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8 16:30:50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国内宏观经济，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一、政策出台的背景
始于次贷危机的美国金融危机像传染病一样，从2008年9月开始向外传播，并迅速蔓延至日本及欧盟各国家，演变成世界金融危机。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表现出经济衰退的一些典型症状，如投资率下降、消费不足、失业率上升等。尤其进入2008年第四季度以后，工业生产、出口、财政收入、CPI和PPI等经济指标显著下滑，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显现。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中国政府果断出台了经济刺激的方案。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扩大内需促进增长十项措施》，这十项措施是：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
从2008年9月，金融危机从美国蔓延开来。在11月初中国政府就出台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财政政策。为什么政策的出台需要如此之快?面对经济的衰退，增加政府购买和减税等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为什么能拉动国内需求?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两个问题，让我们把目光从政策转向背后的宏观经济学原理，看看通过简洁的经济学模型，我们能否对国家的政策有更清晰的理解。
二、扩大内需政策的宏观经济学原理
我们首先用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来说明金融危机使我国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的表达式为：
GDP=C+I+G+NX
其中，C表示消费，I表示投资，G表示政府购买，NX表示净出口。
现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失业率上升、人均收入减少导致消费减少，再加上投资下降等原因，我国GDP的增长率明显减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2008年第一季度、前两季度、前三季度和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2007年同期增长率一直在下降，分别为10.6％、10.4％、9.9％和9.0％。
这说明名义产出PY比预期的在减少，又由于在短期内物价水平P是固定的，这导致名义收入Y的减少，也就是说需求曲线在朝预期需求曲线的左方移动。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当经济出现短期波动时，国家可以出台财政和货币政策，使经济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在经济学中，把旨在降低短期经济波动严重性的宏观政策行为叫做稳定政策。我们首先利用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来说明国家迅速出台扩大内需的稳定政策的必要性。
(一)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
根据货币数量论，我们可以得到向右下方倾斜的总需求曲线AD1；由于在长期中，生产的产出取决于固定的资本和劳动量以及可获得的技术，而不取决于物价水平，因此长期总供给曲线LRAS为一条垂直的直线：在短期中，一些物价是黏性的。我们用一条水平的短期总供给曲线SRAS来代表这种情况。一开始。长期均衡位于总需求与长期总供给曲线的交点A。价格调整实现了均衡，因此，当经济处于长期均衡时，短期总供给曲线必定也在这一点相交。整个模型见图1。
现在，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实体经济衰退，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到AD2，如图1所示。在短期中，物价是黏性的，因此经济从A点移动到B点，产出与就业下降到低于其自然水平。如果政府对经济放任自流，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会对低需求做出反应。工资与物价下降。物价水平的逐渐下降使经济向下沿着新的需求曲线AD2移动到C点，这是新的长期均衡。这说明经济能够自我恢复，但其代价却是经历一个长时间的衰退期。现在。中国政府迅速出台扩大内需的政策，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增加政府购买和减税刺激居民消费等一系列财政政策拉动总需求，使总需求曲线AD2尽快恢复到原先AD1的水平，避免经历一个较长的经济衰退期。这正如《经济》杂志社在采访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时，李主任所说。“财政政策是一副猛药，这副猛药下去后，它对经济会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问题在于你这个猛药要快，如果你慢的话，等经济体已经热起来了，已经自己走出低谷的时候，你再起作用的话，劲用反了，就不起作用了。”
(二)IS-LM模型
我们已经说明了政府出台政策的目的是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接下来，我们利用构成总需求曲线理论基础的IS-LM模型，来看看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到底是怎样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的。
1.财政政策
在本文，我们以增加政府购买为例，减税等其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讨论类似。
现在，假设政府购买增加了G，那么在凯恩斯交叉图(图2)中，计划支出曲线向上移动G，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B点。由于政府购买对收入有乘数效应，收入从Y1增加到Y2，其中Y2-Y1=G／(1-MPC)，MPC为边际消费倾向。
由于在任何给定的利率上，政府购买增加G使收入水平增加G／(1 MPC)。因此，正如图3所示，IS曲线向右等量移动，经济的均衡点从C点移动到D点。收入从Y1上升到Y3，而利率从r1。上升到r3。由于利率的上升，企业削减其投资计划，投资的这种减少部分抵消了政府购买增加的扩张效应。因此，在IS-LM模型中，政府购买增加引起的收入增加Y3-Y2小于凯恩斯交叉图中收入的增加Y2-Y1。
最后，由于IS曲线的移动是针对给定的物价水平而言的，这说明在任意一种既定的物价水平，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Y3-Y1。
2.货币政策
现实中，政府在出台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出台了扩张性货币政策，使LM曲线向右移动，导致利率下降。于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利率并不上升反而下降，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里我们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为例来讨论扩张性货币政策讨论。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相当于增加了流通中货币的数
量，于是货币的供给M增加。因为在短期物价水平P是固定的，M的增加使实际货币余额M／P增加。根据流动偏好理论，对于任何给定的收入水平，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因此，正如图4所示，LM曲线向下移动，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B点。
