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8 16:32:03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口岸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2008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这是继上海洋山、天津东疆、大连大窑湾、海南洋浦之后的中国第五个保税港区。梅山保税港区从国务院申报到批准设立,仅用了短短138天时间,创造了保税区申报工作的新纪录。如今,保税区的发展再一次见证了“梅山速度”,与韩国、西非、南美等26条国际航线有着直接贸易往来。保税区的快速发展的对离岸金融业务的开展提出了要求。本文分析了发展离岸金融业务对促进港口产业深入发展的重要意义,并针对梅山特点,提出了发展离岸金融业务的几点措施和建议。
一、离岸金融业务概况
离岸金融(Offshore Finance)是指设在某国境内但与该国金融制度无甚联系,且不受该国金融法规管制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离岸金融市场是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产物。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一些跨国银行为避免国内对资金融通的限制开始在特定的国际金融中心经营所在国货币以外的它国货币的存放款业务;到90年代离岸金融市场已遍布世界各地,众多的离岸金融市场将全世界的金融市场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际金融市场。离岸银行不受所在国银行法约束,不必持有准备金,不受利率上限控制,享有税收优待等都是离岸金融业务迅速普及的重要原因。
我国离岸金融业务起步较晚,1989年,经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同意在深圳进行外汇改革试点。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平安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相继获得离岸银行业务牌照。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离岸金融业务被监管部门全线叫停,直到200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文批准招商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全面恢复离岸业务,同时允许总行设在上海的交通银行和浦东发展银行开办离岸业务,离岸金融市场才重新起步。到目前为止,中央银行只对上述四家中资银行发放了离岸银行业务经营许可,而且在管理上均是按“试点”和“试验”的标准进行审慎监管。
二、梅山保税港区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的优势
(一)历史优势
宁波地处长江三角洲南和浙江东部沿海,早在16世纪大航海时代,宁波已是全球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以后,宁波被开辟为“五口通商城市”之一。如今,宁波北仑港已是世界第一大货物吞吐港口和国内第四大集装箱港口,与世界上216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开通了航线。宁波北仑境内设有北仑区一个行政区和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保税区、宁波出口加工区、大榭开发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5个国家级开发区,是浙江省、宁波市对外开放时间最早、程度最高、国家级开发开放功能区最为集中的区域。北仑还是著名的浙东侨乡,有北仑籍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近1.5万人,分布于2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不乏知名人士。北仑区内有着众多的内外贸企业,2011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77.1亿美元,连年居浙江省首位,人均生产总值18.3万元,居浙江省第二位。
(二)区位优势
梅山岛处于宁波―舟山港的核心区域,北靠北仑主港区,南连舟山六横岛,西接象山港,东临国际航道和锚区,紧邻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和北仑中心区,区位条件优越,且四面环海,适合封闭式开发管理,是设立保税港区的天然良址。梅山岛交通便捷,与大陆仅500 米左右,距宁波市中心40公里、栎社机场50公里,梅山大道一期等8条连接大桥与港区、大桥与商务中心的道路已建成投用,穿山疏港高速公路和沿海中线高速公路建成后将通过跨海大桥与梅山相连。杭甬高速、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开通、沿海大通道的开发建设、集装箱海铁联运业务的开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北仑港在长江航运上的区位劣势,使得宁波成为连接上海、苏南和温、台、舟乃至福建南部的重要枢纽城市,并具备了向北进一步辐射的潜力。
(三)资源优势
梅山岸线资源丰富,港口条件极佳,总长22.5公里的海岸线中,深水岸线达7公里,最深处达69米,能够停泊巨型邮轮和第五代、第六代集装箱轮,具备建设深水码头的天然条件。梅山岛居民数量不多,且相对集中,岛内有较多盐田和滩涂,这使建设的拆迁成本和土地开发成本大大降低。梅山土地开发条件优越,建成后面积可达36平方公里,近期可用建设用地达18平方公里,能充分满足保税港区建设功能布局和可持续发展需求,其中规划为保税港区的7.7平方公里均为废转盐田,符合土地总体利用规划。
(四)政策优势
保税区的设立和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2008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梅山保税港区,次年,宁波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梅山(保税)港城总体规划(2008-2020年)》。2011年3月,国务院《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将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预示未来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布局重心将进一步向沿海地区转移,明确了宁波―舟山港的核心地位和梅山岛的发展方向。根据《浙江省重要海岛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的初步方案,梅山岛被定位为浙江省重要的港口物流岛。梅山岛“十二五”规划也正式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力争将梅山集聚区建设成为我国沿海新一轮对外开放先行区、浙江“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区、浙江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引领区和宁波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新城区。此外,梅山保税港区税收、外汇政策将按照《国务院关于设立洋山保税港区的批复》的有关规定执行。在保税区的基础上,梅山的出口退税政策又有突破:在保税物流园区和出口加工区入区退税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至入港退税,退税范围更广,受益企业更多;除了在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和出口加工区内企业可退税外,港口建设、生产所用的建筑材料、生产设备、办公用品等都可享受减免税政策。这些政策无疑对外商投资有巨大吸引力,使梅山成为吸引外资的热土。
