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1 15:54:19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儒家的传统文化，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人既是文化的存在又是历史的存在。一旦人的生命进入历史文化空间，人的类本质——人的历史文化生命也就开始了。生命在历史活动中选择、承继并创造着文化，一种特定的文化在历史中延续、演进形成文化传统，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或精神）的承传系统构成道统。对主体生命而言，传统与道统分别指向生命对历史文化的态度和生命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它们共同体现着人类文化生命的历史意识。在儒家那里，人的文化生命是连接传统和道统的生命钮结。
“生命是一条流，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是一条连续的流。”[1]在生命这条连续的流中，早期儒家更为强调它的历史根源性，他们深信自己的文化生命是承接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文化生命的存在又表现为一种历史文化生命的存在形态。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学而》），并以周礼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中庸》也说：“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在孔子的文化生命里洋溢着一股浓郁的历史文化精神。孔子怡然自得地生活在传统文化中，他“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一切视听言动完全依据周礼而行动，对传统的诗书礼乐文化一往情深。在道统的承接上，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道统观念和传道谱系，但他对尧舜禹文王周公赞不绝口：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为尧则之。（《论语·泰伯》）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同上）
禹，吾无间然矣！（同上）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同上）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
在这些溢美之词的背后，孔子隐隐约约地勾勒出了一个由尧—舜—禹—文王—周公—孔子的道统谱系图，孔子的生命恰好体现了这种历史文化生命的连续性。牟宗三先生也认为，尧舜禹三代一系相承的道统，到孔子时有了进一步创造性的突进。而其开辟突进的关键，是在于道的本质内容的自觉，通过此自觉开辟了一个精神的领域，这就是孔子所立的仁教。以孔子的仁教与尧舜禹三代的政规业绩合起来看，便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内圣外王之道的成立，正表示孔子对“道之本统”的开发与重建。[2]一方面，正是自觉地承接上了传统与道统，承接上了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脉，孔子的文化生命才显得光彩夺目；另一方面，孔子开创的“仁学”又重新打开了中华文化的新局面，启迪着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文化慧命。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很显然，孟子是把尧舜作为支持他性善论的历史人格原形，尧舜的道德生命和道德传统构成了其性善论的历史依据：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
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孟子·尽心下》）
在这里，孟子把圣贤的道德传统作为人的道德生命的历史证明，赋予天赋即善的道德生命以深厚的历史意识。不惟如此，在文化生命上，孟子要求“闲先王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辞”（《孟子·滕文公下》）作为自我期许，这种以圣贤传统为主轴的历史意识也是他的文化生命的有力支撑。孟子大声疾呼：“《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孟子以捍卫和承继“先王之道”为己任，自觉不自觉地勾画出一个自尧舜禹汤文王孔子的文化发展脉络图：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大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至于今，百有余岁。……（《孟子·尽心下》）
孟子沿着一条历史文化基线以五百年为一个周期从尧数至孔子，异常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儒家历史文化的承传谱系，这也是儒家道统论的开端。孟子把自己放在道统的时代承接点上，他豪迈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对接，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历史意识的自觉。
荀子虽然主张“法后王”，但他对“先王之道”同样也是称颂不已：
先王之道，礼乐正其盛者也。（《荀子·乐论》）
古者先王审礼以方皇周浃于天下，动无不当也。（《荀子·君道》）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荀子·儒效》）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荀子·非相》）
荀子不仅称颂“先王之道”，甚至还极力主张复古。他说：
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谓之复古，是王者之制也。（《荀子·王制》）
这种“复古”，实质上就是恢复古者先王之道，恢复先王之政。在这种“复古”的外衣下，荀子实现了其生命与文化传统的对接。就是荀子的“法后王”，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知。司马迁、杨倞认为“后王”即是“当今之王”、“当时之王”、“近时之王”[3]，冯友兰、郭沫若等则认为“后王”即周文王、周武王。[4]廖名春则综合了诸家之说，认为，主观上的法古，客观上的重今，这是荀子“法后王”说所具有的双重意义[5]，这一说法较为可信。无论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荀子的尊古意识是不变的，在他的文化生命中始终贯彻着一种历史文化精神。这一点在荀子的“道统”承接中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尽管后儒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荀子排斥在儒家道统之外，但荀子自己认为其学说承继了上至舜禹下至孔子的儒家文化精神。他主张今世仁人，应“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荀子·非十二子》）转贴于
