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1 10:02:10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借款相关的法律法规，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公民财产的增多，作为一种古老的、长期活跃于基层金融市场的融资手段的民间借贷迅速膨胀，有效地调剂了居民、私营企业和个体商户之间的资金的周转问题。但是，由于民间借贷游离于国家宏观调控之外，随意性特征明显，而且又缺乏有效的机制加以约束管理，所以，近年来关于民间借贷的纠纷案件不断增多。
二、民间借贷纠纷产生的原因分析
造成民间借贷纠纷的原因有很多方面。首先，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完整的规范民间借贷市场的普及度较高的法律。现行法律对民间借贷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对于违约的行为处罚力度不够，相关的监管也不完善。
其次，民营企业为代表中小企业的经营中存在风险，由于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能力相对低下，盈利能力差，资金偿还能力差等，所以以银行为主要代表的金融机构难以对其注入资金。中小企业要想求生存、求发展，只能另辟蹊径，民间借贷的存在，为中小企业的资金融通提供了条件。近年来，由于民间融资规模的扩大，民营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俨然已经成为民间借贷的主体。由于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为了追求利润，对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视而不见，盲目对中小企业进行放贷。借款人正是抓住出借人的逐利心理，将经营风险转嫁到出借人的身上，从而使借出的资金无法收回。而出借人对于资金的追偿，经常采取“武力”催债的方式，这些严重的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也是导致民间借贷纠纷的原因之一。当前民间融资利率一般高于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并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且，当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时，收取的利率更是高，有的甚至是利滚利，与高利贷性质相同，这无疑加重了资金借入方的成本支出，有时甚至超出了资金借入方的承受能力。当借出的资金无法收回时，资金的供给方无法实现其预期的利润，资金的安全性无法得到保障，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当前，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对于相关的法律，比如《担保法》、《物权法》等了解不清，在办理借贷时不清楚相关的步骤，以及抵押担保等的手续。很多情况下，办理借贷时，安全意识缺乏，没有签订正式的履约合同，大多数就一张欠条，诸多关键问题诸如利息、期限、担保等都未做约定。当借贷及时结清时，一张欠条方可，可是，当资金无法及时结清时，纠纷就会出现，由于缺乏可靠的合同等，使举证非常困难。
三、建议和对策
（1）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法律法规的缺失，是导致民间借贷纠纷的主要原因。所以，制定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完整的法律法规势在必行。通过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方式融资的融资主体、融资规模、融资期限、融资利率等进行适当规定，将民间借贷纳入法律法规规范的范围之内，使民间借贷行为按规定操作，减少纠纷。其次，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政府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实行规范化管理，在借贷关系中充当公证人的角色，要求借贷双方到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并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保证民间借贷的透明公正，由政府监督其履约的状况，使民间借贷由单纯的依靠借贷双方的信用转变成依靠法律和相关监管部门，以确保民间自由借贷的健康有序进行。
（2）加强放贷前的审核工作。因为中小企业是民间借贷的主体，在对中小企业进行放贷前，对中小企业的资信状况尽行详尽的调查，包括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等。在放贷之后，应定期对借款者的资信状况和资金使用状况进行后续跟踪，一旦发现企业出现异常，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要求借款者提前还贷，或者重新选取质量稳定的抵押物。
（3）民间借贷的资金供给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在为借款人提供快捷方便的服务时，往往收取的是比一般金融机构高出许多的利率，这无疑使成本风险增加，有时甚至达到高利贷的水平，所以，要加大对借贷关系合法性的审核力度，对是否是高利贷进行严格审查，同时，对民间借贷的利率给予一定的浮动空间的限制。
（4）加强对公民法律知识的教育。教育他们树立风险意识，对《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知识进行宣传，在出借款项时要求贷款方提供担保，最好要求借款人找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个人或单位来对其进行还款保证，必要时可以让借款人以存款、房产等个人财产作抵押，完善担保或抵押手续，这样即使借款人出现赖帐或无法偿还债务的情况时，也可以通过行使担保物权或抵押权来对自己的权益进行保护，避免损失。在双方就贷款达成一致意见时，要订立规范的合同，就贷款利率、贷款期限等重要内容，在合同中详细陈述。
参考文献：
[1]朱峻宏，《民间借贷：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有效解决途径——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商场现代化，2010.7
第一，准入制度不规范。相关规范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申请需要向省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过批准之后再由当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营业执照，小额贷款企业营业资格批准在形式上是行政许可，但是行政许可设立的主体需要是法律、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规定的主体，目前我国小额贷款企业仅仅由《意见》来规定是缺少法律依据的。
第二，小额贷款企业风险控制方面的问题。首先，小额贷款多是没有担保机制，贷款监管的难度较大，很多农户对资金进行随意挪动，公司风险较大。其次，小额贷款运行缺乏有效的保障机制，受自然环境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农村很多项目都不能按照预定的规划实施，农户无法如期还款，小额贷款企业的资金回笼没有保障。再次，小额贷款企业风险控制措施缺乏。目前我国小额贷款企业的风险管控措施比较单一，风险管理手段不能制度化。
