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7 15: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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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犹如一股飓风，从美国吹向全球，让全球都感到了寒意。一时间，关于危机的进展及其影响充斥了全球所有的媒体，专家学者纷纷登台向人们分析解释危机的来龙去脉。危机的影响每前进一步，都成为媒体和专家向人们普及金融知识的一个好机会，此时，即使平常根本不关心金融行业的普通人的耳朵也都被媒体连续不断的“次贷”节目磨出了茧子。然而究竟该怎么看待这次危机？这次危机又会对我们的金融改革和金融业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危机引发不同反思
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现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阐述了她对此次金融危机思考后得出的结论。她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不是创新，而是偏离了银行信贷的基本原则，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是要加强对基础产品的监管，要尽量减少在衍生产品的基础上更多地衍生出其他的产品。她同时认为，如果不做更多的改革，我们将只能永远是风险的被动承受者，因此要解放企业和个人金融工具运用的自，对涉及到社会公众利益的金融活动要从严监管，但对其他一些非银行的信贷活动，包括私募范围的活动应该创造好的条件。
长江商学院教授黄明的观点似乎有些不同。在黄明看来，“次贷”危机之所以在最后演变为金融危机，恰恰是因为美国只对商业银行进行了严格的监管，而对投资银行、评级机构以及私募的对冲基金缺乏监管所致。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魏杰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则直言：“现在中国正在沿着美国的路往前走，美国爆发危机对中国是一个警示，投行创新不能搞了，过度夸大信用工具不能再搞了，虚拟经济比例不能太高，要不就出问题了。”对于一些专家学者提出的危机源于美国金融创新过度、而中国还处于创新不足的阶段的看法，魏杰直言：“创新过度和创新不足，这两个概念不太准确，美国不是创新过度，而是创新失误，是坏的创新，不是过度的问题。”魏杰强调，金融创新必须是在监管之下的创新。
从2005年起，中国金融业也推出了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而此次美国“次贷”危机正是源于次级信贷资产证券化。魏杰由此指出，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不能再搞了，因为这是把未来的产权证券化了，事实证明这是错的，证券化一定是现有的财产才能证券化。
魏杰同时指出，金融危机的爆发也说明混业经营有问题，而目前中国把混业经营作为一项创新提出来，显然是有问题的，需要再讨论。
也是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指出，是华尔街金融发展模式制造了这次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不能完全复制华尔街的模式。新兴市场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应该从疯狂创造虚拟货币规模的扩张, 回归到金融市场基本功能的主营业务上，而不是创造太多的并没有价值成长、只是零和游戏的衍生品。“不能不务正业。”左小蕾说。
在左小蕾看来，金融创新并不能消除风险， 只是转嫁风险，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是一个零和游戏，所以一定要有金融产品创新的市场可以承受的转嫁风险总的容量的设置。金融创新超过市场容量，就是创造系统性风险，制造金融危机。“绝对不是说我们不要创新，我是说不能神话金融创新。”左小蕾强调。
金融改革仍需深入
而从中国面对经济下滑风险的背景出发，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长江商学院教授陈志武则认为，为了增加国内消费需求增长，必须加快发展中国的金融业，否则中国内需增长的动力很难出现。
陈志武认为，此次金融危机并不能对中国金融业无所不管、无所不控制的制度提供支持，恰恰相反，对金融业的发展不能管制太死，要是那样的话，也就没有创新了。因为创新与监管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而监管只有在监管者了解一个市场、一种交易、一种产品的方方面面的特征以后，才能知道如何监管，如果不允许创新，也就无从了解创新产品的特征，也就不能了解它会出什么样的问题。
陈志武进一步指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经历了100多年的工业化之后，生产物质的能力已经非常高了，但是消费需求增长很慢，其情形正与中国目前的情况十分相似。之后，美国人发现，除非金融市场能发展起来，并借此排除掉老百姓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否则就无法支持工业产能的扩张。因此，发展金融市场的目的在于给人们提供不同的金融产品，让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好今天的消费与未来的生活安全，从而减小存钱的压力，释放人们的消费意愿与能力。
对于本刊提出的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改革会有什么影响的问题，《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不无担忧：“我希望会有正面的影响，而不是负面影响。”
沈明高也认为，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监管失效，金融衍生产品过于复杂和高杠杆率。但是中国正好处于另一个极端，对所有的东西控制都很紧。沈又以玩笑的口吻说，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要想让它出危机都很困难。
沈明高认为，我们的金融市场开发不足，最重要的就体现在创新不足，其直接结果就是企业和个人的很多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而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帮助企业和个人平滑未来的投资和消费，也就是说它可以让人们把明天挣的一部分钱先拿到今天来用，使人们现在和以后都能过很舒适的日子。如果因为发生了这样的危机，中国就要进一步加强管制，就有可能窒息金融创新，这样风险是没有了，但金融市场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由2007年2月13日开始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逐渐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发展，到2008年末，美国三大汽车巨头寻求政府支持，欧元区经济增长出现大幅下滑，英美、中国等国家通胀率纷纷大幅下降，通缩威胁开始席卷全球，欧美、中国等制造业均衰退，此次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面对着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及带来的巨大影响，众多专家、学者和监管者站在各自的角度，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见解。但对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理论认识还莫衷一是，这也给予我们再认识新形势下金融危机理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一、当前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
