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6 14:42:55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银行如何高质量发展，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推进高质量发展政银企融资对接会，主要目的是通过政府搭建银行和企业之间的沟通平台，加强对企业发展的资金扶持力度，扩大银行业务覆盖面，构建长期稳定的银企关系，促进全县经济和金融事业共同发展。
出席今天会议的有：
县政府***副县长，县金融办、人行漳浦县支行、漳浦银监组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各金融机构负责人以及部分企业家代表。
今天的会议有四项议程：
一是请县人行***副行长发言。
二是请县银监组***主任发言。
三是企业家代表与金融机构签订融资协议。
四是县政府***副县长做重要讲话。
下面进行第一项议程，首先请县人行副行长***同志发言（大家欢迎！）
………………………………………………
下面请县银监组主任***同志发言（大家欢迎！）
………………………………………………
下面进行会议第三个议程，企业家代表与金融机构签订融资协议
………………………………………………
下面进行会议第四个议程，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副县长做重要讲话。
一、引言
我国民办教育现步入了可持续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实质上反映了教育对质量本身无止境的追求。同时，随着教育市场竞争的激烈化，持续不断的教育投入成为必然趋势。然而，以学费为主的资金来源远满足不了投入需求。况且，过度依赖学费会引起严重后果。所以，民办院校有必要通过各种途径来融资，需要国家、企业、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而在此过程中，不同的利益必引起博弈，因此本文运用博弈理论对各方利益需求进行分析，并站在民办院校内部控制角度来探讨利益失衡的制约因素。
二、融资中多方利益博弈分析
博弈通常由参与人、参与人的行动和该行动会得到怎样的结果三部分组成。在博弈中，一般假定双方对各自选择空间和行动所带来的结果是清楚的。参与人均是理性的，即在客观约束下能作出实现其目标的最佳行动。在民办院校融资中，学校、政府、企业、社会公众、金融机构为了各自利益展开博弈。需要指出的是，各种博弈共同背景为政府是主宰的一方，其他各方只有在政府行为确定时选择相对于自己来说最佳的策略。
（一）民办院校与政府利益博弈
就我国目前财力来说，政府无力过多直接注资民办院校。但因民办教育的重要性，国家现在也正运用各种间接手段扶持。而这些政策是否合理，政策落实是否到位，将直接关系到民办教育的发展。政府行为分为：积极作为（政策健全、政策落实与监督到位）、消极作为（政策不健全、激励不足、监督不到位）。民办院校行为分为：合作（遵守市场规则、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不合作（不遵守市场规则，为追求高额利润而不顾教育公益性）。双方博弈过程见图1，假设如下。
1.（3，2） 在政府意识到相关民办教育政策不健全，采取积极措施完善相关扶植政策，并加强其实施力度下，若民办院校也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遵纪守法，贯彻教育公益性，双方受益。双方合作形成了合作博弈均衡。此时，民办学校和政府双方获益都比较高。
2.（-1，-1） 在政府意识到相关民办教育政策不健全，采取积极措施完善相关扶植政策，并加强其实施力度下，若民办院校打着非营利性的幌子，进行高额利润活动，违背公益性，国家会加大监督力度，民办院校会受到国家的严厉处罚，得不偿失。
3.（4，0） 当政府对民办教育政策不完善，扶植力度不够，监督不到位时，民办院校若有自觉遵纪守法的意识，以教育公益性为目标，政府则可以“省心”从事其他活动，但是民办学校无利可图，最终投资会受损失。
4.（0，1） 民办院校违背教育公益性，进行高额投资尝到了“甜头”，虽然比不上国家采取积极行为时的遵纪守法的得益，但在国家采取消极措施下，比遵纪守法可以获得更多收益，对民办院校来说，宁可选择不合作。
