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5 11: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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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银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2月28日，温州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达到了5172.76亿元，比年初新增910.15亿元。而2008年4月末，存款余额仅为1851.09亿元。
对此，周德文说：“因为2009年投资受到挫折，还没有新的出路，一些资金回流到温州，出现海量存款。这些资本是随时准备对外投资，所以是活期。温商不希望把钱放在银行，放银行是不划算的，一旦他们找到投资渠道，银行就会出现存款大量减少。”
对于过去的一年，周德文直言有些“看不明白”。他把温商、以温商为代表的浙商，以及整个中国民间资本的情况总结为四个字：“流年不利”。他对媒体记者说，2009年是近年来中国民间资本最难的一年；对浙商资本而言，也是一个转折点。
温州民间资本的流动轨迹
在中国民间资本的巨大版图上，温州民间资本无疑占据着霸主地位。温州人，这个被冠以“中国犹太人”之称的群体，以其敏锐的市场嗅觉，总能先知先觉地捕捉到财富增值的先机。因而，温州民间资本的风吹草动也就成为民间资本投资的风向标。
温州市长赵一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温州民资主要有两部分，一是银行储蓄，截至2008年年底，该市本外币存款余额已达4244亿元，其中一半是活期存款；二是散落在民间流动性强的民资，约3000亿元。这意味着，温州人手中至少拥有5000亿元的“闲钱”。
而据周德文估算，经过二三十年的财富积累，目前温州民间资本已有7500亿元之巨。
近几年来，从炒房炒煤炒黄金，到炒棉炒电炒矿产，虽未能涵盖温州民间资本的投资类型，但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温州民间资本的流动轨迹。
温州民间资本的威力，最初是从自家门口的“炒房”开始。1998年到2001年，温州的民间资本进入房地产，促使当地房地产价格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市区房价快速从2000元，平方米左右，飙升到7000元，平方米以上。
到了1999年，温州的民间资本开始进入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地产市场；2001年，第一支购房团前往上海，同时，另一支购房团前往杭州。仅这一年温州人投资在房地产上的资金就达20004L元。“温州炒房团”由此诞生，以此为始，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当地房价一路狂飙。
2002年，全国能源紧缺，煤炭价格飞涨，而煤炭是个高投入产业，山西的煤老板们自有资金有限，温州的投资者就充分发挥温州民间资本的优势，将筹集的资金投向山西煤矿。据估计，山西省60％的煤矿被温州人收购。因此，当时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在山西任何一个产煤市县，都活跃着温州炒煤团的身影。”
2003年，棉花减产，棉价上升，温州30亿元民间资本进入产棉大区新疆，收购新疆棉花。2006年，商品期货牛市汹涌而至，许多企业开始投资有色金属矿产；2007年，石油价格上涨，50亿元温州民资进入西部，大量收购油井……几乎如出一辙，温州民间资本的触角窥探着每一个能有丰厚回报的行业，但是，当“草根”企图挤进国有企业垄断、政府管制的行业时，风险也随之而来。
折戟山西煤改
周德文表示，以前民营企业遇到的风险大多来自投资和经营方面，2009年给他们的教训是政策风险远远大于投资和经营的风险。“前几年大家都觉得政策不会大变，但是现在有时琢磨不透，这是我们最苦恼的。”他说。
去年温商感受最痛的无疑是山西煤改事件。2009年5月，《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出台，核心内容之一是到2010年年底，山西全省矿井总数将由2598座压缩到1000座，煤炭企业数量将从2200个锐减到100个左右。此举意味着，浙商在山西投资的几百家中小煤矿将被兼并或被关闭，温州“炒煤团”或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浙江省国土资源厅等部门联合调研的一份报告称，目前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企业已超过450家，投资总额在500亿元以上，浙籍相关从业人员在1万人以上。在这之中，温州资本占了多数，他们中许多人的资金，主要靠向温州当地民间借贷。
周德文表示，温商在山西投资最高峰是2005年到2007年，涌人资金1000亿-1200亿元，收购了当地60％的中小煤矿。2007年山西就已经开始整顿煤矿，只是没有去年力度那么大。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调查显示，温州投资省外煤矿的500亿元民间资金将损失150亿元左右，主要是资产评估损失、停工停产损失，以及机会成本与社会就业的损失，从而影响民间资金安全、区域金融稳定与民间投资行为等。
