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8 10:30:34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法定继承规则，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涉外法定继承，是指在法定继承的法律关系中，主体、客体或者与继承有关的法律事实至少有一项应含有涉外因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深，国与国之间的民事交往日益增多，随之而来产生了大量的跨国婚姻、跨国收养等法律现象，由于各国法律在法定继承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显著差异，比如对于继承人范围的规定，有的国家宽，有的国家窄；对于继承顺序的规定，有的国家规定继承人的顺序多，有的国家继承人的顺序少等，这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国际私法上的法律冲突。当这种冲突产生时，适用什么样的原则去确定法律适用，在面对涉外法定继承的具体问题时，如何保护我国公民的合法利益和权益，是当今现实中比较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涉外法定继承适用准据法的概述
在涉外法定继承中，准据法的确定是解决涉外继承案件的关键。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法定继承准据法的确定主要规定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继承法》第36条规定：“中国公民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遗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人的遗产，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外国人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遗产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中国公民的遗产，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所住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有条约、协定的，按照条约、协定办理。”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适用准据法的使用顺序上，如果签订条约、协定的，依照条约、协定办理，如果两者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处理继承问题的条约、协定，则按照我国继承法规定的冲突原则处理。同时，根据这一规定，中国在涉外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上仅仅规定了有限的四种涉外继承的情况，这种规定很不周严，没有办法调整更多更复杂的涉外继承关系。此外，《继承法》的规定没有明确适用被继承人的哪一个住所地法。这样，在被继承人住所发生变化或有几个住所同时存在时，则无法直接确定准据法。与之相比，1986颁布的《民法通则》更加周严而明确，《民法通则》第149条规定：“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它不仅概括了各种涉外遗产法定继承的情况，而且由于有“死亡时”来限定住所地这个连结点，就使得准据法的确定更为明确。
《继承法》和《民法通则》的规定都表明中国的涉外法定继承采用的是区别制。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同样采用了“区别制”原则，《示范法》第141条规定：“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的住所地法或者惯常居所地法，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示范法》基本上延续《民法通则》第149条的规定，只是在动产继承的法律适用上增加了一个连结点“惯常居所地”，这也是属人法连结点的一个发展趋势。
二、各国对涉外继承准据法的确定，主要采用以下几种冲突原则
（一）法定继承依遗产所在地法。法定继承依遗产所在地法，这是一个古老的解决冲突的规则，是封建社会严格的属地主义原则的结果。这一冲突原则最先由意大利法学家巴托鲁斯提出，他认为继承的主要问题是财产，有关继承的问题与遗产所在地的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处理遗产关系问题，应根据遗产所在地法解决。这种继承依遗产所在地法，在封建社会时期国家间经济联系不发达的情况下，由于遗产所在地比较单一和集中，它往往同时也是被继承人的住所地和国籍所在地，这样法律的执行和适用都不存在多大的困难。然而，随着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动产在财产中的比例愈来愈大，作用日益重要。在涉外继承的法律关系方面，遗产往往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且动产也往往分散在几个地方或不同的国家。如果涉外继承关系一律适用遗产所在地法，不仅不符合国际间经济联系的需要，而且也给涉外继承关系的法律适用带来很多困难。因此，“继承依遗产所在地法”这一冲突规范，目前除南美的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国家采用外，其他国家都不采用了。