2007年2月13日美国抵押贷款风险开始浮出水面，汇丰控股为在美次级房贷业务增加18亿美元坏账拨备，美最大次级房贷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 Corp减少放贷，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New Century Financial盈利预警，由此引发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开始，而从次贷危机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危机的爆发、危机的深化直到危机的全球化。
2008 年1 月中旬至2008年7月，美国、英国、欧洲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金融企业纷纷出现巨额损失。为减缓投资者的恐慌情绪，防止股票市场的波动性进一步扩大，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应对措施。美国政府实施了总额达1680 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美联储在元月下旬的一周之内两次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了125个百分点；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建立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保险基金，并向房屋所有者再提供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助；英国将诺森罗克银行收归国有，并动用500亿英镑的政府债券，调换商业银行持有的抵押资产，以帮助银行业复苏；欧洲央行表示，以4.00%的固定利率，通过一天期吸收流动性的操作从市场回笼资金235亿欧元资金。
2008 年7 月至今，危机不断恶化并迅速地向全球蔓延，不仅股票市场反应强烈，许多非美元货币开始大幅贬值，投资者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在这一阶段，次贷危机转为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欧洲尤为突出，不仅股票市场大幅下跌，欧洲的货币兑美元汇率也大幅下挫，冰岛克朗的贬值尤甚；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迅速紧张和恶化，除了欧洲比较发达的国家外，东欧国家也遭遇到了危机的冲击，股价大跌、货币贬值、银行信贷紧缩是其金融危机发生的典型特征。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理论看法
分析当前金融危机发生的全过程后我们发现，已有的金融危机理论对目前的金融危机不能提供较好的理论依据和支持，原因在于以往的金融危机理论都是针对当时的金融危机发生后进行梳理而形成的理论框架。而目前，针对当前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众多专家学者立场各异，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过度滥用金融创新
这一观点认为，金融的本质是信用，金融创新的泛滥导致信用的滥用。在金融创新的旗帜下，金融衍生品泛滥无度，与经济本体发生了重大偏离。创新的红利被拿走了，创新的风险却留给了市场。过度金融化、过度证券化、过度全球化给社会经济种下了一个个无法割舍的毒瘤，最后出来收拾残局的却只能是政府和纳税人。次贷危机不仅导致了美国投行甚至华尔街的毁灭，也给整个世界的金融生态环境带来了难以修复的重大灾难，这种灾难的最直接承受者不仅是美国，而且是整个世界。
（二）过度放松金融监管
这一观点认为，在自由市场、自由金融的“华盛顿共识”下，美国政府在20世纪80-90年代以后大大放松了对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监管，而金融机构本身就天然存在着规避监管的动力与手段，这两种因素与美联储连续27次降息导致利率大幅走低从而整个社会的流动性泛滥且找不到资金出路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次贷产品等金融创新有了内在的动力与源泉，并形成了无法考量也无法控制的系统性风险源。在危机发生后，整个世界都低估了它所隐含的巨大风险，以至于最终酿成了世纪性金融大海啸。
（三）过度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
这一观点认为，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储蓄率一直在8%-10%左右，进入90年代后期，美国的储蓄率开始大幅下降，至2005年首次成为负数，2006年达到-1%，花明天的钱来过今天的日子不仅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过度的消费模式本身就导致金融体系的严重脆弱，再加上金融系统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叠加效应，就使得危机的负面影响迅速扩大并逐波蔓延，以至最终危及到了实体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
三、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从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到演变为性的金融危机过程来看，要全面、正确和理论性地认识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实质原因，探索次贷危机下金融危机发生的理论根源，要求我们对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背景、形成机理等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认识。
（一）金融危机的产生背景
由于累积多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在2000年爆发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为拯救美国经济，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从2000年5月开始连续11次降息，将联邦基准利率从6.5%下降至2003年6月的1%。但随之而来的是美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按揭贷款额度不断上升，次按规模不断扩大，次级债的发行推动了金融机构的房地产按揭贷款规模。
随着次贷市场的飞速扩大，自2004年6月开始，美联储为防止房地产市场泡沫过大，连续加息17次，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至5.25%。而17次边续加息所带来后果是，自2006年7月起美国房地产价格出现了负增长，抵押品价值下降，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美国住房市场大幅降温。不断上升的利率和下降的房价使很多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借款人无法按期偿还借款，债务违约开始出现并上升，不少次级抵押贷款机构因此陷入严重财务困难，甚至破产。当这些贷款变成坏账时，危机爆发了。
