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2 17: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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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2-0195-02
一、归化和异化的源头――直译和意译
直译，对应的英文词是Literal Translation. 意译对应的英文词是Free Translation.早在公元前3世纪，罗马学者对希腊作品采取逐字逐句的翻译方法，力求照搬原文风格。这种理论应该称得上是最早的直译了。而意译的提出是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翻译理论家西塞罗就提出，翻译家必须照顾译语读者的语言习惯，用符合译文读者的语言来打动读者或听众。翻译要传达的是原文的意义和精神，并非原文的语言形式。由于各种语言的修辞手段“彼此有相通之处”，翻译中做到风格对等是完全可能的（谭载喜，1991：24）。紧随其后的贺拉斯在翻译理论上也深受西塞罗的影响，坚持翻译应该“意义对意义”（sense for sense）再后来被誉为西方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的哲罗姆也提出了极有见地的翻译理论和切实可行的翻译原则。他强调各种语言的形式差异，主张在翻译中应避免逐字对译，翻译应忠实原作的内容。虽然当时对直译和意译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当时的理论无疑构成了直译和意译最初的含义。
许多学者认为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的源头，并且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著名学者王东风就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就对它们作过深入的探讨。他认为：直译与意译之争延伸出了归化与异化之争，但他没有将它们简单地归于一类，而是指出：虽然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跟直译与意译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因为直译和意译只是单纯的语言层面的讨论，而归化和异化则由语言层面上升为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换句话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重心是意义和形式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重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所隐含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问题（王东风，2002）。
由此可见，直译和意译只是翻译的两种主要方法，所解决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而归化和异化则解决的是文化，诗学和政治等更深一层的问题，它们既是直译和意译的传承，更是它们的拓展。
二、归化和异化的理论界定
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是对两种翻译策略的称谓。在翻译研究领域首先将这两个词语作为术语使用的是美国翻译学家韦努蒂。韦努蒂（2001）对归化翻译的定义是：“遵守目标语言当前的主流价值，有意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canon）出版潮流和政治要求。”韦努蒂（2001）对异化的定义概括起来就是：“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然而，归化和异化概念的雏形最初是由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1813年的《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在这里，施氏只是描述了他所说的两种方法，并未授之以什么名称。直到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The Translation’s Invisibility一书中，将第一种方法称作, “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 or alienation）,将第二种方法称作“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 or adaptation)概括而言，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从这个界定来看，异化相当于直译的延伸，归化相当于意译的延伸，但异化、归化在内涵上更加丰富，在意义上更加深远。
三、归化和异化的发展史
（一）前一百年以归化为主