据悉，煤老板的煤矿转让给山西当地的国有企业需要签订一个协议，协议的名称叫《进驻被兼并煤矿协议》。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的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95％的浙籍投资者均“自愿”与当地政府签订了兼并协议。
被公认“做得比较大”的温州籍煤老板严将权(化名)去年9月就和山西煤炭运输公司签订了《进驻被兼并煤矿协议》，他转让51％的股权给该公司。“不签协议能行吗?”严将权说，在晋城，如果煤老板自己不签，那么将由市长代签。
更让严将权焦虑的是，转让协议签了，可具体如何赔偿，他还不知道。严将权有个老乡，在山西，忻州的延平区有个煤矿，年产307Y吨，2008年他花了1.4亿元兼并了周围几个矿，产能达到了90万吨，可如今被强制挂靠到当地国企。“股权只有49％，而且对方一直都没有谈赔偿的问题。”他说，“一分钱都还没赔。”
山西省煤监部门一位负责人此前在媒体采访时说，煤老板对30万吨的煤矿一般开价2亿元以上，但实际上能拿到一半就很不错了。
梦断迪拜炒楼
跟山西一起上了“投资黑榜”的还有迪拜。有数据显示，在那场轰轰烈烈的迪拜巨债危机中，浙江商人在迪拜损失了20亿元人民币。
据曾收购迪拜当地电视台而成名的阿联酋温州商会会长、亚洲商务卫视董事长王伟胜透露，从2003年开始，迪拜的楼市一路看涨，投资的回报率之高、回报周期之快均是传统贸易所无法企及的。
“前些年，许多在迪拜从事传统贸易的浙商手头都会有好多套房子，这些房产的总价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不过，除了自住的房子稍微固定一点外，其他的房子就像流水一样，经常变换。”王伟胜表示，他也是这波房产买卖中的一员，目前手头亦有几套。随着去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迪拜楼价开始跳水，目前已下跌逾半。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温商告诉媒体，在迪拜从事贸易
的浙江老板超万人，其中起码半数以上拥有或买卖过房产，按照平均每人买一套，而一套以100万元计算，浙商在迪拜投资楼市的总额便达50多亿元，而现在楼市缩水一半，那么起码有20多亿元资产灰飞烟灭。
有报道指出，就单个华商而言，受损最大的当数温商胡宾，他于2007年斥资2800万美元买下了迪拜“世界地图”中的“上海岛”，目前已因金融风暴紧急叫停。除了胡宾，还有一些温州商人在阿拉伯其他酋长国如沙加等地搞地产开发，目前这些项目进展较慢。
但王伟胜认为，中国媒体对迪拜和温商的报道可能有些片面，巨债危机、房地产贬值对大部分温商的影响不是很大。“大部分在迪拜的温商以经商为主，买房子只是为了自住。大部分人选择分期付款，所以被套的程度远远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严重。”他说。
周德文也认为，“在两种情况下温州的资本会选择进入，一是低谷时，就是所谓的‘抄底’；另一种情况是看涨。迪拜市场属于前者，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跟山西相比，迪拜市场是一个活结，无论是周德文还是王伟胜，都十分乐观：“我们的共识是，迪拜的债务危机虽然有影响，但是这个市场底子好，就像股市，总会有起有落吧?我可没听说过有人会从那里撤资。”
实业与投资的落差
近年来在海外做生意的温商的一个普遍感觉是，国外市场的生存环境正变得越来越严酷。老家在温州瑞安的胡卫国在非洲做生意已经15年，是第一批进入非洲的中国商人，目前在喀麦隆、尼日利亚等国均有自己的商业网点。他说，2009年圣诞节生意是历年来最差的，不是产品卖不出去，而是利润越来越低。
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和绝大部分中国商人一样，胡卫国的海外生意在2008年就已经下滑。他说，现在来非洲经商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销售的大多是鞋革、服装等传统产品，互相竞争已使利润下降至10％-20％。
胡卫国说，他接触的很多中国商人，在艰难守护海外生意的同时，资金流向已经发生变化：大部分人开始把部分资金转回国内，寻找新的投资机会；一部分人则逐渐淡出原有行业，向新兴的产品领域拓展。
从非洲回到国内后，胡卫国在老家温州一直忙着厂房建设，计划生产一种新型建筑材料，何时投产还在观望中。他说，他没炒过一套房子，还是喜欢做实体企业，这样让人感到踏实可靠，收入源远流长，不至于担惊受怕。“我做贸易起家至今，知道实业才是国富民强的资本。”他说。
然而，胡卫国很快发现自己已经跟不上潮流，周边的大部分朋友都选择去做投资，且财富增长之快让他望尘莫及。“你最近在投资什么?”这是去年朋友交流时经常听到的话，这让胡卫国难以启齿说自己还在办厂。
言谈之间胡卫国免不了有些失落，当年在他带领下发展起来的一些年轻朋友，在投资房地产暴富后，现在都懒得和他联络。
胡卫国的一个朋友2009年年初投入400万元去炒房，短短一年时间不到，就已经赚到了1800万元， “办任何企业，也没有炒房来的钱快、来的钱多，你说他还会有心思去做企业吗!”胡卫国说。
