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9 15:03:51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进口贸易数据，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中图分类号：F7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4-0016-02
一、引言及文献述评
长期以来，就业问题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伴随着近年来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劳动力市场突显“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失衡现象，探究劳动力需求和结构扭曲等问题的解决途径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在促进和改善就业问题的研究中，对外贸易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现有大量理论与经验研究均系统分析了出口贸易对于国内就业规模和结构改善的促进作用，分别从国家、行业、企业及个体等层面论证了出口、贸易自由化等对于就业增长的作用机制（周申等，2007；盛斌和马涛，2008；Brown，2012等）指出出口贸易增加了不同职业的劳动需求，有利于促进就业增长及技能和性别结构的改善，且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拉动经济增长有效促进服务业与农业部门的就业增长加快，在少数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研究企业就业变化的文献中，梁永强（2010）发现企业层面FDI流入对就业水平促进作用并不明显；戴觅等（2013）利用企业数据研究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会通过出口收益渠道和进口成本渠道影响就业水平；席艳乐等（2015a，2015b）分别利用关税数据与投入产出表数据，研究企业就业的二元边际及企业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变动，发现贸易自由化促使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损失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已有研究大多着眼于出口贸易层面，对于进口贸易的相关探讨略显不足。事实上，作为影响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进口对就业的贡献和重要意义同样是功不可没。加入WTO以来中国进口贸易迅猛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进口贸易总额13年内从2千亿美元增长到1.95万亿美元，占据了贸易总量的45.6%。同时，随着进口贸易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垂直化分工的深化，中间投入品进口占比亦呈上升趋势。虽然现有文献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予本文以较多的启示和借鉴，但是有关于进口贸易与就业关系的探讨、基于企业异质性假说细化到企业层面的相关研究更为匮乏，并且缺少对进口贸易的种类、规模、强度以及企业就业数量的多层次、多维度划分，进而也缺乏针对进口贸易作用于企业就业的系统研究。
基于上述理论与现实背景，本文立足于2000-2006年的中国企业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FE）模型，系统研究企业是否进口及其进口规模、产品种类、进口来源国等异质性特征对于就业增长的影响，最终结合实证结论，为更进一步改善就业、促进贸易政策的调整与改善提出相关对策建议。总体而言，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在拓展研究视角及方法改进方面有了一定进步，首次将进口贸易与企业就业结合起来，基于贸易强度、贸易伙伴国特征等一系列进口差异化特征的拓展分析，对于更进一步分析进口影响企业就业的作用机理分析更为明朗，综合运用综合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也使得本文的研究结论更为稳健可靠。
二、计量模型与方法
本文主要参考戴觅等（2013）的研究思路，构造本文的计量方程式：LnEmpit=α0+α1Impit+α2Expit+βXit+λYit+μit（1）
其中，因变量EMPit为企业i在时期t的就业增长率，反映企业就业规模的变动情况，根据企业在特定时期的雇员人数的对数差分得到；自变量Impit为企业是否进口的二值变量，取值为1则该年实施了进口，可揭示进口贸易行为对企业就业增长的作用方向，反之为0；为衡量部分企业在参与进口贸易的同时所采取的出口行为是否对其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引入是否出口的虚拟变量，取值为1时表示该企业既被观测到了进动，又有出口行为，反之为0。Xit中包括了企业在贸易强度、进口产品种类、进口来源国数量以及进口贸易伙伴国等方面的特征，产品种类根据细分的HS-6位产品编码进行划分得到，进口来源国数量基于细分产品层面上的贸易特征统计得到；Yit囊括了企业层面其他影响就业规模的指标，如企业年龄、平均工资、企业规模、人均工业增加值等，其中规模指标即为企业的人均产出，μit为随机干扰项。
