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4 15:40:29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教育全球化的定义，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0 引言
2010 年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明确提出，要“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该描述明确了“国际化人才”的内涵与培养目标，对国际化外语人才的培养有借鉴意义。目前，国内高校已达成共识，外语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国际化的教育环境与全球化意识。但是认为“国际化”就是全盘西化、外语人才培养就是单方面的吸收外来语言与文化的思想是对该理念的误读。要防止这种外语教学中一边倒的倾向，就要努力培养创新型外语人才。具体到翻译人才的培养，就是要培养既具全球化视野又具本土化意识的国际化创新型人才。因此有必要梳理译者本土化意识的定义及与其相似、相关概念的关系，借此来探讨其培养的重要性与途径。以下主要是对译者的本土化意识与本地化翻译、译者主体性与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三对概念关系梳理和分析，以期对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培养提供一些思路。
1 译者本土化意识思考
1.1 译者本土化意识与本地化翻译
本土化意识与本地化翻译都与英文localization有关，但两者侧重的角度不同，因此这里用本土化和本地化加以区分。前者指的是与翻译的全球化相对应的概念，翻译的全球化从长远来看，必然会导致全球文化一体化，不利于译者本土文化和多元文化氛围的保持，使全球文化呈现西方主导文化占优势的单一化和标准化，保持译者的本土化意识，即要保持翻译的民族个性；后者指的是 “跨国公司将特定产品转化成语言和文化都符合不同市场需要的产品的完整过程”（李广荣，2012），2007年本地化工业标准协会（LISA）将后者定义为“对产品或服务进行修改以适应不同市场中出现的差异的过程”。本地化翻译的过程，即“在本地化语境下，专业翻译人才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的优势，结合项目管理技术进行的复杂的专业性强的翻译活动”（ibid）。
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本土化与本地化两者所指范畴不同，前者指翻译过程中，译者为避免全球化带来的弊端而要努力保持的民族性，而后者指的是一系列对全球化的产品的语言及文化进行适应本地市场的再包装的语言服务。也就是说，本地化作为译者的一种意识，往往寓于本地化翻译之中。本地化翻译要求译者既要有放眼全球的开阔眼界，又要有着眼当地的本土化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地化翻译离不开本土化意识，本土化意识也需要本地化翻译的土壤。
2 译者本土化意识与译者主体性
既然译者的本土化意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要努力保持的民族性，需要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那么它与译者的主体性又有怎样的关系的？
20世纪70年代，翻译的“文化转向”给西方翻译研究吹来了新风，译者主体性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传统翻译理论强调的原著中心论和作者中心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译者也从受制于原著与作者的“画家”，“媒婆”，Prometheus和“翻译机器”等的形象等（屠国元，肖锦银，1998，30-31）走向“叛逆”的对原文“占有”与“摆布”的主导地位。不可否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为达到其翻译目的，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其主体性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自身因素，如其所处的语言环境、价值观、情感、意志等的影响。因此，屠国元（2003）译者主体性定义为“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和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
从以上定义来看，译者主体性强调翻译要“满足译入语文化”，而这一点也是本土化意识的出发点。译者主体性的涵盖范围比本土化意识要更广泛，译者的本土化意识只是译者主体性当中受本土语言体系与文化影响的那一部分主观能动性，也是最具名族性的一部分。
3 译者本土化意识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既然译者的本土化意识强调克服强势文化的冲击而保持翻译的民族性，那么这就意味着译者要保持一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提出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信，从根本上说是对文化本质的信念信心。所谓文化自信，主要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互为基础，相互相成。没有文化自觉就不会有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就难以形成真正的文化自觉，从而难以达到真正的文化自强”。
译者作为翻译这个跨文化交际中的主要执行者，一方面担负着将外国文化译介到本国的任务，一方面又承担着向世界传播本国文化的使命。在这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要谨防两种倾向：一种是自卑自弃，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认识弱化；另一种是自大自傲，对待外来文化全面排斥。一些译者，谈到先进文化言必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程度严重不足；一些译者缺乏民族文化经典常识的认知；一些学生缺乏对国家发展的自信；还有一些缺乏开放包容的胸怀和开阔的国际视野，文化宗主国意识和民族主义意识较强，缺少对外国先进文化价值的合理认识。
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语教学长期偏重单向介绍外国文化，忽视介绍本土文化，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主要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语言文本，扩大知识面，很少进一步探究产生文化差异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 外语专业学生一直以来致力于积极学习外语语言技能和外国文化，以力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融入世界，人们为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而自鸣得意，却不在意母语表达上的辞不达意、语无伦次，导致在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译者存在严重的中国文化“失语”。因此很有必要针对这一现象，加强外语专业翻译教学中对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培养，也即提高其在翻译过程中的本土化意识。
4 结语
培养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是国内高校的历史使命和永恒追求（张美玲，2010）。作为外语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全球化的视野和国际化的培养环境，更离不开本土化意识的构建。只有在对本土语言与文化足够重视的基础上，培养外语人才的全球化思维与全球化视野，才能担负起国际交流的使命，具备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李广荣.国外“本地化”翻译研究学术话语的构建[J].上海翻译，2012（1）：14-18.
