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8 17:40:06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传承非遗文化的意义，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其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再现。它依托“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小学生是保护、继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群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者。利用学校音乐教育的独特优势，有意识地在中小学音乐课堂教学和课外艺术实践活动中增加相应的内容，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小学生中得到传承，具有积极而又重要的意义。
音乐课程的价值体现之一是文化传承价值。音乐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因此，《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和《高中音乐课程标准》都将弘扬民族音乐作为音乐课的基本理念之一，让学生通过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感受华夏民族音乐传播所产生的强大凝聚力，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应将我国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作为音乐教学的重要内容。通过学习，学生熟悉并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培养爱国主义情操”。学生通过了解本地区优秀的音乐文化，不仅能激发热爱祖国音乐艺术的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又能让学生传承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和民族精神，进而开拓其艺术视野，培育多元文化意识。因此，重视本民族和地区音乐文化传承是音乐教育发展的趋势。学校音乐教育是民间音乐传播和传承的主要途径，我们应该抓住音乐课堂的有效时间，让学生能够更多地了解和接受民族音乐文化，培养他们的民族音乐修养和爱国主义情感。
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有以下作用：
1增强青少年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保护发扬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的创造始终与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根植于民族的积淀、 保存并发展起来的。因此，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浓浓中华情， 感染和浸润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也激励和鼓舞了青少年学生为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实现中华文化在世界地位复兴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2丰富音乐教学的内容，推动音乐课堂教学改革。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校园，为课堂教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既丰富了音乐课堂教学的内容，同时也推动了音乐课堂教学改革。学生对于教科书上的民族音乐内容比较熟悉，在很多场合也经常听到。但是极具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舞蹈、曲艺、民间音乐等那些鲜活的、本地区特有的音乐文化形式，让学生更具体、更深入地接触到本土、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增加了音乐课对学生的吸引力，也使得课堂更加活跃，师生关系更加融洽。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学习和创造空间，让他们充分施展探索、超越的创新特质，发展完善自我。
3激发学生热爱本土、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热情。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中小学校园，使学生通过了解、学习、参与、实践、交流、创编、表演等课内、课外的一系列音乐实践活动，激发起学生的浓厚兴趣和充分关注，在课堂内外形成浓郁的学习氛围。同学们在一起揣摩唱腔韵味，设计表演动作，讨论出场顺序，交流个人作品，共同分享合作的快乐和成功的喜悦。非遗文化让他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民族曲艺使他们有了共同的爱好，既提升了学生的民族意识，也生发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4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和教学水平。
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能够得到有力的促进和提升。
在给学生介绍非遗文化之前，老师必须详细了解有关内容的起源、发展、流派、传承人等相关知识，并且将学到的知识转化成自己的语言，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带给学生，多层次、多手段地加以呈现，并通过课后反思、集体研讨等方式，及时交流总结，努力修正和改进。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也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了提高。通过非遗文化的教学，使教师的教学方法从单一走向多元，教学手段从陈旧走向现代，教学形式从封闭走向开放，课堂从以教师为中心走向以学生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走向以能力为中心，以传授为中心走向以实践为中心，出现了更具生机、更具魅力的音乐课堂。学生真正在充满生机的音乐课堂中尽情地抒感，表现音乐美，享受音乐美，创造音乐美，提高综合素质，塑造完美人格。