具体地，本文在后续实证分析中使用混合面板OLS、面板固定效应以及面板随机效应三种模型对上式进行估计，最终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最优的估计方法。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的数据均源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匹配后的数据样本，企业特征方面的指标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企业贸易活动相关特征源于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贸易伙伴国收入水平的划分源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本文采用两个大型数据库相匹配之后得到的嵌套面板数据，具体匹配方法参照田巍和余淼杰（2013）的做法，使用企业“电话号码+邮编”、企业名称两种方法相结合的匹配法，最终得到时间跨度为7年、囊括158478家企业、447932个样本的数据集。
表1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较大的企业就业规模充分表明了企业作为吸纳就业主体的重要作用。而企业平均年龄在十年左右，人均工资接近一千六百元，企业产出规模和人均增加值、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表明了企业整体的绩效状况，且企业平均进口2种产品，企业进口来源国最多达六十三个，但进口额占企业销售额的比重相对较低。与此同时，本文也可通过各种收入水平的国家的进口强度看出，中国的进口仍集中于中高收入国家，从低收入水平国家进口较少，进口贸易仍依赖于特定的市场。
四、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估计方程式（1），观察可知OLS方法、FE和RE方法下的系数显著性与符号大致相似，同时Hausman检验显示采用固定效模型进行估计的结果更优，因此本文主要报告双向固定效应结果下的实证结论。
表2为通过逐渐增加回归变量进行分析的结果。具体地，第一列直观考察了进口对异质性企业就业的影响，企业参与进口贸易的行为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就业增长，相比不进口的企业能够有4%左右的就业增长，这与其是否参与出口的特征相类似。与此同时，企业特征方面可以看出，企业年龄越大、经营时间越长，便能够拥有越稳定的企业表现和绩效状况，从而促使就业规模缓慢扩大；生产率更高的企业通常在贸易活动中变现越为突出，也有着显著为正的就业效应；而工资与就业、人均增加值与就业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就业规模的扩张将会导致产出递减、真实工资降低，反之亦然。
更进一步，仅考虑“贸易状态”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区别企业在贸易规模、贸易强度方面的特征，在第（2）列分析中纳入企业的进口强度等指标。结果表明，上述指标的显著性和数值均较少受到影响，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的无偏有效性。进口来源国的数量与就业增长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或许因为企业执行“市场多元化”战略之后，更多的产品进口来源国能够显著降低对特定国家产品进口的依赖性，从而降低和分散企业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如汇率变动、贸易政策改变等风险而引致的就业波动，促进企业就业增长；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多能够促进就业增加，说明企业产品生产选择的多元化，体现了企业参与国际生产与分工的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环节中的重要性的提升；企业进口强度与企业就业增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可能是伴随着当前产品内分工贸易的深化发展，进口强度尤其是进口中间投入品强度的提升将会一定程度上加深企业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从而加大其对于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变动及应对市场变化的影响，最终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进口强度削弱了企业的就业增长。
表2 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此外，收入水平是影响双边贸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鉴于进口贸易企业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大，因而对于贸易伙伴国收入水平、汇率变动风险等因素较为敏感，因而本文第（3）列引入贸易强度和贸易伙伴国收入水平划分的一系列特征，结果显示：中国从中高等收入水平国家的进口对就业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果，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进口对就业的影响不显著。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中高收入水平国家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为当前中国尚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环节，而贸易伙伴中基于中高收入水平国家的进口将会对国内市场产生显著的替代效应，从而减少相对劳动需求、抑制就业增长。