合作办学作为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的主要模式。这类学校的主办人一般以外国机构，企业或个人为主，直接在我国投资或寻找适当的伙伴共同办学，合作双方在办学上进行深入合作，在管理体制、人才培养的理念、教学手段、教材、师资等方面国际化程度较高。教育模式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目前，我国类似的学校已有数十家，参与合作办学的外方主要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的一些教育构，国内的合作学校既有公办学校也有民办学校，广州祈福英语实验学校也属于这一类学校。
2. 国内学校拓展国际业务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指国内的部分中小学为满足在我国的外籍人士子女接受教育的需要，通过设立相关的国际班或国际部的形式，来招收外籍学生。其办学主体是国内中小学，而且学校在教师聘用、教材设计、办学特色定位、学校管理等方面具有完全的自。由于拥有一定数量的外籍工作人员子女是这类学校生存的基础，所以目前这类学校一般处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
二、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内涵
1. 从理论视角，广为认可的“教育国际化”定义是指“把国际的、跨文化的或者全球的维度融入教育的目的、功能及实施过程”，这一定义强调教育国际化的目的、结果和影响，把着眼点放在分享优质学习资源，培养新一代国际化人才核心素质，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之上。
2. 从政策视角，有人将“教育国际化”定义为一个国家、一个教育系统、一所大学“对全球的政策的回应”，即指随着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互相依存的程度不断增加，需要通过学生流动、知识创造、人才培养等来应对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3. 从实践视角，教育国际化更多地意味着在课程内容、教师发展、校本管理、教育技术、学生核心素质养成等方面有效融合其他国家或文化的国际元素，培养具有宽阔国际视野的人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教育国际化是指国际间的人员交流、财力支援、信息交换（包括教育观念和教育内容）、教育机构的国际合作以及跨国的教育活动等方面内容”。它的主要任务是“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国际化应该是一个“引进”和“输出”的双向过程。“引进”就是一国认识、理解、尊重进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过程。“输出”就是一国把本国优秀文化成果推广到世界，让世界各国认识、理解、尊重进而吸收本国优秀文化成果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教育国际化应该是一个“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跨国合作的动态过程。”基础教育国际化作为教育国际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高等教育国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基础教育国际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适应国际社会发展趋势与要求的人，而不是将重点放在出国交流、出国留学等方面。
三、基础教育国际化的现实意义
1. 基础教育国际化有利于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作者简介：贾剑方（1959-），男，河北石家庄人，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职业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与教学督导。
基金项目：2013年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校长联席会议重大课题“职业教育教学督导新工具的开发及工具体系研究”（编号：GDXLHZDA003），主持人：贾剑方；2014年度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职业教育教学督导的过程研究与实践”（编号：201401152），主持人：Z剑方。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07-0054-04
一、教育国际化的概念，不宜直接移植于职业教育领域
学界对“教育国际化”的理解，是否可以直接移植于“职业教育”，很值得思考。其一，教育的国际化，一直是建立在说文解字基础上的，是一种认为“国际”即“国与国之间”的、跨越了国家“地界”的、突出在于“际”的认识[1]。依此，出国留学、引进国外教育资源、中外合作办学等，就已经实现了“国际化”。其二，基于上述，学界还认为，教育的国际化还有“单向”和“双向”之分[2]。进而又将单向的国际化，划分为内向型的国际化和外向型的国际化[3]。其内向型的国际化关注的是了解、学习和引进国外优秀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文化成果，强调的是一种教育文化的优秀性、先进性和适用性。世纪之交，我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引进了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BTEC和NVQ、澳大利亚的TAFE等。依此，我国的教育也已经实现了“国际化”。其三，当人们发现我国引进国外优秀教育资源之后，与世界教育水平仍旧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时，又有学者提出，教育的国际化乃是包括观念和战略规划的国际化、机构设置的国际化、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的国际化、教师结构与流动的国际化、学生结构的国际化、教学设施等基础条件的国际化、科研水平和成果交流的国际化，以及中外合作办学水平[4]，甚至还包括了被三大检索所收录的论文数量等，将国际化定义为难以攀援、遥不可及的事情。特别对于职业教育而言，这种意义上的国际化，就变成了一种遥遥无期的愿望。
以教育国际化的此种认识，直接移植于职业教育领域，在客观上阻碍了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导致了职业教育的国际化之路或止步于引进，难以有新的创生；或望而生畏，挫败着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信心。
二、职业教育是最适合走向国际化的教育类型
研究发现，人们之所以在“国与国之间”层面上来理解教育的国际化，并十分谨慎地使用“国际化”这一概念，意在与另一个“全球化”的概念区分开来。对于“全球化”，人们习惯上用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等领域；而对于“国际化”，则用于教育和跨文化的企业竞争战略等领域。其理由是，“全球化”强调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种超越国家和区域限制，排除政治与文化差异的统一标准[5]，其目标指向的是世界的模式化、标准化、现代化；而国际化，则主要表现为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借鉴，不涉及世界范围统一的模式和价值观[6]。进而认为，教育只能实现“国际化”而不能实现“全球化”。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在抵制外来文化的冲击，这是由国家的文化特质所决定的。