南京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拥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也拥有大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发现了20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进入市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117项，其中包括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4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9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南京人民的智慧结晶，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进一步推进实施文化南京战略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200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发现了20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很多项目已经濒危，不再受到人们的青睐，而逐渐远离现代生活，更是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局面。很多的非遗项目，不抢救保护下一步就是消失。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在抢救保护传统制作技艺类非遗项目的过程中对如何保护非遗做出了自己的思考。在经过上级领导的支持和专家论证后，筹建非遗馆展出市级的非遗项目，为市级非遗项目做档案建立基因库的思路清晰了起来。2012年6月9日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建成并对外开放，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成为首家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双博馆，是收藏、展示宣传、保护与研究非遗的专门机构。
在筹建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之前，我馆也一直在尝试探索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并取得了一些保护经验。如省级非遗名录项目《绒花制作技艺》，我馆是其保护单位，为了抢救濒危的绒花制作技艺，馆方抢救性的找到并收藏了一批故去老艺人的绒花工艺品，把绒花制作技艺的实物、文字、图片、音像等资料实行了建档保存，找到当时的绒花艺人赵树宪，建立工作室，购买原材料及给予生活补助，鼓励其进行绒花制作及创新。为了宣传推广绒花制作技艺，馆方开创了“展演”的模式，把绒花工作室设置在博物馆的展线上，在博物馆的展览平台上推广，鼓励赵树宪创作作品参加交流活动，其作品先后也获得了不少荣誉。
为了传承绒花制作技艺，我馆也想着尝试着开展了“馆员都是传承人”“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和“非遗夏令营”等活动，传承活动的不断开展，使得年轻一代中很多人对绒花制作产生兴趣，在绒花制作技艺传承方面传承效果显著，涌现出一批后继人才，其徒弟已能够独立制作绒花。
实践出真知，实践能够积累经验也能发现问题。非遗保护是为了非遗更好的发展，我馆在长期开展非遗保护工作中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延续的纽带，一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出现断代那么这个非遗项目便面临着灭绝。传承不止，非遗才能生生不息。但是馆内的传统技艺类非遗传承却面临着传承人收徒难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传承人年龄大创新意识薄弱，生产的产品通常是款式陈旧无新意被现代审美所淘汰，职业前景不明朗。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非遗项目是纯手工制作，学徒时间长，生产所费工时长，并且市场狭窄无法作为一种职业赖以维生，无人愿意学徒。这类非遗项目传承下去所面临的困难是：从业难、收徒难、发展难。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它的传承必须经过传承人的口述，或身体示范，或表演，或利用等方式才能得到实现。为了保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仍在继续；传承人的技艺传承能够进行。我馆承担起传承人的培养培训与提升任务。针对非遗传承中存在的传承人问题，制定了专门的传承人培养计划，《传统技艺类非遗传承人培养培训与提升》主要工作为：
一、非遗项目和非遗技艺的宣传推广
面对很多非遗项目现在已经远离人们生活的现状，我馆定期举办的非遗技艺主题性活动。
1、《非遗进校园》《非遗夏令营》《民俗节庆传承人展演》在每年的春节、端午、中秋、重阳、五一、国庆馆内开设专区供传承人现场展演非遗技艺。
2、利用我馆的网站、微博 ，微信公众账号平台，与用户拉近距离，更加方便，即时、有效地与用户交流互动，同时，非遗文化创新产品和研发结果，供用户鉴赏和交流，多角度推动非遗传承的保护工作和创新发展，促进文化衍生产品的销售。通过推广，扩大影响力。
二、产品的创新设计与包装
产品研发创新 通过对非遗的进一步研发，洞悉现有的和未来的社会需求，改进原有产品、创新新品，提高产品的实用性、艺术性、本真性和独创性，推动非遗传承的保护和发展。
1、包装再创新
针对部分既有的产品和新产品，将设计取向与社会、市场取向有机结合，进行包装再设计、包装配套、包装再利用等再创新研发工作。
通过产品包装再创新，更加清晰地传达文化信息，提高产品艺术价值，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表现产品品质、独特出众，表现市场定位和刺激受众者感官，促进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与销售。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4-0119-04