三、梅山保税港区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的重要性
(一)离岸金融业务的开展有利于推动对港口产业发展
港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利用国内外市场、信息技术和资金,积极开展国际金融业务。现有的贸易活动运作过程,尤其是国际转口贸易业务的广泛开展,需要便利的融资和结算方式与其相配套,如出口议付、出口托收、出口押汇、担保、开立信用证等,以提高资金的周转效率;同时,在出口加工型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原材料集中采购产生的流动性融资需求;在分拨、采购、配送等港口物流业务的运转中,存在本地资金收付与单证结算服务需求。允许在保税区开设离岸金融业务,可以将与物流相结合的原停留在境外的资金结算流吸引到境内,提高资金集聚能力,为贸易双方提供外汇资金的开户、调拨、融资、担保和抵押等便利,从而更大程度地吸引外资来保税区从事贸易和投融资活动。
(二)离岸金融业务的开展有利于提高港口产业金融服务水平
港口产业是物流产业链中至关重要的缓解,伴随着海量物资流动,必定有相应的资金流动,必然对金融服务有着强大的需求。梅山保税港区成立以来,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中资银行纷纷落户梅山,招商银行也拟在梅山开辟支行推出离岸金融产品。长远上看,离岸金融市场的开展,可以吸引外资金融机构落户港区,外资银行离岸业务品种丰富,法律程序、业务思路以及操作流程基本遵循国际惯例,可以更加全面地为港口产业提供各类金融服务。同时,多元化的竞争亦有利于中资金融机构学习和借鉴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带动保税区金融服务的整体提升。
(三)梅山保税港区新型业务的发展急需离岸金融业务配套
我国历年国际贸易顺差较大,从梅山港运输业的现状来看,每进口4个集装箱就有1个是带回来的空箱,进口贸易提升空间还很大。近年来,除一般性的贸易、物流和港口加工业,梅山保税港区凭借自身优势发展了一系列更具增值效应的新型业务。2012年初,国家质检总局批准梅山成为全国第二家进口罗汉松特定口岸,仅1年多时间,梅山进口罗汉松近千万美元,有力地带动了进口花木交易市场招商。2012年11月,国务院批准梅山成为我国第七个整车进口沿海口岸,预计到2020年,梅山保税港区将实现汽车整车进口量20万辆以上,并全面形成具有强的辐射力、高附加值的进口汽车综合产业链。此外,梅山保税港区将建成纯意大利地中海风格海湾港城,融合意大利原创设计,由意大利人直接经营商业、酒店、餐饮、游艇码头、歌剧院等娱乐场所,打造中国首个高尚商业旅游区。毋庸置疑,离岸金融业务的开展可以为外商及外贸企业提供更为优越的投融资环境,加快国际资本的内外流动,推动港口外向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四)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迫切需要本国离岸金融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企业,尤其是以华为、吉利等为首的民营经济,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原有国际合作的基础上,积极加入国际合作的新领域,发展了境外直接投资、对外债券及股票等新的国际合作方式,不断学习先进的管理技术,使企业迅速发展和壮大起来。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后集团管控境内外账户的需求、集团赴海外发展初期缺乏境外银行授信希望中资离岸银行给予融资授信的需求、集团境外公司往来贸易产生的贸易融资需求、海外企业参与国内招投标产生的各类担保需求等,都迫切要求离岸金融服务的逐步完善。
四、梅山保税港区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的几点建议
(一)由政府主导、银行参与的离岸金融试点
梅山保税港区行政级别较高,梅山保税港区管委会由一支年轻高效的团队构成,执行力和协调能力较强。建议梅山开展离岸金融试点的总体思路为:政府推动和银行参与双管齐下,先行先试,逐步推进,选择适合梅山的离岸金融模式。一方面,政府在招商引资上积极创造条件吸引中外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入驻并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另一方面,可以鼓励入驻银行,如招商银行,广泛尝试拓展离岸金融业务。具体而言,离岸金融在经营模式上采用内外分离型市场模式,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要求,在开展离岸业务的银行设立离岸业务部,专营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部实行单独设账、单独核算、行内并表的营运管理方式;将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严格分离,离岸金融业务服务对象为非居民。在业务范围上以传统业务为主并尝试拓宽业务范围,试行初期应以传统的外汇存贷、票据贴现、担保汇兑、国际结算等零售业务为主,逐步创新服务形式,如发行大额存款证吸引国际金融市场的储蓄资金,通过同业拆借的形式吸引短期闲置资金等,进一步推进到开展离岸证券业务、离岸保险业务、离岸衍生金融交易业务等其他离岸金融业务。
一、引言
人口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迅速降低。仅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需要100多年完成的人口结构转变。安徽省的人口结构变化同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进入了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抚养比负担较轻的时期,即人口红利期。因此以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相结合对人口红利与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Bloom和Williamson(1998)在研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及地区创造“东亚奇迹”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经济的增长起了很大的贡献,从而首次提出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人口红利的一个具体的定义便是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所带来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从而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个促进作用。Mason和Birdall(2001)认为生育率的下降会带动整个社会储蓄率的上升,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将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形成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Mason和Lee(2004)进一步把人口红利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并指出第一人口红利是通过劳动力供给和降低人口抚养比来带动经济的增长,第二人口红利则是通过提高社会储蓄率和增加资本积累来推动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也对人口红利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早在1983年就预见性的提出应当充分利用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的机会,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王德文等(2004)指出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人口红利,并将人口抚养比作为一个变量加入到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模型当中,通过计算发现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超过25%。