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1 10:00:50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地区经济基础，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羁縻一词首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1]（p2322）羁縻的本意为对牛马的束缚，可引申为怀柔、抚绥之意。自西汉以来，羁縻制度经历了边郡制、羁縻府州与册封制和土司制三个阶段。[2]（p24）在《新唐书・地理志》中这样说：“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3]（p1119）到了三国时期，诸葛亮对此大力发挥，把它概括为：“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即其渠帅而用之”的方针。[4]（p35）
可见，羁縻制度是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一种特殊的管理制度，它以“羁縻”政策为指导，以土官统治为基础，由少数民族的酋领世领其地，世长其民，对朝廷表示臣服，而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不进行直接的管理，日常事务由当地的少数民族政权来实现的一种宽松的民族政策。
历朝历代都注重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唐朝初期，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生产，面对周边实力在不断增强的少数民族政权，唐朝在处理东北、西南、西域等少数民族问题，通过通使、和亲、册封和互市等政治和经济手段为主，武力威慑为辅的策略，对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政权进行招抚，积极推行羁縻制度，从而达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目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形态。唐朝建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经济凋敝，百姓疲敝，众多的地方割据政权也随时威胁唐朝脆弱的统治。首先，唐初的经济实力，不可能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进攻，面对这些问题，统治者必然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巩固自己的新生政权，这反应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主要是采取较为缓和的羁縻制度。其次，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使得统治者注重对这一地区的管理。西南地区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物产状况以及人口等众多因素使得统治者注重对西南地区的管理，因此唐初在这一地区积极推行羁縻制度。
西南地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受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影响，年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上，气候温润，雨热同期，适宜农作物的生长，优越的地理环境，是西南地区物产丰富的一个重要的自然因素。
在农业上：四川地区的开发较早，社会经济相对发达，部分地区处于成都平原，水利灌溉系统较为发达，使得成都地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5]（p3134）农田水利发展迅速，许多的灌溉工具和水利工程也运用到了农业生产中。筒车在西南地区运用较为广泛，“川中水车如纱车，以细竹为之，车首之末缚以竹筒，旋转时低则舀水，高则泄水”。[6]（p81）这样有效的保证在旱时农业能够保收增收。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工具，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唐人陈子昂曾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7]（p673）
农业的发展，促进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繁荣，使得社会产品丰富起来，商业交换的产品数量和种类相应的增加。“隋唐时期，由于全国统一和交通运输的通畅，地区间的商品交流活跃，进入市场的商品种类非常多，主要是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6]（p298）手工业也出现了地域的分工，四川的井盐也成为了市场上的热销产品。在社会文化用品上：“四川提供的纸张品种很多，有麻面纸、屑末纸、滑石纸、金花纸等十余品。”[6]（p299）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