（二）法定继承的区别制。区别制又称“分割制”，是指遗产区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分别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从而导致适用不同的准据法。区别制的实践源于欧洲封建社会，是在封建土地所有权基础之上，地域观念得以强化，以保护土地分封制为主要宗旨的封建法律十分注重对土地及其他不动产的控制，由此决定了不动产继承的准据法不可能是不动产所在地习惯法以外的法律。另外，由于动产继承在那时远不如不动产继承那样具有巨大的财产利益和政治重要性，同时受客观条件的制约，若对分布在各处的每一动产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必然会在动产的清理和转归等问题上产生很大的困难；加之受“动产随人”、“动产无场所”观念的影响，动产继承受一个单一的法律即被继承人最后住所地法的支配也是一种现实、必然的选择。目前，采用区别制的国家主要有英国、美国、俄罗斯、法国、泰国及一些美洲国家。如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第236条规定：“所有人死亡时未留遗嘱，其土地权益的转移，依土地所在地法院将于适用的法律。”
（三）法定继承的同一制。 同一制又称单一制，是指不问财产所在地之异同，也不区分动产与不动产，统一适用被继承人的属人法。由于各国法律对属人法的不同规定，在适用被继承人的属人法时又分两种情况：大多数国家适用被继承人的本国法，只有少数国家适用被继承人的最后住所地法。前者有日本、德国、波兰等，如《日本法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继承依被继承人的本国法。”后者有秘鲁、挪威、阿根廷等国家。如秘鲁《秘鲁民法典》第2100条规定：“继承，无论遗产在何国，只适用死者最后住所地法。”同一制源于罗马法中的“概括继承主义”，这种继承制度强调，除了与被继承人之人身相联系的债权、债务或其他权利义务之外，继承人要总括地继承被继承人的一切财务和财产上的所有权利义务。
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及《示范法》对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均采用“区别制”，本文认为，我国立法应抛弃“区别制”，采用“同一制”。主要理由是：首先，同一制有着许多为各国所接受的优点，适用属人法来调整继承关系，较之适用其他法律最有资格也更为合理。因为被继承人的国籍或住所是其经常生活也是其家庭、继承人及大部分财产所在地国，该国应是与被继承人有社会的、经济的和法律上的最密切关联的国家，所以，这是属人法被选择为继承准据法的最充分理由。其次，“区别制”原则在具体运用上存在明显的不足，它使得一项遗产继承可能分别受制于数个国家的法律，使本来就复杂的继承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会出现“遗产位于几个国家，就有几个继承案件”的情况。而且采用“区别制”原则首先要对遗产进行识别，区分动产与不动产，这种识别应根据何国法律进行同样存在着争议，一般认为应依照遗产所在地法，在这种情况下法官还要了解遗产所在地国家关于动产与不动产划分的规定，无疑增加了解决案件的难度。
三、对我国涉外法定继承确定准据法的建议
（一）我国涉外法定继承确定准据法时应该规定反致制度
反致是国际私法领域的一个传统制度，但却一直备受争议和讨论。然而，理论上对反致制度的质疑并没有阻止反致在实践领域受到法官的青睐而一次次得以复兴。根据目前世界各国的立法情况，各国普遍在合同和侵权领域对反致持严格限制态度，而在身份领域，特别是继承领域许多国家都接受反致，只是在具体条款上有所区别。近些年以来，反致在涉外继承案件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涉外继承的冲突法不宜设置过于复杂的连结点的情况下，它发挥了一定的灵活性来实现某些结果选择的目的。为顺应冲突法理论的不断发展，我国也可在继承领域做出更加灵活的规定，有限制的适用反致制度，即如果法院地国与继承案件特定问题或继承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而适用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的冲突规则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则可以适用该冲突规则。这样做，一方面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有关实践；另一方而，也可以使同一个涉外继承案件的判决，既符合我国法律，也符合对方国家的法律。再者，法院采纳这种制度，可以较方便地适用我国法律，使案件得到顺利解决。
（二）借鉴《死者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中的灵活连结点的运用，引入最密切联系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以说是当代国际私法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它用弹性连结点取代固定连结点，使法官在处理案件时不再依赖单一的连结点，而是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找到最合适的连结点。这种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去选择法律的方法，适应了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涉外民事关系复杂多变的客观形势的需要，避免了用某一种固定的连结点指引准据法的不切合实际情况和不符合案件公正合理解决的缺陷，使法律适用趋于宽松和灵活。因此，我国也有必要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法律适用的一般性原则，防止连结点空白或者变更时造成法律适用规则的缺失。当然，这一过程需要法官正确地运用自由裁量地权利，不能够一味的认为法院地国或财产所在地国就一定具有最密切的联系，而是应当充分从被继承人的意愿和正当期望出发，保护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和期望，去正确的运用灵活的连结因素，来达到实现国际私法所追求的实体正义。当然，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克服了传统冲突规范的僵化、机械特点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容易导致法律选择的随意性。因此，为了保证我国在涉外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结果的可预见性，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是必要的。比如在法规中列出几项可视为与继承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供法院选择适用，以防止该原则被滥用。
