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6 14:44:37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经典文学的重要性，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1、文学经典是文学流传的基本要素
文化的精华在于文学、历史和哲学，而文学的精华突出存在于文学典范之作――也即文学经典中。世界范围内，文学经典都堪称文学流传的基本要素。众所周知，文学经典作为成万上亿的文学著作中的佼佼者，经历了无数岁月的考验，代代相传。纵观世界各国，每一个拥有与众不同的能够反映本民族发源、发生、发展和壮大的文学典范作品的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军事在世界诸国中占有什么地位，这份文学遗产都是足以令本民族每一个人感到自豪的，甚至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尊重和敬仰的。在文学经典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留下的印记。一壶浊酒喜相逢。我们不否定文学存在方式的多样性，但文学经典作为文学流传基本要素的地位不会改变。
2、文学经典集中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精、气、神
所谓“经典”就是指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符合人类真、善、美标准的事物。文学经典的本质属性是其涵盖真、善、美在内的审美属性，但客观上则体现了整个人类文明的精神状态、气质特征和内在神采。如一部《论语》就阐释了中华民族自古至今为人、处事、求学的基本准则，体现出人类文明的精、气、神。宋代名家罗大经代表作《鹤林玉露》第七卷记载，宋代的宰相赵普曾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治理天下尚且半部论语足矣，可见《论语》这部文学经典因集结了我国民族的精、气、神而散发出无限的魅力。如同《论语》一样，华夏文明史上的文学经典之所以流传久远，之所以为后人奉为文学教育的瑰宝，大体缘由出于此。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中国之外的世界友邦的文学经典均如此。不妨这样说，文学经典的深刻性也正是体现在这里，这是以文学经典为中心的最主要原因。
二、以文学经典为中心促成文学教育发展的策略
1、阅读文学经典是前提
文学教育的发展要做到以文学经典为中心，其前提条件便是阅读文学经典。比如，要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离不开阅读诸如《神曲》、《十日谈》、《君主论》和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这些世界文学遗产宝库中的成就卓著者。如果我们弃文学经典于不顾，执意以臆想、猜度为文学教育的基本方法，不仅不能深得文学这门艺术的要旨，引导的不好，还会危害一代代后人。离开文学经典的阅读来谈文学教育的发展，等于是无米之炊、海底捞月，终究难以达到预期的收获。总而言之，文学教育只有在先阅读，并且尊重原典的情况下，进行明辨深思而后合理地阐释之、延伸之，才有谈及文学教育及其发展的资格。否则，很容易“走火入魔”，甚至适得其反。
摘 要：近年来，受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冲击，文学经典的处境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娱乐化倾向和离心倾向都为文学经典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如何走出当下困境，如何让人们重新认识经典的重要性，如何回应文学经典消亡论，这些都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关注经典、阅读经典已不是简单的个体问题，而成为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关键词 ：文学经典；困境；突围；经典改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130-02
文学经典一直以来都为人们所关注，近年来又成为社会各界的热点话题，并非文学经典异常火热，而是距离人们越来越远。文学经典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双重挤压下，处境渐趋尴尬，阅读群体也逐渐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文学经典搬上银幕，改编后的文学作品给受众带来文学盛宴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侵蚀着经典的固有形象。文学经典如何从当下的消费主义语境中突围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文学经典的现状
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电子媒介、图像时代都对经典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关注经典、阅读经典的人群逐步萎缩，甚至有人感慨：“当我们现在大谈特谈经典的同时，经典就已经渐渐远离我们了。”[1]这一论断可以从高校学生的经典阅读调查结果中得到印证。《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是中外文学名著，也是名副其实的经典之作，它们应该是学生眼中的宠儿，但对北京10所高校的2000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读过《红楼梦》等我国四大古典名著的只有11.3%,读过《战争与和平》的只占42%”[2]。这两部文学名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何等重要，它们的命运尚且如此，其它文学经典的处境可想而知。