手工业、商业的繁荣进一步促进城市大的发展，在农村，草市的兴起也是商业经济繁荣的表现，商业经济已经从城市发展到农村。“唐代的草市都是因商业的需要在交通便利的地点自然形成的交易市场，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就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区。如四川彭州唐昌县的建德草市，起初只是照顾来往而无处投宿的商人而建立的，后来则有旗亭、旅舍、房屋相连，货物中也有珍贵商品。”[6]（p299）经济的繁荣发展，也依赖于交通条件的巨大变化，唐时期，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通往全国的新陆路交通网，其中主要的干道其中就有西南道。水路通过长江水系可以顺利到达下游地区。同时“身毒古道”也经过西南地区，通过这可以到达印度。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方面，俗话说：一方水土一方人文。富庶的天府之国孕育出了人们闲淡的生活态度。西南地区处于丘陵地带，气候湿润，多云雾天气，在横断山区、丘陵地带，大多适合茶树的生长。“在我国长江以南的广东、广西、四川、湖南、福建等地，也都先后发现了高度在10米以上生长数百年的野生大茶树，有的地区还发现了成片成林生长的野生茶树。”[6]（p201）西南地区盛行饮茶之风，茶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对于茶颇有研究。陆羽的《茶经》内容广泛，涉及到茶学的各个方面，包括源、具、造、煮、饮、事、出、略、图等内容。唐宋期间，卖茶、贩茶的发展，出现以茶换马，西南地区的茶马贸易发达。明清时期，茶马古道盛极一时。
成都也成为了巴蜀地区的经济中心。在隋朝，它是水陆所凑，货殖荟萃的地方，所产绫锦，民闻天下。到唐代，其繁荣仅次于扬州，有“扬一益二”之美誉，成都也两次接纳出逃的皇帝，成为唐南京。可见，西南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得政府不得不重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这也成为唐初在西南地区推行羁縻制度的重要原因。
此外，西南地区开发历史悠久，社会物产丰富。战国时期，李冰太守修建都江堰，灌溉便利，使得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因此，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三国时期刘备据蜀地，开发四西南地区，加强对该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使得西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他充分利用有利的地形特点和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孙权、曹操三分天下。西南地区可以说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在《元和郡县图志》中有关于四川各地向唐朝政府每年的贡、赋有这样的记载：
蜀州的“贡、赋：开元贡：罗十八匹，木兰皮，沙塘。”[8]（p775）
嘉州的“贡、赋：开元贡：麸金。赋：小布，麻。”[8]（p787）
戎州的“贡、赋：开元贡：葛五匹，宁布。”[8]（p790）
松州的“贡、赋：开元贡：狐尾，当归，犀，牛酥。”[8]（p810）
茂州的“贡、赋：开元贡：麝香，升麻。赋：麻布。”
悉州的“贡、赋：开元贡：麝香，当归，羌活，聱牛酥并尾。”[8]（p817）
在《新唐书・地理志》中：
“厥赋：绢、绵、葛、宁。厥贡：金、布、线、葛、、绫、绵、羚羊、尾。”[3]（p1079）
可见这些地区，地势复杂多变，植被较好，每年向朝廷上贡的货物当中有大量珍惜的名贵药材，另外，这些地区地理优越，朝廷每年可以获得大量的珍奇异宝。同时，这些地区的丝织业也相对发达，在上贡的物品中，葛、布、绢也较多，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些地区有丰富的物产资源，同时说明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此外，西南地区也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在这里生活着众多的民族。《史记・西南夷列传》载：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在蜀之西。自冉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9]（p2281）
《新唐书・南蛮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南诏，或曰鹤拓，曰龙尾，曰苴咩，曰阳剑。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夷语王为“诏”。其先渠帅有六，字号“六诏”曰蒙诏，越析诏，浪穹诏，邓赕，施浪诏，蒙舍诏。[3]（p6267）
还有名蔑，单单，骠，西原蛮，南平獠等众多民族。他们在这些地方生息繁衍，加强对这些少数民族的管理，有利于促进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发展和繁荣，促进少数民族的进一步融合。
由此可见，西南地区自身的经济发展，使得政府必然更加关注西南地区的发展。西南地区每年向中央的贡、赋，有利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以充实国库，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唐初经济的发展。同时，从反面证明，政府疏于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物产、便利的交通条件、众多的人口因素，这些可以成为割据势力的有利经济条件，当地方的实力过于强大，必然会对中央政府构成强大的威胁，这是任何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结果。这些成为统治者在西南地区推行羁縻制度最重要的条件。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杨圣敏，丁宏.中国民族志.[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3][宋]欧阳修，宋祈撰.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
[4]罗康隆.唐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羁縻制度述评.[J].怀化师专学报，1999年18卷.