根据上述四种情况的讨论，笔者不妨采用相对优势策略划线法找出博弈的纳什均衡。其一，若政府采取积极行为，民办院校采取合作策略，可以得到（2），因此，我们在2下面划上横线；其二，若政府采取消极行为，民办院校采取不合作策略，可以得到（1），因此，我们在1下面划上横线；其三，若民办院校采取合作策略，政府采取消极行为，可以得到（4），因此，我们在4下面划上横线；其四，若民办院校采取不合作策略，政府采取消极行为，可以得到（0），因此，我们在0下面划上横线。采用相对优势划线法，如果格子里的两个数字都被划线后，就是达到纳什均衡。由此推出，政府采取消极行为，民办院校采取不合作行为是这个博弈中的纳什均衡。
通过上述模型发现，政府积极行为时，民办院校会选择合作，即（3，2）明显大于纳什均衡，即政府消极作为时，民办院校采取不合作（0，1），才是帕累托最优。因此，双方博弈中的关键是政府的态度立场及措施到位与否，在此博弈中，政府与民办院校的最佳博弈策略（积极行为，合作）。
（二）政府主导下的民办院校与以企业为代表的民间投资博弈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提出：“要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可见，政府正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校企合作。而校企合作与否，更多取决于双方意愿。企业是否投资看重的是合作给企业带来的收益与由此而付出的代价之间的关系，是否能通过投资于学校来获取高新技术，或低成本来吸引优异毕业生，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价值最大化。而大学的性质决定了其是否与企业合作，不仅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还要考虑通过合作是否能达到提高师生技能、利于学生实习实训以及就业等目的。因此，双方之间存在是否合作的博弈问题。假设企业具体策略分为（合作，不合作），学校策略为（合作，不合作）。政府主导下的整个博弈过程如图2所示，假设如下。
1.E1>E2，S1>S2，因为当企业有意向选择合作时，在当前相对其自身来说，可能代表没有比投资教育事业更获益的途径了。对民办院校来说，当民办院校不合作时，需要自身投资建立实训基地或搞基建等，势必会导致正常教学的投入减少，相比接受企业投资来说，不如借企业投资桥梁，而节省费用去专心专一搞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规模化的扩张已不再有效，过硬的师资力量，才是民办院校可持续发展之根本。
2.E3=E4
综上所述，双方选择合作是最佳策略，企业能实现获利目的，民办院校也能迅速发展扩大规模。
（三）政府主导下的民办院校与捐赠者利益博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高校可以“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措经费”。由此表明，国家鼓励高校以社会捐赠募集经费。高校社会捐赠属于公益捐赠，学校取得它，几乎不需任何成本。因此，按理来说社会捐赠应是民办院校梦寐以求的资金来源，并且我国慈善事业也具备了经济条件。但实际社会捐赠数量很少，企业或个人对民办院校的捐赠多是象征性的。因此，如何调动社会捐赠成为政府、民办院校思考的关键问题之一。而民办院校的质量、声誉的高低，对捐赠者的捐赠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这实际存在着利益博弈。政府积极行为下的民办院校与捐赠者利益博弈如图3所示，假设如下。
1.高质量院校获得捐赠得到的效益高于低质量民办院校，而捐赠者不捐时对学校来说得益为0，即S1> S3，S2=0，S4=0。
2.捐赠者对高质量院校捐赠获得收益高于其他任何情况，而对低质量民办院校捐赠的得益还不如不捐，即J1>J2，J3J4。
3.高质量民办院校概率为X。
由于高校捐赠具有无偿性、社会目的性等特点，所以对捐赠者来说，捐赠给其带来的不仅是有形的经济效益，如享受政策优惠，更多带来的是其良心上的满足或赢得社会美誉无形的效益。由以上假设得知捐赠者捐赠的总效用U=XJ1+（1-X）J3，捐赠者不捐赠的效用为J2=J4。可见，捐赠者更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民办院校进行捐赠，这时，它将获得的总效用会最大。因此，捐赠者对高质量民办院校的捐赠才是最优的策略。
（四）政府主导下的民办院校与银行代表的金融机构利益博弈