伴随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贸易伙伴分布范围的扩大、对特定市场依赖程度的降低，同时更多“南南合作”的展开，必将对企业国际市场开拓和经营水平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最后，列（4）为本文所进行的稳健性检验。观察可知，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和作用渠道之后，借鉴多数文献的做法，基于关键变量替换的视角，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发现所有指标的符号和显著性均与初始结果保持了一致性，论证了本文实证分析的稳健可靠。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在企业异质性理论框架下，深层分析了进口贸易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发现参与进口贸易对企业的就业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且伴随着企业进口产品种类与市场的多元化，这种促进效应仍显著存在。同时，相较于不参与贸易的企业，进口企业的一系列绩效状况也对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而参与进口的同时兼有出口行为也能够推动企业就业的增长。而基于贸易伙伴国的拓展指出，从中高收入水平国家进口的替代效应对于企业就业产生了一定的抑制效应，而从低收入国家的进口强度的大小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
综上所述，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经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同时也为宏观贸易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指出了方向。一方面，“稳出口、促进口”政策的实施，显然为促进企业参与进口贸易、充分发挥进口对于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打开了一扇门，从稳定就业的角度来看，把握进出口贸易的平衡点仍会是未来中长期政策调整的方向和重点所在。另一方面，本文有关于企业结构、企业年龄、企业参与进口贸易对就业的差异化影响，也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借鉴，有助于企业自身的创新水平和管理能力的提升、管理机制的完善，同时也为企业实现稳定持续经营提供了思路。与此同时，对于企业在进口贸易活动中进口产品种类、贸易伙伴数以及如何选择贸易伙伴等问题，本文也从微观视角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借鉴，企业更应重视贸易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参考文献：
[1] 盛 斌，马 涛.中间产品贸易对中国劳动力需求变化的影响：基于工业部门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8（3）：12-20.
[2] 喻美辞.工业品贸易对中国工业行业人口就业的影响――基于34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8（4）：22-29.
作者简介：冯晓玲(1977-)，女，吉林通化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大连海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关经贸关系：
赵放(1961-)，北京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日本经济。摘要：有关中关两国贸易数据的统计差异历来存在着很多争议，其中香港的作用被广泛提及。文章将中国途经香港到美国的商品分为“再出口”和“转运”两大类，以东、西行贸易的“镜像数据”为基础.将其分为五种贸易流向进行了分析比较，得出了香港在中国对美出口中的中介地位仍然不容忽视，从中国途经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统计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再出口，而不是转运的结论。
关键词：香港；再出口；转运；镜像数据；统计差异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1-0015-06 收稿日期：2007-10-24
中美两国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之大有目共睹，对于两国报告的贸易数据彼此存在差异的原因，其中有关香港的作用，国内外很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一些结论：Fung and Lau(1998,2003)认为，中美两国统计的双边贸易差额数据都是不准确的，两国贸易统计差异归因于中美对经由香港转口、转口毛利和服务贸易的不同处理；Chaodong Huang and Broadbent(1998)认为，中美在编纂双边数据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包括不同的计价基础和运输时滞，特别是中国经由香港的转口贸易，以及确认和正确的计价这些贸易流量的实际困难；Jialin Zhang(2000)认为，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问题在于美国使用原产地规则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产品统计为美国自华进口，但是并不把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的美国产品统计为美国对华出口，因而放大了美中贸易逆差；USCBC(2004)认为，美国的统计方法夸大了美中贸易逆差，因为美国按照f.a.s(装运港船边交货)计价，进口按照c.i.f(成本加保险加运费)计价，并且美国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都统计为美国自华进口，尽管香港的附加值高达25％。