[5][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6]转引自.中国全史・农业史・简读本.杜少陵集详注.卷十.春水.诗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
家庭、学校和社会是认识社会化的三个主要场所。孩子最先受到社会化的地方就是家庭，且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且家庭观念落后，因此，只会用简单的说教和打骂措施教育孩子。但是他们又具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迫切希望，这些仅表现在对分数的关注上。一旦孩子成绩不好，家长只会训斥和打骂，时间久了便认为孩子不是读书的材料。
1.2学校教育的现状
全州现在共有1122所小学，教学点602个，在校的小学生有320352人，现有16056名小学教师。目前小学教职工与学生比为1：19.95，从总数上看似乎超编，但是由于很多农村的小学教师中有50%“民转公”过来的，50岁以上了占了30%以上，这部分教师具有体弱多病以及文化素质低的特点。因此，每年都要具有一定的补充数量。市舞阳办事处鸭子塘小学现有14名教师和290名学生，师生比为1：20.7，表面看超编一人，但是由于该校35岁以下的教师仅有1名，50岁以上的5人，还有4人长期患病不能授课，因此，该校不得已还聘请了2名临时代课教师。此小学处于市舞阳办事处管辖，师资尚且如此，其他偏远地区的小学尤其那些一校一师的小学可想而知。此外，教学点和班额不足也是造成超编的重要原因。全州现有167所初中，在校初中生167489名，现有初中教师10034人。师生比为1：16.69，虽然总体看编制持平，但这也是相对的。省定的编制不包含寄宿制学校管理人员，但是近些年为了巩固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全州大力建设寄宿制学校，除了为学生安全着想外，也减轻了学生和家长的负担。由于农村初中改为寄宿制，从而导致学校管理和后勤服务人员占了1015个编制，从而使得初中教师也变得十分紧张。在备、教、辅、改、考及学生的管理方面，老师的工作量严重超载，但福利待遇上升几乎为零。教师的套改工资与公务员相比，教师只能拿到相应职称档位的最低工资，而公务员则拿到相应档位的最高工资。中小学教师的绩效工资每年9600元，到位情况约6000元，半数只拿到4800-5400元，而公务员每年全额发放12000元，少数还有年终奖，理由是教师具有寒暑假，从而大大挫伤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由于地区经济落后，虽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是仅有33%的初中生升入高中。政府对学校的评价、奖励等也是根据中考和高考成绩。教师为了达到升学目标且拿到更多的奖金，考什么教什么，直接跳过素质培养。
2基础教育对地区经济的影响
2.1低素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2.1.1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只能分布在加工这样的较低的层次上，而技术含量较高的专业分工则缺乏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从而导致物质循环的某些环节出现流通不畅甚至中断的现象，从而降低了资源的利用程度并造成环境的恶化。因此，导致地区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人口素质不高。3.1.2低素质的人口还不愿或无力保护和利用环境和资源，往往局限于对某些自然资源的传统性依赖。由于贫困，人们迫于生活的需要就会掠夺式的开采森林、耕地以及草地等资源，从而造成人们的生活更加贫困和困难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2.1.3由于低素质的人口对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不能很好的适应且不能正确把握变化的方向和相应的转变速度，从而造成传统产业堆积了大量的劳动力，对于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设施无力从事，导致环境污染以及资源利用率的降低，从而影响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2.1.4人口素质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资源的人均拥有量。
2.2基础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当人才、知识和信息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逐步取代财富、资本和权力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配力量时，教育从社会经济舞台的幕后走向前台。市是湖北省基础教育课改实验区之一，在全州率先承担实验任务，经过周密筹备，从2002年9月开始，我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启动了课改实验，至今，初中已经完整地经历了一轮改革实验，小学的课改年级已经推进到了四年级。我市课改实验实施以来，经过乡镇结构和学校布局调整，到2005年底，有16个乡（镇、街道办事处）24所初中、302所小学共6万多名学生4000多名教师参加课改实验。我市各学校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在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强化管理、积极探索、勇于实验，我市课程改革实验已经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各实验学校，所有参与课改实验的教师，正以满腔的热情和饱满的斗志，把课程改革引向深入。