在丰厚利润的刺激下，温州已经形成一种“全民投资”氛围。民资疯狂集结房地产，造就温州超越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成为全国商品房价格最高的地方。
胡卫国认为，实体企业的不景气，使温州民资更加青睐房地产。
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市区及乐清、永嘉等县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楼。
但周德文并不认为温州炒房团是推高房价的“罪魁祸首”。“温州7500亿元的民间资本，投资在房地产领域最高峰时整体不超过20004L元，还是好几年前。这在全国楼市这么大的盘子里，不起绝对作用，说房价高涨是温州炒房团的因素，这是抬举了温州人，也是对温商认识的不客观。”他说。
周德文说，温州炒房高峰是2001年到2003年，那时炒楼刚兴起，见楼就收见房就买，达到疯狂程度。当时国家在鼓励房地产发展，各地都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这时候温州资本投入是响应政府的号召。“你能说是错了吗?”
2006年到2007年也是一个炒房热潮，温州人走遍天下，包括海外。第三个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实业经营不景气，一些游离资本就进入了房地产领域。另外，投资渠道不畅通，也让一些资本进入了房地产领域。
一位温州购房团的成员算了一笔账：“按照回报率15％计算，这比任何一个产业都要赚钱，炒楼可以说是‘温州第一产业’。”
资本的出路在转型
有分析认为，做实业不如炒房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民间资金的出路。在拥有7500亿元热钱的温州，中小企业借贷难问题始终解决，原因很简单――中小企业的借贷大多用于制造业、加工业的发展，利息远远低于热钱在“炒”来的利润。可是，这么大一笔钱，也有自己的困局：暴利行业已基本被国企抢占，传统的微利行业又没有竞争优势可言，钱投向何方及如何规避政策打压始终是个难题。
这，已经到了温商不得不直面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承认，温州资本客观上导致了房价的上涨，”周德文坦率地说，“我们应该反思对外投资方式，例如，参与炒房。”
但他同时认为，虽然国家最近几年下发了一些文件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对民间资本开放的领域越来越多，但是落实得不很理想。“尤其是去年，所以我说是流年不利。改革要使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博弈中，民营企业经常受到伤害。”
从政策上讲，国家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政府希望民间资本积极投资，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在这个阶段又处处体现“国进民退”的信号，特别是山西煤改后，许多手续齐全的小煤矿被强行清退但又得不到赔款，这对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负面影响。
“现在商人们对资源性的项目心存顾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传统行业受金融危机影响或者产业本身发展进入瓶颈，这样就造成浙商资本出路的难题。”周德文说。
他认为，温商的出路就是转型，要走产品经营和资本经营相结合的道路。资本经营在短期内能够获利反哺实业，相辅相成。
近几年中国铁路建设投资总额只有500亿元左右，并且投资主体单一，铁道部的投资额在90%以上，资金缺口巨大。所以，实现客运专线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积极吸引地方政府、企业、民间、境外等资金参与客运专线建设，已成必然趋势。
国家发改委官员已公开表示，将为京沪高铁项目积极探索市场化融资方式，多方吸纳民间资本、法人资本及国外投资，采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多种出资方式，利用国内外资本市场进行权益、债务融资，实现多元投资主体、多种筹资渠道、多样融资方式。
但项目融资有很多模式，包括ABS（资产证券化），BOT（建设――经营――转让），TOT（移交――经营――移交），融资租赁，等等。有专家认为，一种基于TOT和BOT的新的项目融资模式――TBT模式，或许更适合包括京沪高铁项目在内的中国铁路客运专线建设项目的融资实际需要。
TBT融资路线图
TBT就是将TOT与BOT融资方式组合起来，以BOT为主的一种融资模式。在TBT模式中，TOT的实施是辅的，采用它主要是为了促成BOT。TBT的实施过程如下：政府通过招标将已经运营一段时间的项目和未来若干年的经营权无偿转让给投资人；投资人负责组建项目公司去建设和经营待建项目；项目建成开始经营后，政府从BOT项目公司获得与项目经营权等值的收益；按照TOT和BOT协议，投资人相继将项目经营权归还给政府。实质上，是政府将一个已建项目和一个待建项目打包处理，获得一个逐年增加的协议收入（来自待建项目），最终收回待建项目的所有权益。这可用图1直观地说明：
TBT模式两大特点
