体系可用来评价区域生态文明竞争力水平，为经济、生态和环境生态协调发展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的视角与途径。研究表明，东莞市生态文明竞争力总体呈上升趋势，至2013年达到中等竞争力水平，但与深圳、广州、苏州等城市相比差距还非常明显，主要存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生态三者不协调和不同步的问题，其中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滞后，影响了东莞生态文明发展与建设。
本研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生态文明竞争力内涵、组成与评价指标体系，但受制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因，本研究中四级指标项还偏少，各指标因子之间的关联性还缺乏深入分析，社会、经济与环境生态的协同机制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3.2 提高东莞市生态文明竞争力的建议
本研究认为提高东莞市生态文明竞争力，关键在于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结合东莞市实际情况，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重点推进：
1）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编制《东莞市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总体规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法制化建设，探索实施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项目审查制度，建立健全基于生态文明竞争力的政绩考核制度。
2）实施生态分区分级管理，强化环保管理制度。坚守生态底线，科学分级分区，实施差异化管理，生态控制线范围应达到全市土地总面积的50%以上。在国家和省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推行更为严格环保制度，推行生态补偿制度，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生态公平公正。
3）聚集质资源，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其措施包括修改完善产业准入目录，完善产业退出机制，利用先进技术管理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企业规模结构，大力推动低碳与节能环保相关产业发展，引进高端制造和重大研发平台。加强城市配套，吸引优秀人才。
4）加大环保基础设施投入，促进生态体系功能修复。措施包括加快完成排污支次管道建设，升级污水处理能力，形成城乡水污染治理覆盖；推广清洁能源，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动固废垃圾分类回收，完善垃圾处理体系，推动循环利用；加大推动水系流域治理，加快“小河小湖”的功能性修复，创新实施生态目标的水生态管养模式；持续推动植树造林工程，形成斑块与廊道相通生态体系。
5）大力推动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大力推动清洁生产，构建多层次循环经济体系；打造清洁能源结构，构建低碳能源支撑体系；推动工业节能减碳，构建制造业低碳化体系；发展低碳交通，构建低碳交通体系；抓好建筑节能工作，发展绿色建筑，推广绿色建设。
6）推动公平公正、绿色和谐社会的建设。主要是通过宣传、培训、教育等手段提升市民生态文明意识，努力形成绿色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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