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2 10:39:25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产值和税收的关系，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影响因素分析
一、研究背景
税收是政府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越发展,税收就越发显得重要。基于税收分配广度和深度的发展,税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促进作用也越来越显著。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映经济。经济规模决定税源规模,经济结构决定税收结构,经济增长速度影响和制约税收增长速度,反过来税收对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要使税收符合其发展的要求,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结构,即政府筹集的税收收入必须能够尽量满足其实现社会职能的需要。对税收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加以分析,从结构上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做出一个很好的了解,有助于我们运用政策工具对税收结构进行优化,从而使税收对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二、计量分析
(一)数据和模型
1.样本。本文采取1990年到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以此来分析我国的税收收入。数据来源于《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基于分析的需要,本文对相关的解释变量进行了数据加权处理。
2.变量。(1)被解释变量(Y):税收收入;(2)解释变量。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比较多,由于某些因素缺乏相应的数据、或者没有确定的评价标准,在这里我们只选择财政支出总量(X1)、进出口总额(X2)、固定资产投资总量(X3)、国内生产总值(X4)、农林牧渔总产值(X5)、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X6)、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X7),这七个解释变量作为我们研究的需要。(3)模型函数式。在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之后,建立了以下的基本模型:
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β5LNx5+β6LNx6+β7LNx7+μ;
R2=0.999613D.W=2.283312
由上述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知道,进出口总额(X2)和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X7)这两个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把这两个解释变量剔除掉,只考虑财政支出总量(X1)、固定资产投资总量(X2)、国内生产总值(X3)、农林牧渔总产值(X4)、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X5)并重新建立了以下的模型函数式:
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β5LNx5+μ;
回归结果2
由此,可以得到:
LNY=-4.089+0.811LNx1+0.193LNx2-6.42LNx3-1.718LNx4+8.094LNx5
S=(1.438)(0.081)(0.066)(1.636)(0.618)(2.331)
T=(-2.844)(10.008)(2.918)(-3.924)(-2.78)(3.473)
其中R2=0.999576 ,D.W=2.445576 ,并且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这五个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显著性都比较高,拟合优度极高,而且变量中不存在一阶自相关。财政支出总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和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税收收入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国内生产总值、农林牧渔总产值则与税收收入表现出负相关的趋势。
三、模型的经济分析
1.财政支出总量对税收收入的影响。财政支出总量与税收收入呈正相关的关系,即财政支出总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就相应增加0.811个百分点。财政支出的增长是必然的,也应该要加强对财政支出的控制,逐步调整和优化财政结构。在坚持财政经常性收支平衡的基本原则上,对各类支出的比重和数量进行协调,对行政管理类支出应该实行从严控制;对社会保障、科教文卫等方面的支出比重要相应上升,增加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再就业补助。在收入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要保障国家重点投资项目的资金需要。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税收收入的增长。
2.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与税收收入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即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就相应增加0.19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是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是社会固定资产再生产的重要手段,通过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活动,国民经济得以不断采用先进技术装备,建立新兴部门,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和生产力的地区分布,提高经济实力,为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创造物质条件。加大对固定资产的投资,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从而为税收收入的增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铺垫。
3.国内生产总值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与税收收入表现出负相关的关系,即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就相应减少6.42个百分点。通过研究发现,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低于税收收入的增长,而且虽说在税收的各个税种中,增值税以增值额为课税对象,与GDP核算中的增加值相对应;消费税以及营业税的税基是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对应着GDP核算中的“总产出”而非“增加值”;其他商品和劳务税和经济行为无直接关系,如车船购置税以使用的车船为征税对象,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税额为征税对象,土地增值税的税基与转让次数有关,这些税种主要是对存量财富征税,与当期GDP之间几无相关。税收收入也会明显受到体制、政策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譬如税收政策的调整,税种的开征、停征,税收征管能力的增强和征管水平的提高等,都将直接导致税率和税基的变化,对税收收入产生直接影响,但这种变化和GDP的增减是没有关系。说税收的增长不会影响GDP增长,会存在GDP增长率的减少,税收增长率反而会持续增加的情形。
4.农林牧渔总产值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农林牧渔总产值与税收收入表现出负相关的关系,即农林牧渔总产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就相应减少1.718个百分点。继续减轻农业负担,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业产业化,确保农村稳定,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是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政策。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国家出台了许多惠农支农的政策。在税收方面,对农林牧渔的税收政策更多的是采用免征或者减免税。农林牧渔总产值增大对我国的税收收入没有多大的贡献。
5.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税收收入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即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就相应增加8.094个百分点。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加了。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方法―超额累进所得税的计算方法,可以得出,收入的增加与税收的增加呈正相关,即收入越高,居民纳税越多,反之越少。另外,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人民手中的钱多了,购买力也相应提高,他们对各类商品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税收收入的增加。
四、政策建议