其一，从政府的角度讲，TOT盘活了固定资产，以存量换增量，可将未来的收入现在一次性提取。政府可将TOT融得的部分资金入股BOT项目公司，以少量国有资本来带动大量民间资本。众所周知，BOT项目融资的一大缺点就是政府在一定时期对项目没有控制权，而政府入股项目公司可以避免这一点。
其二，从投资者角度来讲，BOT项目融资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行为。而从国内外民营BOT项目成败的经验看，政府一定比例的投资是吸引民间资金的前提。在BOT的各个阶段政府会协调各方关系，推动BOT项目的顺利进行，这无疑减少了投资人的风险，使投资者对项目更有信心，对促成BOT项目融资极为有利。TOT使项目公司从BOT特许期一开始就有收入，未来稳定的现金流入使BOT项目公司的融资变得较为容易。
现有融资环境支持TOT
中国目前经济收益良好稳定的铁路支线、专用线为数不少，而且还有少量城市间高速铁路，这些现金流量可观而且已经基本明朗化的项目对投资者来说极具吸引力。通过前面分析TBT融资模式的突破口在于TOT中项目的转出，既然中国有这么多对投资者有很大吸引力的铁路项目，那么，项目转出就有了可能，从而将TBT融资模式实践于客运专线建设就有了可能。
中国民间资本总额十分庞大，2005年12月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一直以来，由于缺少丰富的投资渠道和金融产品，加上近年来股票市场的低迷，大量的民间资金滞留银行，同时在国际市场上仍有数千亿美元的游离资本在寻找投资对象。这些都表明中国客运专线建设项目实施TBT项目融资模式有充分的资金保障。
TBT融资模式中，政府通过TOT一次性融得资金后，会在BOT项目中入股，甚至主导项目的实施。这样，其他投资人就不用担心财务上和政府履行合同上的问题，而且有了政府的强力参与，又有了资金的保证，就大大增加了项目实施的成功率。
从国家的政治环境上讲，中国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稳定快速发展，投资环境逐步改观，政府诚信也在逐步提升，相关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善。
通过上面几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客运专线建设项目中实施TBT融资模式是可行的。
正视两大敏感问题
虽然以BOT为主的TBT项目融资模式，兼备了两种融资方式的优点，可广泛在投资规模大、经营周期长、风险大的客运专线建设项目中应用，但在实施中还有两个关键问题必须解决。
第一，TOT转出项目的经营权如何定价？
TOT中项目的转出是TBT融资模式得以实施的突破口，而转出项目的经营权的合理定价则是转出协议达成的关键。如果转让价格过低，会使转让方遭受财产损失；如果转让价格过高，则会降低受让方的预期投资收益，导致转让协议难以达成，或者项目产品价格过高。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转让方为了达成协议，则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出较多的让步和承诺，而过多的让步和承诺对于转让方而言同样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相对于账面价值法、重置成本法、现行市价法，收益现值法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拟转让项目经营权的真实价值。它通过估算TOT项目融资标的未来预期收益并折算成现值，来确定TOT项目融资标的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其基本原理是期望价值理论，是基于标的的预期收益角度对其价格所作的评估。
但由于中国国内铁路投资环境，尤其是投资软环境如法律环境、行政环境方面的问题，加大了受让方在经营期间的预期风险，受让方一般比较难以接受收益现值法评估出来的经营权价格，或者会对出让方和政府提出比较苛刻的条件，导致TOT协议难以达成。所以，给TOT转出项目的经营权定价时，要在收益现值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种风险因素，进行修正，使价格趋于合理、可行。目前，国际上比较认同的方法是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阿尔费雷德・巴拉特创立的巴拉特评估法。
第二，拟转让经营权的已建TOT项目要与待建客运专线建设项目相匹配。
TBT项目融资模式是以BOT项目为中心进行的，是以建设BOT项目为最终目的，所以，选择与BOT项目相匹配的拟转让经营权的已建项目也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拟转让经营权的已建项目的规模、净现金流，即其经营权在特许期的估价要与待建客运专线建设项目相匹配，有专家认为还要尽可能选择运营成本较低，不需要作较大的固定资产更新换代的已建项目为好。
但是，在之前，因为历史原因，使得粤港两地政府之间的联系未能得到广泛的开展。两地的关系发展相对集中在由民间主导方面。
