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1-15 11:13:56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刑事案件辩论，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量刑答辩制是指刑事案件的控辩双方，在对被告人的具体量刑的幅度上，控方享有量刑建议权，而辩方享有量刑答辩权。从这个定义看，量刑答辩制应包含两个内容：一是量刑的建议权，也就是求刑权，指公诉人在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犯罪性质的同时，提出较为具体量刑意见的权力，系公诉人在量刑裁判以前的某个诉讼环节，在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的基础上，依法就适用刑罚包括刑种、刑期、罚金数额和执行方式等提出建议。本质上，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二是量刑的答辩权或异议权，由辩护人、被告人针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的内容进行答辩，也：可以提出自己关于量刑的建议。量刑建议权与量刑答辩权系公诉权与辩护权的必然延伸。
司法实践中，对刑事案件被告人的量刑普遍存在不平衡性，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我国刑法在分则条文中对各罪分档过粗，而造成法定刑幅度过大；刑罚标准过于宽泛，必然导致量刑的不稳定性和不一致性。且量刑弹性条款过多，使法官难以把握。另一方面，法官自由裁量具有不稳定性。由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法官自身的素质、个人经历、专业素养、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对相同或相似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及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大小的理解、判断存在较大的差异，使得量刑幅度、尺度不一的情况存在。
对于未成年被告人，由于我国立法的缺位，均是参照成年人的量刑标准在执行；未成年人又有着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量刑的弹性更大；在犯罪原因上，不仅有未成年被告人本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及家庭的原因；审理及处理宗旨是以教育挽救未成年人为主，惩罚仅仅是辅助手段，因此量刑时所考虑的因素就更多。
对未成年人犯的量刑，还有一种较特殊的状况，就是判处非监禁刑的比例较大，量刑轻缓化夹出。据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少年刑事审判庭在2003―2005年三年统计数据显示，所受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共计有347件856人，其中未成年人犯有464人；在这464人中，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单处罚金、免于刑事处罚等非监禁刑的共计187人，占未成年人犯的40．3％。从这些数据看，当然体现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量刑轻缓化的特点，以及教育挽救为主，惩罚为辅的宗旨，但怎样把握适用非监禁刑的标准，掌握好量刑的度，以更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挽救，仍然是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综上所述，对未成年人刑事一审案件在庭审中适用量刑答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以下几点思考意见。
一、对未成年刑事案件审理中适用量刑答辩的必要性
(一)意义。量刑答辩制是司法公正的体现，有利于完善和健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保障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程序上，没有经过辩论程序而直接予以判决是不合法的。量刑答辩作为对法官自由裁量制度的必要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量刑裁判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量刑答辩制度的实行是给控辩双方发表量刑意见甚至进行辩论的机会，实际上增设了一个相对公开的量刑听证环节，从而提高了量刑的透明度，把量刑置于一种无形的监督下，有助于未成年被告人对自己罪行危害性的认识，和对法院判决的理解与服从，有利于改造，也充分保障了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二)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因素具有特殊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在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时，不但要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还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情节，以及犯罪后有无悔罪、个人一贯表现等情况，决定对其适用从轻还是减轻处罚，以及从轻或者减轻裁决的幅度，使判处的刑罚有利于未成年人罪犯的改过自新和健康成长。因此，全面调查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刑事处罚影响很大。