儒家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体现在自身生命里就表现为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的高度统一。《中庸》的“道不远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表达的正是人类历史文化与自身生命的内在一致性。孔孟都把文化生命的发展归宿视为“道”，孔子说“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孟子也说：“君子深造之以道。”（《孟子·离娄下》）到了荀子那里，道与生命结合得更加紧密，荀子认为：
圣人者，道之极也。（《荀子·礼论》）
圣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荀子·儒效》）
圣人是道的极至，圣人是道的总汇，天下之道，百王之道都集中在圣人这里，诗书礼乐文化全都在这里，圣人就是道的化身。正是在此意义上，荀子进一步指出：“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荀子·非相》），圣人自身就是天下万物以及古今文化的基本法则。
人是文化发展演化的主体，人的生命始终贯穿在整个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因而，历史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它同时也是人的文化生命的发展。反过来，从人的文化生命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探出文化发展的端倪。正是基于人的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的高度统一这一理论前提，有学者认为，孔子提出了文化发展的“文质史观”[6]，它实质上是对汉儒以“文质三统”相互更替的理念解读孔子文化损益观的现代解读。与其说孔子以文质论历史，还不如说孔子以文质论生命，历史文化生命只不过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只不过是人的生命的外在形式，正是文质生命的发展展示了历史文化的变迁。后学往往在夏商周三代文化尚文尚质的问题上争讼不休，实质上，对孔子而言，文与质是和谐统一的，文与质的统一，既是人的文化理想也是文化建设的理想。对人而言，文质统一即为文化生命和道德生命的统一[7]，对文化而言则是历史文化精神与道德精神的理想结合。荀子在其《礼论》篇中极为精彩地描述了礼文化的发展历程：
凡礼，始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荀子·礼论》）
意思是说，礼，开始时简单，逐渐比较完备，最后达到满意。所以礼达到最完备的程度，就能把情感和仪式两方面都充分、完善地表达出来；其次是，情感胜过形式或形式胜过情感；再其次，那就是只注重质朴的感情，而符合于太古时代的情况。这里的“情”指人的内在情感，即质。礼的发展就是礼从质到质文互胜到文质俱尽的演进历程。荀子又把“情文俱尽”理解为“礼之中流”，认为“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同上），文与情（质）互相配合，并行兼用，这就是适中的礼，即礼的比较理想的状态。礼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生命形态，它的内在结构与人的文化生命结构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基于此，儒家还赋予了礼文化以生命的形式，使之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贯穿于生命的始终：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人的生命也就是文化的生命，人的生命的延续也就是文化生命精神的历史延续。
注 释：
[1] 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郑家栋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2] 参见蔡仁厚：《孔孟荀哲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47页转述牟宗三先生关于孔子“立仁教”，开创“道之本统”的思想。又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3—191页。
[3] 参见[汉]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6页，司马迁云：“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又见[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不苟》（第48页）、《非相》（第80页）、《成相》（第460页）等篇引杨倞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4]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重印本，第353页。冯友兰认为“后王之法，即指周道。……荀子言法后王，孟子言法先王，其实一也”。郭沫若也持此说，参见郭著，《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
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括的思想较为多样化。比如儒家、法家等等。这些思想都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占据重要地位。在当代，我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儒家文化中的人本教育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儒家文化中的人本思想
