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1-22 16:03:32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资产证券化的动因，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理论；实践；风险
1国外研究成果综述
国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资产证券化进行研究，主要从资产证券化定义、动因、风险、定价及收益等角度进行分析，对资产证券化结构设计已深入到利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的层面，理论研究相当成熟。
1.1资产证券化的定义
美国投资银行家 Lewis S.Ranier（1977）首先提出“资产证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这个概念。James A.Rosenthal & Juan M.Ocampo（1988）认为，广义的证券化是指一切以证券为媒介的一般化现象。“证券化之父”Frank J.Fabzzi教授认为资产证券化可被视为一个过程，通过该过程将具有同类性质的贷款、租赁合约、应收账款、分期付款合同以及其它缺乏流动性的资产打包成可在市场流通的带息证券。
1.2资产证券化的动因
上个世纪50年代，Anrrowand Debreu 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证明了经济主体可以利用有价证券来防范金融风险，从而为金融资产证券化的理论动因提供了依据。Steven L.Schwarcz（1994）将资产证券化视为一种“炼金术”，即通过资产证券化的运作原理与机制，企业可以通过SPV从资本市场上筹得资金，从而降低融资成本。Claire A.Hill（1996）认为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风险隔离机制可以有效降低信息成本。
上述相关理论主要是按实践进程发展延伸的，相对集中于论述证券化某一单一方面的社会经济功能。与此同时，很多国外学者从综合性角度对资产证券化的积极效应进行了考证。JureSkarabot（2001）指出证券化是公司价值最大化的最优选择；Gorton & Haubrick（2003）论证了流动性假说理论，提出商业银行的证券化能力可以影响其流动性风险的大小；UgoAlbertazzi（2011）发现证券化市场能够提供有效转移信贷风险的工具。
1.3资产证券化的风险
大量国外学者运用蒙特卡洛分析、期权定价和偏微方程等数理方法，对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风险与收益进行了定量分析。关于资产证券化的风险，主要研究了三方面：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计量、风险控制和风险监管。
关于风险计量，国外对信贷资产证券化风险的研究较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来自基础资产的信用风险和交易结构的证券化风险，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主要关注的是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风险。
关于风险控制，普遍认为其实质是风险隔离。Gortona & Pennacchi（1995）提出y行对贷款者的审查和监督将随着贷款风险的转移而弱化。Hugh Thomas（2001）指出资产证券化自始至终与金融机构的贷款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资产证券化的信用风险治理应回归到基础资产的信用风险治理中。
关于风险监管，该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Mark Fagan（2009）研究了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和金融体系，从全球视角评估了资产证券化监管效果。James R.Barth（2013）指出金融监管部门犯下的错误以及对既有监管缺陷的无视，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累积，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2国内研究成果综述
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资产证券化的尝试，于2005年开始推进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同时逐步深入。总体来看，我国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研究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2.1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前的引进探讨阶段
张超英（1998）在其著作《资产证券化――原理.实务.实例》第一次系统地对资产证券化的原理、评级、会计、税收问题以及资产证券化国外经验等方面进行介绍。汪利娜（2002）详细分析了资产证券化的美国、加拿大、欧洲和香港模式，并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适合我国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可行模式。在发展模式问题上，陈裘逸（2003）提出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应该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不一定要照搬美国的“真实出售”模式，可以考虑采用从属参与模式。
该阶段主要引进介绍国外资产证券化基本理论，并从实践角度探讨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和潜在问题。
2.2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中的深入研究阶段