尽管相对公办学校来说，民办院校贷款更难，但实际上，银行在决定是否放贷的时候，首先考虑的还是资金安全性，然后是盈利性。国家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手段，支持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高校商机无限，投资风险低，收入稳定，社会效益显著，也理应成为银行优先选择的合作伙伴。双方合作是否成功是一种博弈问题，其中民办院校办学质量对贷款的影响较为深刻。政府主导下的民办院校与银行之间的博弈如图4，假设如下。
1.政府积极下的高质量民办高校若与银行合作，由此给双方带来的效益要大于其不合作下的各方从事其他活动的效益，即S1>S2，S1>S3，S1>S4，S1>S5，S1>S6；E1>E2，E1>E3，E1>E4，E1>E5，E1>E6。
2.只要民办高校与银行其中一方选择不合作，则他们将从事各自其他活动，获得相同的收益，即S2=S3，S5=S6；E2=E3=E5=E6。
3.低质量的民办高校若与银行合作，对民办高校来说更是难得的融资来源，由此带来的收益要大于各自活动的收益，即S4>S5，S4>S6。
4.高质量民办院校概率为X；民办院校申请贷款概率为Y。
由此得出银行选择贷款的期望收益W1=Y[（XE1）+
（1-X）E4]；银行选择不贷款的期望收益W2=E2或E5。可见，银行选择贷款期望收益受多方面的影响。不仅受民办院校合作意愿Y的影响，还与民办院校的办学质量相关。银行更容易与高质量的民办院校合作。然而，民办院校对自己的办学水平、质量高低是了解的，民办院校选择贷款的前提是贷款带来的期望收益大于不贷，这在假设里已有说明。因此，双方合作的关键是在政府积极行为下，银行对学校有较高的评价或学校自身有较高的知名度。
三、博弈论与民办院校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
通过以上博弈分析得出，民办院校与政府、企业、银行、捐赠者的利益可以实现均衡。但实际中为什么社会各方面注资于民办院校的行为屈指可数以至于出现了“融资困境”呢？由博弈看出，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民办院校办学质量。就民办院校自身来说，其办学质量高低是影响民办院校筹资难易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民办院校投资主体的非政府性，它必须通过自身出色的管理与经营来提高办学质量，获得政府、社会的信任，因此，及时寻找目前存在影响民办院校发展的问题，对症下药，提升民办院校品牌，迫在眉睫。
首先，民办院校与政府、企业、银行、捐赠者之间的非合作博弈，是以牺牲公益性为代价来追求高额利润的行为。博弈模型表明，牺牲公益性往往不能增进个人的利益，有时还会损失自身的利益。这就意味着，自身利益与公益性之间存在负相关。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之间会演变成一种互利双向的合作秩序。因此，必须把个人的利益与全体利益更好地协调起来，以个人利益为目的来寻求与政府、企业、银行、捐赠者之间的合作，以社会利益为手段来追求自身的营利性。
其次，民办院校与政府、企业、银行、捐赠者之间面临着不同的约束条件。如果缺乏良好的社会支持，民办院校就会基于追求高额利润的行为从而阻碍与政府、企业、银行、捐赠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破坏民办院校自身的发展。因此，尤其政府应该充分给民办院校更好的发展空间，并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从而促进民办院校的发展。
最后，建立良好的民办院校内部控制体系，不仅是民办教育改革，而且还是优化社会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重要举措。只有在民办院校、政府、企业、银行、捐赠者自身重视的情况下，内部控制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进而拓展其有效的合作，实现民办院校与社会共同提高的双赢局面。
【参考文献】
[1] 刘早.我国民办高校融资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09.
[2] 张亚珍，夏江峰.我国民办高校融资渠道及国际比较[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3（1）.