2006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的推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名录》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标志着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可能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方面理念的转变，进而在实践中得以体现，即从静态的“物”的保护转向了动态的“人”的保护，[1]（P18～22）2007年以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陆续命名公布就是一个极好的注脚。尽管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传承人的重要性，但总体上关注不够，尤其是传承人在传承实践中所具有的意义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未被命名的广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还是经过国家、省区、州市、县各级政府命名的项目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他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意义主要体现为以下两大方面。
一、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属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属性主要体现在活态属性和自身文化属性两个方面，自身文化属性就是该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性，是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要素，而活态属性则是该文化的生存方式，是其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前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两个基本属性的保有以作为文化主体的传承人为基础。
（一）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属性离不开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引进的概念，虽然经过多年发展调适，在其内涵与外延及其分类等方面的理论表述逐渐科学化、规范化，但与实践着的文化生活本身一一对应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仍需进行辨析厘定，以更好地概括和指导文化生活事实。目前使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中，共识之一是至少应该强调“活态性”。作为在历史中展开的文化实践活动，具有历史的规定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基本特性， 就是依附于个体的人、群体或特定区域空间而存在的，是一种活态文化，可以说“活态性”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真实而重要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它是当下人们正在实践着的生活方式，是活的文化事实。而其“活”离不开文化主体――传承人，活态的本质或核心就是人，[2]（P114～123）指其存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实践着，遗产才能“活”起来。从目前所认定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看，其中很大部分是被称为“艺术”的部分。在民族民间文化活动中，艺术大都没有独立的本体性存在，它就呈现为民众的生活方式，文化主体在很多艺术活动中既是创作者、展演者，也是欣赏者，他们作为艺术的创造、操演、欣赏主体，贯通于该文化实践全过程，是该项艺术的承载者和传递者，保证了该文化过程及其完整性、延续性，从而使之代代相传。在研究和实践层面，对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关注一直更多地停留在文化艺术客体――“物”上，专注于文化事象。最直观的关注方法就是“采风”，从活生生的文化实践中摘出片断事象作为文化的表征，见物不见人，把文化艺术当成静态的标本而不是不断生成的实践活动，于是，“传统”被当成了文化事象本身进行保护，而忽略了生成“传统”文化的文化传统是一个由主体运作的文化生存发展机制，文化传统在主体的操演下决定了文化怎样在自身既定轨道和现实境遇两者形成的纵横关系网络中生长。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在今天这样的特殊文化背景下更不可能，而文化的生长需要人和“物”两相结合，只有通过人的实践，“物”才能得到延续发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强调其活态性就是强调传承人这个文化实践主体，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项目申报认定中，强调基本的要件之一就是要有传承人，有传承活动，以保证它是活态的而不仅是标本。
（二）秉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文化属性离不开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历史地形成的，每一种来自不同文化的遗产项目都秉承文化母体属性，拥有该文化的独特性，这也是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被选择、被命名、需要被传承的内在依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与认定中，不仅是基于其杰出的技术形式特征，更主要的还是它所代表的各种文化的表征，内含了该文化的编码逻辑。对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技术并非决定性和最关键要素，技术形式符号所蕴含和表征的文化基因意义更为关键，[3]（P11～21）从而能够参与构成文化多样性、丰富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母体文化的这种整体性关联决定了文化实践主体在其中的重要性，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文化具有的内在结构关联，正是由于主体的存在才整合为该文化整体，剥离了主体，遗产就只能转化为单纯的技术形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强调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活态文化就是依然作为民众生活方式、保留了该文化属性的文化，如上所述，只有作为文化主体的传承人的实践才能保证活态性。