由于货币供给M的增加同时提高了产出PY的名义值。对任何一个给定的物价水平P而言，产出Y增加。因此，货币供给的增加同样也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
三、政策效应的决定因素
上述分析表明，国家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确实能使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现在的问题是，当局在采取政策时，如何把握政策的度?或者说，采取扩张性政策后，IS-LM曲线会移动到什么位置?直观的分析告诉我们。它取决与IS、LM曲线的斜率。
如图5，当IS1曲线向右移动到IS2位置时，收入Y1移动到Y2。现在假设LM曲线是一条更平坦的曲线LM2，则要使Y1移动到Y2，只需使IS曲线移动到IS3即可。这说明，在LM曲线更平坦的条件下，只需采用较小的政策力度，就能达到增大同样产出的效果。
对于IS曲线，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即当IS曲线更平坦时，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只需采取比IS更陡时较小的货币政策力度。
四、中国的IS-LM模型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IS、LM曲线的斜率决定着政策作用的效果。为了更好地分析当前出台的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我们需要知道中国的IS、LM曲线的斜率。
任太增(2000年)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但我国投资对利率的反应没有一般市场经济敏感等原因，使得中国的IS曲线虽然已经具备了市场经济条件下IS曲线的一般特征，即向右下方倾斜，但在目前，它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IS曲线更陡。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预防性货币需求的无限膨胀，投机性货币需求在整个货币需求中所占的比例下降，这时LM曲线的斜率主要由货币的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函数决定，是一条相当平坦的曲线。
由于现阶段中国的IS曲线的斜率较大，LM曲线的斜率较小，由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可知，在相同的政策力度的条件下，我国采用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要更有效。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当前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与中央的决策是一致的。
五、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在我国当前经济明显下滑的情况下，我们确实要迅速采取扩大内需政策。而且由中国IS、LM曲线的斜率知道，在当前我们应主要采取财政政策，并辅以相应的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具体来说：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392（2008）11-0046-03
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宏观运行困境，尤其是经济下滑的风险在逐渐加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回落21.2个百分点，出口增速在9月份也出现了明显下降，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在全球金融动荡的背景下，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衰退风险。
从实体经济角度分析，导致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困境的主要原因，源自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产品内国际分工和我国参与全球分工的方式，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则直接导致了我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所积累的问题显性化，同时加大了我国宏观政策调控的困境。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日益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分工方式。在这种分工方式下，跨国公司利用自身的资本、技术与管理优势，借助于FDI将产品的生产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要素优势，再通过全球采购确保能源与原材料供应，生产的产品借助于跨国公司的销售网络面向全球实现销售，全球资源在跨国公司主导的企业层面得到了最优配置。由此，各国经济的运行机制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国家，其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均不再单纯地是国内要素和国内收入的函数。具体来说，一国的商品供给能力不再完全取决于由本国资源禀赋决定的实际产出能力，它可以通过全球化的采购实现本国在既定价格水平下的商品供给。同时，全球从事产品生产的企业可能属于不同的国家，但产品最终都是利用跨国公司的品牌(如发展中国家企业大量从事贴牌生产)和全球销售网络(如发达国家的知名零售商掌握了发展中国家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销售)，面向世界市场进行销售。在这一背景下，某一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已非传统意义上由该国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情况来决定，当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世界性的总需求规模扩张超过全球资源的承受能力，会带动全球性的物价上涨，而且这种上涨是所有参与全球经济循环和全球分工的国家无法避免的，不同的经济体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了更强的一致性特征。
这种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变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具体到我国来看，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一方面，使我国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储蓄率不断上升，投资需求受到宏观控制的情况下，借助于外部需求(出口)有效吸收国内过剩储蓄，确保我国经济实现了无通缩的均衡增长。另一方面，借助于引进外资和进口，我国也得以突破国内技术与资源约束，实现产业升级，并在物价稳定基础上保持了产出的持续增长。因此，2003-2007年间，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使我国在物价稳定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并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综合经济实力。但其不利的影响在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将更多地取决于外部而非内部因素，国际市场变化对我国宏观经济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发达国家掌握国际金融和贸易规则主导权情况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会进一步加大，且我国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和调控有效性将受到不断削弱