陈友华(2005)选择瑞典1957年的生命表为标准人口,计算发现中国从1990年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期,这一时期将持续到2035年结束这和原新等(2006)的研究结果较相似。蔡昉(2008)认为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人口红利的实现必须通过一系列政策条件相配合。蔡昉(2010)解释了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的关系,并指出增加国民收入、保持经济增长是解决我国未富先老问题的关键。王金营,杨磊(2010)认为在过去的30多年里人口年龄结果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负担下降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的利用人口红利我们应当制定适当的劳动力就业政策来促使经济更好的发展。
然而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范围大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默认该地区的人口不对外流动,从而忽略了人口流动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因此对安徽省这样一个劳动力输入大省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弥补这一块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人口红利对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一)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分析
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而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是人口转变的基础,因此对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人口红利的形成。
1970年以来安徽省人口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人口结构实习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
数据来源:1995-2010年《安徽统计年鉴》
表1列出了1994-2009年的安徽省人口变动情况。一般认为出生率在15‰以下属于低水平;在15‰-30‰之间属于中等水平;在30‰以上属于高水平。死亡率在10‰以下属于低水平;在10‰-20‰之间属于中等水平;在20‰以上属于高水平。如表1所示大概可以判断安徽省人口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类型。这种人口转变为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安徽省人口抚养比变动分析
人口抚养比指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衡量一个地区人口抚养负担的重要指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安徽省人口抚养比也随之发生变化。抚养比的高低影响社会劳动力的供给和总储蓄率水平对人口红利有重大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近年来安徽省抚养比总体上呈现出“一升两降”的状态,即老年抚养比上升,少儿抚养比和社会总抚养比下降。目前安徽省处于人口抚养比较低的时期,十分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形成。
(三) 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作用分析
有关研究表明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应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影响。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来考察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作用。
Y=A(t)LαKβμ
其中Y代表工业总产值,用安徽省生产总值表示;L为劳动投入,用从业人员数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μ≤1。从这个模型看出,决定工业系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
令μ=1对上述式子两边取自然对数则有:
lnY=lnA+αlnL+βlnK
根据1986-2009年《安徽省统计年鉴》24年的数据,用Eviews5.0的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算,经检验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得到回归模型如下:
LnY=-18.876+4.376Lnl+0.234Lnk
(-5.78) (5.43) (6.31)
其中R2=0.968 F=2898.891 D-W=2.541
由此可知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都比较高。D-W值为2.541则说明方程不存在序列相关。进一步检验得知方程也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则表明此模型有较好的说服力。有上述检验可知,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为4.376,即在1986-2009年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GDP增加4.376%。可见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加强养老保险市场建设,完善社会养老体系。
安徽省的人口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但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加重,将会削弱人口红利。因此必须加快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加大地方性财政投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政府要进一步增加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投入,扩大医疗保障的范围,优先满足老年群体的医疗服务。同时要强化政府主导的作用,把社会养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完善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有效地支持养老保障体系的运行。