文学经典在传播中的另一遭遇是被改编或被改编后搬上银幕。经典的改编由来已久，近年来中国对经典的改编进行得如火如荼。其实改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典经过改编进入千家万户，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普及经典的作用，无论对社会发展还是民智提升都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改编经典的负面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对文学经典形成了巨大挑战。受改编者等诸多因素影响，改编后经典往往难以保持“原汁原味”，进而导致受众对经典误解。改编后的文学经典被搬上银幕后命运也不尽相同。早年改编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向经典致敬，尽力维护经典原貌，从而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时下经过改编的文学经典在银幕上呈泛滥之势，显然在吃文学经典影响力的老本，是对经典的不敬。扭曲原著精神、篡改经典、亵渎经典等行为无疑是对受众群体的一种戕害。2013年上映的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让不少年轻观众产生沉闷之感，影片过多地削弱了原著的力量。《悲惨世界》显然是一流经典，但却难以改编为一流电影。原因很简单，一流电影需要一流导演，而且导演还需很高的文学素养。因此，一流文学经典和一流电影难以画上等号。
二、文学经典的困境
人们对文学经典的态度变化是经典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以往，从个人层面来看，人们将阅读经典视为提升人文素养、提高审美情趣的重要途径。“开卷不谈《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这句话在清朝甚是流行，它体现了文学经典的地位和作用。但当下我们听到了对文学经典的质疑之声。以在校高中学生为例，应试语文教学挫伤了他们阅读的积极性，使他们非但没有阅读需求，甚至还心生厌恶。北京在校大学生的文学经典阅读调查结果也让我们感到它正逐渐远离人们视线。不仅是大学生，就连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章德宁在招聘编辑时对北京部分大学生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众多的大学生，即使是汉语文学方面的硕博士研究生，也缺少阅读文学经典的习惯与兴趣。”[3]中学生、大学生以及硕博士研究生是我国学校教育的主要对象，他们对待文学经典的态度着实让我们感到问题的严重。学生对待文学经典的态度同样影响着教师的课堂教学，不少教师在文学史教学中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学生不读或不爱读，也不愿意阅读文学作品，不管它是不是经典。学生的这种态度与某些机构的调查结果遥相呼应。2013年，有机构推出“另类”读书排行榜，评定10本最不受欢迎文学经典，其结果令人哭笑不得，四大名著不幸“中枪”，《红楼梦》居然高居榜首。我们先撇开该机构调查方法得当与否不说，这至少反映出眼下一部分人对待文学经典的心态。
“文学经典消亡论”也对经典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冲击。2003年，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论文学》中为我们提出了关于文学经典命运的悖论：“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4]按照米勒的观点，文学时代几近尾声，接近终点，就是说文学将不复存在，但又说文学“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这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上，文学经典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既对立又统一，正是在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中，文学经典才始终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米勒的观点着实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甚至有人认为21世纪就是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因为人们感知周围世界的方式不断增多，影视、卡拉OK、酒吧、美容院、健身房，甚至是星巴克、超市或者远足、听音乐都能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依照这种观点，我们似乎感到文学经典即将进入“厄运时代”，进入一个消解传统、权威以及任何既定价值的时代。文学经典消亡论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前行，随着社会物质化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精神力量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而作为提升人们精神力量的文学经典难免被推上风口浪尖。对文学经典存在的合理性的质疑反映了人们在高度发展的物质文化面前所出现的迷惘和徘徊。
当下的消费文化与电子媒介也与文学经典的困境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学经典一方面饱受消费主义的侵蚀，在消费文化的歌声中黯然伤神；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粉墨登场，成为消费文化中的资本增值要素。正是在消费文化的嘲弄与解构中，文学经典在艰难中继续前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艺术生活化泛审美观都从不同程度上消解了文学经典的魅力，文学经典先前的权威和神圣在它们面前几乎无处存身。因此，消费主义文化对文学经典的影响是巨大而致命的。也正是如此，消费主义在给中国文化带来冲击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文学经典的困境。在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经典之所以面临危机，在谭旭东看来，主要有3方面的原因：“一是电子媒介所导引的多元主义和多元化立场消解了中心权威，动摇了原来似乎具有永久正典的经典。……二是大众文化文本经典化，使得传统的以精英文化为主的经典发生了动摇。三是理论批评话语之争引发了经典的危机。”[5]多元主义和多元化的立场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学经典原有的权威受到挑战。大众文本的经典化使人们在现实中有了更多的经典文本选择，传统的经典读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部分读者。
三、文学经典的突围