我国翻译外国文学的初始阶段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在那个时候，一些西洋文学被零零散散地介绍了进来。后，中国愈加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文人志士意识到救国必先强民的道理，开始大量译介西洋小说作为教育民众的工具。在林纾，五光健，苏曼殊等人的带动下，二十世纪头十年头十年成为翻译出版西洋文学的阶段，所译作品虽有一些古典名著，但更多的是侦探，言情小说。在此期间的文学翻译，主要以归化为主。一九一九年，随着“五四”的兴起，文学翻译进入了第二个时期。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深刻的察觉到了中国文学的落后地位，为引进新的文化因素，他们甚至放弃了遵守目的与文化的语言规范，力求译出“原汁原味”的作品。此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这次运动后，翻译界出现了“欧化”主张，借鉴吸收西洋的语言长处，来提高汉语的表现力。鲁迅在提倡欧化译法中发挥了旗手作用。但是无可否认，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也产生了不少副作用，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生硬翻译风。因此，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起，中国译坛在翻译策略上出现了一个“逆反应” ，归化法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家是张若谷，朱生豪和傅东华。
我国的文学翻译的第三次掀起于后。在最初的十余年间，我国的翻译工作者本着为“为革命，为创作服务”的宗旨，在翻译策略上主要体现了以异化为主的策略。最著名的代表人是董秋斯，卞之琳二人。然而，虽然异化策略在此时有所盛行，但总体上还是弱于归化。对我国文学翻译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有傅雷和钱钟书的两个重要论点。即傅雷的 “神似”和钱钟书的“化境”。正是在傅雷，钱钟书的这些翻译观的指引下，我国建国后的文学翻译家大多追求“神似”，向往“化境”，力求使自己的译文读起来不像译作，更像写作。纵观整个翻译史，除了五四后的十多年以外，我国头一百年的文学翻译基本上都是以归化为主。
（二）二十世纪末对归化，异化的重新认识
二十世纪末期随着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到来，读者的阅读兴趣也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他们要求更加贴近生活的作品，因而对于西方文学有着近乎着魔的疯狂，有一次输入西方文化的被掀起了。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翻译界受西方翻译理论的启发，对异化、归化进行了重新思考，异化译法开始受到重视。在改革开放期间，不仅翻译理论界对异化译法有了新的认识，文学翻译工作者中也承认异化与归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对抗性概念、而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这可参考孙致礼教授“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国翻译》，2002）和蔡平的“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中国翻译》，2002）两文。甚至现在有学者还认为“译文中异化和归化的表达方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某一时期被认为是异化的表达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有可能成为译语的一部分，看不出异质的因素了。”（蔡平，2002）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各民族之间了解的加深，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也日趋明显，文化“异”的成分似乎也在逐渐淡化。从哲学的角度看来，归化与异化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依据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它们二者不仅是对立的，更是统一的。由此看来，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翻译仍将是归化和异化的继续发展
（三）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翻译以异化为主
也有学者认为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翻译是异化为主。因为过去曾经出现过不少偏向目的语，照顾读者的优秀译本，而偏向原文、迁就原作者的译文往往很难获得读者的赞同。当然，这只是个别学者的观点和看法。我国的著名翻译家孙致礼先生在《翻译的异化与归化》一文的最后说道：“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归化翻译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局面将会有所改变，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随着各国人民之间的不断经沟通，向作者接近的异化译法将越来越广泛的被应用，与归化译法取得平衡，甚至可能占据上风。”(1999:36)。他相信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翻译将真正成熟起来，而这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注重异化；而异化的核心，就是尽量传译原文的异质因素，保留“原汁原味”。
四、结语
归化或异化策略其实都是一种翻译手段，翻译策略，而并非翻译标准。翻译标准只能有一个，而翻译策略和手段可多种多样。另外，他们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不管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采用“归化”，还是采用“异化”，应根据在翻译中涉及的多种因素，如具体的语境、翻译的目的、译入语的包容度、文学作品、作家、译入语读者的接受效果、民族的思维习惯以及不同文化趋同程度的具体情况进行取舍。但采用这两种翻译策略时一定要把握好“度”，万不可“顾此失彼”，亦或“过犹不及”。
参考文献：
［1］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0.