目前对各种地方性文化的关注基于各种错综复杂的缘由，因此，经常出现反客为主，用客位观念代替主位观念进行理解的现象，尤其是在权力介入引导的自上而下的文化遗产运动中，在代替性理解中容易造成隔靴搔痒或重新解释而扭曲他者文化的现象。人类学学科强调，要真正理解他者文化，必须尊重文化持有者的表述和理解，在对一种文化进行解读时需要主位客位并置讨论，才能在彼此的对话中达到对一种地方性文化的理解。[4]（P13～18）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中要求尊重当地人意愿，尊重文化主体自身的选择，因为那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置身其中并与其融为一体。更为特殊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和项目绝大部分属于被划分为“艺术”的文化，作为“艺术”的文化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门类的特殊性，那就是它感性直观的独特符号形式，这种符号形式孕育于其文化并与其文化相互契合，水融，不仅对艺术背后的文化的体验需要来自于持有者内部眼界，而且对艺术形式本身，看似可以相对超越文化的“单纯”审美品位也来自于文化的形塑。在主体的感官与文化合而为一的历史进程中，艺术形式的养成需要内在文化的支撑。所以，对传承人的界定至少包括重要的两点，一是掌握特殊文化技能，二是享有该文化。无论如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讨论都离不开遗产背后的整体文化，而沟通二者的中介就是传承人，是他们把携带的文化积淀和对自身文化的理解放进了既定的文化形式之中并不断进行着形式创新，各民族文化才能在历史进程中运行在自己既定的轨道上，保留并生成着与其他文化不同的属于自己的个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中，只有形式而没有传承人及其传承实践的文化不能被划定其中，同时还强调当地人群或享有该文化人群的想法。这样，就能够把文化主体传承人放在其应有的位置上，还艺术主体在艺术实践活动中应有的地位和意义，改变以往民族民间艺术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的现象。文化遗产的传承不仅是文化事象的保留，更是文化主体对文化事象的操演和不断创造，从而实现一种文化的真正传承发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意义和作用
传承与发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两个重要的关键词，表面上呈现的是文化客体自身的不断延续和演进，事实上，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传承人对文化的不断操演与不断创新的过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中，传承人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传承发展的文化主体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未被命名以前的传统社会中，文化的延续发展是一个自然过程，文化在民族的代际之间自然传递，通过家传、师承或社会传承等诸多方式和途径，在一代代传与承的生活实践中绵延下来，只要生活方式仍在继续，就能保证相应的文化自然地被传递下来。今天，被命名为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些文化项目只是各民族文化中的滴水，各民族创造的不可计量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多元文化背景压力下仍在传承，依靠的就是民众群体。从文化建构论出发，传承发展内在地包含了创新，把一种文化纹丝不动地保留下来既不是文化发展史上的事实，也不符合文化发展逻辑，文化总是在其遭遇的环境中朝着自己的方向现实地生长着。文化的创新离不开文化主体，“物”自身不可能随着环境改变自身，“物”凝聚着的是人的观念和具体的操作。从具体层面看，每一个文化的传承发展都经由个人创造，作为传统的文化因群体共享看起来好像是群体发展，但很多文化实践可以证明，传统的生成及发展是个体与社会文化之间互动的结果，它不仅是集体记忆造就，更来自于个人叙事突破传统自身增减和完善的创新，在很多著名的民间艺术活动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证。[5]（P24～36）
由于个体与社会文化互动的不同结果，文化在个体身上的分布和携带是不均衡的，不同领域总会出现某些杰出人物，成为该文化前进的推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名录，就是对该文化杰出的实践主体进行选择性认可与褒奖，是对一种文化诸多传承个体中独具特色或颇具典型的文化操演风格的认可，风格成为个体参与文化创造的一种度的标志。在很多文化实践中可以看到传承人的生存策略、知识结构与传承方式等对一种文化自身发展的影响，这也是民间手工不同于机器批量复制的根源所在，它尊重的不仅仅是直观的劳动量，更主要的是手工背后主体所赋予的生命亲历性及温润随心的情感体验，正是这些生命的内在欲求推动了形式的创新发展，生成了特殊技艺。在这个人与集体共同推动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传承人主体成为文化发展的生产性动力，极大地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
（二）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自然传承的主要力量
当代民族文化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等多元文化并存格局中，文化发展的自然河道在多重力量的影响下不断发生突然改变甚至是中断，传统文化发展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文化的自然传承面临中断的危险，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提出和强调的背景。这样，传承人尤其是那些被命名的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们从两个方面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1.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文化自觉意识