洪艳蓉（2006）认为在试点阶段，由于我国目前特定的金融市场环境所造成的发生于不同监管主体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制度竞争利弊共存，应该通过制度协调来营造健康市场。梁志峰（2008）运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从提前偿付与违约行为、风险隔离制度和现金流管理等角度研究了证券化风险管理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该阶段主要以资产证券化结构为切入点，深入剖析我国证券化实践的现状与不足，提出相关建议。
2.3金融危机后的重新审视阶段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内学者对资产证券化进行了重新审视，形成了大量的反思性文献。李明伟（2008）从资产证券化的复杂性、真实销售和信用风险分散功能三个方面阐述资产证券化作为创新融资工具所具有的内在缺陷。温馨（2009）认为资产证券化在过度扩张中可能出现异化，因为其具有风险创造和风险规避的内在矛盾。
该阶段理论界开始反思资产证券化存在的先天缺陷，集中研究了监管、制度和风险等方面的问题。
2.4近年来的继续发展阶段
近年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逐渐淡去，资产证券化业务又重新活跃起来，相关研究也逐渐丰富起来。巴曙松（2013）指出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正处于二次发展时期，各项业务的试点范围也在慢慢扩大。赵燕（2015）研究我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发现其存在贷前审查不规范、贷后管理忽视等问题，进而提出通过购买保险转移风险、利用计算机技术加强管理等有效建议。
该阶段主要针对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实践特点和现实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3总结与评价
国外对资产证券化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早，伴随着其实践领域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不断演进和创新，其相关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入，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国内研究起步于向西方的借鉴与学习，伴随着我国资产证券化试点实践的发展而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总体来看，目前对于资产证券化的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角度或某个方面的解读，系统深入的整体性研究并不多见。
参考文献：
如果用简单的数据比较来看，似乎中国应该加快资产证券化的步伐，但如果细细掂量中国的金融资产质量，看看中国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比例、居高不下房地产泡沫和快速膨胀的影子银行，再看看各种风险交错的权益类资产，或许会迅速改变人们对中国金融资产证券化的信心。虽然目前这些潜在的风险尚未显露，但如果将各种风险资产和金融机构自己都没把握的资产快速、大规模证券化，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尤其中国的金融资产目前不能让其过度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实际上是一种债权凭证的出售，是将未来具有稳定现金流的权益提前套现。这在成熟发达的资本市场不足为奇，毕竟他们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评级体系和风险约束机制，他们资产证券化起初的动因是为了加快资产的流动性，实现融资套现的便利化，资产证券化在美国被形容是一种“炼金术”，短短几十年时间就在膨胀到数十万亿美元，成为美国固定收益市场上的重要产品。但人们的贪婪是无止境的，尤其金融机构不顾基础资产的质量，偏离资产证券化的动因，就一定会出问题，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让人们彻底看清了“有毒资产”证券化之后的真实面目，也让人们看清了金融机构的自私贪婪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这也提醒中国在推进资产证券化时务必要注意根基和动因，千万不能动不良资产风险转嫁的恶念。
实际上，目前中国大部分金融机构想让资产证券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将不确定性的债权收益提前套现，实现风险转嫁，这样的动因和恶念必然会结出恶果。以银行为例，在目前银行深入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理财产品等高风险领域，其资产“毒素”比例甚高，现在银行迫切地想将自身的风险转嫁出去。用央行副行长刘士余的话来说，银行的贷款增长和资本金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已经产生了溢出效应，是“面多加水”的游戏，唯一出路和办法是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把银行的表内资产通过证券化转给投资者。但这条路在短期来看似乎是一条生路，但并非长效机制，反而在我看来将银行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未必能够剔除银行的麻烦，搞不好资产证券化会让银行经营更加冒险和激进，银行会更加热衷通道业务和资产证券化，而忽视贷款本身的风险控制，毕竟信贷资产证券化后就不用银行自身来承担违约风险，激进冒险的经营会将金融机构快速推上死路，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不能在重蹈覆辙。
从银行经营的角度和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当然银行风险越小越好，能把风险转嫁给其他人来保障自身安全是最佳选择，但从更大范围来看这并非最佳选择，反而是将“金融瘟疫”传导至金融机构之外，让更多免疫力差的人去承担，在中国历来风险的承接者往往都是弱势群体，普通投资者对于金融资产的质量和风险银行自然没有金融机构熟悉，“有毒资产”和垃圾资产证券化的可能性会更大。有稳定回报、优质的金融资产一般不会被轻易拿出来证券化，而恰恰是风险较大的资产金融机构才有转嫁风险和提前转让债权收益的冲动。