二、以低成本优势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削弱了我国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出现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简单加工区段，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上融入国际经济系统提供了可能。我国也正是借助于劳动力要素优势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但与欧、美历史上依靠原创型的技术创新确立制造业在全球霸主地位、日本等国20世纪60-80年代凭借管理创新和应用技术创新快速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同，中国是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以加工组装环节的低成本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承接国际制造业生产环节对外转移，发展起来的国际制造业基地，其突出的特点是大多不拥有行业的核心技术和产业主导权，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为我国带来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导致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深层次的矛盾。
(一)导致了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与最终消费需求不足
从根本上来讲，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改变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模式却并没有改变全球要素分配原则，具有稀缺性和垄断性的知识、技术要素仍然是主导全球利益分配的因素，劳动力等过剩要素在全球价值分配中依然处于依附地位。因此，我国以劳动力要素优势参与全球分工的结果，是在贸易规模扩大和贸易结构改善的同时，在全球贸易中的利益却没有得到等比例的提升。这种要素分配比例的不均衡也同样表现在国内:由于政府占据了大量经济资源配置权，且与劳动力的供应相比，我国资本还处于相对稀缺状态，因此，我国在全球化中所获得的利益更多地是被政府和资本所有者(即企业主)获得，劳动力过剩直接导致了劳动力要素收入被长期压低，使我国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增长、贸易扩张与居民收入水平变化之间的严重背离。从2003-2007年的数据看，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企业利润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见下图)。《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中的数据也显示，1990至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下降12%;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此外，税收占GDP的比重也在逐步提高，由2002年的14.1%，提高到了2007年的19.8%。
劳动者报酬长期维持在低水平，居民收入增长过缓，直接影响我国的最终消费需求，导致我国消费水平持续徘徊在低位，最终消费需求难以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1年至2006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65.1%下降到39.2%。
(二)使我国难以通过投资增长缓解高储蓄带来的宏观经济运行压力
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均衡的前提是国内投资和出口之和等于国内储蓄。理论上讲，对于高储蓄率国家，必须有相应的投资或出口增长率来弥补国内最终消费的不足，以实现无通缩的均衡增长。而对于低储蓄率国家，若不能有效压缩国内投资规模，则净进口(伴之以外汇储备减少或资本内流)可以使一国实现无通胀的均衡增长。
如前所述，以低成本优势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使我国劳动者报酬增长过于缓慢，在支出预期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导致了我国居民强制性储蓄的增长，而资本要素收益在分配中占据的比例上升，也导致了企业储蓄的较快增长，因而，近些年我国的储蓄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理论上说，如果这部分新增储蓄能由企业新增投资吸收，则我国出口增速就可大大放缓，外部失衡的压力可以得以缓解。但现实情况却非如此。我国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过程，实际上表现为长期依赖FDI实现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过程，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主要由外资企业垄断，国内企业普遍缺乏领先技术，使其难以实现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业投资。所以，我国2003-2004年投资的快速增长，主要集中于一些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普遍存在技术含量偏低，粗放式特征明显，且重复投资问题比较严重，而且会加大我国能源与环境的压力，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远大于积极作用。因此，我国在国内储蓄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却不得不同时压缩国内投资规模，难以通过投资增长缓解国内高储蓄引发的国内资本与劳动力的过剩。
(三)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出口增速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生产与加工基地转移至我国，使我国在已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基础上，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又形成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优势，同时借助于跨国公司的品牌、全球销售渠道，成为全球制成品的主要供应商，由此带动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出口成为缓解我国过剩储蓄的有效途径，并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因此，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经济循环，虽然使我国消费增长缓慢，且企业因缺乏技术支持难以实现有效投资，但却使我国实现了全球要素优势的充分聚集，从而带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以出口缓解国内消费与投资的不足，保持了既无通胀、又无通缩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其最终的结果是导致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8月初发表的经济述评称，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外部冲击对我国宏观均衡的影响大大增强。