（三）谨慎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是国际私法中一项特殊的制度，是在冲突规范适用过程中，为限制或排除外国法的适用而存在的一种手段或原则。在继承领域，虽然继承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但也有某些特殊的制度和方面涉及到国家的基本政策制度，以及社会的公序良俗，特别是在财产的移转、特殊利害关系人利益的保护等方面，需要公共秩序发挥安全阀的作用。当然对公共秩序的具体运用也要以谨慎的态度，区别情况，做出必要的限制，不能一味的运用公共秩序来排除外国法适用扩大本国法适用，这是不符合国际私法立法宗旨的。如《死者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第十八条也特意强调只有明显不符时才可以拒绝适用，可见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在适用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时还需要谨慎行事。
参考文献：
涉外继承公证与一般性继承公证办理时，要按照程序规则及涉及的关键问题并存在原则上的差异。如何在中国法律法规框架内，在符合国际司法规则为基础，挑选适用于法律解决确定继承人的范围、界定夫妻财产等。下文针对涉外继承公证法律中的问题展开分析，以期采用准确的适用法律解决涉外继承公证问题。
一、涉外法定继承公证概念及范围
涉外法定继承是指包含涉外因素的法定继承，主要表现如下:主体或客体涉外;与继承有关的法律事实涉外等。涉外继承包含一系几种情况:继承人或被继承者一方或双方均是外国人或身处境外;有待继承的全部或部分遗产在国外;产生继承法律事实出现在国外。必须注意，涉外法定继承最少需要一个涉外因素，但无需全部具有涉外因素。
二、如何办理涉外法定继承公证
(一)严格按照管辖权各项规定
明确管辖权直接影响法律法规的使用度，进而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由此可知，确定管辖权具有重要意义。《公证法》第25条指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办理公证，可向居住地、常住地或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外不动产公证过程中，申办人应向不动产所在地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外法定继承公证时，并非简单套用以上规定，还应按照《司法部公证律师司关于涉外遗产继承公证书如何出具事的复函》各项规定。该复函指出:“中国公民继承居于在国内或国外中国人、外国人在境外的动产或不动产时，都不宜只开出关于继承事项的公证书，也应开出国内当事人与死者亲属关系的证明书或当事人的出生证明，依据被继承人居住地法律或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法规进行办理。遗产继承适用于我国的法律法规，公证部门应根据继承人提出的申请，为他们开出法律继承公共公书。
(二)准确适用相关法律
目前，我国公证机构在日常工作中，对继承公证是否合法存在一定争议，但笔者认为，合法性审查对涉外法定继承公证具有重要意义。香港和祖国的怀抱，标志着我国成为一个多法域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之内，香港、澳门两个地区均是中国内地平等且独立的法域。台湾已有法律制度与我国大陆有所差异，对，我国可遵循一国两制的方针进行解决。区际继承就是在一个多法域国家之内，继承法律关系中主、客体及内容这三项要素最要由一个或多个与另一法域有一定联系。世界上多数复合法域国家通用做法就是把住所地法律当做区际冲突上的属法人。目前，我国各地已有自己的国际司法立法或不成文法，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部分单行法规明确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标准。因此，在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问题时，中国大陆、港澳台可以退出适合自身需求的国际司法以解决法律冲突问题。办理涉外法定继承公证过程中，明确管辖权以后，要根据冲突规范指引明确办理法定继承公证适用的法律。同一继承案件适用的法律有所差异，其产生的法律后果存在显著差异。由于不同法域，对继承人的范围、继承顺序、遗产继承份额等有一定差异。因此，法律适用准确性显得尤其重要。中国涉外法定继承法律适用方面的规定主要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该法律指出，我国在涉外法定继承法律使用上均采用区别制，即:动产要采用被继承人死亡时居住地的法律法规处理遗产，不动产则运用不动产所处地区的法律。必须注意，若继承者为居住地处于中国大陆的公民，被继承者居住地也在中国大陆，这种情况隶属于国内法定继承情形，不属于涉外法定继承范畴，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
(三)确定最合适的继承人