沈国兵(2005)将以上观点进行了综合，得出香港转口贸易和转口毛利是直接造成中美贸易数据失真和扭曲的原因之一的结论。本文主要引入Michael J.Ferrantino(2007)“镜像数据”的分析方法，将途经香港的货物分为“再出口”和“转运”两大类，探讨其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
一、再出口与转运
在实际业务当中，再出口(re-export)和转运(transshipment)经常被混淆，前者是指当进口的商品以某一香港买家为收货人，该买家随即拥有对该进口品的法定所有权，并且可能在再出口之前时商品进行一些不从根本上改变商品特性的加工；而后者指的是在同一联运提单下的货物，由香港外某地运至香港，而目的地为另一地时，在香港水域内的同一艘船上装运或者由一艘船转运至另一艘船上。转运同为再出口而将货物进口至香港是不同的，它属于“过境中的商品”，通常并不通过香港海关的估价程序。
附表1和附表2提供了香港、中国、美国三者之间的贸易数据。附表1是中国和香港海关提供的双边贸易数据。附表2是由中国和香港海关提供的与美国进行贸易的有关数据。香港调查统计局将一国运往另一国的货物分为四类，即进口、出口(包括本地出口和再出口)、向中国国内转运、向中国以外的国家转运。附表l中的A部分比较了香港和中国报告的贸易数据和香港的“在主要国家(国境)和装运港上卸下的港口货物”的数据问的区别，它表明中国报告的通过香港的出口(但是香港不一定是最终目的地)和香港报告的来自中国的进口两者间的差异日益增大，类似的关系也可以在中国和香港对美国的出口数据和作为美国总货物中的一部分的香港为中国转运至美国的数据中找到(见附表2的A部分)。附表I中的B部分比较了中国和香港报告的贸易数据和香港“在主要国家(国境)和装运港上装运的港口货物”的数据间的区别。它表明中国报告的通过香港的进口(但香港不一定为原产地)和香港报告的向中国的出口两者间的差异日益增大，类似的关系也可以在中国和香港自美进口和作为来自美国进口的总船货中的一部分的香港为美国向中国转运的数据中找到(见附表2中B部分)。
由此可见，香港在中美贸易中的中介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而在中国海关数据中，很有可能出现途经香港的出口中，一部分是通过香港再出口而另一部分是通过其转运的情况。然而，这种情况很难通过经验来确定，因为在香港的贸易和货物数据中再出口是以美元来衡量，而转运则是以公吨来计算，因此很难直接地比较两者。要想明确中国通过香港的再出口与转运及其同中国报告的直接出口和进口的关系，一个恰当的途径就是海关要完全理解双方在贸易数据上的显著分别，所以在这里引入“镜像数据”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镜像数据与东、西行贸易
理论上说，一国对其贸易国的出口数据应与其贸易国相应的进口数据相匹配，二者称为“镜像数据”。本文使用以“东行贸易”和“西行贸易”为基础编辑的镜像数据来估算中国、香港、美国三者之间贸易数据的差异。在编辑镜像数据时，一面用中国、香港所报告的数据，另一面则用美国报告的数据。镜像数据的一对恰当的匹配指的是通过该途径报告的贸易数据是可以互相印证的，然而很多原因导致了数据差异的存在。
(一)“镜像数据”的引入按照联合国指导方针，美国是按原产国来记录进口数据的。美国所报告的来自中国的进口包括直接从中国的进口和通过香港及其他国家间接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报告的来自香港的进口仅仅包括原产地为香港的进口。所以，在东行贸易(中国一美国的出口)中，镜像数据中的出口一面应当是中国报告的出口到美国的数据、香港本地出口数据和香港报告的中国再出口到美国的数据之和，而进口一面的数据应当等于美国报告的来自香港和中国的总进口值之和。
类似的，在西行贸易(美国一中国的出口)中，镜像数据中的出口一面应该等于美国报告的输到中国的出口加上美国报告的输到香港的总出口值之和，而进口一面应等于经过离岸价／到岸价调整后的中国和香港报告的来自美国的进口值减去美国途经香港再到中国的再出口值，这是因为美国通过香港间接对中国的出口将在中国和香港报告的进口中被计算两次：一次是在货物进入香港海关时，紧接着当再出口到中国时又会被中国海关计算一次。这就意味着中国和香港均是根据联合国的指导方针，按照货物的原产国来记录数据的，这一点和美国做法相似。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通过避免调整香港再出口的标高价格，简化了实际数据差异的估算，即通过这
种方法计算的数据差异的实际大小将免去由于估算香港再出口的标高价而产生误差的难题，因此从统计上更加令人满意。报告的贸易数据的镜像联系见图1和图2。
(二)东行贸易附表3列出了中国和香港对美国出口的官方镜像数据，有关的调整以及对1995年至2006年问的统计差异的估计。它以美国官方报告的自中国和香港的进口开始，以中国和香港官方报告的同时期出口数据结束(该数据包括香港报告的对原产地为中国的商品向美国的再出口)。从附表3叫‘以看出：第一，在1995年和1996年中国和香港报告的输至美国的出口量要高于美国报告的同时期从两地输入的进口量，到了1997年，两者才大致相等。从1997年开始，双方数据差异迅速增大，并在2004年达到最大差异点，相差19.53％。自1998年到2006年间，中国报告的输至美国的出口量和美国报告的来自中国的进口量问的差距超过2倍。第二，在过去10年来，香港作为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中介人的地位迅速下降，从曾经超过60％的比例到目前大约14％的比例，而在香港再出口至美国的产品中，原产地为中国的产品占到了超过90％，该比例一直保持稳定。第三，香港本地对美国的出口量一直下降，并且随着香港的经济越来越以服务业为导向，这一趋势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三)西行贸易附表4列出了中国和香港自美国进口的官方镜像数据，有关的调整以及对1995年至2006年间的统计差异的估计。它以美国官方报告的对中国和香港的出口开始，经过了fob／eif的价格调整，另加上香港报告的对原产地为美国的商品再出口至中国的数据，最后以中国和香港官方报告的同时期的进口数据结束。