三、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使我国难以获得产业主导权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一种产品不再是在某一国国内完成其全部的价值增值过程，而是将产品价值链不断细分并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分散于不同的经济体。因此，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不再体现为其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而主要反映在一国是否拥有构建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主导权或控制权。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例，发达国家可能不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但凭借其拥有的核心技术，却主导着全球生产链条的构建并决定着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或利益分配。相应地，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获得产业主导权。拥有知名品牌和全球销售网络的企业，自己并不需要从事产品的生产，通过外包伙伴的选择和全球采购，却在实际上控制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球生产链条，并获得了产业链上最大的利益份额。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利用自身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到了全球经济循环中，成为全球产业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总体上看，无论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都没有建立起相应的产业主导权。从高新技术产业看，我国大多是通过跨国公司的FDI发展起来的，所以，我国拥有了高新技术产业，但不拥有其核心技术;生产并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但并没有获得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匹配的高附加值。而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看，虽然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的优势产业，但我国企业主要从事商品的生产，既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品牌，也没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全球销售网络，一些发达国家的零售业巨头通过掌握全球的销售渠道，对于我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控制与利润侵蚀越来越明显，从而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所以，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也并未获得真正的产业主导权。
由此可以看出，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使我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均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和出口能力，但我国在这些产业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产业优势，产业发展对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依赖性，一旦我国原有的要素优势弱化或跨国公司基于其他因素重构其全球产业链，就可能带来我国大规模的产业对外转移，对中国实体经济层面带来巨大的冲击。此外，我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总体产业附加值偏低，企业利润空间过小，也加大了我国产业的脆弱性，一旦价格或成本因素出现不利变动，就可能出现企业的大面积亏损。
综上，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结果是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形成了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而以低成（下转第19页）（上接第48页）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则导致了我国产业的脆弱性和国际收支的长期失衡。美国的次贷危机不仅使美国的国内需求下降，欧盟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内部需求受其影响也出现了明显下滑，全球最重要的两大市场均出现需求下降，必然会影响中国出口的增速，从而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居民收入长期偏低又决定了国内消费短期内很难有大幅度提升，无法替代出口成为拉动国内增长的动力;而一旦出口下滑，消费也没有明显增长，扩大投资的风险就更大。总之，我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决定了我国的总需求更多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次贷危机导致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减速加大了我国经济下行的风险。因此，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困境，除采取必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外，更为重要的是应逐步建立我国在各类产业的主导权。
参考文献:
[1]李向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与美元霸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 期。
1.1投资地区多元化
中国境外投资原来都以港澳投资为主,到2005年底已经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亚、非、拉美新兴市场投资很快。截止2004年底,我国在港澳合计设立境外企业2856家,中方协议投资43亿美元。
1.2投资目标多元化
我国传统的境外投资的目标大多是以设立贸易公司并将进出口贸易环节内部化,或者设立开发公司并将原材料(包括资源)供给环节内部化。当前境外投资目标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一是市场服务性的投资,即通过投资建立完善的国际营销及服务网络。如温州的月兔电器集团公司在西班牙设立公司,为出口的空调提供零配件和售后服务。这种境外投资的目标是产品服务环节的内部化,可以视为进出口贸易环节内部化目标的延续和深化;二是出口导向型的投资,即在出口市场或者出口市场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生产基地,主要设备、原材料由国内供给,产品一般在境外销售。这种境外投资大多是我国边缘产业(也是优势产业)向其他国家的转移,符合产品生命周期规律;三是技术获取型的投资,通过投资加强与国外的技术合作,获取上游技术。如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在美国设立依斯泰克有限公司,进行CDMA技术和产品开发。
1.3投资主体多元化
从20世纪90年代起,民营资本境外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04年已经达到60%,其特点是规模较小但是效益普遍很好。这一点与国有企业恰恰相反。
1.4投资方式多元化
除传统的新建投资外,大多数企业在境外投资选择合资、参股的方式。这样做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各投资方在资金、技术、原材料、销售等方面的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并且不易受到东道国民族意识的抵制,容易取得优惠待遇,减少投资风险。同时,在经营上较少受到各种限制,有助于打入新的市场。
