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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汇编(三篇)

发布时间:2024-03-30 17:47:59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篇1

Abstract: This paper, from the two aspects: Students- centred colorful emotional education and Class- centred creation of harmonious and relaxing study environment, illustrates the basic view of the Humanism learning theory and also tells how to mobilize the student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art-class teaching and how to arouse the students’ subjectivity.

Key Words: The Humanism Learning Theory; Art-teaching; Emotional value.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其代表人物罗杰斯提出学习是人的自我实现,学习者是学习的主体,必须受到尊重,任何正常的学习者都能自己教育自己,人际关系是有效学习的重要条件。计算机、多媒体、Internet网络、通讯技术在教学领域的运用为融入人本主义教学思想创造了条件。它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向学习者提供与学习内容相关的现象、观点、数据和资料,不直接或轻易地呈现结论,并留出空间让学习者参与进来,向学习者留下自我修改、自我思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的空间。由于现代教育媒体的参与,“迫使”学生参与学习,使学生的学习化被动为主动,养成学习的良好习惯。

一、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的内涵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是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人本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不是刺激反应间的机械联接,而是一个有意义的心理过程。

人本主义理论更加强调情感因素,强调情境的情感方面,因此主张尽可能地直接“进入”学习的情感世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与学习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创造出一种良好的学习气氛。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注重发展学习兴趣,满足学生对知识的好奇心,它表现为个体对该事物或者活动的选择性态度和积极的情绪反应。一个对美术感兴趣的人,他的认识活动就会优先指向与美术有关的事物,并且表现出积极的情绪反应。而且这种在激起学习者兴趣之后使学习者能够保持这种注意力,这种保持又有赖于现代教育媒体所提供的情境的变化。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生的认知结果可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强调教学任务主要帮助学生了解经常变化的环境和自己,让学生以自己的经验世界为基础,从复杂的事实和现象中取得学习的具体知识和方法。在教学中,教师要给学生自我实现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和实现自我的资源,学生主动对这些现代教育媒体进行控制、利用和选择,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目的。

人本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是自我发展的,即使动机来自外部,发现、获得、掌握、领会的感觉也是来自内部的。人本身有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这就构成了学习的动力,因此这种学习是自发、自主、自觉的。学习的目的是实现自我,学习的过程就是在以人为本的观念的指导下,由学生慢慢地发现揭示自我,并逐步走向独立,走向创造的过程。人本身具备一定的潜能,教育的目的就是提供环境让这些潜能得以发挥,教师只是学习者的促进者,帮助学生实现自我。因此,在教学中给学生尽可能地提供实现自我的学习空间和环境来塑造人。

人本主义理论提倡采取自我评价的方式,尊重学习过程中的非智力因素,突出学习者的情感、意志力、价值等学习品质。它反对外部评价,因为这样评价只能对学生现有的知识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技能技巧作出评价,而无法衡量学生成长中的意志力、刻苦勤奋和态度、动机等因素。在美术学习中,不应仅仅用分数来评价学生,而应提高自我评价,让学生感到自己有责任去追求特定的学习目标。只有这样学生才清楚这种学习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是否明了自己原来不甚清楚的某些方面。这样就充分尊重了学习者自我探索、自我发现、自我评价的权利。

二、以学生为中心全方位地发展学生的个性

(一)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课堂教学内容

罗杰斯认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就是学生是教学活动过程中的核心,学生自主地接受课程内容,选择学习方法,进行自我评价、自我管理,有教学时间的自由选择权和支配权。在教学目标上,强调个性与创造性的发展。在课堂内容上,强调学生的直接经验。在教学方法上,主张以学生为中心,放手让学生自我选择、自我发现。在美术教学中,教师要多给学生提供一些供学生欣赏的CAI课件。例如,荷兰画家蒙德里安的作品《百老汇的爵士乐》、挪威画家蒙克的作品《呐喊》、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作品《格尔尼卡》等,教师还要帮助学生学习他喜欢而且认为有意义的知识,同时还要充分照顾到学生的年龄差异、性别差异、个人差异以及学生知识背景的差异。从现在的美术课主题组合看,虽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但是具体分析,这样的主题搭配显然难以充分照顾学生的个别差异,同时缺乏情感性和生活性。罗杰斯强调教育的任务在于帮助人们满足“自我实现”这个最高的需要。因此,作为美术教师,有必要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重新建构适合于自己的所教对象,适合教师自己实际的知识内容体系。在教学过程中要发展学生的个性,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内在动机,并要求创造和谐融洽的教学人际关系。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改变了传统教学中面对面的教学结构,教师不再直接控制教学,教学过程转变为学习过程,教师仍然是知识的传播者,教学过程的设计者、组织者和管理者。只不过教师由传统的一味地追求讲授变成学生学习的倡导者、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咨询者了。教师和学生的地位不是不平等的权威关系和依赖关系,而是建立在师生双向参与、双向沟通、平等互助的关系之上,从而达到人本主义崇尚的人的尊严、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观。