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成为促进当地经济建设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支撑，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教育作为传播和再生产科学知识的场所，在人力资源、科技创新以及促进经济建设发展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农业化产业均需要集聚生产要素，而劳动者作为生产诸多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劳动者具有较高的素质才能产生最大的效益。地区正为迈向城镇化而不懈努力，从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从而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研究证明，乡村地区的教育水平提高10%，那么会诱导6%-7%的农民迁出农业，从而提高5%的农业工资。
3提高基础教育的作用
3.1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
教育先行教育水平决定了提高劳动者素质的程度，并且劳动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经济建设的发展。为给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高素质劳动者，必须从战略高度培养青少年的文化素质和创新能力。
3.2新城区开发建设
学校先行根据新城区的发展经验，人们由于留恋老城区的生活而导致新城区发展缓慢，当今社会，人们最重视的莫过于子女教育问题。因此，在建设新城区时优先规划和建设优质的学校来吸引老城区居民，从而达到快速繁荣新城区的目的。
3.3教育促进区城经济发展
投入先行增加投入不仅可以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并且自身也能得到发展并创造效益。两者呈现辩证互利关系而形成良性循环，因此，投入教育就是投入经济建设。
“PPP让两徽高速至少提前了5年建成。”陇南市两当县县长郭省军则说。
两徽高速，主线起于两当县杨店（甘陕界），与陕西省规划的太白至凤县至杨店（甘陕界）高速公路相接。经灵官峡、柳林镇、银杏乡，止于徽县李家河，以枢纽立交与十天高速公路相接。两徽高速公路主线全长53.4km，全线采用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行车速度80km/h。用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刘建勋的话说：“两徽高速是甘陕高速网络的咽喉路段，也是陇南通往宝鸡、西安方向的咽喉路段。”
这条高速项目的估算总投资为75.3亿元，而徽县2015年的财政收入为9.2亿元，两当县更是不足9000万。这便不难理解两位县领导的感慨以及对PPP模式的认可。
对甘肃而言，两徽高速的故事是延续多年的交通领域传统建设模式发生变革的生动写照，这不仅实现了甘肃省交通建设领域PPP项目建设零的突破，并且入选财政部PPP示范项目，最为重要的是利益相关方在其中发生的角色变化。
示范项目概况
甘肃PPP模式首批公路试点项目，每公里造价1.4亿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交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相关意见，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确定了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建设两徽高速这一重点项目，并将其列为全省交通行业采用PPP模式投资建设的首批公路试点项目。2015年9月，该项目被财政部确定为第二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在西北地区尚属首次。
经甘肃省政府批准，甘肃省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甘肃交建集团”）为项目PPP实施机构，主要负责PPP项目的准备、采购、监管、移交等工作。
记者注意到，这个项目在前两次招标中，都因为没有足够竞标方而流标，在2016年6月22日的第三次招标中，经过“单一来源采购”商务谈判，确定甘肃路桥第三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五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中交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甘肃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为社会资本投资人，项目建设用地由陇南市人民政府以土地入股形式进入项目公司。
项目实施方案显示：该项目采用“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建设―运营―移交（BOT）+可行性缺口补助”模式建设，项目资本金30.12亿元，占投资估算总金额的40%，由政府资金和社会资本自有资金共同组成;国内银行贷款45.18亿元，占投资估算总金额的60%。
值得一提的是，两徽高速公路地形地质条件较为复杂，桥隧比达到58%，每公里工程概算造价达到1.4亿元，投资巨大。“积极引入央企中交集团和省企合作的社会资本投资人，有利于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同向合力，推进项目建设。” 甘肃交建集团董事长乔松青说。
此外，《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注意到，该PPP项目中的一大亮点是公路建设基金的支撑作用。甘肃两徽交通投资基金由甘肃交建集团、甘肃交通投资基金及社会投资人共同设立，目前已投放基金5亿元，该基金将全部用于两徽高速公路建设。其中甘肃交通投资基金为“合伙制私募基金”，由省交通运输厅与中交基金共同发起，基金总规模为400亿元。