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市场机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众所周知,政府要实现其职能,必须依赖与财政收入。税收足额稳定和税收适度合理这两方面是财政收入的主要目标。立足于这两个目标以及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应建立健全合理的税制结构,以加快社会经济发展。合理的税制结构应该是以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为指导原则的一套宏观税负水平适中、满足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与国际规范相适应的新型税收制度。
具体可以从以下措施出发:(1)通过改革增值税,以加大对民间投资的刺激。利用消费型的增值税来促进企业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为企业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2)对消费税进行前瞻性的有增有减的调整,并适当扩大税基,依据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对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做进一步的调整。(3)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确定与经济形势更加相符的税前扣除项目和标准,适当调整税率。在加强监管,发挥税收的社会公平作用的基础上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从而加速经济的发展。
此外,上文提到我国国家税收增长高于GDP 增长,针对这一事实,国家还应对税种进行调整,通过宏观政策和税制调整的手段,使国民收入和税收保持同比例增长,促进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经济增速出现明显的下降，中国制造业原来所依靠的低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新形势下亟需优化现有的产业结构，从而实现转型升级。税收政策对于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引导着资金、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与分布情况，国家通过税收政策的变化来调控各产业的发展方向。税收负担的轻重不仅反映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少，更与相关的产业政策相配合影响着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和方向。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已经逐渐减弱，产业升级已经迫在眉睫。通过相关税收政策的有效引导，加快产业升级速度对于制造业以及整个工业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
目前，对于税收负担如何影响产业升级较少有学者展开研究，因此对于这一问题还没有一致的结论，有些学者的研究认为税收优惠和减免政策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的积极性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实现产业升级;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较低的税收负担让企业停留在低附加值、依靠劳动和资源的大量投入的产业链的底端，应该提高税收负担从而实现优胜劣汰，最终达到产业的升级。正是针对这一理论的空缺，文章对于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与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再通过实证模型来进行验证，从而丰富相关的理论研究。
二、 税收负担与产业升级之间的理论机制
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方式，对于一个产业、行业或者微观企业主体的l展方向产生指导作用，体现出国家对于相关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引导着社会资源的流向和聚集。一个国家税收政策直观、定量的体现就是各经济主体所承受税收负担的轻重，合理的税收负担不但会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使其更好的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税收政策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当其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时，税收政策也要做出及时和相应的调整，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向产业链条高附加值区域移动，从而实现产业升级，最终助推整个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
产业升级最终可以归结为各生产要素在不同的产业或行业之间动态配置过程，那么税收政策对于相关生产要素的引导作用就成为影响产业升级关键，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到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而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产生影响。我国从1949年建国以来就对税收政策进行着不断的完善，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在日渐改善。从供给的角度而言，税收政策对于产业升级从要素供给侧来发挥作用。从需求的角度而言，税收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政府支出的以其收入为基础，当政府的收入充足时，其可以进行的投资范围就有扩大的空间。而政府的投资和税收负担的过高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私人的投资空间，从而引起微观主体投资需求的降低，进而改变产业的结构。
基于上面关于产业升级与税收负担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可以知道，税收负担的轻重对于一个国家产业升级水平和速度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运用相关的数据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则从另一个角度来验证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税收政策的改进和加快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高技术产业税收负担与产业升级的测度
建国以来，中国的税收政策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变革，第一次是在全国范围内将原来分散的税收制度进行了统一。接下来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这次改革理顺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再就是2012年率先在上海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这些税收政策的变化无疑会对制造业税收负担产生影响，最终反映在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上。将高技术行业的税收负担界定为小口径的税收负担，即税收总额与各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值。对与产业升级水平的界定则沿用大多学者的测算方法，即高技术产业的各行业总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根据《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3）》中对于高技术产业（制造业）的界定，另外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只对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和分析。表1具体列示了1995年和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税收负担情况和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从表中的数据可以发现高技术产业的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而税收负担却存在一定程度的下降。
四、 实证分析
1. 样本选择和数据说明。本文以1995年～2012年高技术产业的5个行业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高技术产业的总产值、税收总额和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数据均来自2002年～2012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年鉴》，鉴于2012年各行业总产值数据存在缺失，使用主营业务收入作为替代。一个行业的产业升级水平与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有很大的相关性，因此将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和非市场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从而能够更加准确的对行业税收负担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中非市场化程度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占高技术产业的比重进行测度。表2对总体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进行了列示。