(二)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特点进行自主学习

罗杰斯认为,教师在教学中的具体作法除移情教学外,还必须编写好便于学生自己学习,适合他们的知识水平、学习兴趣和特点的教材,给学生提供必要的学习环境,创造一切条件,让学生自己学习。根据美术的学科特点,充分挖掘教材中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感,让学生充分扩展这方面的知识,让他们充分去感受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怀。例如,在引导学生欣赏著名画家白雪石的山水画《长城内外尽朝晖》时,可采用CAI引路,由图引思,可有效地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学生在欣赏中潜移默化,充实个人情感,从琐事找生活的朴素情感。这一切都可以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热爱科学的高尚情趣。无论挖掘教材中的任何一种情感因素,教师都应首先自己丰富自我情感,做到以情动人,以情感人,以情教人。在美术教学中,要尽量介绍学科近来不断涌现的新信息、新观点、新方法和新内容。注意学科实际生活价值,让材料更贴近于学生实际。编写的教学内容应充分挖掘原教材的生活性、实践性方面的内容,密切教材与生活的关系,学科背景知识介绍。所编内容应对某一具体学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及相关知识向学生介绍。无论是组织课堂教学,还是组织课外活动,教师都应注重情感投入,充分照顾不同学生的差异性,因为现代教学已不再是简单零碎地教给学生知识,而是要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学科知识结构,使学生学会自由学习。

三、以课堂为中心营造和谐轻松的学习环境

(一)为学生提供自由的学习空间

罗杰斯主张学校教育完全自由化、人性化,而自由化与人性化教育的内涵,则是情感教育为主。学校只需提供自由和平而又资料丰富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先养成爱学校、爱教师、爱同学、爱求知的习惯,从而培养其自尊自信,自动发展的态度,即使不予教导,他也会自行读书求知。教师在美术教学过程中起教学促进者的角色,为学生创造自由的学习气氛和情境,提供丰富而广泛的学习资料,以利于学生学习时自由地发挥自身在认知、情感方面的潜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学生学习的自主性、独立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达到真正意义的学习。例如,在欣赏齐白石老人创作的《蛙声十里出山泉》时,画面上虽然只是几个好象是微微抖动尾巴的蝌蚪,自由自在地游动着,随着出洞急湍顺流而下,并没有一个具体的青蛙,但我们可以引导学生随着作品的构想,去想象急流十里后出现的蛙声,直至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从而脑中出现一幅优美动人富有诗意的画面,使学生渐渐进入美感中的境界,形象思维开始得到升华。

(二)与学生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

罗杰斯认为,人在学习中的自主地位,强调学习中的情感因素,并试图将情感和认知因素在学习中结合起来。因此,在美术教学中应充分考虑学习者的地位,调动其主动参与学习过程的积极性。让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互相转换,学习者对问题的理解将会有新的体会。角色扮演的成功将会增加学习者的成就感和责任感,并可以激发学习者掌握知识的兴趣与积极性。罗杰斯认为,教学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意活动,移情就是教师能够通过一定的媒介和渠道把自己的情感因素转移到学生身上去。在美术课堂教学中,学生有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例如,色彩的微妙与情感,图画中的意境、教学挂图的作用,不同于风景名画的相互比较。教师只要有计划,有目的,在传授绘画技巧的同时,给学生提示出可比较想象之处,给学生留出联想和创造性想象思维的空间。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已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与教师一起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教学活动主体。教学过程已成为教师和学生自身情感活动与认识活动相互作用的过程。