文学经典要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突围，我们需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它的作用和价值。经典读本所折射出来的人文情怀是一般的流行读物无法比拟的，因此，对个人而言，文学经典不仅是陶冶情操的重要途径，还是提升自身素养的关键环节。文学经典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是一个民族甚至是整个世界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有文学经典的民族必将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民族，没有文学经典的社会也终将是浮躁的社会。我们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么完全可以说，我们民族的文学经典也同样是世界的文学经典。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民族在文化交流中就无法向他国提供本国的民族文化精髓，因此，这样的民族是非常可怕的，也是非常可悲的。正因为这样，在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世界各国都对推广本国文学经典极为重视，同时又注重对外国文学经典的学习，因为外国文学经典是外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精华，以人之长，补己之短，进而促进自身更好更快发展，现如今世界各国均已达成共识，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向。认识到文学经典对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性，我们才可能重新回到阅读经典、重视经典的轨道上来，缓解甚至化解文学经典面临的困境。相反，如果只顾眼前利益，缺乏战略眼光，个人和社会发展图一时之快，这种发展最终将缺乏源动力和可持续性。
转变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认知是助其突围的关键一环。文学经典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整个社会的心态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对文学的态度，不仅反映着我们中华民族对待文化的态度，也反映着对优秀文明成果的态度和对人类历史经验传承的态度。文学经典无疑是优秀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态度能够直接反映我们对人类历史经验传承的态度。只有态度端正，只有尊重优秀文明成果，才能为民族的发展带来真正的希望。数千年来，文学经典对中华文明的兴衰延续、对国民人格的塑造以及对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的增强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细细品来，《诗经》《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红楼梦》等经典都给我们以无尽的精神滋养，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和冰心等经典作家留给我们一笔又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商品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文学经典对于个人乃至民族发展而言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不能放松精神文明建设，更不能在“两手抓”的过程中出现一手软一手硬的情况。我们要实现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的转变，文学经典在此过程中举足轻重，推广和普及文学经典已刻不容缓。个人、家庭、社会、媒体、市场及政府相关部门都应为实现这一目标增砖添瓦，如果我们仍然拘囿于短浅的目光，蒙受损失的就不仅仅是我们的文学经典了，而是我们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前途。
历经风云变幻，经典的本质并未因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对个人、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消费主义的盛行冲击了文学经典的阅读市场，读图时代又进一步加剧了文学经典的困境，使文学经典渐渐远离人们视线。经典的改编在普及经典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文学经典本身造成了损害。可以说，文学经典的尴尬境地是多种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文学经典若要突围，同样需要包括个人、社会、市场等各方因素的合力。文学经典的价值我们讨论得已经足够多，但我们仍要继续探讨文学经典，是因为我们还未发掘它的全部价值，我们对文学经典的解读也远没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经典作家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学成就的一种标识、一张名片。提及俄国文学，我们立刻就会想到托尔斯泰，提到英国文学，莎士比亚立刻会跃入我们的脑海，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代名词。我们很难想象，英国文学史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将会逊色多少。经过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冲击，我国的文学经典仍然需要在提升民智方面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当下文学经典的发展出现的些许曲折并不是“经典无用论”和“经典消亡论”存在的理由，我们要做的是维护经典、阅读经典并为经典的传播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宋强.外国文学经典要维护也要普及[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8-3(005).
〔2〕王建柱.关注文学经典[N].中国纪检监察报,2002-6-6(004).
〔3〕李浩.图像时代,谁还在阅读文学经典[N].北京日报,2006-8-1(014).