与东行贸易中的数据不同的是，1995-2006年间西行贸易总的统计差异似乎没有明显的模式。仅在其中的1999年和2004年，中国和香港报告的来自美国的进口额稍稍超出美国所报告的对其出口额，在余下的10年中，在镜像数据的出口一面，统计差异比进口一面要大得多。这就意味着出于逃税和其他动机，中国对来自美国的进口低报价的情况更为平常。该数据的其他显著特征就是香港作为方便美国对华出口的地位逐渐下降。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中，由香港再输出的比例已由1995年的超过30％下降到2005年的12.4％。同时，由美国参与的香港通过中国再出口至其他国家的比例也由1995年的10％下降到2005年的不到5％。
在贸易的双流向中，同贸易合作者所报告的贸易数据问的估算有一些统计差异很容易被解释，比如同荷兰(由此最终出口到其他欧盟国家)、巴拿马(中国出口至此地的商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要最终输至美国的)的贸易，因为他们同样也是世界转口贸易的中心。但是中国和香港在同其他贸易者的贸易往来中由于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原因，如走私、低报价等因素，因此需要对所搜集的数据问的整体差异进行进一步的分解，才可能找出导致统计差异逐渐扩大的主要原因。
三、通过贸易流的子部类来分解中美贸易间的统计差异
根据上文的以东西行贸易数据为基础的镜像数据显示出了中美两国与香港之间记录的贸易数据差异，要进一步研究差异的来源，有必要进行贸易流向的分解。
(一)对镜像数据进行的贸易子部类的分解在中国的出口数据中，中国海关要求贸易商说明启运国和消费国，其中前者是指在出口货物离开中国港口后下一个要到达的地点，它并不一定是货物的最终目的国，而后者是指消费该出口货物的最终目的国。以这一信息为基础，可以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细分为三类。
a.美国既是启运国又是消费国，这指的是中国直接对美国的出口；
h.香港是货物的启运地，但美国是消费国，这指的是出口货物要通过香港转运才能到达美国；
c.启运国是除香港外的第三国，消费国是美国。
如前所述，香港调查统计局将进口和再出口时两次不同的估价称作“香港调高价”，而在通过香港的转运中(通过香港港口的货物而没有通关)，只报告货物的重量值而并非价值，所以香港的转运数据仅以总量报告且以公吨为单位，对商品不进行分类。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在中国海关数据中h类型贸易能否反映出通过香港的再出口或转运。最明确的解释就是h类数据能够反映出转运的有关数据，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消费国与货物第一次通关的国家是同一个，所以在中国报告的数据中再出口数据会被记录为以香港作为消费地的出口，而不是对美国的出口。这类贸易就是传统上被归结为导致贸易统计差异的主要因素。因为货物通常被香港的中间商支配，所以中国的出口商可能事实上并不清楚货物的最终日的地。如果出口商知道货物的最终目的地是美国的话，而货物由于物流原因需要经过香港时，出口商很有可能会开立一张联运提单以避免在香港通关时产生的费用和麻烦。然而，这样理解并非总是可信的，如果一些中国出口商拒绝接受通过香港时的商品分类，那么有的再出口就要记录在b类统计中。
这样从中国和香港海关的数据中，就可以找出五种可能的贸易流，归纳如下：
C1.中国报告的对美国的直接出口；
C2.中国报告的通过香港对美国的出口；
c3.中国报告的通过第三国而非香港对美国的出口(C1-C3对应上文a-c)；
C4.香港报告的对美国的本地出口；
c5.香港报告的对原产地为中国的产品向美国的再出口。
正如前面讨论过的美国的官方贸易数据仅仅指出的是货物的原产地。但是，在美国商务部的详细记录的进口数据中，却含有货物是否在途中经过第三国到达美国的记录，这一进口数据覆盖了1995-2005年间美国从中国的所有进口数据。这里将这一数据作为美国报告的自香港进口的官方数据的一个补充，并将美国数据分为以下五类。
A1.从中国境内港口直接运至美国的货物；
A2.从中国输到美国的货物，但最后一个启运港是香港，货物在香港并未通关；
A3.从中国输到美国的货物，但最后一个启运港是在除香港外的第三国；
A4.美国对原产地为香港的货物的进口(来自官方公布的数据)；
A5.从中国输到美国的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在香港通关且最后一个启运港是香港，即通过香港的再出口。
如果采用对上述C2的最简单的理解，C1-C5同A1-A5之间依次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可以得出图3中列出的五种镜像关系。该图中有两个额外的盒子。右侧标有问号的盒子上标注了在香港货物数据中报告的通过香港转运的数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因为这些数据不标明商品的名称也不以价值来记录而是采用以公吨为单位记录，所以不能把它们用作分析中。左侧标有问号的盒子代表了原产于中国的产品通过第三国的对外再输出。如果将c3理解为仅仅包括转运而A3既包括转运又包括再出口的话，就会潜在的遗漏一部分数据(即通过第一
国而不是香港的再出口)，而它们正是此盒子中代表的数据。
(二)中、港、美三方贸易数据的差异在恰当地找出美中贸易中镜像数据的两方面后，就可以定义数据差异的两种衡量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在商品水平上衡量贸易双方的差异。