罗杰斯认为,教师需要以真诚的态度对待学生,要坦诚相待,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去掉一切伪装的“假面具”,给学生以充分的信任。对学生具有自身价值独立体的任何思想与感情都应予以认可,相信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尊重和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在美术教学中,教师要移情性地、设身处地地去教育学生、尊重学生,不对他们的思想情感与道德品性作出评价和批评。教师应为学生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学习环境,让他们坐在一个他们愿意与之合作的人身旁,让他们自由组成学习小组。以学生合作学习的方式,代替教师主导的教学,教师应充分意识到,这种教学活动,不仅仅是以此来培养学生主动求知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发展学生合作过程中人际沟通能力,从而养成其团体精神。

(三)教师要尊重学生的学习习惯

罗杰斯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学习习惯,甚至思维也存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兴奋程度。学生是活生生的个体,他们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因而,无论是在教学方法上,还是在教学内容上,我们都不应该要求全班齐步走。教师应细心观察学生,与学生真诚谈话,了解不同学生的学习习惯,充分尊重他们的学习习惯。例如,在画画时,有的学生习惯于一股作气把画画好,有的学生习惯于断断续续的画画,有的学生爱在人少的环境下画画,有的学生则喜欢在人多的场合下画画,也有的学生习惯于边听音乐边画画,还有的学生习惯于边看电视边画画等。教师应根据不同的学生,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鼓励并尊重他们好的学习习惯,同时也可以适当纠正他们的一些不良习惯。教会学生学习是现代信息社会对教学的基本要求,是学生自我实现的前提条件。

总之,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以反理智重情感、反灌输重创造,反强制重自我的新姿态而别于行为主义及认知主义。因而,要使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在美术教学中得到发展,就离不开教师的情感渗透,离不开学生的积极参与。只有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才能建立起基于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指导下的美术教学平台。

参考文献

篇2

【基金项目】洛阳理工学院重点教学研究计划项目(No:09-JY013)

目前,概率统计方法的应用几乎遍及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军事和工农业生产等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是一门基础课,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高等学校的大部分本科专业都开设此课程,甚至在现行的中学课本里也安排了很多概率统计知识.因此,学生应该掌握这门课程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并会把它们应用到社会实践当中.而这门课又被认为是一门较难学的课程,主要原因是以往的教学中偏重于基本概念和理论的讲解,而忽视了实践应用环节的训练,使学生为考试而学习.学后不用,致使学生在实践中遇到概率统计问题时往往束手无策,无法建立概率统计模型,不会用概率统计的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总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本科教学模式的改革是必要的,通过教学进行改革,注重对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才能使学生成为现实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一、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

目前使用教材是由浙江大学盛骤等人编写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考虑到工科学生的特点,在教学中参考美国斯皮格尔等编写的全美经典学习指导教材《概率与统计》的部分内容,精简了理论性过强的内容以及一些定理的证明,对于过分依赖运算技巧的内容和习题也作了简化处理.但是为了强化应用及培养同学及早确立数理统计的思想,在假设检验、方差分析等传统的应用内容的知识点上着重讲解应用思想,而且不拘泥于教材,有意识地加强了其他一些应用方面的内容,如加强概率与统计和几何的相互密切联系,用几何直观性处理抽象概念;与专业课相结合,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统计软件的选讲等.

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在针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方法改革工作中,通过教改试点班,继续深入地进行教学改革工作,全面展开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堂教学改革与实践活动,形成了一些清晰的认识,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目前教学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并摸索总结出一些具体的措施.通过对教改试点班级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堂教学的具体实施,形成更清晰的认识,对目前教学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摸索并总结出一些具体的措施加以解决.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方法改革的主要研究与实践工作分成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

1.精讲多练,增强学生的主动性和独立思考能力

(1)精讲.结合试点班的少学时特点,开展了“精讲多练”等新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实践.探索出一些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工作与培养学生的能力、素质,提高培养质量的具体措施,如注重开展综合训练,定量、半定量教学,解决与工程实际结合密切的问题,以大知识量课堂教学等向自学过渡等方式、方法.