（二）全球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
随着金融创新不断向纵深发展，美国金融界不断推出新的金融工具，其中一项就是次级债务。美国银行为了扩大业务，没有对借款人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核，把资金贷给还款能力很低的人购买房产，致使银行资产的风险急剧放大。随着在房产价格的不断攀升，房产升值，借款人在无力偿还原有贷款的情况下可以以现有房产进行二次、三次，甚至更多次的再抵押来获得周转资金，导致了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不断吸引投资者进行投机活动；其次是投资银行通过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eep）这种金融衍生工具，不断放大投机收益。而当房地产出现不景气现象时，就出现了严重的违约风险，信贷泡沫破灭，于是就产生了次级贷款危机，进而发展到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产生的理论再认识
从理论上看，自由放任的经济金融理论即是美国经济得以取得飞速发展的理论基础，也是美国次贷危机的混乱之源，更是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向纵深发展的理论根源；加上金融深化还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负面作用，从而使得在没有审慎监管下金融深化的负面作用更加放大。
一是自由放任的经济金融理论是当前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理论根源。自由放任的经济金融理论认为，应鼓励金融创新和经济虚拟化，倡导利率汇率自由化，减少或者放弃金融规管，实行向大资本所有者倾斜的经济政策等政策。通过运用该理论，在不断推动实体经济向前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为实体经济的发展积聚了巨大的金融风险，给全球经济金融带来动荡不安。而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业务相互交织、风险交叉传递，一旦第一块骨牌倒下，就会不断出现逐级放大的连锁危机；美国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出售给了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上对全球的资本市场造成了强烈冲击。
二是金融深化和自由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负面作用。我们研究后发现，金融深化和自由化理论存一个前提条件，即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和自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加上市场主体刻意隐瞒金融交易信息，使得信息约束推动作用，从而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深化理论一般会强调政府应放松金融管制，从而造成金融市场的监管与金融市场自由存在着一个时间差，即不具有同时性和同步性，而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
当前金融危机的发生，就是金融深化和自由化在推动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忽视了其存在的缺陷，加上监管机构没有适时进行金融审慎性监管，对纷繁复杂的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及其载体听之任之，从而将金融深化和自由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面对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尽管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是由美国引起的，但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进一步说。即使中国的问题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的问题也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截至目前为止，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的金融产生严重的影响，美国金融危机中的一些核心要素在中国几乎都不存在。中国没有美国那种大面积的房贷断供，没有明显的信贷链条的断裂，没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倒闭破产，整个金融系统在正常运转。中国股市的大幅度下跌，从时间上看似乎是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但两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为中国股市在2007年10月跌势开始的时候，其时美国的次贷危机尽管已经发生，但其世界性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还没有发生。
危机中“中国的经济问题”反倒是表现在另外的方面。
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出现，是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换言之，是内因和外因这两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产物。我说的这两个因素，外部的当然是指世界金融危机，即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外部订单减少，出口困难。内部因素我具体指的是，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而这个转型迟迟转不过去。现在就是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了。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核心的问题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而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造成的困难，恰恰是击在我们的软肋上。这就是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也许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本来正在酝酿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而形成的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恰在此时，由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阻断了中国避免这场生产过剩危机的出口，从而引爆了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
明确以上问题的意义是：