上述的我国境外投资呈现的多元化趋势并非偶然,它是在国际形势和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因素下产生的。如果把我国的境外投资过分简单化、或者模式单一化、或者过度强调某一种所有制形式或者投资形式都不利于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不利于境外投资的健康、持续发展。构建我国境外投资宏观管理框架,必须从经济规律入手,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境外投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要。
2构建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
境外投资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适应和满足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需要。目前我国境外投资基本战略目标应该以下述三个方面为主:第一,获取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资源,主要包括我国日益短缺的铁矿、石油、木材等;第二,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成熟技术和设备进行投资,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出口创汇;第三,向发达国家投资,获取高精尖技术,进入产业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发挥后发优势。
这三个目标应该作为构建我国境外投资政策的重点和制定境外投资行业政策、国别政策的准绳。对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外贸、财政、金融、外汇等配套措施上不同程度的“差别待遇”。这种情况有的是历史造成的,有的是源于认识上的误区,有必要将境外投资的门槛统一到这三个基本战略目标上来,实施境外投资管理的“国民待遇”。
与此同时,应该实行区别对待、重点扶持的管理模式,这是我国境外投资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境外投资战略目标的有效延伸。我们可以按照基本战略目标将不同的境外投资项目(而不是境外投资主体不同)分类,从而确定政策支持、限制乃至禁止的对象。“一个药房抓药”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需要。适应多元化的投资目标,一是要尽快制定境外投资的行业政策,并尽快建立境外投资产业目录,明确鼓励那些资源开发型、市场服务型、出口导向型和技术获取型的境外投资。二是要把跨国并购和传统的新建投资在管理上区别开来,尽快制定通过跨国并购进行的投资适用政策和程序。三是要制定境外投资的国别政策,优先选择那些经济互补性较强、市场相对完善金融相对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最大限度地规避投资国别风险。
实施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可以部分地解决资本管制带来的“一刀切”问题。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定背景下,我国实施了禁止购汇用于境外投资的临时性措施。这一措施对于有效遏止境外投资项下的集中购汇和资本外逃、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禁止购汇的“一刀切”措施虽然限制了投机性资本的流动,但也限制了正常的境外投资外汇需求。而实施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可以对跨径投资者进行甄别,以保护投资者,打击投机者。
3加大对境外投资的政策扶植力度和管理
目前,我国对境外投资的鼓励政策已经涉及到政策性贷款支持、贷款利率优惠、出口信贷支持、政策性投资保险、免缴利润并充实资本金、实物投资出口退税、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持等,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政策支持面窄。目前上述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以境外加工贸易方式进行的境外投资,即我国企业以现有技术、设备投资为主,在境外以加工装配形式,带动和扩大我国外贸出口的经贸合作方式。但这只是出口导向型的境外投资,对于同样符合境外投资基本战略目标的其他类型的境外投资,支持力度较弱;二是政策体系不够完整。境外投资风险保障等急需的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三是操作程序比较复杂。企业要获得外贸发展基金、进出口银行政策性贷款、援外优惠贷款、合资合作基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都需要经过不同渠道层层申报,耗时长,成本高,部分抵消了政策支持力度。
对本国境外投资提供促进和保护的政策措施,是发达国家的通常做法。
目前,除了完善已经建立的政策措施,扩大覆盖面,加大支持力度外,还应该借鉴国际经验,重点建立如下投资促进和保护机制:第一,单独设立国家对外投资基金。该基金应包括对外投资信贷基金和对外投资保险基金,专门用于支持和鼓励包括符合境外投资基本战略目标的对外投资,基金的使用程序和方法应简明、扼要、规范、透明,便于了解、申请和使用。第二,设立专门的政策性海外投资保险,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是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因发生非常风险难以收回投资时,为补偿投资者的损失而设立的保险。重点保障发生战争、内乱导致不能执行合同的政策性风险;企业经营者的海外投资被没收、征用造成的风险;东道国因外汇不足而限制外汇兑换、拖延付款以及限制进口造成的经济性风险。第三,为企业创造对外投资安全环境,积极推进和签订境外投资有关的政府间协定。首先,加快与有关国家签订投资保护协定,以保护我国对外投资者,使其免受因发生战争、没收、汇款限制等非常风险而带来的损失,保障我国投资者与投资对象国企业享受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其次,加快与有关国家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简化境外投资的国际税收问题,避免税收摩擦,减轻企业税负。再次,我国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的缔约国,应积极利用该公约及其条款来有效地规避风险。最后,促进境外投资服务体系建设,尤其要加强信息服务,可考虑设立境外投资研究信息咨询中心,收集境外投资相关信息,并为企业提供咨询和服务包括协助制定投资合同和章程,协助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协助对东道国合作伙伴进行信用调查等。
4我国境外投资的定位
我国境外的投资活动将围绕国内建设的总体战略规划和需求进行,通过建立国际生产体系和销售网络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有条件的企业在境外投资建立生产性企业,不仅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研究国际市场规则。还可以直接了解并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科技成果,同时也可以增加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筹资的能力和机会,有利于加强与国内企业的合作,带动本国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产品升级,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因此,我国境外投资活动要处理好以下两方面的关系:
4.1企业——产业选择的相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