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历史上，虽然没有西方的“人文主义”和中国现代社会的“人本主义”，但是在儒家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本主义思想”。自古以来，存在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和意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民贵君轻”、“强调人的价值”等民本思想。这种民本思想即为现代社会强调的“以人为本”思想。[1]早在殷末周初时，《尚书》中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思想。并明确指出一个国家要想得到安宁与发展，其前提条件是加强对以民为本思想的重视。在春秋战国时期，提出了“以人为本”思想。管子在《管子•霸言》中指出，要想巩固霸王之业，其根本原则是构建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管子肯定人的价值以及作用。随着时间的发展，以人为本思想在儒家的“仁爱民贵”中的得以体现。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和代表人，孔子站在仁爱角度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和作用。并指出，每个人身上都有别人学习的发光点，并推崇人格独立和自主。作为爱人的仁者，需要全面系统地认识到“仁爱”思想的精髓和意义。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中，孔子格外关注人的主体性和根本性。对于孟子而言，主张站在人性论角度看待仁爱思想，无论是人还是物，都主张博爱。荀子作为孟子的继承者，在宣扬仁爱思想的同时，他强调人的地位。并在性善论基础之上，提出了性恶论。但是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主张人的地位，并关注人的价值和作用。
2儒家文化中人本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2.1做到“有教无类”
目前，虽然教育改革步伐不断加快，但是依然面临着“市场化”危机。针对这一情况，需要高举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旗帜，进而避免出现教育不公平现象。2014年，在两会报告中，国家总理就针对农村教育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策略，即需要加强对中西部和农村教育问题的关注，加大对其教育投入力度，促使城镇教育的公平发展。除此之外，针对农村有困难的农家子弟，需要加大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同时提高我国教育整体水平。[2]在新时代下，国家需要加大对“有教无类”这一教育思想的宣传力度，通过微博、微信等多种网络平台加强人本教育思想的宣传，这样既可以增强人们对有教无类这一思想内涵的了解与认识，又可以为培养全面性人才奠定基础。
2.2培养人格完善的人才
孔子思想中，强调“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其中，基础科目是诗、书、礼、乐。与此同时，在注重基础科目的同时，应加强体育锻炼，从而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现阶段，学生在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应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对于学校而言，应结合儒家文化中的人本教育思想，改变人才培养目标和方向，在实施素质教育的同时制定新型人才培养方案，进而为社会培养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
2.3做到“因材施教”
对于广大教师而言，在具体教学中，应坚持因材施教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儒家传统文化中人本教育思想的外在体现。在教学方法上，应结合不同学生实际情况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层次性的教学目标，并关注和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进而在促使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凸显学生个性。这一教学方法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人本教育思想，且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2.4师生关系应和谐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弟子三千，但是对每一位弟子都关爱有加，且尊重他们、爱护他们，这对于现如今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具有借鉴意义。他的这种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不仅赢得了广大弟子的尊重，同事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今社会，师德问题日益凸显，比如“丁娟事件”、“教授涉嫌论文抄袭事件”、“上海教师使用ipad上课事件”等等，这些事件的存在表明今天的师德问题较为突出，其拓展范围较广。针对这一问题，学校教师应改变传统单一教学模式，且要有高尚的品德。学生也应改变对教师严厉形象的认识，进而为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3结束语
传统儒家文化有其自己的思想精髓，同时也有着一定的弊端和局限性。因此，在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应正视其缺陷，学习其中的人本精神，在肯定人的价值和作用的同时，加强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宣扬与传承，进而丰富中国特色教育思想。
参考文献
关键词：儒家文化；传统木雕花板；题材
0 引言
中国的儒家文化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不断吸取新的思想和观点，适应了各个朝代统治阶级定国安邦的需求，其思想广泛渗透到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国传统建筑和家具装饰的细部、室内陈设等从侧面反映和表达了儒家思想的理念和要求。在古建筑和家具上常用的结构件和装饰件――传统木雕花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作为传统建筑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传统文化的载体，其表现儒家思想的雕刻题材也就相应的占据了传统木雕花板题材的很大一部分。随着现在人们对建筑室内外装饰文化品位需求的提升，木雕花板又开始受到设计师的青睐。本文通过研究儒家文化对传统木雕花板雕刻题材的影响，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传统木雕花板所表现出的文化寓意。
1 儒家文化理念