第一，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具有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特点。应当看到、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经济危机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危机，与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传统生产过剩危机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这场危机的原发地美国，危机发生前几乎没有任何生产过剩的迹象，相反倒是“消费过旺”。如果说这次危机中也存在生产过剩因素的话，这种过剩也是在世界经济整体的意义上存在的，是在危机的非原发地存在的(如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的“寅吃卯粮”则使这种过剩维持了表面的平衡。就危机原发地美国本身而言，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金融危机转化为经济危机之后，由于信贷紧缩，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恶化，才出现了生产过剩的问题(美国大量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是建立在信用消费的基础上)，而且尽管如此，直到目前这个问题并没有到达一种很严重的程度，并不是其经济危机中的主要问题。而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则不一样。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一开始就是发生在实体经济的环节上，生产过剩是引发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对于生产过剩危机形成的原因，特别是对其“周期性发生”的原因，尽管人们提供了许多不同的解释，但笔者则倾向于认为，生产过剩危机是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特有的现象。因为耐用消费品时代打破了生活必需品时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直荜，扩大了产能的弹性，从而也就强化了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均衡的风险。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同今天的美国相近，不如说同历史上生产过剩危机的情况更相近。
第二，原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只是引发了正在酝酿中的中国生产过剩危机。对于目前中国经济所发生的问题，实际上既可以看作是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看作是一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中国进入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但正如此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生的过程那样，这个转型是相当艰难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生产已经全面转向耐用消费品，而同时该社会还形不成全面消费耐用消费品的条件，生产过剩危机就有可能形成。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现象，就是这种生产过剩危机的端倪。不过，冷战结束后突然加速的全球化过程，特别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过程对“中国制造”的需求，缓解了这个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没有新全球化的影响，中国早在2005年就会进入传统市场经济式的生产过剩危机，新全球化使中国面临的危机得以迟缓，但也在被推迟后以更大的程度出现。而这种危机的发生，可能会取决于许多可能的引爆因素。克拉斯穆尔・佩佐夫在2004年写的《中国的大萧条》一文中就指出，以下几种情形可能会成为中国萧条的触发点：(1)一场世界范围的货币、银行或者衍生产品危机；(2)美国的一次衰退；(3)扼制通货膨胀的措施；(4)中国失去贸易盈余；(5)一场石油供应危机。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与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没有关系。但这种关系更多的是‘种引爆的关系，或者说是挤压金融泡沫和资产泡沫的过程演变为挤压中国生产过剩的过程。这是我们分析这次危机中一些重要问题的前提。
第三，生产过剩危机将会是我们今后将不时面对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转型期的非常规发展过程。但在30年后的今天，这种非常规发展过程将会逐步转变为一种常规的发展过程。在常规发展中，有两个问题是必须加以正视的。一、中国有可能将告别两位数高增长时代，我们也许要习惯一位数的增长。当然，这种变化也许是在若干年之后。二、生产过剩危机将可能周期性发作。西方发达国家在两次大战之间用了差不多30年的时间才真正完成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期间要解决消费信贷、城市化、中产阶层发育、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等一系列问题，为进人耐用消费品时代创造条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不时爆发将会是不可避免的。强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有两种误解。一是以为这场金融危机只是一个插曲，插曲总会过去，一旦插曲过去一切又可以回复往常。二是以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来说，这次的危机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而且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这两种误解将会导致我们对今天和将来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错误的判断。
危机的波浪式推进：危机波与冲击波
就这次金融危机本身来说，有一个鲜 明的特点，即犹如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而且，自2008年10月前后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之后，金融层面的冲击和实体经济层面的冲击可能会交替而来。不过，这里我们需要更加注意的是，在这场危机原发地美国形成的危机波与对世界经济形成的冲击波并非是一回事。而现在人们对于这两者往往是混为一谈，这可能会导致对一些问题的误判。
作为原发地的美国，这场金融危机至少已经经历了两波，人们现在预测的是，第三波会不会到来，以及何时到来。第一波开始于2007年2月，即通常所说的次贷危机。到2008年9月美国政府接管“两房”、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第三大投行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至此，次贷危机已经转化为全面的金融危机。
第二波则始于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加深，金融危机开始向实体经济转移，经济衰退的迹象出现。典型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通过7000亿救市计划以应对经济衰退，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宣布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美国三大汽车巨头陷入困境，钢铁生产急剧下滑。