在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中，法官对案件的处罚是中立而消极的，必须经控辩双方充分陈述、辩论，在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综合情况基础上，才能做出对被告人恰当的判决，庭审中只有设立量刑答辩，才能促使控辩双方对被告人进行全面调查，将社会调查报告中所涉及的内容作为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理由来展开辩论，支撑自己的控、辩理由。法官就能从双方的意见中获取对未成年被告人全面和客观的了解，既防止了对未成年被告人一味地惩罚，又防止了轻刑化的滥用所导致的量刑不当。
另一方面，由于未成年被告人在量刑时，适用非监禁刑的情况较多，非监禁刑的适用对未成年被告人较为普遍。而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在适用缓刑条件上，它不仅仅需要被告人本人所具备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或者酌定从轻情节，比如偶犯、初犯、没有恶习、受人邀约、引诱、案发后积极退赃、认罪、悔罪态度好、被害人予以谅解等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还必须要具备应有的管教监护条件，而且管教监护条件是否具备、条件好与不好，在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上有着关键性的作用。但就有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长，为了让未成年被告人能够适用非监禁刑，而提供不实的管教条件，甚至提供一些虚假的证明，以使法官相信该未成年被告人具备相应管教条件而判决适用非监禁刑。笔者不否认家长给法院提供这些管教条件是基于积极的态度以及其为帮助未成年被告人走上正道的动机，但不一定对被告人矫治有利，由于是法院单方进行审查，仅停留在书面上，缺乏一个相互辩论的程序，这也有悖于程序公正。
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需要进行量刑答辩，这也是立法精神的体现。2002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悔罪态度较好，具备有效帮教条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未成年被告人，公诉人应当建议法院适用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二)主观恶性不深的初犯或者胁从犯、从犯；(三)被害人要求和解或者被害方有明显过错，并且请求对被告人免于刑事处罚的。”此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法庭审理时，控辩双方向法庭提出从轻判处未成年被告人管制、拘役宣告缓刑或者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免于刑事处罚等适用刑罚建议的，应当提供有关未成年被告人能够获得监护、帮教的书面材料。上述规定明确了对未成年被告人在适用非监禁刑上实行刑罚建议。笔者认为，提出刑罚建议，并向法庭提供书面材料，其最终是要
法庭采纳或确认其真实性，因此必然要适用量刑答辩。
(三)关于对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判处罚金刑的问题，一直以来对其如何体现平等性以及量刑幅度与经济状况的一致性，颇有争议。依照刑法的规定，罚金刑并未将未成年人排除在外，但对于如何适用罚金刑、如何确定罚金刑数额等，立法没有限制性规定。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只是将未成年人的罚金数额的起点与成年人相比，降低了500元(成年人是1000元)。但从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这个角度讲，在经济上是没有独立的，没有履行能力。无疑，缴纳罚金的担子就落在了其父母的身上。大多数未成年刑事案件是侵犯财产类的案件，抢劫案和盗窃案占了未成年犯罪80％以上的比例，故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罚金刑相当普遍。但审判实践中却很少考虑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财产状况，仅比照比成年被告人的罚金数额而主观判决，随意性相当大，难以体现刑罚与经济状况相统一。更严重的是，相同数额的罚金，对于经济状况不同的被告人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也就是罚金刑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适用的最大的弊端――不平等性。因为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尽相同，经济承受能力可能相差很大。同样是一万元罚金，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可能如九牛一毛，无关紧要，而对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则意味着要倾家荡产或负债累累，事实上也出现了同样犯罪情节的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对同等额的罚金刑实际感受的痛苦出现极大悬殊，这样也显失公平的。
量刑答辩制度可以从程序上解决这个问题，能纠正控辩双方只注重查清案件事实而不关心其家庭财产状况，促使控辩双方针对未成年被告人家庭经济状况收集证据，通过对罚金刑的量刑建议和辩论，让法官做出公正而合理的判决。
二、量刑答辩在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适用也是可行的
(一)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中都有关于量刑建议的内容。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对量刑建议的态度不一，如英国认为量刑权是法官的专有权力，对被告人处以何种刑罚，是法官和犯人之间的事，控方的任务只是协助法官确定量刑的事实基础而无权建议处以何种刑罚。美国则不同，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控方有量刑建议权，但量刑建议却在实践中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达成辩诉交易的情况下，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往往就是最后的宣告刑。