再以券商为例，现在的资产管理业务出现了过度膨胀的迹象，银行和信托等机构的“资金池”受到银监会监管之后，银行和信托为了绕开银监会的监管，主动与券商、基金等合作建立跨机构间的超大“资金池”，券商的很多资产管理业务成了通道业务，仅赚取万分之三至万分之五的手续费，但却兜上了扯不清的金融风险，一旦资金池投资出现巨额亏损，这个横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金融风险影响会非常严重，如果券商再将这些资产证券化，就会进一步杠杆式放大影子银行的风险和爆发信用危机。而现在证监会却大大简化了证券公司从事资产证券化的程序，降低了券商开展资产证券化的准入门槛，并允许包括企业应收款、信贷资产、信托受益权、基础设施收益权等财产权利，商业票据、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商业地产等不动产均可作为可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券商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即可赚取佣金收入和管理费，也可以将自己的存量资产证券化来获取直接收益。如果券商乘机将资产管理中的“资金池”和通道业务打包证券化，会进一步加倍放大金融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09）15-0129-02
过去三十多年金融创新发展历程表明，逃避监管是金融创新最主要的动因之一，而资产证券化自《巴塞尔资本协议I》颁布以来，已经成为商业银行进行监管资本套利的重要技术和方法。新资本协议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主要针对的，也是资产证券化中的监管资本套利和资本监管的有效性，资本监管成为证券化监管的核心。
监管资本套利（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是指商业银行在风险资产面对的监管资本要求及其成本与该资产的实际风险（经济资本）要求及其成本不一致时，力求降低监管资本数量及其成本的行为。在巴塞尔协议中，即使计量监管资本需要量的资产风险权数划分再细，也不可能完全准确反映银行资产的实际风险。于是，便导致某些资产之间监管资本要求相同而实际风险不同的情况。当银行被要求维持超过他们自身意愿水平的股权缓冲储备时，即当监管资本大于银行自己所评估的资本要求（经济资本）时，银行便将为达到监管资本所付出的成本看作是一种“监管税收”（Donahooa和Shaffer，1991），因此，银行就会通过对资产组合先进流量、信用关系和风险进行重新组合和配制，在满足监管资本要求的前提下降低资本持有量及其成本。
一、资本套利动因
在银行监管资本要求计算方法既定的情况下，监管资本套利的动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通过资产管理提高潜在资本收益率
如上所述，当某几类资产监管资本要求相同，而实际风险不同的情况下，在相同资本权重的资产中尽量减少低风险、低收益的资产，而增加高风险、高收益资产，可实现以低资本要求量支撑高收益的资产业务，提高资本收益率。譬如说，在标准法中，BBB级和BBB-级资产同样面对100%的风险权重，这样减少BBB级资产而增加BBB-级资产，将组合转向较低质量的资产，资产组合的风险提高了，收益提高了，但银行的加权风险资产和监管资本要求却没有变化。这种做法是传统的资本套利方式，称为“采摘樱桃”（Cherry-Picking）。
（二）进行业务规模扩充
当监管资本套利使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挪出，降低了监管资本要求，资本便被释放出来以进行信贷业务规模的扩张，只要银行能顺利将信贷资产继续证券化，理论上便可使信贷规模无限扩大。特别是当经济处在繁荣周期时，市场贷款需求不断扩张，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银行便可一边扩张信贷规模一边通过证券化释放资本，通过资产价差赚取利润及收取各种费用牟取利益。
（三）满足监管资本需求
通过资产证券化调整资产负债表内的资产组合，将风险权重大的的资产转换为权重小的资本，或将较高权重的风险资产移出资产负债表，使风险加权资产额降低，资本充足率提高，满足监管资本需求。
二、通过资产证券化进行监管资本套利的方法
（一）传统型资产证券化中的监管资本套利
传统资产证券化中，银行进行风险转移的条件是“真实出售”资产，实现“破产隔离”，但实际上，银行往往在进行证券化时采用优先/次级结构安排，实际上保留了一定的风险，证券化资产的隐性支持（implicit support）将会影响“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效果的信用增强措施，因而实际上保留了部分证券化资产池的风险，并产生相应的监管资本要求。当这一资本要求小于原证券化资产的监管资本要求时，就可以用证券化方式进行监管资本套利。
（二）合成型资产证券化中的监管资本套利
在合成型资产证券化结构中，原资产池中的资产并没有移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只是证券化结构中的“参考信贷资产”（王秀芳，2006）。SPV通过购买高信用证券和信用衍生合约（如CDS），构成了风险收益与资产池相同的资产组合，产生现金流来支持证券的支付。银行通过衍生工具的信用风险缓释技术降低了资产池风险与监管资本要求，释放了部分法定资本，提高了资本充足率。在合成资产证券化中，只需要通过签定信用衍生合约就可释放资本金，手续简便，交易成本低，监管套利效率更高。
三、通过资产证券化进行监管资本套利对金融体系的负面影响
（一）增加了银行系统性风险
银行通过监管资本套利的主要方式是在监管资本比例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将高质量资产证券化，保留高风险资产，以在监管资本比例一定的条件下提高资产的收益率。因此，证券化的结果使银行普遍降低了资产负债表保留的未证券化资产的平均信用质量，导致通过资本充足率对银行进行风险监管的效率降低，而资本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扭曲，当银行实际风险水平被掩盖，表面资本比例提高，银行财务状况恶化会被掩盖，延缓银行调整的速度，出现问题时将使整个银行系统混乱，产生系统性风险。
（二）使资本监管的有效性降低