(2)多练.对传统的作业、习题课学生的态度不认真,直接影响练习效果;学生在课下自学有一定的盲目性.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改变过去每章末尾上一次习题课的做法.可以改为增加习题课次数,缩短习题课的频次间隔,上小习题课,习题课与正常课结合进行.注重讲解解题方法,归纳解题思路.同时抽时间进行若干次公开答疑,收集学生的问题老师公开解答,使全班学生受益.

(3)案例教学.概率统计课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将教材中的内容扩展,设计一些实例进行讲解,能让学生自己主动地去学习,从而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如运用古典概率公式解决“鞋子配对问题”“生日巧合问题”“赌博问题”,运用统计估计与假设检验解决“先尝后买产品促销问题”“吸烟与患癌症的相关性”,用中心极限定理解决“保险公司盈利与亏损的问题”等等.这些都能使学生感觉到概率统计与身边的许多事情都有一定的联系,找出其存在的问题、根源,并策划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种方法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2.注重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和培养建立数学模型的能力

利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时,首先要进行的工作是建立数学模型.建立数学模型的过程,就是将错综复杂的实际问题,抽象概括为合理的数学模型的过程,而对实际问题的理论分析和科学研究则是在模型上进行的.因此,建立一个较好的数学模型是至关重要的,它既要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丰富的想象力,又需要寻求合适的数学方法.

在授课时不仅注重“三基”训练,还要突出概率与数理统计的基本思想、基本方法.在授课时通过插讲一些数学史料、介绍概率学科相关分支内容等以突出数理统计的基本思想、基本方法,从中发现内在联系和思想方法的渗透.同时注重现代数学思想方法的渗透.例如,讲概率时结合一些性质和方法,可以引入概率论在计算机仿真、生态学和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等学科中取得的成果;对数理统计,可以介绍它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中的应用等.尤其是在课外开展一些专题讲座,更能增强学生对未知领域强烈的探索欲望,激发自己的创新能力.

篇3

【 正 文】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民俗研究的历史和传统可谓由来已久。众所周知,民俗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它就像一面镜子,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从广义上讲,民俗是指人民大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世代代沿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模式,它与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换言之,我们可将此四项条件视为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现代史研究表明,在席卷全球的新史学和“总体史学”新浪潮的影响之下,当代民俗研究得以重新振兴和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学(Folklore)也称得上是一门“新型”学科。早在本世纪上半叶,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L.费弗尔就撰写了《民俗学与民俗学家》一文,对民俗研究作了精辟的论述。另一位著名的法国学者M.布洛赫也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拓宽研究领域,运用跨学科的新方法,在社会史、文化史、种族史和民俗史等方面有所建树。他进一步指出:“民俗在社会活动中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意义,但在它的下面却掩盖和保留着重要意义。”布洛赫的后继者、历史学家比尔吉埃尔将生理习俗、行为习俗、饮食习俗、感情习俗和心态习俗等等统统视为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他完全赞同布洛赫的观点,也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面对下层民众,民俗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

毋庸置疑,口述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是它们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认为,口述史学(Oral History,亦称口述历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振兴”。由此可见,口述史学的某些传统同样是由来已久的。例如,口头传说(亦即民间传说)可以说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它既是口述史学的历史渊源,同时也是民俗学永恒的研究课题。口述史学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在其为数众多的学科领域当中,许多研究对象往往与民俗学的研究内容相互交叉和重合,这种双方共有的交叉性质集中体现了当今社会科学整合分化的历史发展潮流。因此,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口述史学家和民俗学家往往会最终走到一起。

然而,口述史学与民俗学之间的界线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种界线有时会因种种原因变得模糊不清,常常使人们误入歧途。依笔者之见,除了学科性质各具特点之处,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历史研究,后者则强调文化的延续性。换言之,民俗研究既注重历史,也不忽略现实,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其研究范围与口述史学的研究领域是无法比拟的。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还将提及。