大陆法系国家，量刑建议制度比较普遍，如在日本，一般检察官在论述指控时，对具体的量刑发表意见，这叫请求处理。“求刑”指请求量刑，一般要求有具体的刑名、刑期、金额、没收物、价格等的明示，这是日本刑事诉讼审判实践中早已被确定下来的诉讼惯例，既是检察官的权利，又是检察官的义务。而在德国，检察官在审判中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对刑罚的建议，尤其体现在其处罚令程序中。德国的处罚令程序是一种处理简单、轻微案件的简易审判程序。《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07条规定了处罚令程序，即“在系属刑事法官、陪审法庭可以不经审判以书面处罚令确定对询问的法律处分。申请应当写明要求判处的法律处分。提出了申请就是提出了公诉。”处罚令程序中的申请书要载明案件事实以及所请求裁定的刑罚种类及罚金数额。
纵观各国对量刑建议的做法，虽各具特色，但也有一些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量刑建议一般都在法庭上提出(德国的“处罚令申请”例外)；(2)控方提出的量刑建议仅仅是一种建议，不对法官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3)在法官不采纳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时，检察官不能以此为由提出上诉(我国为抗诉)。
(二)量刑建议权具有其法理依据。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诉机关在行使公诉权时，其内容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是请求法院对其的犯罪予以确认，行使的是定罪请求权；二是请求法院在确认犯罪成立的基础上，请求予以刑罚处罚，即量刑建议权(求刑权)。长期以来，公诉人在行使公诉权时，只注重行使定罪请求权，对于量刑问题完全付诸法院，而没有全面行使法律赋予的公诉权。没有量刑建议权的公诉权，是一种有缺陷的公诉权。
从立法角度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一条是关于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的条件和如何提起公诉的规定，而其中就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作为提起公诉的条件。第160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本条规定的一个方面就是法庭辩论。根据这条规定法庭辩论是在法庭审理中，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围绕犯罪事实能否认定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应负什么样的刑事责任等，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各自意见和进行互相辩论。这些法律条文为公诉人享有和行使量刑建议权、-辩护人享有量刑答辩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适用的有利条件。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在适用量刑答辩制上，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确立了强制辩护制度，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律师的出庭率高，为100％，这就为适用量刑答辩提供了程序和制度上的保障，让被告人方有足够的力量抗衡控诉方的指控。
未成年刑事案件在审判原则、程序和实体上，都具有其特殊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因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重在教育挽救。教育挽救为主的宗旨贯穿未成年刑事案件审理的始终，故法庭辩论还应涉及到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什么样的处罚对教育挽救更为有利，控辩双方的对立性和抗争性就没有普通刑事案件那样强烈，其对量刑进行答辩的目的容易得到统一，辩论的焦点也将会围绕怎样处罚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挽救最为有利，以及对被告人适用刑罚种类的理由等等，特别是在对未成年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的问题上，更能体现量刑答辩的优越性。故在“涉少”案件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对抗，对抗性的强弱服从和服务于保护少年，教育、感化、挽救少年犯罪人的共同任务。法官的地位是主导性的，其行为是积极、主动，而非消极的。故在未成年刑事案件庭审中适用量刑答辩制是有必要且可行的。
三、司法实践中量刑答辩所有在的问题以及尚需完善之处
(一)量刑答辩制度怎样在未成年人刑事“暂缓判决”制度中得以体现
“暂缓判决”制度使刑事案件的审与判相分离。这种制度的特点在于经庭审以后只能确定案件的事实及性质，在判决之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考察对于法官量刑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那么庭审中的量刑答辩似乎显得没有必要。怎样将两者作有机的结合，是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笔者个人认为，只要分清了法官自由裁量权与量刑建议权、量刑请求权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量刑答辩的意见是对法官的裁决提供一种参考意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不受量