那么，被认为是高质量会计准则的IAS是否提高了在金融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商业银行的会计信息质量了呢？根据Barth等（2006）和肖泽忠（2008）的文献梳理，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可通过收益的价值相关性、对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以及及时确认损失等反映。Edmondo（2009）、Stergios（2011）、Gunther（2011）和Mariarosaria（2011）等通过欧洲银行的考察得出股价与收益价值相关性增强、银行盈余管理行为得到抑制结论，但JesusSaurinaSalas（2006）却发现IFRS的债务损失准备条例并没减少西班牙银行的收益变动性，Gunther（2011）认为信息的及时性没有得到提高。国内如梅孙华（2009）、HuSiyang（2011）、郭斌等（2012）通过商业银行证据表明CAS执行后银行的会计信息质量得到提升。的确，公允价值计量和贷款损失准备对商业银行会计信息质量产生重大影响。但由于研究对象资料获取困难、研究窗口较窄，国内有关CAS在银行业执行效果的考察略显不足，且主要围绕公允价值计量展开，涉及贷款损失准备的研究则更多地关注于会计准则与金融资本监管冲突和协调的理论分析，缺乏经验证据。可对于大多数商业银行来说，采用摊余成本而非公允价值计量的贷款依然是其传统且最主要的金融资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业已公布的2013年银行信贷收支统计数据，贷款在银行资金运用中仍处于绝对优势。可见，有关贷款损失处理将对银行的报告盈利及对市场释放的信号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贷款损失准备入手，考察当前“已发生损失模型”是否抑制银行盈余管理行为，从而反映会计信息质量情况，为CAS在银行业的考察提供证据。贷款损失准备被视为是银行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之一，国外学者如Anandarajan（2007）、Stergios（2011）已证实，当预期盈余水平较高时，银行会通过对贷款损失准备的管理来降低报告盈余的波动性。林川等（2012）通过前景理论解释了我国商业银行存在通过呆账费用进行明显盈余管理现象。据此提出假设：H1：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与盈余水平正相关。
CAS执行后，我国银行对贷款损失准备的提取方式由原有依据监管当局规定的按照贷款分类和固定比例计提转换为根据信贷资产减值迹象的“已发生损失模型”来确认，刘玉廷（2010）认为，新准则能如实反映信贷资产减值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银行业高估资产、虚增利润、信息难以真实公允等问题，具有更高质量。潘秀丽（2012）指出，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直接影响银行的财务业绩，但因其具有较大主观性，会影响银行的盈余管理行为。许友传等（2010）发现，新的贷款减值计提方法会降低报告盈余波动性，抑制银行盈余管理行为。据此提出假设：H2：执行CAS后，银行减少通过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Mishkin（2006）指出，如果金融机构能够控制或者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命脉，其运营失败或倒闭会在金融系统里引发危机。为避免这种系统性风险，政府会试图在这些银行濒临破产前就采取措施，而不是任其倒闭。这种银行业“大而不倒”会引发道德风险问题，即鼓励了银行进行投机和冒险。因此，以金融稳定为目标的金融监管部门尤其关注商业银行可能出现无力偿还到期债务、失去清偿能力以及丧失持续经营能力的破产风险，对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和贷款损失准备都提出严格要求。而商业银行则有动机通过盈余管理来规避金融管制。高质量准则能够抑制这种利润平滑行为，类似于Gunther（2011）研究，提出假设：H3：CAS执行抑制了无清偿能力风险较大商业银行通过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此外，叶青等（2012）做了一个有意思的探讨，考察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首登富豪榜所带来的政治成本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研究发现，为避免政治成本，上榜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显著下降。可见，备受公众关注的公司承担着较高的信息披露成本，因此具有更强的动机来进行盈余管理以减少波动性，达到规避公众关注目的。而采用高质量准则的目的就在于抑制这种行为。根据CAS对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描述，本文将备受公众关注的银行界定为上市银行，并提出假设：H4：CAS执行抑制了备受公众关注的银行（上市银行）通过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本文选择截至2012年底我国16家上市银行以及国家开发、广发、恒丰、浙商、渤海、上海、江苏、徽商、杭州和天津等共26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选择的2005年—2012年银行数据来自国泰安研究数据库以及对财务报表的手工收集，剔除信息披露不全样本。