之后，为促进粤港合作，自1998年起，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形成常态化。两地政府还签署了《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和《关于内地在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
粤港合作20年，不仅有利于香港长期繁荣与稳定，有利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未来，粤港两地将继续在民生领域深化合作，加强跨境公共服务建设，促进教育、医疗和养老以及食品安全、环境保护、控制疾病等领域合作。
回归前：两地合作以民间为主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香港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最发达富裕的地区之一，也成为亚洲的经济火车头之一。
香港与广东同处岭南文化圈，语言相通，血缘相近，文化相似。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香港企业来到广东投资设厂。
香港与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初期的经济合作以“前店后厂”为基本模式。香港利用海外贸易窗口优势，承接海外订单，进行市场推广和对外销售，扮演“店”的角色。珠江三角洲地区则利用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进行产品的加工、制造和装配，扮演“厂”的角色。
“上世纪80年代，我来广东设立工厂，一是因为当时香港投资成本升高，广东具有成本优势；二是我父H是广东人，也想让我回广东做一些贡献。”星利源商贸物流集团主席林立方对《小康》记者说。
祖籍广东的林立方，从小在香港长大，自1979年起随父亲回广东建厂支持改革开放，是香港最早回内地投资的港商之一，他曾在1995年被选为深圳市人大港区代表并被深圳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香港与广东的合作从回归之前就已经十分紧密了，当时许多香港的企业家到内地投资建厂，首选的地方就是广东。那时两地的合作都是民间层面，政府间的合作是在回归之后才开始的。”林立方说。
香港贸易发展局在前夕，对主要从事贸易及制造业为主的港商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珠江三角洲仍然是港商最热衷投资的地区。在751家作出回答的公司中，有接近52%的公司表示在未来倾向于投资珠江三角洲。香港贸易发展局的调查结论是相信珠江三角洲以至广东省与香港的经济合作，将会进一步加强。
回归后：两地政府合作机制化
“香港需要用更加长远的眼光和积极的态度，寻求与广东省建立有渠道的、尤其是较高层次的官方联系机制，为两地投资人士造就更加好的投资环境和政策环境，为两地居民开设更加顺畅的往来条件，为两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彼此协调甚至是配合的策划。”香港特区政府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1998年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说。
自1998年起，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每年一次由两地行政首长共同主持，轮流在广州和香港举行。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旨在全面加强粤港的多方面合作，多年来在改善两地贸易、经济、基建发展、水陆空运输、道路、海关旅客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20年来，在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机制框架下，双方对口部门成立了31个专责小组，涵盖了策略研究、经贸金融、社会民生、口岸基建、区域合作、应急救援等合作领域。
香港与广东两地政府除了召开常态化的联席会议之外，还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合作协议。
2010年4月7日，广东省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是全国第一份省和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合作协议，是关于粤港合作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首次清楚罗列粤港双方的分工和互补，对粤港合作应对竞争有着重要意义。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在经济、社会、文化、民生方面对广东省和香港两地的角色分工作出清晰的定位，在环境、医疗、养老、教育培训、应用工业设计、旅游、软件设计承包服务等方面，协议提出多项构思，列出六个发展定位，如“世界级新经济区域”、“金融合作区域”等。首次清楚罗列粤港双方的分工和互补，可以遏止过去香港和珠三角地区重复投放、浪费资源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