第三，对小额贷款企业监管不明。小额贷款企业是由省政府制定的金融办或者是相关机构进行监管，这些机构承担小额贷款企业可能出现的损失，但是负责监管小额贷款企业的主体都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而除了省金融办，到底哪些企业具备管理的权限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小额贷款企业监管缺乏统一的标准。
二、小额贷款企业的法律规则
第一，各项法律法规的完善。目前关于小额贷款企业的规定散布于不同的法律法规中，《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的法律位阶较低，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国家以及各级主管部门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专门法律法规，规范小额贷款企业的正常运行。小额贷款企业法律法规应该和相关法律法规相协调，在法律法规的规定下保障小额贷款企业的发展。
第二，小额贷款企业要增强自身风险控制能力。 小额贷款企业要严格遵守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有效可行的实施办法和规章制度，聘请专门的金融人才，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风险保障金制度。贷款企业要加强对资金回笼的控制，避免资金回收的困难。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建立风险转移分担机制，提高借款人的还款意识，完善企业的激励机制和信用评级制度。此外，政府要加大对小额贷款企业的资金扶持力度，减少企业负担，根据企业的风险管控水平和经营状况来探索新的融资途径，促使小额金融企业资金补充问题的解决。小额贷款企业要加强对借款人信息的审核，避免还款难的问题，确保小额贷款企业能够正常运行，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
第三，加强对小额贷款企业的监管。几年的发展证明，小额贷款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能够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解决贷款难题。国家和政府要正视小额贷款企业的地位，明确小额贷款企业的监管主体，通过行业监管来减少企业问题的产生，规范小额贷款企业的运行。目前我国对小额贷款企业的监管都是政府部门的监管，这样的监管力度是不够的，小额贷款企业可以借鉴其他企业管理经验，通过行业协会等来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力度，政府仅可以对企业实行宏观调控。此外，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可以放宽金融管制，促进小额金融企业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平衡，逐步建立和健全有利于小额金融企业发展的监管法律制度，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缓解金融机构的压力，确保小额金融机构能够提供更完善的金融服务。
一、民间借贷繁盛之原因
(一)融资管道的有限性。首先，为保障一国金融稳定与经济发展，国家设立银行以方便个人、企业以及其他组织筹集资金，银行贷款这种间接融资形式，成为融资最为常用的渠道。然而，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拥有全国70%左右的信贷资金，在信贷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这本是中小企业寻求信贷支持的主要来源之一，但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一直在行政过分干预的准财政运作体制下运作，导致了其对中小企业的“歧视”现象。［1］根据我国现有金融体系制度的特点，银行经营业务以风险控制为原则，想要顺利让银行放贷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对于资金短缺需要增加资本而自身资金又短缺的中小企业而言，只能被拒之门外，筹集资金难便使中小企业发展陷入僵局。银行为防范风险的“惜贷”行为一直困扰着中小企业，据吴英本人透露，不管用于何种目的，购置固定资产的目标还是想从银行借款。当时也曾到银行借贷，但极难从银行系统融资。吴英贷款几乎都来自熟人介绍，其背后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银行贷款难。其次，股票融资、企业债融资、私募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占所融资比例远非间接融资方式比例。我国直接融资比例还很低而初创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也不具备直接上市融资的条件。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处于疲软状态，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缩减态势。中国商务部表示，2012年2月份中国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资金额为7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0．9%，也低于1月份的100亿美元。这是海外对华直接投资连续第4个月出现下跌。可见，直接融资方式当下在中小企业之间也行不通。由此看来，中小企业虽然面对诸多融资途径，但是在现实融资环境中获取资金并不如理论上那样乐观，现实融资渠道有限的难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一大障碍。
(二)民间借贷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黑格尔说“世间万物，存在即合理。”笔者认为，民间借贷之所以存在而且长期存在亦有其合理性。从根本上讲，民间借贷的产生终究要归于生产力的发展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私有制的出现，进一步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假如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财富多少相同，就没有必要产生借贷关系，正是因为社会财富的不平均才会使缺乏钱财的人向有钱财的人借贷。但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如果社会生产力足够发达，以至于满足每个人的物质需要那么民间借贷便不会产生。所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生产力发展不够充分也为民间借贷带来了“可乘之机”。从更为直观的角度看，现阶段的民间借贷主要反映了现阶段我国金融制度管制性、融资需求性与民间借贷收益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1．我国金融体制管制“严”与融资需求“大”之间存在矛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愈发明显。