在世界文学经典性问题上,戴维·戴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讨论了当今世界文学的一个主导性特征,即多变性和多样性。他认为,从来没有一种适合用来阅读所有作品的方法,已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的作品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作品有时属于世界文学,有时又会退出世界文学的领域。很少有作品能担保自己能快速并永久居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大部分作品都是随时代而发生变化,几经出入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在2007年戴维·戴姆罗什再次就经典问题发表文章,给出了一些前沿的、科学的分析和总结。文章指出,1993年伯恩海默报告公布,提出对经典的重新思考。周蕾对此回应道:不要出现比亚洲文明这个“他者”更为边缘化的文化。戴维·戴姆罗什肯定了周蕾的担忧。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后殖民理论和工业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后经典时代来临,一脉相承的超经典不断瓦解,反经典不断挤进世界文学经典行列。超经典通常由主流作家占据,地位坚如磐石。例如,英国“六大”浪漫主义诗人。反经典作家通常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例如,弗雷西亚·海曼斯、安娜·莉蒂希娅·巴鲍德。影子经典是原先那些“非主流作家”的真正的不断退隐。例如法德娃·图肯、普雷姆·昌德。没有隐退但处于次要地位的可以成为次经典。例如阿摩斯·图图欧拉和鲁迅。超经典和反经典之间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超经典为反经典提供了基础,而反经典为超经典提供了活力。事实上,后殖民研究重复了欧洲为重点研究领域的超经典老路,也许在国别文学研究领域中还可以避免,但在着名作家这一层面上就难免了。杜威·佛克马也是主张世界文学经典的国别分类,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指出经典的构成是对某种需求或者某些问题所作出的回应,每个国家或许都有自己的经典,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或者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所有的经典都具有某些地方风味。杜威·佛克马宁愿相信一种根植于某种特定文化中的经典。然后,理所当然地,譬如说,有一种世界文学的中国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欧洲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尼日利亚版经典,而所有这三种书之间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将是非常有趣的。也会有一些交叠之处,但是看看这些交叠之处都是什么以及差异之处何在,都将是极为有趣的。世界文学经典广泛阅读和影响力受益于像诺贝尔奖、学校所开列的阅读书目以及文选之类社会机制的支持。而非经典性的、未被认可的、前卫的或者不被理解的作家,他们被阅读的机会将会变得更为稀少。要是那样的话,文学中一个能够提供多样性和新发现的生机勃勃的资源也就可能被扼杀掉了。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文学的文学性总是更多地栖居于非经典的写作中而非经典之中。
关于普世性、相对性的问题,王宁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想进入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它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各国或者各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即相对性。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史永远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第一: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第二: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者本语言的界限;第三: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第四:它是否能够进入到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第五:它是否在另一种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上述五个方面,第一、第二和第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三和第四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具有相对的意义。若从这五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人们就能够比较客观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
结论:全球化以来,尤其是近10年,世界文学内涵在批判性分析中获得丰富和新生。东西方的研究者深入地探讨着世界文学具有的多重属性,不仅吸引着更多研究者的加入,更凸出了世界文学在当下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超民族性、流通性、疆域性、翻译性、多变性、多样性、经典性、普世性到相对性等多重属性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指标,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歌德开始,世界文学打破了民族狭隘意识的思想束缚,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传统,逐渐有机融合了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培养了世界主义的观念。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内涵的拓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后理论时代,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技巧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必备参照系,依然发挥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继续与后现代思潮沟通和互动,从而为世界文学在思想和艺术的有机融合和创新提供必备条件。世界文学的疆域不断拓展,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创作的分类方式逐渐被替代,文学经典处于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三层模式的重新建构之间。世界文学的衡量标准既要具有普世意义,又要考虑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具有的相对性。最后,期待此文不仅帮助读者廓清世界文学演变发展的脉络,同时能够把握其变化和发展的背景,而且能够对世界文学的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从而促进各民族在文学及其他领域更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为美好的“大同世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