前文提到,历史与文化的交叉点是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最为明显的相异之处,那么反过来讲,叙述性则是二者最为显著的相同之点。毫无疑问,在民俗学众多的研究领域,叙述性是一种人们公认的传统因素。之所以称其为“传统”,就在于这一特点随民俗研究的产生而产生,并且在人类社会内部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民俗学家S.汤普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俗学主要是指“没有文字的人们的文化传统”(《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纵观民俗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如史诗、叙事诗、民谣、民间故事、神话、民间戏剧、传说、谚语、俗话、宗教仪式、习俗和风格等等,几乎都是通过口述的形式才得以保留或流传下来。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们往往采用民间艺术的形式来保留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文化不发达的落后民族更是如此。从今天的角度看,除了极少数的文献史料之外,这是保证文化延续性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往的历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层民众,因此,占人类大多数的普通人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留下自己过去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有关文字记载,而林林总总的民间艺术形式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由此可见,叙述性是民俗学研究的一大优点。

不容置疑的是,叙述性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已成为口述史学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它同时也是口述史学当中最为活跃的促动因素。长期以来,国际史学界流行着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历史研究只能依据文献史料,人们只能阅读历史,“而永远无法听到它们”。口述史学则向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口述史研究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治史方法,其特点是以语言形式对历史现象进行调查研究,这不仅能够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而且还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口述史学的这些优点和长处是其他历史学科所不具备的,其原因在于,口述史研究充分利用了语言的独特功能,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创新,不断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因而能够在学科林立的国际史学界独树一帜。

笔者曾多次强调,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而对于民俗学(尤其是民俗史)来说,其客观性能否经得起人们的检验,这的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口述史学的客观性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阐释。其一,当代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以现代化的手段向提供历史见证的有关人员进行口头调查。从当事人来说,由于他们是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因此,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其二,就口述史学家而言,由于他们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取证工作的,因此,他们在访谈和取证时自然地保持观察者的客观立场,同时也不会提出新的凭证。这样,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其三,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只有这样,口述史研究乃至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才能够得到保证。

由于历史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民俗学(包括民俗史)的研究对象多以民间艺术的形式出现,因而其内容的可信性往往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例如,许多神话、民间故事和传奇故事的背面都可能展示出一段漫长而又复杂的人类历史,这在古希腊、印度、爱尔兰和中国等国家尤其是如此。然而,这些神话和故事都是从极其遥远的古代流传下来的,由来已久的宗教传统、崇拜英雄的心理活动及其他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假设我们抛开艺术,只谈理论,那么,即便是一些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也是人们经常争论的话题。芬兰学者塞波·克努蒂拉在1996年4月发表的《地域意识论与民俗学》一文中这样写道:“从民俗学文化研究的观点看,心态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民俗学者并不受下列事实的困扰:在许多方面的历史研讨中,心态被看作是不清晰和非科学的。其实,在人文科学的文化研究领域,任何关键性的概念本身也无清晰或模糊可言。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时常众说纷纭的题目。民俗学者一直被迫考虑心态的综合性质及其与精神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独特性的相互关系。”

这段语录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这其中也许存在着一个误区。如前所述,口述史学注重历史研究,而民俗学则偏重于文化研究。这是两个各不相同的范畴,然而,也是两个相互重合的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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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是新史学和总体史学影响下的产物,其鲜明的社会性是广为人知的。总体史学的代表人物M.布洛赫曾直截了当地说:“唯一的真正历史,乃是总体的历史。”“总体历史”意味着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全面认识。布洛赫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从实证主义史学和经验主义史学的封闭模式中解脱出来,走向下层民众,走向社会生活。他的代表作《11—18世纪法国农村史的独特性》一书考察了移民方式等一系列为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问题,在总体上揭示了法国农村的历史特征,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

口述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广大的民众,这也是当代国际史学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不妨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口述史研究开展得较为活跃的国家之一,其研究范围从社会史、妇女史、家族史、矿工史到社区史、人口史和种族史等等,几乎将各个阶层的民众都纳入到历史研究的范围。口述史学家毫无隐讳地宣称,证言也可以来自下层的非特权阶级,这样,口述史学家就向那些被看作是定论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英国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指出,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总之,口述史学鲜明的社会性给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民俗学研究也将目光投向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这也是当代民俗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为数众多的民间故事、民谣、谚语和俗话等等均取材于民间的现实生活,而这些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又掌握在广大民众的手中,并且通过口述的形式(还应包括文字资料)世世代代地相传下去。真可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传之于民”。风俗和习俗自然也不会例外,它们是各阶层的民众在数千年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集中体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文化惯性。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走向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就能够真实地再现历史。毋宁说,失去了社会性这一特点,口述研究和民俗研究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这一点已为史学研究的实践所证实。