当文化离开自然传承的轨道时，其传承需要在文化自觉意识的引领下才能顺利进行，文化自觉意识依赖于文化主体而产生存在。在不同文化发生碰撞接触及交流互融的过程中，彼此成为参照将激发各文化自意识，从而极大提高文化发展的自觉性，增强该文化自身内部生长调适机制。而在当代文化背景下，文化接触交流并非能够以“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想状态进行，对很多地方性文化来说，只有通过各种方式和利用各种契机不断增强文化主体的自觉文化意识，才可能增强该文化的传承发展活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首先介入的是政府与学者，作为文化发展方略以政治话语姿态自上而下铺开，他者的话语几乎淹没了自我的声音，如与当代文化接轨的“知识产权”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来说是陌生的；节庆类遗产实践中，民俗变官俗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对该文化的自我认知和反思如其意义及保护传承等文化自觉意识首先源于那些被命名的传承人。
在实践中可以发现，被命名的传承人经由他者命名及资助活动后，逐渐培养起他们对自身文化知识的反观意识及视角，之后又为了政治、经济、展演等不同目的，迎来各组织机构提供的更多渠道和契机对该文化进行操演，如此往复，逐渐培养起他们对自身文化的自意识，并由点及面地以一种示范性培养地方民众对该文化的自意识，再逐渐上升为对民族文化的强烈的、稳固的自觉意识。文化自觉是文化生存发展中的强烈稳固的自意识，只有相应的文化自觉，文化的传承发展才不会只是被某些外力驱使推动以达到某些功利的目的；也只有相应的文化自觉，文化才具有强大的内在动力保证主体的文化传承意愿。如云南少数民族很多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类文化，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强大的政治力量影响下，具体事象已留存不多，90年代以后，在各种文化认同场景中，各种合力促使直接的现实目的与心中留存的文化记忆相互契合激荡，在部分人群尤其是杰出的民间艺人中激发起一定的文化自意识，这种意识与文化惯性相结合，逐渐实现着自我文化的恢复或重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先被激发起并养成文化自觉意识的大多是杰出的被命名的传承人，因此，传承人在更好地促进地方文化保留和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2.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传承通道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国际性认同的文化思潮，根源之一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各民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产生和对应于传统社会，是传统社会各地方人群适应自然社会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特色文化，它犹如一条河流，在传统社会中大多可以在既定的河床内向前流淌。而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彻底颠覆了传统文化生存的根基，它的河床被修改或者直接消失了。这种特殊语境使传统文化何去何从成了文化研究和实践的热点和难点，从而兴起了一轮又一轮传统文化传承保护思潮。在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中，生活文化的变迁导致自然传承链的断裂，传统文化的发展需要人为的干预，其传承保护成为一个时代课题。政府和学者合力提出的理念及出台的政策都不少，但只是宏观的理论的指导，具体的传承实践也还停留于说得多、做得少的阶段，犹如明确了战略目的还需要靠一次次具体战役及其中的战术去完成一样，充分的理论描述需要在实践环节中展开和实施。
在非自然传承环境中，依靠文化惯性进行自然传承已经不可能，于是，“保护”才成为民族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概念。要保护一种文化，不是止于静态的标本展示，更重要的是作为文化的传承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需要积极主动有意识地为之，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理论到实践的具体枢纽和中介，决定了他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目前尚未得到发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旗帜下，一批批杰出的地方文化持有者被挑选出来，以命名、资助，甚至立法等方式确立他的文化地位、文化责任，以保证他的文化传承实践，是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的一项重要举措。然而，从对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状调查中可以发现，在目前已经完成不同批次、不同级别的传承人命名，相关资助也逐步落实到位的情况下，项目的传承实践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传承人的有关责任与义务还停留于纸上，很多被命名的不同级别的传承人仍然停留在以前的自然传承状态中。
因此，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就是要从重视传承人入手，在明确其责、权、利的前提下，细化传承人的责任与义务，围绕此制定实施的具体措施并监督落实，以此构建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可行的传承通道。这样就可以以传承人为结点，统摄起每一次传承实践所需要的契机、场景、方法、途径等，形成相应的传承运行机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发展提供一条切实可行之道。同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传承人的代际断裂是传承中最严峻的挑战，尤其是那些需要特殊技能的项目，调查中，很多传承人最担忧的就是现在年轻一代不愿意继续传承该文化，项目传承后继无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除自身亲历亲为进行项目传承外，他还有重要的传承活动就是培养传承人，以保证该文化代代相传，因此，在具体传承通道构建中，传承人的意义是不可替代的。
[参考文献][1]顾军.从《保护》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思维[J].江西社会科学，2006，（3）.
[2]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J].西北民族研究，20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