赛珍珠（1892―1973），美国作家，因描写“中国生活”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作家，被尼克松誉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她一生致力于理解并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异同，生命中有一半时间在中国度过，积极鼓励人们为异质文化之间最终的融合而相互学习。
《东风・西风》（1930）是赛珍珠的第一部小说。唐长儒在评这部小说时指出：“《马可・波罗游记》鼓励了西洋人的东方贸易，发展了东西洋交通，可是东西洋人类心灵上的交通却要等五百年后的白克夫人。”中美文化的矛盾、冲突、碰撞和融合的思想是《东风・西风》这部小说反映的主题。这部小说由两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故事构成，作为主角之一的中国女子桂兰以独白的形式向她的一位久居中国、了解中国民风习俗的外国女友讲述了她本人和她哥哥的婚姻故事，从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样的社会生活入手来反映中美文化的交流与冲撞。这种交流与冲撞不仅发生在中美文化之间，而且发生在中国人身上，因为赛珍珠笔下的现代中国人多是留美归来的学生（桂兰的丈夫、哥哥都是留学学生）。桂兰在襁褓之中被许配给大户人家，从小接受了母亲向她灌输的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她认同男尊女卑的观念，认为女人天生低人一等，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是女人的天职，顺从，取悦公婆、丈夫是女人的义务，所以出现了“不露齿的自由微笑，珠翠饰了的艺术，涂唇染指的本领，玉体熏香的方法，小脚上精巧的绣鞋……”。在婚前，桂兰的母亲给她讲解了一系列的“注意事项”，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取悦丈夫。而当新婚之夜丈夫对她说要平等，要做朋友，不强迫她做她不愿意做的事情时，从小就受封建礼教熏陶的桂兰一时不知所措，无所适从。
丈夫要求夫妻平等而不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这是因为丈夫留美几年，饱受美国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希望利用这些思想来改造妻子。夫妻之间在观念上发生了冲突，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是中美文化之间的间接冲突。她按照丈夫的要求同意和他平等，是因为丈夫要求她这样，只要能博得丈夫的欢心干什么都行。桂兰的丈夫认为小脚不美，坚持要她放脚，桂兰就去放脚。在丈夫的指导下，桂兰开始学习科学知识，学习美国文化，夫妻之间逐渐增进了解，彼此间不断交流，在潜移默化之中产生了真正的感情，认识到了夫妻之间感情的重要性和爱的不可或缺。作为一个在现代浪潮中挣扎的年轻中国女子，桂兰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有尊严、有原则、有良好判断力的人，认识到了美国文化在婚姻家庭方面所具有的价值。
当然，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也由于西方文化与桂兰自小就接受的文化浑然不同，桂兰在以自己的文化标准和思维方式接受外来文化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误解。例如，小说中桂兰认为西方人的习惯――把有痰的手绢放入口袋――真脏；外国人洗澡过频，所以把皮肤洗得过白，缺乏自然肤色。尤其是桂兰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时的吃惊与害怕：“我知道他是一个男人，因为他穿衣服和我丈夫一样，但比我丈夫高得多，而且，让我害怕的是，他脑袋上不像别人那样长着又黑又直的头发，而是长着长茸茸的红毛，他的眼睛是蓝的，他的鼻子在脸中间像座山那样挺起来，哦，看起来吓死人的东西，比庙里的冥王还可怕。”桂兰的妈妈平时向她灌输外国人就是远古时代的恶魔，所以桂兰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时的惊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她以自己的中国人的外貌特征作为唯一的参考来看待外国人。不过她觉得屋里的白种女人似乎没那么可怕，但是她的头发不幸发黄，她的脚有“打各链”的尺寸。除了生理缺陷外，桂兰还发现他们教养上的不足：他们在招待她丈夫之前先招待她，还直接对她说赞誉之词，他们给孩子们穿戴孝的白衣服。这一切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多么平常，但在那个时代的桂兰看来是多么的不可理解。这是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直接碰撞，也是中美文化的直接冲突。桂兰在丈夫的帮助下认识到外国并非都是野蛮国家，不但学会了理解西方的文明，而且从中汲取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并将其与自己的中式理念协调起来。桂兰怀孕后去看望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刘太太时，发现她家宝宝的内衣都是洁净的白色，但上面盖着鲜艳的红花布。桂兰和刘太太她们能够去和异质文化交流、沟通，没有像父辈那样一味地排斥，而是学会了吸纳。