较之于现代历史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口述史学无疑是一门典型的具有独立性质的交叉学科,其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在经济史、科学史、政治史、社会史、劳工史、文学史、家族史、妇女史、企业史、部落史、宗教史、种族史、城市史、社区史、音乐史、绘画史、戏剧史、电影史、电视史、军事史、系谱学等史学研究领域,口述研究开展得较为活跃。

口述研究的综合性质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不言而喻,其叙述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广泛性。一方面,口述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现实服务,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依据,这不能不涉及到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问题;另一方面,口述史学家搜集史料的方法与众不同,相对而言(较之于文献史料),史料的获取也较为容易。毋庸置疑,这也为口述研究的广泛性提供了条件。

民俗研究由于涉及到“民”字,其研究范围也是相当宽泛的。民歌、民谣、民间戏剧、民间故事、寓言、传奇和传说、谚语、谜语、俗话、史诗、叙事诗及叙事活动、民间舞蹈、民间绘画和工艺、民间音乐、系谱、家史、传记、神话、宗教仪式、各种风俗和习俗等等均属民俗学的研究范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其研究范围(而非深度)而言,民俗学显然不及口述史学。然而,出于种种原由,民俗学的许多研究课题却难以成为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如传奇、传说、神话、寓言、史诗、谚语和部分民间故事,这也许是民俗学本身所固有的文化传统所致。

民间艺术的形式多种多样,其特点是生动、活泼,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易于在民间广泛流传。但是,由于这些艺术形式涉及面较广,因此,其内容显得十分庞杂,难以形成独立的体系,这一点与口述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西方许多著名的民俗学家着重指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十分重要,毋庸置疑,这给民俗研究增添了不小的难度。例如,民间创作的随意性很大,有些艺术形式往往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仅仅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模糊印象。从另一方面来说,许多经过千锤百炼而得以保存下来的艺术形式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个别形式甚至能够繁衍出上百种变体,其演变过程同样是相当复杂的。

缺乏第一手资料是民俗学家普遍面临的十分棘手的问题。民俗学家S.汤普森认为,民俗研究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始资料的搜集。然而,民俗研究内容的庞杂直接导致了研究人员的庞杂,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尽相同,搜集到的口述资料不可能是完整的。此外,有限的文学资料必然显得杂乱无章,既缺少条理性,也缺乏系统性。最近,笔者有幸参加了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仅仅是民俗研究的一部分内容。与会的专家和学者分别来自各个研究领域,其中包括历史学家、文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画家、摄影家、工艺美术家等等。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专家在民俗研究的旗帜下“最终走到了一起”,这种现象确实值得人们深思。总而言之,划定学科范围,选择研究方法,确保第一手资料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所有这一切是民俗学界的当务之急。

口述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有所不同,口述史料的完整性首先表现在资料的搜集方面。一般而言,口述史学家往往要制定出较为详尽和目的明确的访谈计划,计划越是周密,搜集到的资料也就越全面,口述史料因而也就显得较为完整和系统。总之,口述凭证的获取是以资料翔实为基础的。除此之外,如果访谈取证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口述史学家还可以扩大范围,围绕同一个主题进行多次调研,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为止。这样一来,口述史学家便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而不是仅仅依靠有限的文献和其他文字资料,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传统的研究模式。