在这里M指的是贸易者r在第t年从s国进口商品i的贸易数据，E指的是s国在第t年报告的输到r方的商品i的出口值。这一指标总是用于衡量镜像贸易数据双方的差异。
第二个指标使用双方报告的数据总和作为标准，它的值在100(M=O,E≠0)到100(M≠0，E=0)间变化。当双方报告的数据差别不大时，两种方法得出的数值就会十分接近。
在东行贸易中，E等于中国报告的对贸易国的出口值、香港报告的对贸易国的本地出口值及其为中国的再出口值的和，M等于贸易国报告的来自中国和香港的进[1值之和。在西行贸易中，E等于贸易国报告的对中国和香港的出口值之和，而M等于中国与香港报告的来自贸易国的进口值减去香港报告的到中国的再出口值。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0-0137-02
0 前言
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强调出口对一国经济的重大影响，而关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往往只关注和分析贸易开放度、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很少注意进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直到最近几年，人们开始意识到进口也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关的经验研究文献也因此陆续出现。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认为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以贸易利益的形式来把握的，根据古典学派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贸易利益主要是指进口利益，出口是获得进口的手段。罗默（Romer,1993）利用76个发展中国家1960年的截面数据分析了机器和设备进口对生产的影响。科等人（Coe et al.,1997）考察了通过机器设备进口而流向欠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刘遵义（Lawrence,1999）在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100多个制造业中国际竞争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进口竞争刺激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些文献还探讨了普通进口和技术扩散之间的可能联系（Coe and Helpman,1995；Keller,2001）。康诺利（Connolly,2003）用75个国家1965~1990年的专利数据代表这些国家的模仿与创新，量化了高科技产品进口对进口国（发展中国家）模仿与创新的溢出效应。针对我国进口与经济增长的互动作用，我国有不少经济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定性或定量分析。普遍认为进口对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刘晓鹏，2001；张亚斌，2002；熊启泉、杨十二，2005；廖进中、邓海滨，2006；张亮，2006）。熊启泉和杨十二（2005）的“重新审视进口再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一文虽然应用了计量分析中比较前沿的研究方法，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研究了进口贸易对GDP增长的动态影响及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杨全发等（1998）运用巴拉萨和费德等人建立的模型，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出口的增长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陈家勤从进口依存度和进口GDP增长弹性分析，得出我国进口的增长在GDP的增长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王建峰等依据已有的有关研究结果、数据、现实和历史经验提出对我国现行出口政策重新进行定位和调整，重新审视出口导向政策等等。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再次对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当前适当增加进口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利用Eview5进行协整分析来检验进口对GDP增长的作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出口导向性的战略政策，不遗余力的推行以出口创汇为主要目标的对外贸易政策，这在很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强，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中国现行的对外贸易政策提出严峻的挑战。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缓慢，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反倾销和贸易保护措施的最大受害者，出口贸易环境严重恶化。