《东风・西风》第二部分描写了桂兰的哥哥偕同他的美国妻子玛丽回国后与家庭发生的种种矛盾与冲突，最终导致家庭的破裂。桂兰的父母强迫儿子打发玛丽回国，逼他与出国前就已订婚的李家小姐完婚。深受美国婚姻自主思想影响的哥哥为了爱情，向封建传统家庭观念发起挑战，毅然断绝与父母的关系，执意从家谱中去掉自己的名字，从而与祖宗一刀两断。和他并肩作战的是他的妻子玛丽，同样是为了爱，玛丽和丈夫来到中国传统旧家庭却遭到排斥。桂兰在新与旧的冲突面前虽然告别了旧观念接受了新的思维方式，但这种转变并不彻底。一直到后来，桂兰发现洋嫂嫂和哥哥十分相爱，且洋嫂嫂十分疼爱桂兰的儿子，她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在她听到父亲的小妾们对洋嫂嫂的嘲讽：“谁让她长得这么滑稽可笑，根本不像人，谁见了都会盯住她看，当然也要嘲笑她！”时，桂兰已经能以一种更加宽容的心态来理解外国人及外国人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她禁不住驳斥她们：“她（玛丽）也是人，也有着像我们一样的情感。”
桂兰对美国文化、美国人的理解更趋于合理了，对玛丽也由反感转为接受，而桂兰父母对玛丽的态度一直敌对。他们把外国人一律视为异端，认为他们开办的医院是在玩西方魔术。桂兰的父母与桂兰哥嫂的冲突是东西文化的直接冲突，是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较量。不难看出，桂兰父母与桂兰哥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关键在于中美之间不同的婚姻观念。中国人的择偶方式向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美国人则是自由恋爱；中美人的择偶标准也不同，中国历来讲究“门当户对”，而美国人看重的是两情相悦。由此来分析，桂兰父母与桂兰哥嫂之间的对立冲突，在于双方互相排斥而不去努力尝试沟通，都顽固地坚持各自的理念，忽略了只有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注意取长补短，才能走向互补和融合。
在《东风・西风》中，异族通婚是异质文化交流沟通的最有效方式。在故事的结尾，赛珍珠以桂兰哥嫂爱的产儿的降临来象征中西文化融合，通过异族通婚来实现她中西文化融合的理想。桂兰和玛丽都希望这个婴儿能集东西方于一身，桂兰把婴儿抱给玛丽看时说：“看看你的杰作，嫂嫂，你在这个小东西身上把两个世界连在一起了。”是啊，中美文化的融和还有比孩子更完美的形式吗？还有比这孩子将来更能理解中西文化的吗？赛珍珠献身于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希望在两者之间铺路架桥，她的最终目标就是使人们超越种族文化的界限，进入“天下一家”的境界。冲突与融合是相辅相成的，只要学会理解，主动去交流沟通，冲突最终将走向融合。
参考文献：
宋元时期，中国的海上航行技术、海外贸易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发展。船体木板用榫接合，或用铁钉钉住，再用桐油、麻丝、石灰等嵌缝，以防渗漏和锈蚀，所以船只坚固。船舱内分割为若干个水密舱，即使有一个或两个舱漏水，也无倾覆之虞。中国水手会利用季风远航，在海上用罗盘定位。船舶大者可至载重300吨，乘坐五六百人。中国海船远航南洋群岛、印度东西海岸、阿拉伯海，以至东非海岸，把大量的丝绸，特别是中国陶瓷运往所到之处，以致有人主张应该有一条海上陶瓷之路。中国人发明的磁石指南针，就是由此传到阿拉伯人的海船上，再传及欧洲等地。
阿拉伯文化在中古世界的重要性，就是它融会、沟通东西文化和保存、发扬西欧的文化。西欧中古早期文化落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淹没无闻。阿拉伯学者在所占领的亚、非、欧三角地区内，吸收了许多古典文化，把大量希腊学术著作翻译为阿拉伯文，加以学习、传授。从12世纪开始，西欧加紧了向先进的东方文化学习的步伐，这时阿拉伯人的西班牙成为把文化传向西欧的一个中心。阿拉伯人在托莱多成立了翻译学校，培养了一批翻译人才，把已不为西欧人所知的一些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欧几里得的著作，以及大批阿拉伯人的哲学、科学著作，从阿拉伯文译为拉丁文，供西欧人学习。另外，阿拉伯人还曾一度占领西西里和南意大利，这里也是把东方文化传播到西方的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