儒家思想形成于春秋末年，是以“仁学”为核心的庞大思想体系，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追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理想[2]。这些理论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汉代统治者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国学，儒家思想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其中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始终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并在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在古人心中形成强大的精神意识，进而影响了民众的价值观、情感观、审美观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传统木雕花板装饰纹样的教化题材中反映最多的是伦理教化。“忠孝节义”是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伦理准则。木雕花板纹样中，或以人物故事情节、或运用植物比拟、或者其他象征手法的装饰题材来宣扬忠、孝、节、义，以达到宣扬伦理道德的教化意义，使人们生活在其中，在不断地熏陶中修身养性，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着道德教化。“忠、孝、节、义”，反映了封建社会人们的精神思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间建筑装饰的理念内涵[12]。在现今社会，依然是人们不断追求的高尚的精神境界。
2 儒家文化在木雕花板上的体现
2.1 以“孝”为题材
中国封建统治者素以“孝”治天下。汉武帝时期，将“孝”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最著名的就是“举孝廉”。在汉代，“孝廉”已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的名称。由此可见，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孝悌观念始终存在于统治阶级的心中，也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反映了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二十四孝图》。其中人物的所作所行，为古代社会各阶层树立了榜样，就是教育人们敬老爱老的范本，常被用在建筑木雕中的花板雕刻之中。如“戏彩娱亲”、“百里负米”等被广为流传。图1即为二十四孝中的孟宗哭竹生笋的故事，故事讲的是孟母冬日生病，“孟宗哭竹，冬日得笋以食母”。另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最体现孝道的是繁衍子孙，因此，多子多福、儿孙满堂，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传统家庭观。如徽州乡村人在结婚时，按照当地传统习俗，喜欢选用精工细琢制造的“花床”、衣橱等作陪嫁，来点缀他们的洞房花烛夜。图案以“龙凤呈祥”“麒麟送子”“百年好合”等较多，用“石榴”象征“多子多孙”，用“鸳鸯”象征“夫妻恩爱”，用 “和合二仙”的故事，来寓意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寄托人们对婚姻幸福的美好愿望。除此以外，还有麒麟送子、五子图、送子观音、百子图等，表示对子子孙孙无穷尽的希望。图2是百子闹春图花板中的一部分，此题材常见于我国古民居中，以表达对子孙满堂的美好期望。[37]
2.2 以“忠”为题材
忠与孝，是我国的一种传统美德和社会责任，在现代也是必须发扬光大的。忠、孝，是儒家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是维系家庭和社会道德的两大支柱，子女对待父母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忠，即忠君报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见，“忠”在古代人们的心中是何等的重要。“岳母刺字”、“杨家将”、“木兰从军”、“苏武牧羊”等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木雕纹样，都是赞扬人们忠君爱国的典范。图3“木兰归家”表现了花木兰征战疆场凯旋后还妆红颜的场景。[3-8]
2.3 以“节义”为题材
在封建社会里“节”主要指妻子对丈夫的服从；“义”则具有封建道德准则的意义，这里主要指君臣之间或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们之间的一种道德责任。节义，在新华字典里释为节操和义行。节，即气节，指置生死于度外的信念。其代表人物如文天祥，苏武等。在木雕花板中，常用梅、兰、竹、菊、莲等来比拟人的高尚人格。梅、兰、竹、菊，并称四君子，它们分别代表了傲气、幽静、坚韧、淡然四种不同的品质，常被文人用来作为其刚正无私的君子风度的暗喻，与儒家提倡的道德规范一致，也成为历代文人们颐养身性的道德标准，因此在书香门第的民居中较多见。义者，理义、道义、正义、公义。朱熹曰：“义者，天理之所宜。”见利思义，就是指人内心善良的道德本性。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关羽，由于其自身的英雄气概以及忠义，成为后世统治者推崇的忠义楷模，关公也成为一种文化和精神。所以取材于《三国演义》的木雕花板纹样，成为民间建筑木雕装饰中热衷的题材，教育后人要仿效关羽，忠义两全，如图4描述了关羽千里走单骑，离开曹操寻找刘备的故事。[38]
2.4 以“和”为题材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和”是儒家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礼的前提是以和谐为贵，但是，如果为了实现和谐而脱离礼文的约束也是行不通的。就是说在家庭、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在遵守“礼”的同时，相互之间又不要出现矛盾。在传统建筑室内外装饰中随处可见以“和”为题材的木雕花板。图5通过动物之间和谐相处比拟人与人之间“以和为贵”的观念。图6的鹤谐音“和”，与荷花组合、寓意和睦。[8]
3 结论
近年来人们对中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重视，随着人们对传统和理性的回归，对传统文化艺术的存在和探究需要有更深刻的认识。传统木雕花板装饰艺术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民间艺术形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依然是现代人的道德标准。今天的人们在使用和欣赏木雕花板时，不仅要看到木雕花板的装饰美这一物质层面的属性，更要了解到其所传达的文化信息和所表现出的中国儒家文化的内涵，这也为现代室内设计师对木雕花板的利用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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