与此同时，市场的不断扩大意味着市场需求的扩大。既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商事主体经营活动的宗旨，那么其必然要筹集更多的资金以获取更大的收益。然而，当下对民间借贷活动的规范却采取“以行政管制为主、刑罚为辅”的简单管理方式，使得民间借贷主体应有的权利无法得以保障，不得不在法律与现实之间徘徊，时常游走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由此看来，我国当前金融体制对于民间借贷的严格规制与对于来自民间借贷资金的需要产生矛盾。2．民间借贷的高收益性与融资需求之间存在契合性。俗话说，有需求就有市场。民间借贷这种古老的、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并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早在私有制产生之后，随着社会贫富差别的加剧就已经存在了。根据我国已有的历史文献考证，《周礼》中有关借贷的记载就既有私人信用，也有国家信用，并且民间借贷一直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绵延存续着，与正规金融共同构筑了一国的金融体系。［6］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民间借贷规模不断壮大，对民营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眼光来看，民间借贷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于广泛的商业活动交往中，并且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不可否认、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相对来说，民间借贷来得容易些。其实在我们义乌这样的借贷很简单的，只要你让人看上去很有钱，然后开始的时候还本付息及时点。”从吴英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对民间借贷的需求性与民间借贷自身的优异性。从现实的角度上看，民间借贷对于其他融资方式而言，具有融资效率较高，形式内容比较自由，利率弹性较大等优点。商事性民间借贷能够有效地克服国家信用的诸多弊端，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应当获得法律的肯定。
二、民间借贷潜在风险性
民间借贷虽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其潜在的问题是不能掩盖的。这些消极影响也是当下金融体制对其严格管制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体来看，民间借贷主要容易引发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民间借贷本身所具有的“意思自治”的特点会被滥用加重借款人负担，从而引发资金分配更加不均，甚至贫富差距恶化。一般情况下，民间借贷利率为银行贷款利率的3～5倍。吴英介绍，一般借贷1万元，每天要支付35元、45元、50元的利息费用。现在回顾，她认为，还在起步阶段，其实每个项目都是亏的，因为融资成本太高。吴英案表明民间借贷因其本身贷款利率相对银行贷款而言更具弹性的特点，反而也会成别人加以利用牟取暴利的工具和手段。这种民间借贷所附带的缺陷给当时带来资金运转上的风险，严重者会像吴英被指控与集资诈骗有关经济犯罪的罪名。另一方面，所借之债如不能按约定的内容和方式兑现容易引发侵权甚至刑法上的责任。民间借贷建立的基础是信用，主要是放贷人对于借贷人的信用。商业活动充满变化与风险，一旦借贷人信用因此丧失将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社会上存在以追讨债务为目的的所谓的“要账公司”，这些公司往往具有黑社会的性质。所以在借贷人不能还款的情况下，要债公司即通过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帮助放贷人追索债务。这样便会引起新的民事侵权纠纷，甚至刑事上的责任承担问题。法庭上，吴英再次披露，2006年12月21日，资金七掮客之一的杨志昂跟她谎称“有一笔20多亿美元的业务”，将她骗至温州王朝大酒店后，逼迫她签署了大量空白文件，取走了本色集团的营业执照及公章。后得知，杨志昂与吴英的借贷关系是由于杨在得知有部门要核查吴英的本色集团资金来源引起的逼迫提前还款。杨志昂“绑架”一事形象地说明了民间借贷容易引发恶性追债的问题。此外，由于民间借贷利率高于银行贷款利率，高额利率的诱惑，容易引发某些行为风险，促使某些投机者冒险挪用金融机构贷款来偿还或参与民间高息融资，导致潜在的风险扩大，而民间借款的资金来源和去向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正规金融机构难以标准化地评估资金的流向，不利于银行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影响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三、有关民间借贷法律法规之现状
借贷反映在法律方面体现为债权债务关系，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可成立。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在法律层面，《民法通则》第90条确立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但没有涉及民间借贷的主体问题。《合同法》第12章规定了借款合同的一般问题，第210条和211条分别规定了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时间及借款利率。在行政法规层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2)非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3)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4)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在行政规章层面，《贷款通则》第61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在司法解释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1条、122条、123条、125条分别涉及“公民之间的借贷”、“公民之间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1)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2)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3)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4)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借款合同纠纷按照借贷主体类型划分为四种:(1)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同业拆借纠纷;(3)企业借贷纠纷;(4)民间借贷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