据统计，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0%，在如此高的贸易依存度下，增强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而一味追求产品出口创汇则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威胁。过去，我国外贸政策主要放在规模与速度的增长上，追求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使企业片面强调多出口，多创汇，少进口，节约使用外汇，从而导致出口商品供给的急剧增加，价格迅速下降，贸易条件恶化，出现“贫困化”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保持以往的出口策略将会阻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破坏良好的国际环境，从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要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这些问题，就要转变对出口的态度，适当的增加进口。依据很多国家发展经验，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各国宏观政策的实施依据国情进行，因此我们应立足国情来正确看待进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1 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
进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代。亚当•斯密认为，出口带来的收益及换回本国需求的产品没有机会成本的付出，因此必然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交易生利)。大卫•李嘉图指出,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材料，就能稳定物价,阻止利润下降的趋势，保证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约翰•穆勒认为,通过贸易可以得到本国不能生产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经济持续发展所必须的物质材料，同时推动国内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产品进口造成新的需求，刺激和引导新产业的成长。
受古典经济学家上述观点和理论的启发，后来的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了进口贸易对经济的带动问题。D•H•罗伯特逊和R•纳克斯认为资本品的进口使该国取得国际分工的利益，大大节约了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它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马克斯•科登提出的贸易对经济增长率影响效应理论，认为如果大量进口投资品，会使国内投资品相对价格较低，投资成本下降,而投资率的提高无疑会带来经济增长率的上升。
20世纪80年代初,新贸易理论开始将进口贸易作为主要因素来解释技术进步，认为进口贸易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将经济增长引入这一分析框架,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研究技术变动、进口贸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们认为，技术通过中间产品的投入产生扩散。如果一国的R&D活动产生新的中间产品与现有的中间产品不同，或比现有的中间产品更好当这些中间产品出口时，进口国的生产力就会通过其贸易伙伴的研发效应和技术扩散得到提高。
2 数据、模型与实证分析
分析所使用的样本选取1985~2006年的有关数据，数据来源于2007的《中国统计年鉴》。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按进口（M）、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指标，作为样本进行分析。
由于大多数时间序列数据都是非平稳的，不满足传统的多元回归或其他方法对数据平稳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变量之间没有关系，也会由于非平稳的序列带有趋势而显现一定的关系，这也是所谓的“伪回归”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加以避免。另一方面，以多元回归方法为代表的实证方法是事前假定，即先假定变量存在因果关系，然后进行验证；而协整分析则是事后假定，即先判断单整阶数，只有变量间单整阶数相同，或不同阶数的变量经过组合后，理论上可能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才可以假定方程式。笔者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选取我国1985~2006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计量分析，在进行数据分析时，GDP按当年汇率折算成美元。为了更容易得到平稳序列，分别对各个变量取自然对数，这可消除各个变量之间的异方差性，使趋势线性化，不改变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为考察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采用GDP、M的自然对数形式，分别记为LnGDP、LnM。
2.1 样本数据描述性分析