(二)加强促进就业的力度。
劳动力的供给程度决定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因此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就业对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就业资金的投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制定相关的政策为社会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待业人员和就业人员的培训。也要考虑不同就业人员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就业政策。鼓励大学生适当降低就业要求,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三)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对人口红利的利用不能只考虑劳动年龄的绝对数量,更要注意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当下的人口红利。因此首先要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提高劳动力的人口素质将有助于延长人口红利期,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安徽省经济的发展。同时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推进素质教育。最后要率先建立老年人才的开发和利用机制。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加大老年人才开发力度,支持退休的专家参与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J]. 人口研究,2004(5)
[2]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6)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取决于四个因素:新的资本资源的投入;新的可利用自然资源的发现;劳动者平均技术水平和劳动效率的提高;科学的、技术的和社会的知识储备的增加。在现有资源环境的承载量基本满负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技能,就无法有效利用现有的宝贵的资本和有限的资源。2009年5月14日,《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出台,为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发展蓝图,这一系列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强大的人力资源支撑,从而海峡西岸经济区人口发展的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
一、海峡西岸经济区人口发展的现状
(一)人口总量及人口变动系数
根据2009年福建省统计年鉴,2008年福建省人口总量为3604万,其中户籍人口约为3477.14万,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之比为100:104。总和生育率是反映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标。按照总和生育率=一般生育率*35的粗略推算方法,可知福建省1.323的总和生育率低于全国1.359的平均水平。但2008年福建省人口出生率为12.20‰,同全国12.14‰基本相当,但死亡率5.90‰则低于7.06‰的全国平均水平,因而人口自然增长率6.30‰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08‰。
(二)人口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率=城镇人口数量/人口总量
关于城市化的发展阶段,理论界有多种不同的划分方法。本文采用三阶段的划分标准,即把30%以下作为城市化发展的初期;30%-60%为城市化发展的中期;80%及以上为城市化发展的较高阶段。2008年福建省人口城市化水平为52.24%,处于城市化发展的中期,比国际大都市圈90%的城市化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分地区来看,厦门市的城市化水平最高,达到81.2%,已处于城市化发展较高阶段;福州市与泉州市城市化率均超过50%,同处于城市化发展的中期;莆田、三明、漳州、南平的城市率均超过40%,全省仅宁德市城市化低于40%,为39.9%,相比全省其他地区,虽然也处于城市化发展的中期,但水平较低。
(三)人口文化素质
人口素质涉及人口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及思想道德素质等方面,本文将重点考察福建省人口文化素质的发展状况。从1982至2008年,福建省人口文化程度有了比较大的提升,文盲、半文盲比重有了明显下降;高中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大大增加。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福建省小学和初中文化所占比重仍较大,占总人口的66.3%,整体的受教育程度还不容乐观。
二、海峡西岸经济区人口变动特征
(一)人口总量持续增长,占全国比重缓慢上升
一个地区的常住人口的变动主要取决于常住人口的自然变动、户籍人口的机械变动以及流动人口三个方面。从福建省1978年以来的人口总量同全国同期人口总量的对比来看,虽然占全国的人口比重基本成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增幅很小,按照前文关于福建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略高全国平均水平主要由于在出生率相当的条件下福建人口的死亡率略低全国平均水平所致的结论。同理,我们可以将福建省人口总量在全国人口比重的对比关系归结于常住人口的自然变动因素。
福建省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并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主要载体,要实现《意见》提出的阶段性经济目标,就急需大量的包括高层次人才在内的各类各层次的劳动力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源支撑,除了区域内现有的人口资源之外,同样需要外来人口来补充由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岗位空缺,大量外来人口的净迁入也必然引起该地区人口增长加速,反映在人口数据上即为人口年均增长速度的加快以及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大。
综上所述,福建省目前的人口增长趋势显然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急需大量劳动力资源补充的预期不符,急需凸显区域发展的极化作用,以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参与到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伟大事业中来。
(二)人口城市化滞后与区域经济发展