刑答辩意见的限制，量刑答辩的意见是控辩双方对量刑的一种建议，并无法定的效力，也并不妨碍法官正确适用刑罚，对控辩双方的量刑意见，法官既可以采纳也可以拒绝。而“涉少”案件中的暂缓判决案件，由于其程序的特殊性，庭审中量刑答辩仍可进行，而且控辩双方均可对该案件是否进行暂缓判决、暂缓判决考察期满后的刑罚适用提出量刑的建议和量刑的辩论，法官可以将双方的意见作为是否对该案适用暂缓判决的参考意见，在暂缓判决的考察期结束后，法官可在综合控辩双方的意见基础上，结合暂缓判决考察期未成年被告人的具体表现作出量刑裁决。
(二)量刑的具体意见可否由辩护人在法庭上先于公诉人提出来，即量刑建议的主体是单一还是多元的问题
公诉意见中没有具体的量刑意见，在司法实践中是普遍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是担心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后，如果法官不采纳，会造成公诉人处于尴尬的处境；担心由于推行量刑建议而加大工作量；担心量刑建议会干涉审判权而引起法官的反感等等。是否公诉人没有量刑建议，辩护人的量刑辩护就没有针对性?就笔者所在法院少年庭对“涉少”案件适用量刑答辩的具体情况看，首先庭审活动是由审判长在驾驭，在公诉人没有具体提出量刑建议的时候，审判长可以要求公诉人“就具体的量刑发表意见”；如果公诉人消极对待，法庭完全可以让辩护人就具体量刑发表意见后，再征求公诉人对辩护人量刑的意见。司法实践中这种情况较为常见。因此量刑建议的主体不应仅限于公诉人，在顺序上由谁先提出都是可行的，不能因为公诉人不提量刑建议，辩护人就没有量刑辩护的机会。公诉人不提量刑建议，那是公诉人自己放弃了其具体量刑建议的行使权。从总的程序来说，检察机关在书中已载明适用的刑法条款，即使公诉人消极行使量刑建议权，辩护人的量刑意见仍然也具有针对性。
(三)控方量刑建议的具体时间
中图分类号：U665文献标识码： A
变电站土建设计与整体项目的设计和建设是存在协调关系的，保障变电站土建设计结构的安全性和耐久性不仅可以促进工程项目投入使用后的稳定运行，更重要的是其涉及到整体项目的资金规划和分配，而且变电站土建设计是一项系统的复杂工作，其对土建设计者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因此，安全性和耐久性是变电站土建设计中的重要因素。
1土建结构安全性、耐久性分析
变电站土建结构设计中，必须综合考虑的两项影响因素即是安全性和耐久性对此进行简单分析
安全性。变电站土建设计中结构的安全性主要体现在土建设计结构整体安全性、构成部分安全性以及结构设计安全性三个方面，此三方面的影响因素是构成变电站土建设计结构安全性的核心内容，例如整体安全性，即是当土建结构发生部分损坏时，可保障其对整体的影响力限制在最小范围内，构成部分安全性，即是组成土建结构的材料、力度参数、构建负荷等方面的达标性，结构设计安全性，即是保障土建结构理沦设计上不存在威胁因素。
耐久性。变电站土建设计结构的耐久性是指在工程持久使用的程度，其与土建设计结构的稳定性具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与建筑结构使用的材料也存在关联，因为土建结构的稳定性以及材料的耐用性都是决定变电站土建设计耐久性的内在因素保障变电站土建设计结构的耐久性即是延长变电站土建建筑的使用年限。
2影响土建结构安全及耐久的因素
通过对变电站土建设计结构进行分析，得出影响变电站土建设计结构安全性和耐久性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环境因素、混凝土保护层的水胶比、强度等级、氯离子含量以及碱含量，对其进行综合分析有以下几方面。
2.1外界环境因素
变电站土建设计中的结构的耐久性是围绕环境类别进行设计的，土建结构耐久性可受到结构所处的环境分类，但是在土建设计中设计者往往忽略当土建设计处于不利环境中时，需采取相关的防护措施，例如，土建结构设计处于寒冷或者极其严寒的地区时，其必须按照国家相关的规范进行结构的设计，处于海风环境比较流通的环境中时，则必须根据当地的风向划分迎风和背风处，设计者不能忽视风向因素，需对其进行实地考察，而部分设计者只是单纯考虑一方面的影响因素，不能做到对外界环境的所有因素进行综合的考量。
2.2混凝土质量和结构的影响
变电站土建结构中主要使用的材料是混凝土，因此，混凝土本身的质量以及其构成的结构都是可对安全及耐久造成影响的，首先是混凝土的质量，变电站土建结构对混凝土的质量是有多项指标要求的，但是市场上的混凝土大多以其强度作为采购的标准，大大降低了混凝土使用的质量保障，除混凝土的强度以外，混凝土中水泥的粗细度、骨料的硬度都是主要的影响因素，第二是混凝土的结构，在混凝土采购达标的情况下，当其投入使用后，要保障外加剂、水灰比的合理性，如果混凝土中外加剂、水灰比的调配过度或不足，都是会造成混凝土结构不稳定的。
2.3结构检测的影响
变电站土建设计中结构的安全性和耐久性与定期的结构检测是分不开的，但是我国的变电站土建设计中忽视了检测的重要性，在设计中缺乏对结构检测的规定，或者是结构检测的周期与结构的使用不旱相关性，导致无法及时发现变电站土建结构中的不合格构造。
3保障土建结构安全及耐久的措施
以变电站土建设计结构中影响安全性和耐久性的因素为研究对象，提出保障变电站土建设计结构安全性和耐久性的有效措施。
3.1综合考量外部影响因素
综合考量外部影响因素时，设计者除将环境影响因素按照国家相关标准执行以外，更重要的是提高混凝土使用的规范性混凝土的规范性是提高变电站土建结构耐久性的支撑基础。以一类环境土建设计结构的耐久性为100年为例，其对混凝土在各个方面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如，钢筋混凝土在土建结构设计中的强度等级最低不得低于C30;混凝土结构的最低预应力强度等级不得低于C40;氯离子的含量不得超过0. 05%，为保障结构耐久性建议混凝土中选取非碱性的骨料，骨料中的含碱量不得高于3. 0 kg/m3，在建设混凝土保护层时，必须采取对表面层保护的有效措施必要时可适当降低混凝土保护层的厚度另外着重对混凝土的构建进行耐久性设计，以提高其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
3.2重点考量施工中的混凝土