对于有可能到来的第三波冲击，目前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有，有人认为不会发生。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原发地美国本身金融危机的发作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与对外部的冲击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而且，我们可以大体看到一个趋势，越是到后来，这种差异就越大；越是到后来，受冲击国家受影响的实际过程，就会愈加取决于其内部的因素。换言之，越是到危机的后期，各个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就越是受内部逻辑的支配，就越是“自己的问题”。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意义是可以使我们看到，在危机原发地美国要解决的问题，与受冲击的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完全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机第一波冲击中受打击最沉重的，往往是金融体系最脆弱的国家，特别是虚拟经济比重比较大的国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冰岛。冰岛是个人口仅32万、国土面积10.3万平方公里的岛国。冰岛曾长期跻身“世界最幸福国家”之列，多次被联合国评为“最宜居国家”，其国民的人均收入也在全球前列。但冰岛也是全球内负债水平最高、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截至2008年6月30日，冰岛三大银行的资产规模总计达到1280亿美元，而其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3.7亿美元，银行业的资产总值高达该国GDP总值的8倍。同时，其外债超过1383亿美元，以冰岛32万人口计算，这大致相当于每名冰岛公民身负37万美元的债务。在亚洲，首当其冲的则是被称为“亚洲第一倒霉蛋”的韩国。从去年9月底开始，韩国金融市场出现严重恐慌情绪，股市和汇市一路暴跌。但总起来说，在这一波冲击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受到的影响较为有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认为中国甚或亚洲的经济发展已经与欧美等国家脱钩，在金融危机中可以置身事外。
但事实证明，当时几乎整个世界都低估了这场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威胁程度。当美国的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的时候，其对外部的第二次冲击也就开始了。这第二波冲击主要是以影响实体经济的方式展开的。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了美国、日本和欧洲相继宣布进入经济衰退过程，由于金融紧缩，经济衰退，需求减少，进口大量缩减。在这一波中受打击最大的，无疑是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新兴市场。也正是在这一波中，中国开始明显感受到金融危机的压力。尽管珠三角企业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发生的时间更早，但整体来说，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情况的恶化主要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但尽管如此，中国，包括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波中受到的主要还是外部的“冲击”。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第三波可能的冲击。尽管目前对在美国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波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我的看法是，即使原发地美国本身不发生金融危机的第三波，或者由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不会明显恶化，其危机对外部的第三波冲击也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波冲击也可以看作是前两波冲击在其他国家内部的再次回响，或者是危机在受冲击国家内部的发酵过程。在这一波冲击中受打击最大的，可能将会是内部经济结构问题最大的国家。可以想象的是，在主要发达国家进入经济衰退之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兴起，新兴市场国家内部问题以全球化解决的空间缩小，内部经济结构的问题将会进一步突出出来。如果说在第二波冲击中中国就已经明确意识到不可能独善其身的话，那么，在这一波的冲击中，中国遇到的挑战会更有实质性。事实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一些过度借贷、盲目扩张和投资的企业就已经存在严重的隐患，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到来，这些企业就会陷入困境，甚至出现破产、倒闭。因此这一时期将是内部结构问题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彻底显露的时期。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在这一波冲击发生的时候，也正是目前各国政府采取的紧急应对措施效果开始显现的时候。这一次金融危机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各国政府联手对危机进行干预，主要国家政府都出台了大手笔的救市措施。在短期内，这些措施对于防止危机的恶化，无疑会起到明显作用的，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下滑等。但同时必须看到，这些措施中的许多政策是仓促出台的，在缓一时之急后其某些消极效果会逐步暴露出来；一些措施只是使问题的爆发推后了，或减缓了，而不是解决了，过一段时间，问题还会暴露出来；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无法从根本上消解金融危机，特别是无法消解实体经济危机。因此可以想见，在一些最初的应对措施潜力释放完毕之后，造成这些危机的那些因素还会浮现出来。甚至目前的一些应对措施，也可能正在埋下未来的隐患。正因为如此，像克鲁格曼这样一些经济学家在提醒，全球经济可能陷入日本式的长期经洲氐迷期。在一些国家，急风暴雨式的金融危机可能演变为一种慢性病。
危机波与冲击波的差异，会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这次危机最后会不会导致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即作为原发地的美国在经济上所受到的实质性损失并不大，甚至会成为最后的赢家，而处在危机边缘的国家，反而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不但对于相关国家的发展，而且对于整个世界格局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危机中最重要的机遇，是转变发展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