为了检验行业税收负担对于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水平的影响，文章在用面板数据经常用到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借鉴了杨广青等（2014）在研究宏观税负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时采用了分位数回归模型。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Upgradingit=α0+α1tax-burdenit+α2unmarkit+α3rdit+εit（1）
Upgradingit（τ|tax-burden，et al）=βi+βτ1tax-burdenit+βτ2unmartit+βτ3rdit （2）
其中，Upgradingit代表产业升级水平，由各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tax-burden代表行业税收负担，以相对额来表示;unmark代表行业竞争程度，反映了市场力量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力;rd代表了行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部分，反映了行业对于研发的重视程度;εit为干扰项;Upgrading（τ|tax-burden，et al）代表因量的条件τ分位数。i代表不同的行业;t代表不同的年份。
2. 实证结果与分析。在对于回归模型选择时，Hausman检验的结果支持固定效应模型，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均反映了行业税收负担与产业升级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再就是所在行业的非市场化程度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是正向的，也就是说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所占的份额越大越能推动制造业的产业升级，这与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以及国有企业在投融资方面的优势等存在很大的关系，进而延伸到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着何种角色的问题。最后，行业的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在随机效应模型中也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与我们通常认为的有所差异，当涉及到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时，大多会提及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或者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而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一般具有较高的研发费用的支出，出现这种回归结果是由于样本选择行业均是高技术产业，因此它们在研发费用的投入方面已经经过了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研发费用的支出对于这些行业的产业升级不存在明显的推动作用。
通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我们检验了行业税收负担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面板分位数回归则进一步的对于产业升级水平的不同分位点进行了检验，这对于分析现阶段我国工业发展中的不同行业处于不同的产业升级水平下何种因素起到主要作用具有重要价值。对于0.2分位点处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产业升级水平较低时，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和研发费用的支出对于产业升级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行业税收负担与产业升级的仍然存在负相关关系但不明显;再看当位于0.6分位点处时，行业税收负担与产业升级的负相关关系开始在10%的水平上显著，随着分位点的增加，税收负担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在不断增大;研发费用的支出对于产业升级的正面影响则恰好相反，随着分位点的增加，其对于产业升级的正面影响在不断降低。这同上面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中，研发费用支出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结果是一致的，两者相互之间得到了印证。国有企业在行业中所占比重对于产业升级存在着重要的正面影响，这在不同的分位点上均有所体现，这也反映出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出政府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指导性的作用。
通过对于三个模型回归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行业税收负担对于产业升级存在负面的影响，随着产业升级水平的上升影响力在增大;国有企业在其所在行业中所占的比重对于产业升级有着显著的正效应;最后研发费用支出对于产业升级存在推动作用，其随着产业升级水平的上升而降低。
五、 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以1995年～2012年的高技术产业相关行业的数据为样本，对于行业的产业升级水平和税收负担进行了测算，并建立了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分位数回归模型对产业升级和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因此结合实证研究的结果和现阶段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应该继续推行增值税改革。我国从2009年开始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将原有的增值税进项抵扣的范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大，起到了降低企业增值税负担的作用，但是距离完全意义上的消费型增值税仍然有一定的距离。2012年开始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进一步扩大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主要是针对服务业进行的减税政策。从整个产业链条上而言，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税收负担的降低，也有利于制造业税收负担的降低，只是存在着间接性和局限性。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和升级的关键阶段，应当针对不同行业处于不同的产业升级水平，实行不同的增值税征收政策。目前我国税制结构呈现出以间接税为主，特别是增值税所占比重较大的税收结构，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将有利于税收结构的优化，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从而推动中国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或者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创造”。
（2）对于高技术产业试行准备金制度。对于高技术产业而言，其研发活动存在着高风险性，投资的收益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于这一类型的行业或者特定项目可以尝试设置准备金并可以在税前扣除，这一准备金制度在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早就开始实行。这一举措既可以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又可以有效的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特别是在创业期或者新产品开发阶段，从而引导社会资金流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优化现行的产业结构，实现制造业产业升级。
（3）针对各行业产业升级水平的差异采取不同的调控政策。鉴于面板数据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不同的行业处于不同的产业升级水平上，会有不同的因素对于产业升级的速度产生影响。因此政府或者行业协会等在采取政策措施时要将各种刺激措施综合运用，针对处于产业升级水平相对较低的行业加大研发费用的投入;而对于产业升级水平较高的行业则从税收优惠方面进行有效的刺激，从而对不同的产业升级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形成相互辅助，相互结合的政策网络。
参考文献：
[1] 林S，李大明，邱世峰.宏^税负的国际比较：1994-2007年――基于OECD的概念界定[J].学习与实践，2009，（1）：29-33.
[2] 钟鸣明.我国当前的宏观税负水平评析[J].税务研究，2007，（12）：29-33.
[3] 郭庆旺，吕冰洋.中国税收负担的综合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0，（12）：5-10.
[4] 赵志耘，杨朝峰.经济增长与税收负担、税制结构关系的脉冲响应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0，（1）：3-9.
[5] 张伦俊，李淑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行业税负研究[J].统计研究，2012，（2）：66-72。.
[6] Teresa Shuk-Ching Poon， Beyond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 case of further upgrading of Taiwa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globalization，2004，1（1）：130-144.
[7] 刘志彪.产业升级的发展效应及其动因分析.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0，（3）：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