变电站土建设计结构中的混凝土的选取需要按照工程建设的实际要求和实际情况，根据土建设计结构的安全标准，采购市场上达标的混凝土，在对混凝土进行配置时，严格按照土建结构设计中的数据和参数，例如混凝土结构中的预应力，必须根据土建设计结构的实际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同时对土建结构中涉及混凝土抗渗、腐蚀的体系结构进行相关标准的检测，主要检测混凝土的性能、参数、配置比、硬度等物理特性，抽样检测达标后才可将其投入施工建设中，混凝土在变电站土建设计结构中，是不能进行二次更改的，因此必须保障其在使用前的各项参数达标，避免投入使用后因混凝土的质量和结构的影响导致土建结构出现断裂、腐蚀的现象。
在进行混凝土选择时，要综合考察变电站土建结构所处的环境，尽量避免环境对混凝土的影响，部分混凝土对强光照射或湿润气候比较敏感，容易产生化学分解影响混凝土的稳定性，而且混凝土对钢筋是具有一定保护作用的，如果混凝土层遭受破坏，也是会影响到钢筋的使用质量的。
3.3制定合理的结构检测方案
在进行变电站土建结构安全性和耐久性设计时，设计者应制定合理的结构检测方案，同时，根据土建结构施工的实际情况进行结构检测方案的更新，检测方案包含的内容有:
(1)以国家的规范制度为基础，对变电站土建设计中的结构安全性和耐久性进行整体定期的测试。
(2)根据土建设计结构的施工情况进行项目模块检测，以设计时制定的结构检测方案为基础依据，对阶段性完成的土建设计结构进行检测。
(3)对土建设计结构中的各项参数数据，如，高度、坡度、宽度、建筑结构等进行实际性检测。
4结语
变电站土建设计对参与的设计人员的要求相对要高，在变电站土建设计中，安全和耐久性能是衡量一个变电站土建综合实力的两大因素，通过对变电站土建设计的衡量，也能体现设计参与人员的水平，设计人员除了考虑以上两点外，还要做好积极的预防准备，确保土建构架的安全性和耐久性，这样才能够保证变电站土建设计的得到社会的认可，才得以不断的创新。
参考文献：
[1]张吉坷.土建结构工程的安全性与耐久性[J].建筑工程，2012,(6)
1.对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这类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1)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这类案件被告人的罪行及社会危害性都较轻。人民法院在审理前,要根据人民检察院提供的证据材料,依据有关法律,对被告人的罪行及可能判处的刑罚作出判断。在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被告人罪行较重,需要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庭应终止简易程序,按普通程序审理。
(2)必须是案情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
(3)人民检察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或者是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适用简易程序并征得人民检察院同意。
2.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是指刑法中规定的由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控告被告人的案件,包括侮辱、诽谤罪、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罪和虐待罪等。
3.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这类案件是犯罪行为及其社会危害性都不严重的轻微刑事案件,并且被害人有足够的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不需要人民法院进行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适用简易程序可以在保证办案质量、正确运用法律的基础上,及时、迅速地审结案件,解决纠纷,缓解社会矛盾,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简易程序“简易”在哪些方面?
简易程序是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的,它省略了普通程序的某些诉讼环节,是对普通程序的简化。这种程序的简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应当由审判员、陪审员三人以上组成合议庭。由于法律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作了限定,因而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都是事实清楚,证据比较充分,危害也不严重的轻微刑事案件,不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就可以保证质量地审结,以使人民法院可以集中精力去办理重大复杂的疑难刑事案件。
2.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这一规定也是由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的特点决定的。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的公诉案件,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由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一般是事实比较清楚,证据充分,相对来说,社会危害性也较轻的一些刑事案件,对这类案件如果人民检察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认为不派员出庭支持公诉,不会妨碍指控犯罪,证明犯罪,惩罚犯罪的,可以不派员出庭。当然,如果人民检察院认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也需要派员出庭支持公诉的,也可以派员出庭。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自诉人直接起诉到法院的自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当然不需要派员出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