银行通过证券化等金融创新调整资产组合比例，在遵守资本充足率8%国际标准的情况下追求高收益，银行风险并没有因为监管而降低，违背了资本监管的初衷，使资本监管标准的监管效率降低。证券化等金融创新使风险资产没有反映到银行资产负债表之中，风险难以度量和管理，监管者无法判断银行是否达到某种程度的“稳健”水平。即使实行了新资本协议，如无法对资产证券化及其创新工具和其他衍生品的风险进行准确度量，资本监管的效率也难以提高，监管纪律被削弱。新协议提高了证券化风险暴露资本配制的敏感度，强调风险计量的精确性、敏感性和标准化，突出内部评级法的核心地位，还规定了监管当局对证券化操作的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要求，有一定改善作用。
（三）造成银行业竞争环境恶化，大银行垄断
由于资产证券化的资产池资产规模要求巨大，大银行在证券化业务方面占明显优势，由于规模效应，大银行可创造出更具吸引力的证券化产品，交易成本也较低；而投资者，显然也倾向于投资大银行的资产证券化品种。结果导致大银行能更有效率地进行资本监管套利，而小银行则处于竞争的劣势。新资本协议采用激励相容监管的方式，同时允许银行使用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但不同风险计量方法之间总还留有套利空间，大银行在风险计量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大大优于小银行，也将导致竞争环境的恶化。
四、对资产证券化监管套利的监管对策
监管套利使商业银行在满足监管条件的情况下提高了资产组合的风险，违背了监管的初衷。从有效市场角度看，套利机会的存在是源于不同定价方式或不同市场之间非均衡状态下的价格差异，具体来说，就是当银行发现监管资本与自身经济资本出现差异时，利用监管漏洞、借助衍生工具达到在满足监管资本要求下提高风险和资本收益率的目的。因此，如需追求更完善的监管，则应尽量使银行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一致。根据当前国际监管的状况，在进行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计算所需监管资本时，监管当局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理清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风险转移的确认
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将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转出，但风险是否真正转出，不能只看法律意义上的“风险隔离”，而应看其在经济本质上是否真正实现了完全的风险转移。监管当局应关注银行是否为其资产出售提供了隐形支持，如仍有留存风险，应做适当扣减或进行风险计量，计提监管资本。
法律意义上的风险隔离，侧重于资产证券化交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而监管过程中，为实现监管目标，稳定金融体系，监管者应更注重的是银行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的留存风险。
（二）注重对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方法和过程的监督检查
在关注隐性支持，准确计量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所需监管资本的情况下，监管当局还需注重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监管机构应定期检测银行的风险计量模型的准确度，以及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期是否达到要求，在计算过程中是否根据证券化交易的经济实质进行风险计量，隐性支持等对证券化风险的影响是否被准确评估等。
（三）促进外部及内部评级体系的建设
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的“发行者”付费评级的机制存在难于调解的内在矛盾，监管者应参与重构评级体系，提高评级质量，建立对评级机构的监管制度。此外，还需改变投资者对外部评级过分依赖的状态，促使银行发展内部评级系统，提高银行自身风险管理的能力。
（四）建立激励兼容监管机制
“激励相容”监管是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国际监管体系发展的趋势，它将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纳入监管的范畴，发挥两者力量，使商业银行主动改善风险管理，达到有效监管的目的。监管当局如能建立激励相容的监管机制，银行自主选择内部管理中所运用的风险计量模型计算监管资本需求，监管当局将重点防在数据的真实性及模型的可靠性上，使银行内部管理与外部监管有机结合，不仅有效促进银行加强内部风险管理平台建设，还使监管效率得到了提高。
（五）加强对资产证券化的信息披露要求
在银行体系日益市场化的条件下，依靠市场外部约束机制的重要性变得日益突出，信息披露和透明度更为重要。次贷危机表明，大型金融机构风险信息的透明度不够，误导了市场参与者的判断，加剧了市场波动。特别是对于资产证券化这一类场外交易产品，价格透明性不如场内产品，当市场发生波动时，容易由于流动性缺失而加剧价格的波动，市场监管者应建立资产证券化参与机构的风险暴露信息披露制度，指导市场披露行为。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说过：“监管不可能总是正确的，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监管目标都行之有效外部的监管，永远不可能代替银行自身的谨慎管理以及市场对银行的监督。”监管当局除了加强对银行监管资本要求的管理，尽量减少导致监管套利的漏洞外，促进商业银行自身改善风险管理意识与水平也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刘清涛．当前资产证券化发展的风险监管及其模式选择[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2）．
[2]何冉．论资产证券化中的风险隔离机制[D]．吉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3]黄勇．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纵主横辅”特性之研究[J]．时代法学，200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