研究还发现，人们之所以形成这种认识，是由于教育国际化的研究者所关注的是教育，而非职业教育；关注者更多的是来自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研究者，是从带有浓厚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角度来思考教育的国际化的，并未将职业教育从教育中剥离出来，没有考虑到职业教育的特殊性。换句话说，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还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对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笔者认为，职业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类型。如果将“文化”与“知识”进行严格划分，“文化”是一个大概念，是涉及价值观的概念；而认识范畴的“知识”，则是价值无涉的。所谓“人以群分”，是从文化的角度而言的；所谓“物以类同，方以类聚”，则是排除文化和价值观的。而职业教育，其所侧重的，主要是职业领域的操作性知识和方术。这种知识方术，“以物为本”，具有客观性、科学性、专业性，几乎不涉及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输入与输出，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无国界性”、“通用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职业教育是比其他教育更容易实现国际化的教育类型。
三、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是“全球化”意义上的国际化
前已述及，当人们在思考国与国之间“际”意义上的国际化之时，是出于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国度之间的相互借鉴、相互吸收，是一种取长补短性质的共同发展。其之所以局限于两国或几国之间，是因为各国家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特质和政治主张。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限制了教育难以成为全球普适的共同需求。但职业教育与泛泛所讲的教育、普通教育不同，它基本不存在价值观等文化领域的内容，它所涉及的更多的是世上以“物”为对象的客观存在。而在这一点上，各国对这种教育的需求，基本是相同或相近的。经济的全球化和我国经济“走出去”的现实，正呼唤着这种紧随其后的职业教育。
然而，这种“全球化”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对之思考的却很少，并没有形成深刻的认识，在很长的时间里，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我国的官方文本中，《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首次使用了“教育国际化”一词，提出：要提高我国的“教育国际化水平”。而对于“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还从未在官方文本中出现过这种表述方式。至2016年，带有半官方性质的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刘立新副所长才以个人名义提出“加快推进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在此之前官方所采用的，是“开展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与国际接轨”等近似的表述。学界虽然对“教育的国际化”、“职业教育的国际化”的研究较早，但并未给出“职业教育的国际化”一个能够达成共识的定义，更未做出“职业教育的全球化”令人满意的界定。对于“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无论是做出一个规定性的或是纲领性的或是描述性的令人满意的定义，笔者也深感有着较大的难度。但对这一定义的赋予，笔者认为应考虑如下因素。
其一，“教育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了一个人们的习惯性用语，无论是国与国层面的还是“全球”层面的，都习惯于称作“国际化”。这种称谓显然是极为笼统的，这种用语习惯也带来了诸多不便。实质上，当我们在“职业教育”领域言称国际化之时，它所包含的应当是与“教育”的国际化、“普通教育”的国际化所不同的意涵，而是与“全球化”密切相联的概念。这种认识，关系到职业教育输出过程中课程设计等方面的要求、水平和着眼点。
其二，在为“职业教育的国际化”界定时，应考虑到职业教育侧重于职业领域的操作性知识和方术，具有“无国界性”、“通用性”这一教育类型的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应当是一种“全球化”、“通行化”、“普适性”意义上的概念。这种“全球化”、“通行化”、“普适性”，并非意味着“同质性”，不等同于职业教育的全球“同质化”、“一体化”，而是多样化、多元化与差异化的。其“差异”又非意味着“差距”，而是一种“异质同构”性的。这种认识也同样关系着课程设计等方面的要求、水平和着眼点。
其三，“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定义的赋予，还应依据国家对这一教育类型所赋予的“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才”的使命。“国际竞争力”不应是“国与国”之间的“际”意义上的概念，不是以某一国度为参照，而应是全球范围内的概念，是全球范围内所显现出的竞争优势和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职业教育的国际化”也非学界所言称的“教育”的国H化概念，而是“现代化”、“标准化”、“先进性”意义上的概念，是一种“水平”的体现。
四、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核心是培养“一流”的职业人才和打造“一流”的课程，体现为人才培养和课程的水平
按照《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给职业教育制定的目标和任务：“到2020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并“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和骨干专业，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培养高地”。按照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的提法[7]，职业教育的近期目标是：要“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高职院校和骨干专业”，“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很明显，我国政府的这些文件，是将“一流”和“国际化”联系在一起的。