钱纳里于1988年曾对101个国家和地区1950-1970年经济发展水平数据与城市化水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证明在一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与一定的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相对应。另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当人均GDP为82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为30%-39%;当人均GDP为1087美元时,城市化水平为40%-49%;当人均GDP为3621美元时,城市化水平为50%-59%;当人均GDP为6224美元时,城市化水平为60%-69%。
2008年福建省整体城市化水平为52.24%,比对钱纳里关于工业发展阶段的理论以及世界银行的城市化与人均GDP的比照关系,目前福建省的经济发展已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2008年常住人口人均GDP约为4303美元,对应城市化水平应该在60%-65%之间,与实际值仍存在大约10%的差异。而目前福建仍未实现“三二一”的产业机构转型并依然保持“二三一”的产业结构类型的事实同样印证区域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特征。
综上所述,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平衡绝不会以牺牲工业化的发生速度来实现,除了需要吸引更多区域内的乡村人口融入城市化建设以外,更需要吸纳大量的外来人口加入海西这个大家庭,从事现代制造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领域,以实现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宏伟发展目标,并最终实现与工业化发展相适应的城市化。
(三)人口流入与流出并存,不同城市人口集聚能力差异显著
总体而言,福建省的人才集聚能力同长三角与珠三角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区域内不同城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对人口的集聚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选取两个指标,一是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例说明一地人口净流入的情况;二是2000年至2008年八年间一地常住人口的增长比率,说明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和集聚能力。
1、将福建省各城市2008年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数量做了对比,将常住人口比列高于户籍人口的地区作为人口流入区,常住人口比例低于户籍人口比例的地区作为人口流出区。结果发现,在福建九个地市中,福州、厦门、泉州和漳州四个城市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比大于一,即为人口流入区;另外五个城市莆田、三明、南平、龙岩和宁德为人口流出区。从福建省这九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我们可以的得知城市吸引外来人口的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成正比。
2、从人口集聚能力来看,福建省2008年的人口集聚率为1.09%,其中以厦门市最高,达到8.33%;福州与泉州的人口集聚能力相当,分布为1.86%与2.20%;漳州的人口集聚能力为0.72%,其余五个城市的人口集聚均为负。
三、提升海峡西岸经济区人力资源整体优势的对策
(一)提升劳动力资源素质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而言,增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综合竞争力,关键在于提升人力资源的素质。具体包括:
1、以质量替代数量的发展。在新经济增长时代,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步减弱。实施以质量替代数量的发展战略,旨在通过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政策,调控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投资结构和规模,促进产业技术升级,提高企业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度,通过提高对劳动力的质量要求,降低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
2、提高劳动者教育年限的发展。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提高人力资源的产出效益,推进以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经济发展进程。具体对策包括:一是在条件成熟时,先将义务教育提升到12年的水平,并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提高大学阶段的入学率和教学质量;二是在全社会形成多模式的现代化职业培训体系,提高从业人员的人均受教育年限。
3、构建人口学习创新机制的发展。实现人口素质的极大提高和潜能的充分发挥,应该确立“每个人都能发挥作用”的思想,构建人口学习创新机制,营造有利于终身学习的政策环境,形成全社会崇尚学习的激励机制。
(二)实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
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有利于实现劳动力的合理配置,最大限度发挥劳动者的潜能。因此,需要在区域内建立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体制和机制,建议将劳动力包括人才的流动作为制定发展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消除劳动力地域流动的障碍因素,发展劳动力中介产业,规范劳动力市场尤其是网上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跨地域的市场配置。
(三)促进人才发展
1、人才资源一体化开发。首先,必须强化海峡西岸经济区人才开发的整体性观念,制定一体化的人才开发目标,并通过建立人才开发共同体,实现区域人才开发利用的最大化。其次,必须制定切实措施,加强本地人才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此外,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对已有人力资源要充分开发利用,为人才创造较好的发展环境。
2、人才规模扩大。一是加强对本地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二是加大紧缺人才的引进力度。为此,可凭借本地区优势的地理位置以及中央政策倾斜,制定优惠政策和机制,创造适宜的外部环境,通过各种灵活的方式、引进国内外高素质智力型、投资型、国际型人才,特别是具有高学历、高职称和高资历的“三高”人才。
3、人才集聚和扩散。由于各区域间的人才吸引能力差异明显,因此应集中资源,利用福州、厦门、泉州对于外地人才具有较高的吸引能力,拓宽这三个地区人才高地的“地基”,并能利用高铁时代的同城效应优势将此地打造成为整个海峡西岸经济区优秀人才的集散中心,并通过区域人才流动,使之成为其他城市各类优秀人才集聚和辐射的现代市场平台。
参考文献:
1、许文兴.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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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玉江.区域人力资本研究[M].科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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