从我国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对数图（图1）来看，在1985~2006年，我国进口贸易成上升趋势，LnGDP也呈上升趋势。序列表现不平稳，即序列使非平稳时间序列。LnGDP、LnM一阶差分后，由图2表明，新得到的数据序列没有明显的上升、下降趋势，调整后的时间序列趋于平稳。
2.2 样本数据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计量分析时，首先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Augment Dickey-Fuller）检验。对LnGDP、LnM的ADF检验如表1所示。
由于ADF=-1.739381，大于1%临界值，所以LnGDP是非平稳的，ADF=1.737057同样大于1%临界值，所以LnM也是非平稳的。进一步检验变量一阶差分序列以确定变量的单整阶数，在一阶差分中LnGDP、LnM的ADF值均小于5%临界值，因此它们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即LnGDP、LnM为一阶单整变量，可以进行协整关系检验。D-W值在2附近，表明时间序列是非自相关的。
2.3 Granger因果检验
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用经济计量方法检验可得。将LnGDP、LnM数据调入Eview5.0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进口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即进口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所以笔者在做协整分析时可以根据经济学有关理论，将进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来分析。
2.4 协整分析
前面的单位根检验表明，我国GDP和进口贸易总额数据都是一阶单整的，他们之间应该存在一个平稳的线性组合，即LnGDP、LnM之间有长期稳定关系。根据最小二乘法，可以定量确定LnGDP、LnM两者之间的方程。
LnGDP、LnM之间协整回归方程：
LnGDP=1.123314LnM+2.820617
(6.467043) (2.259921)
R2=0.687616RD-W=1.361336
其中括号内给出的数字是t值。根据t值、R2值，可知回归方程解释能力较好，残差项有较强的一阶自相关性，进口每增长1%，GDP就随之增长1.123%。
进行协整检验，就是检验回归方程残差序列的平稳性，若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协整的；反之，则不是协整的。其检验方法就是采取单位根（ADF）检验。假定方程的残差表示为e。
在做单位根检验时，一般在5%拒绝零假设，即序列平稳。从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看，e在5%、10%的置信范围，其ADF值均小于置信值，接受零假设，说明e通过了单位根检验，表明e时间序列平稳。进而说明LnGDP与LnM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国内生产总值与进口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
3 结论
通过对我国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分析，以及根据GDP、M因果关系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协整分析，可以看出进口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尽管各自的增长是非平稳的，但LnGDP与LnM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进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进口与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长期来看，进口增加1%，会引起经济增长1.123%。当前出口导向的政策不仅为我国对外贸易带来的很多问题，而且大量的出口初级产品导致我国资源外流，降低了社会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而适当增加原材料、设备、尤其是高科技产品的进口，这不仅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而且有助于提高我国技术水平及资源使用率，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可以缓和我国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另外，当前的外汇储备为我国增加进口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因此，要对我国的进出口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不能一味的强调出口、强调顺差、“重出口轻进口”，要认识到进口对GDP的拉动作用，保持进口与出口的均衡发展，从而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
参考文献
［1］（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2］陈家勤.中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北京：财贸经济，2002.
［3］潘省初.计量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