办理涉外法定继承公证中继承者身份认定尤其重要，我国有关继承者身份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夫妻关系的认定，本法第23条明确规定:“夫妻人身关系，可以采用双方共同经常居住地的法律法规;不在一个地区居住，可采用共同国籍法律法规”。对父母和子女关系的认定，该法第25条规定，父母子女关系适合共同经常居住地所用法律;缺少共同经常居住地，适用于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共同国籍国法律，以此保障弱者的权益。对收养关系的认定，该法第28条表明，判定收养的条件及手续，可采用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经常居住地区的法律。收养效力，则采用收养时收养人常局居住地区的法律。解除收养关系时，应根据收养时被收养人常居住地的法律或法院地法律。
三、结论
总之，涉外法定继承公证业务重点在于通过冲突规范指引明确准据法，以此判定继承人、遗产范围等各项要素。本次研究以涉外继承公证的概念及范围展开分析，提出一系列创新公证理论、促进该业务健康发展的建议，以期为类似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近年来，大量的公房继承纠纷诉至法院。由于法律没有明确就公房继承问题进行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缺乏统一的裁判依据，因而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司法实践中关于如何确定新的公房承租人有三种意见，一是按照重庆市现有的公房管理规定判决由与原承租人同住二年以上的家庭成员继续承租；二是认为公房承租权系合同法意义的租赁权，应按《合同法》的规定进行处理；三是认为公房使用权具有物权属性，可视为原承租人遗留的合法财产，具有可遗产性，进而认为在原承租人死亡后，应适用《继承法》中关于遗产的规定确定公房使用权的归属。随着公房使用权的准物权属性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逐步认可，法院判决多倾向于第三种的观点。
一、公房使用权的法律性质探析
公房使用权，指与公房产权单位签订公房租赁合同后取得对公房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公房使用权的基础法律关系虽是租赁关系，但此租赁不同于典型合同法意义上的租赁，而是一种特殊的租赁权，兼有物权和债权的特征。关于公房使用权的法律性质，学界及司法界存在广泛的争议，主要有债权说和物权说两种观点：
（一）债权说
该说认为，国家作为公有住房的所有权人，授权有关的房产管理部门将公房出租给职工使用，并收取租金，在国家与职工之间形成一种租赁合同关系。尽管公房使用权具备一些物权化特征，充其量是政策导向下赋予该房屋承租权的特殊功能，并未根本改变公房使用权为房屋承租权的债权本质。
（二）用益物权说
司法实践中，多持用益物权说的观点。该说认为，公房使用权具备使用权人对公房的实际控制权、支配权，所有人权利被虚化、弱化；没有期限；凝结着职工的劳动价值等特征，基本符合用益物权的法律特征。
笔者认为，公房使用权具有用益物权属性。首先，根据物权法对物权的定义可知，判断某种权利是否为物权，应看权利人对物是否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公房使用权人对公房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因而公房使用权属于物权。其次，用益物权是指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公房使用权人对公房享有稳定的占有、相对自由的使用，且有转租、转让的收益权，公房使用权符合用益物权的本质要件。但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我国《物权法》及其他法律尚未规定公房使用权为一种物权，因此称其为准用益物权更能概括公房使用权的法律性质。立法具有滞后性，不可能将所有物权类型都囊括其中，需要实践不断的发现、探索、形成新类型的物权，且学界已出现了物权法定主义缓和的趋势，因此不能以《物权法》尚未规定就否认公房使用权的物权属性。
二、公房使用权纳入遗产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公房使用权，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实施的福利分配住房制度下所产生的一种权益。虽然自1998年实施住房货币化改革以来，福利分配公有住房的制度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在各地司法审判实践中，关于以公房使用权为内容的纠纷却屡见不鲜，尤其是原承租人死亡后公房使用权归属的确认纠纷更为突出。若将公房使用权排除在遗产继承案件审理范围之外，必然导致纠纷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因此，应将公房使用权明确纳入《继承法》规定的遗产范围中，为人们提供相应的法律规范，引导人们依法处理相应的问题，避免纠纷的发生。同时也可将法院的自由裁量空间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各地法院对相类似案件作出相矛盾的裁判，切实保护公房使用权人的利益。综上，将公房使用权纳入遗产范围的具有必要性。另外，将公房使用权纳入遗产范围具有可行性。
（一）公房使用权具备遗产的财产属性
我国《继承法》第3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能够作为遗产必须具有财产性，继承的对象就是财产。公房使用权的现有权能与传统上所有权的权能基本一致。公房使用权人对该房屋拥有实际控制和支配的权利，可以转租获得差价；公房使用权可以转让，承租人可以以转让费的形式取得经济利益；如果遇到拆迁，公房使用权还能成为一种直接获得财产补偿的权利形式；最重要表现在房改上，以身份、职业等不同带来的公房使用权的差异将直接造成房改中折价金额的不同，使用权人可以从中获得利益，房产改革中公房买断中按工龄予以折抵房屋价款的政策，事实上是对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再次分配，这些为公房使用权赋予了私有财产的性质。综上，公房使用权具备遗产的本质属性要求，具有可遗产性。