早在本世纪初,英国的人类学家便提出了“文化遗留物”的理论,在他们看来,现存的民俗可以被视为远古文化的遗留物。今天看来,这种观点显然失之于偏颇。众所周知,民俗乃历史的积淀,一个民俗学家必然是文化学家,因为民俗集中反映了民间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是极为缓慢的,但文化有其特有的惯性,因此,文化的延续性是不容置疑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民俗学家关注的是整个文化的发展进程,即注重历史,也不忽略现实。巴西民俗学家埃丝特·巴罗尼斯·卡尔文斯基教授指出:“民间文化的定义、观念和研究领域,依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范围也可大可小。……无论理论定义如何,民间文化都反映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显然,这一论点与上述观点不谋而合。民间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尽管它不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它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口述史研究是历史科学研究多元化的产物,口述研究的目的是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从而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口述史学本身的客观性所决定的。例如,家族史既是民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又是口述研究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一般而言,普通民众的家庭(包括家族)很少留下见诸于文字的历史记载,而现存的文字资料又往往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因此,其客观性便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口述研究所起的作用是其他研究所不可替代的。在家族史研究领域,许多案例研究主要取决于有关口述凭证的搜集和整理,换言之,家族史研究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口述史料本身的质量。然而,在同一个研究领域,民俗学则侧重于研究民间流传下来的家族史。肯尼亚学者米维卡利·基埃蒂认为,家史的特征并不存在于书面的形式,在所有讲匈牙利语的地区都可以发现家史。家族成员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将家史传给下一代,这些故事往往能够刻画人物的完整个性,塑造人物的传奇人生。朱莉安娜·奥尔西博士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家史记录也是一种艺术形式。总之,这类家族史一般都具有传奇色彩。

方法论研究是科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依笔者之见,理论框架及其模式、概念分析和研究方法是学科构建的重要环节。正是由于不同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各个研究领域,为数众多的分支学科才能够最终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民俗学(现代意义上的民俗研究)和口述史学自然也不例外。民俗研究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实地研究法(亦称“田野作业法”)、民俗调查法、口头咨询法、“采风”等等,并伴之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其中包括音像技术)。当然,这些研究方法多为“舶来物”。值得一提的是,人们万万不可忽视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和利用,这一点已为民俗研究的实践所证实。如果不借助文献,而仅仅通过口述资料,人们自然无法知道民间艺术形式的原型,无法了解这些原型的变化规律,无法知晓风俗、习俗乃至艺术形式的发展趋向。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民俗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较为独特,简而言之,它采用和综合了多种方法。除了综合分析方法和比较方法之外,人类学、社会学和信息学的若干研究方法也被人们广泛利用。就口述史研究而言,口述凭证的搜集是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访谈则是口述史学家和其他历史学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手段。此外,还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历史学家可以从现存的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中直接提取口述史料,这种方法常常能够使历史学家轻而易举地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有关历史资料。另外,利用报纸专栏开展征询调查,也是一种搜集口述史料的有效方法。英国历史学家H.梅休认为,这种方法既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还可以扩大社会调查的范围。

除了史料搜集工作之外,口述凭证的整理和利用对整个研究工作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整理的目的在于利用,为有关的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同时也必须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搜集工作还是整理工作,先进的音像技术和现代化的通讯手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尤其是如此。

民俗研究的实践表明,现代民俗研究不仅继承了古代研究的传统,而且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不断创新和改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至今日,国外的民俗学组织已遍布世界各地,相关的学术成果也屡见不鲜。民间文化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知识,这种文化必须长期保持和发扬光大,因此,民俗学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

口述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创建到今天屈指数来不过半个世纪,但其影响却是巨大和深远的。口述史学的问世表明,史学领域出现了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概括。首先,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长期以来都将目光投向文献史料,而口述史学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旧有模式,向几千年的传统史学观念提出了挑战;其次,口述史学是现代历史科学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研究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具有颇为浓厚的“后现代”色彩;再者,以往的历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层民众,正所谓“英雄创造历史”。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呼唤着史学研究出现新的变革。从另一个角度讲,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因此,那种无视普通民众的史学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从这些意义上说,口述史学的影响无异于一场革命。毋宁说,这一革命还在继续。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场革命的结果。

主要参考资料

1.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重庆出版社,1988年。

2.Peter Dale:Ideology and Atmosphere in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96,No.3,Vol.13。

3.D.Paul Schafer:Towards a New World System:ACulturalPerspective , 1996,同上。

4.塞波·克努蒂拉:《地域意识论与民俗学》,载《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北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1996年4月。

5.埃丝特·卡尔文斯基:《民间文化的流派和它们的理论涵义》,1996年,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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