虽然相对传统建设项目，PPP项目增加了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实施方案报批、社会资本的选择、绩效评价、项目移交等环节，但在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刘建勋看来，这很重要：“PPP项目实施方案如同项目的工可报告，实施方案的批复即PPP项目的立项批复文件，物有所值评价是PPP项目的通行证，财政承受能力评估论证是PPP项目获得可行性缺口补助、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入门证。”
甘肃交建集团总经理赵发章说，“这个PPP项目实质就是基础设施上的按揭，提前消费，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弥补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资金不足的困难，有利于提高效率。”
示范项目意义
促进地方发展，调动政府部门积极性
无论是群众还是官员，建设中的两徽高速，无疑是条盼望了很久的路。
“（通车）将把从徽县到两当原本一个半小时的车程缩短到20分钟。而从徽县去陕西宝鸡，4个小时的车程将缩短至一个半小时。”记者随机采访的一位徽县司机王师傅如是说。
在徽县副县长付小龙看来，这条路的三大意义是方便当地人出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带动红色旅游资源。“这是县里最大的民生工程。”
而在这条高速的另一端、陇南市最后一个通高速的县――两当，对这条公路同样盼望已久。“这条高速我们想了七八年，但没能力做。”两当县县长郭省军直言，“这不仅是高速路，也是扶贫路、致富路，这条大通道的建成，将对我县农业、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意义深远。”
如果说两徽高速通车后为地方带来的变化还是一种憧憬，那么项目参与者角色上的变化已是现实，这也是按照PPP模式建设的两徽高速项目，给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最突出感受。
刘建勋说：“以前的传统模式下，交通行业主管部门大包大揽，对项目的规划、立项、投资、融资、建设、运营、养护、管理等全过程负责，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按照PPP模式，政府除负责规划、立项和多种付费模式外，采用绩效评价的手段在前述过程中实施监督管理。”
在徽县副县长付小龙看来，PPP模式跟传统模式对政府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原来是只有想法，现在效率提升;原来被动，现在县里以建设用地入股，配角变主角;此外，施工企业都是大企业，成本降低。
身份的转变，调动了政府部门的积极性。徽县和两当正在以超大力度和超常措施，为这条路保驾护航。
徽县副县长付小龙说，徽县成立了“协调领导小组”，目前有20多人的团队“全身心投入”高速公路建设：一是随时解决有关问题（拆迁、群众工作）;二是配合设计单位，开展前期工作;三是积极筹措征地拆迁资金;四是营造舆论氛围;五是指定常务副县长专管这项工作。
在森林覆盖率超七成、有志打造“深呼吸小城”的两当县，正在举全县之力做好项目的征地、拆迁、协调服务等工作。“我每隔几天就要去现场看看。”两当县县长郭省军说。
两徽高速项目公司总经理武志奎显然对政府的“配合”非常满意，他对记者表示：“项目（高速公路）上有事我可以直接给县长打电话，协调效率要比传统模式高多了，真的是特事特办。”
示范项目瓶颈
社会资本方谨慎，相关政策不配套
毕竟是甘肃省首条PPP高速项目，各方都倾注了极大“关切”。两徽高速公路自2015年3月开展前置性手续的办理工作，截至2015年10月底已办结项目规划选址意见、用地预审、环境影响评价等11项全部前置性手续。甘肃交建集团董事长乔松青坦言，这是部门重视、特事特办的效果。“7个月时间全部手续办结，传统模式可能需要两到三年。”
然而与政府一路绿灯的畅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资本方的“谨慎”。甘肃交建集团财务部负责人郭真已记不清项目前期经过了多少轮谈判，甚至签约仪式前两天还在和各方解释沟通。印象最深的，和社会资本方光条款就讨论了三天，“（社会资本方）就是怕吃亏，不过十几个亿真金白银投进去，有顾虑很正常。” 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前排右二）听取两徽高速公路建设情况汇报
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正是PPP模式的初衷。这对属于经济相对落后省份、财政能力有限使得交通行业项目落地难的甘肃而言，尤为明显。“受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影响，甘肃省公路交通项目投资回报大多在二三十年，多数项目收益不能覆盖成本和合理回报，需要政府付费或可行性缺口补助，加之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引进社会资本比较困难。”甘肃省财政厅PPP管理中心主任武晓岗坦言。
甘肃交建集团董事长乔松青说：“交通PPP项目收入来源主要是使用者付费与政府补贴结合，在项目自身收益低、政府补贴存在风险的情况下，民营社会资本的参与积极性不高。”两徽高速项目历经三次招标才落地，且社会投资人均为国企，已经佐证了武晓岗和乔松青的观点。
武晓岗认为，民间投资在PPP的社会资本结构中占比相对较少，这一直是做PPP项目的一个难点。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互信机制。二是融资难度。由于绝大部分项目还是靠银行贷款，现在融资成本相对比较低的是开发性金融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而民营企业很难从这些机构获得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