（二）公房使用权具有用益物权属性
设置不动产的权利类型的目的有二：一是确定主体对不动产上的利益；二是权利作为利益的载体用于转移该不动产上的利益。不动产上的利益以权利的形式得到法律确认后，该权利作为交易的客体方能流转。财产的本质不在于其能够被占有和使用，而在于该财产能够直接产生收益且该收益能够被流转，特别是当这种收益表现为一般等价物即货币时，其流动性得到极大增强。公房使用权为一种用益物权，意味着其可以进行流转。公房管理实践也认可了公房使用权的流转性，允许公房使用权进行转让，继承也是广义的一种流转方式，因此公房使用权可以继承。
（三）将公房使用权纳入遗产符合继承法修订的趋势
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继承法》对遗产范围的规定不合理，应当扩大遗产范围。公民的财产不仅仅指所有权，也包括用益物权及具有财产性质的债权。杨立新教授提出的继承法修改意见稿中将公房使用权纳入遗产范围，认为公房使用权同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其他用益物权一样，具有可遗产性。
三、公房使用权继承规则设计
目前，我国公房使用权的基本取得方式有两种，即原始分配取得和市场转让取得，由于分配取得相较于市场转让取得的公房使用权，其家庭福利性和社会保障性保持得更为完整，基于此种区别，两种公房使用权适用的继承规则也应有所区别。对于分配取得的公房使用权应以法定继承为主，限制遗嘱继承和遗赠的适用。通过市场价格转让取得的公房使用权，是使用权人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取得的，拥有了完整的公民私人财产权利的本质，因此，继承方式更为自由和多样化，没有特别的限制。原始分配取得的公房使用权规则设计分析如下：
1.法定继承规则
适用法定继承时，应按《继承法》规定的继承顺位进行继承。由于公房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其产权的完整性不可被分割，公房使用权应以单独继承为主，由继承公房使用权的人对其他继承人经济补偿，特殊情况下方可适用共同继承，如原承租人死亡前，有2个以上家庭成员与其共同居住，且这些家庭成员没有其他房屋可以居住，则可由原承租人生前与其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共同继承。对于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由谁继承房屋，可以参照《最高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精神处理，即规定：各继承人就作为遗产的公房使用权的价值及归属达成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无法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各方均主张作为承租人承租房屋的并且同意竞价取得的，应当准许；（二）一方主张公房使用权，就价值不能达成一致的，可由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对公房使用权作出评估，取得公房使用权的一方应按继承份额给予其他继承人相应的补偿；（三）双方均不主张公房使用权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拍卖房屋，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此外，在各方均主张公房使用权归己方所有的情形，除考虑竞价因素外，还应考虑以下因素：1.是否具有本市常住户口。公房使用权具有社会保障属性，应当首先满足公房所在地的居民的居住需求。2.同住情况。在标的房屋中居住了一定年限的同住人在同等条件下显然对房屋的需求更为迫切，应当从维护同住人居住生存利益角度出发，保护同住人继续居住的权利。3.家庭住房条件。在确定公房使用权的新使用权人时，不仅应当考虑继承权利人个人住房需求情况，其有无配偶、配偶有无住房、家庭成员人员多少以及居住是否困难等因素，将公房使用权分给对住房需求更迫切的一方，以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更有效配置。
2.遗嘱继承及遗赠规则
由于公房使用权具有家庭福利性及社会保障属性，应严格限制遗嘱继承及遗赠在公房使用权继承中的适用。遗嘱继承及遗赠适用的前提条件是：除需同其他遗产一样受特留份和必留份制度的限制外，还必须满足无房居住的家庭成员的居住需求，否则该遗嘱或遗赠无效。若原使用权人通过遗嘱的方式表明房屋将有某个或某几个继承人继承或以遗赠的方式将公房使用权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而排除了经济条件差、无房居住的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利，则背离了公房使用权的家庭福利性和社会保障属性，该遗嘱或遗赠应属无效。
（二）市场取得的公房使用权继承规则设计
由于《继承法》制定于1985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大大增加，现有的继承法已经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修订。尤其是，新型的财产类型不断涌现，现行继承法所列举的遗产范围过窄，需要调整已在学界和司法界达成共识。因此，笔者认为应承认公房使用权的可遗产性，但不一定要在《继承法》中将其明确列举为一种遗产。公房使用权的财产属性是无可争议的，是一种财产，只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其不能继承，则其当然可以继承。
参考文献：
[1]孙宪忠：《中国物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