（二）研究方法银行业考察的特殊性在于其面临的双重管制，即根据会计准则提供财务报表信息以及满足金融监管部门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前者主要向股东和债权人提供决策有用信息，后者防范银行业违约风险。正如Scott（1997）指出的，大部分企业都会试图通过降低净利润波动性和违约风险来实现利润平滑。贷款是银行的主要资产，贷款损失直接影响银行净利润。CAS对贷款损失准备更为客观的要求被认为可以抑制银行盈余管理行为。因此，银行盈余管理行为在高质量准则执行前后的变化可以反映会计信息质量情况，从而间接体现准则质量。此外，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也使得银行需要在获利和避险之间进行权衡，这也会对盈余管理产生影响。类似于Ster-gios等（2011）对欧洲市场检验，本文建立以下模型。RLLPt是t期贷款减值损失与贷款余额之比；REBTLt是t期未扣除所得税和贷款减值损失前的利润与资产总额之比；CASt是t期执行准则的类型，执行IAS或与IAS趋同准则取1，否则取0；Rt是银行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标，风险大银行取1，否则取0；Listt代表样本在t期是否是上市银行，是取1，否则取0；RCAPt是t期资本充足率与法定资本充足率之比；RNPLt是t期不良贷款率；LnAt是t期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如果银行试图通过贷款损失来进行利润平滑，则RLLP与REBTL显著正相关，交叉项反映CAS的执行对银行通过贷款损失进行盈余管理的影响。RCAP、RNPL反映银行资本率监管指标和不良贷款率对贷款减值计提影响。Stergios等（2011）认为银行可通过多元化投资以形成高回报低风险的资产管理，因此认为衡量银行资产规模的LnA应与RLLP负相关。由于银行盈余波动会对其无清偿能力风险产生影响，故选取Liang等（1991）提出的银行无清偿风险指标IR2，该指标越大代表风险越高。对各银行IR平均数进行排序，将大于均值的银行视为“无清偿能力风险较大银行”，R参数赋值为“1”，否则为“0”。预期高质量准则可以抑制盈余管理行为，风险较大银行应表现明显。此外，预期上市银行具有较强的盈余管理动机，新准则可以抑制这种行为。
三、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表1样本银行基本指标描述性分析根据表1，新准则执行后银行业扩展极为迅速，尤其体现在总资产扩张和贷款发放增速上。银行总资产扩大一倍多，贷款总额增长94.05%，相应提取的贷款减值损失也随之增加，增速达88.07%。同时，为满足金融监管、加强信用风险管理要求，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和不良贷款的控制也得以增强，资本充足率增长19.38%，不良贷款率下降62.74%。值得说明的是，表1中“准则执行前”和“准则执行后”是根据各银行实际执行CAS或IAS的时间来划分。此外，根据研究设计，对样本银行按无清偿能力风险大小（IR指标计算结果）进行了分类，见表2。
（二）相关性分析对样本银行2005-2012年数据进行Pearson和Spearman参数相关性检验，见表3和表4。贷款减值损失与银行利润显著正相关，与预期相符。贷款减值损失与资产总额显著正相关，虽然这与Stergios等（2011）预期有所不同，但贷款余额与资产总额显著正相关则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还未形成多元化模式、贷款还是银行的主要获益资产。此外，贷款减值损失与不良贷款率显著正相关，不良贷款率与资本充足率显著负相关，均符合预期。
（三）回归分析通过VIF判断模型主要参数，得出多重共线性影响不大结论。故对参数进行模型检验，见表5。综上检验，RLLP与REBTL显著正相关（除G外所有模型），说明贷款损失准备是商业银行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H1成立。RLLP与CAS×REBTL显著负相关（模型B、F），且系数较REBTL系数小，说明当前准则确认信贷资产减值规定抑制了商业银行进行利润平滑的行为，H2成立。RLLP与R×REBTL显著正相关（模型C），说明无清偿能力风险较大银行会通过贷款减值活动来进行利润平滑，而REBTL×R×CAS系数变小则意味着CAS执行抑制此类银行的盈余管理行为（模型D、G），H3成立。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上市银行的检验也得到了一致结论（模型E、F、G），H4成立。此外，RLLP与RNPL显著正相关（所有模型），与之前相关性检验结论一致，说明不良贷款率高的银行提取的贷款减值损失准备也较多。在样本整理过程中，本文发现相关数据在金融危机时期存在一定波动性。因此，为证实结论的稳健性，同时出于影响滞后性考虑，剔除2009年数据进行重新检验。模型的综合结论与上述相符，但单个模型的检验结果同样未能完全实现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