而“一流”又是一个指标模糊的概念。笼统地讲，它只是一个“公认”层面上的概念。“一流”高职教育、“一流”高职院校，核心问题是出“一流人才”；而“一流人才”应体现为在全球范围内被“认可”、能“通行”，且具有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换句话说，是否为“一流”高职教育，与是否实现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密切相关，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将成为是否为“一流”高职教育的一个外在体现和界定指标。而“一流人才”的培养，突出需要的是课程和施教模式。这就意味着，职业教育“走出去”，核心是拥有世界上被“认同”、“认可”的课程内容与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教学模式、评价标准与评价体系，能够培养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同”、“认可”、具有竞争力的学生。其起点是课程，其落脚点是学生；其主要相关因素涉及课程内容与课程设置、教学模式与施教方式、评价标准与评价体系，而非图书资料、科研水平、高层次论文数量等其他外显性、从属性的而非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核心因素。换言之，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反映的是能够培养被全球认可的学生的一种教育水平，其最终结果是“人才培养”的全球化、通行化、标准化、现代化，也就是普适性、公认性、先进性、一流性，其根本是课程，而主要不是包括其他高不可攀的方方面面。那种将教育的国际化理解为全方位的“一流化”之主张，既不符合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客观现实，也脱离了“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对职业教育需要的实际。
五、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概念，需要经得住“一带一路”战略下对职业教育所赋予的任务之检验
任何一种概念，都不应当是纯粹的逻辑推导和理论归纳，它还应当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并不断完善，特别是应接受“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大环境和战略下的检验。
我国探索教育的国际化之路虽然很早，但普遍意识到职业教育应当走国际化之路并大范围地展开探索，则是在21世纪之交的我国职业教育第二次大发展之时。其动因是：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跨国公司的投资和外资企业的涌进，使地方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而能够适应这一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则出现了大范围的空缺。这就迫使职业教育实现国际化，以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这个时期的国际化，从本质上讲，是狭义的、单向的、“内向型”的国际化，表现为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目的在于提升国内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这种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无疑是当时特定背景之下“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涵义，重心在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而非在于教育参与国际竞争，并没有将职业院校置于国际竞争的大风大浪之现实沙场之中。而“一带一路”{1}战略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已经在呼唤跟随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走出去”的职业教育。但当到了这一新的历史时期，职业教育接受“一带一路”战略之下实战的检验之时，问题就产生了。
起初“单向”的引进这一层面上的国际化概念，暴露出其并非是绝对科学、完善的，所引进的优质教育资源虽具有示范性、引领性，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并呈现出诸多新问题，特别是它并不能满足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新要求。突出表现为：其一，引进课程受课程供给方所开发门类的制约，只能开设供给方已经开发的课程，而课程供给方所开发的课程又多为常规性的一般课程，并不能覆盖市场需要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不能覆盖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需要。因而，“一带一路”战略之下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重新开发课程，更为主要的是形成一种全球认可的课程开发模式和课程体系。其二，新开发的课程，需要制定相应的课程标准和施教模式，这也是职业教育“走出去”所面临的一项新任务。其三，所引进的课程，其以“外审”为主的质量监控形式，表现为“事后检验”，这与职业教育客观实际需要的“过程管理”不相符，也需要对之进行改造。总而言之，这种“拿来”的方式，只适合引入而不能适应和直接应用于“走出去”的需要。换句话说，原来那种意义上的国际化，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国际化概念。
综上，教育的国际化，只是一种习惯性用语。职业教育国际化有着自己的含义，它与教育的国际化、普通教育的国际化不同，它不是两国之间或几国之间“国与国”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与经济的“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概念，是与“标准化”、“被公认”、“通行化”、“全球化”、“现代化”、“先进性”、“一流”等相关的概念。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核心问题，是培养被世界上“认同”、“认可”的具有竞争力的学生、拥有被世界上“认同”、“认可”的课程体系与施教模式。
注释：
{1}广东农垦在“一带一路”战略之下，于马来西亚沙巴州、砂捞越州分别购置15万亩和18万亩土地建立海外胶园，于泰国购置土地并成立沙墩公司和董里公司，与柬埔寨签订投资4.25亿美元垦荒新植协议，在东南亚国家建立了数十万亩跨国经营的亚热带农业基地。作为服务广东农垦的广东省南亚热带农业职业教育集团，正面临着紧随其后在东道国当地为之培养一线生产、经营、服务从业者的任务。职业教育的课程输出，已成为职教集团的紧迫使命。教学督导，亦“督”亦“导”，对这一新生的职业教育国际化现象，承担着引导之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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