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9 17:42:39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劳动力流动的利弊，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其中必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过程。阿瑟·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表了《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虽然力图说明的是劳动力在二元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但却在客观上解释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原因，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农村一城市人口流动模型之一，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制订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畅转移是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关键，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流动，以及流动中的特殊性等问题都关系到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能否实现，因而结合我国实际，对刘易斯模型进行重新解释和修改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刘易斯模型的简要介绍和分析
为了简化分析过程，刘易斯做了如下假定：(1)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并存着两个部门：收入及生产率极低的农业部门和工资水平及劳动生产率都较高的城市现代部门，即存在着城乡二元经济；(2)农业部门存在着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而资本是稀缺的；(3)城市现代部门只使用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且利润全部用于投资。该模型认为，由于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农业人口若不受限制就会向城市流动。只要城市部门扩大生产，就可以按现行工资水平雇佣到任何数量的劳动力，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
图1描述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城市部门流动的过程。横轴OL量度劳动量，纵轴量度劳动的边际产品和工资。OA为农业部门的生存收入，OW为城市部门的现行工资水平。刘易斯认为，在这个稍高于农村收入的工资水平上，城市部门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因此，劳动供给曲线WS是一条水平线。根据假定3，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可变比例规律，对于一笔固定资本额Kn，总有一条特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与之对应(图1中的曲线部分)。现代工业部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条件就是边际生产率等于工资。当资本为K1时，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为DIF，资本家将雇佣OL1数量的劳动力，此时利润最大，城市部门所获得的总产量为OL1FD1，其中OI1FW为工人的工资，WFD1为资本家获得的利润。若利润全部用于投资，资本额将增加到K2，现代工业部门生产的组织就在第二条曲线上进行。在工资不变情况下，资本家获得全部经济增长的利润，其资本由最初的K1积累到K3，如此循环，直到劳动力变得稀缺，工人工资才能得以增加，这时便进入了增长的第二阶段，二元经济也就变成一元经济，发展中国家便进入工业化阶段。
二、结合中国实际对刘易斯模型的修正
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可以发现，刘易斯认为城市就业工资高于农业收入，农民就会流向城市，不免过于笼统。事实上，农民也是经济理性人，贫困的农民对每一个选择行为都会精心算计。刘易斯认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更多的基于农民收入上的考虑，而忽略了流人城市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成本，农民会仔细权衡利弊后再做出决定。笔者认为，农民决策的依据应该是农民工进城能得到的净收益与在家务农的净收益之差，用R来表示，即净收益R=[城市就业收入一城市就业成本]一在家务农的净收益≈{工资收入(w)一[工作不满度(C2)+流动成本(C1)]}一在家务农的净收益(A)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这个差值应该有三种情况：
R>0选择流人城市
R％0选择留乡务农
R=0以上两种选择均可
其中，工资收入W表示进城农民工的现金收入或者未进城农民工的预期收入。一般认为，若非生活所迫，人们更倾向于休闲而非工作，所以对工作必定存在不同程度的不满倾向，所以将这种不满也算作成本。工作不满度C2包括农民工对工作环境、工作时间长短、工作保障等方面不满意程度的货币表现，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流动成本C1包括很多方面，有因放弃在家务农和务工的机会成本、在外务工时产生的各种直接和间接费用，包括工资收入
的及时结算、人力资本投资、农民进城克服制度上、心理上障碍的心理成本，其中包括与亲人分离的亲情成本，后两项之和应为城市就业成本。只有净收益R为正时，未进城的农民才会决定进城，同理，已进城的农民工则会选择该部门或企业。基于上述认识，刘易斯模型应该进行一定的修改和补充，具体参见图2。
如图2所示，曲线WW1表示城市现代部门的现行工资，即城市就业收入，近年来农民工的名义工资一直没有明显的提高，加上物价等因素的影响，其实际工资是呈下降趋势的，因而曲线WW2是向下倾斜的；曲线AA为农业部门的净收益曲线，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是逐渐提高的，因此曲线AA表现为缓慢上升的曲线；CC为城市就业成本曲线，我国农民工城市就业的现状是就业成本不断上升，直观的表现为农民工工作非常辛苦，生活质量比较差。因此CC同样表现为缓慢上升的曲线。曲线WW与CC相交于M点，M点之后，即城市就业的工资水平低于W时，由于在城市的就业成本大于就业收入，即城市就业净收益为负，在理性选择的驱使下，没有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因此，在城市就业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再不提高将会造成劳动力的绝对短缺。M点之前一定会存在一个临界点P，在该点上，城市就业的净收益WPFC等于在家务农的净收益AEI1 O.P点对应的工资水平为w在P点之前，即城市就业的收入高于Wp时，才有农民工进城务工，因为此时的城市就业的净收益WPFC才会大于在家务农的净收益AEIO。至于P点的具置，肯定是在M点之前，利用国民经济的关于工资及各项成本的数据，通过量化分析可以确定出来，在此的定性分析仅仅是指出P点的存在，从而针对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的现状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改和补充。至于城市就业成本曲线CC的位置，可以根据具体的数据确定，但无论是在曲线AA之上，之下或是相交，都不影响分析的最终结果。P点是存在的，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相对的，刘易斯模型在中国的应用是有条件的，我们应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刘易斯模型。
三、结合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特殊性对刘易斯模型的补充
(一)流向的部门分析
以上对刘易斯模型的新探索，主要分析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流动的问题，至于流向哪些城市部门在我国也有一定特殊性。我国作为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存在诸多非正规部门，由于长期的户籍歧视政策形成的文化意识，农民工成了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的特定称谓。城市非正规部门界定为投资规模小、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的以私营(个体或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部门，如小工厂、小家庭企业等，其余的有正规编制的政府及事业单位，以及规模大的公司企业等均属于城市正规部门。由于流出的农民绝大部分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造成农民工本人难以通过工作获得知识、技能等的提高，雇用他们的部门也难以走上依靠技术进步发展的道路，容易形成低素质一低成本，低成本一低素质的恶性循环。刘易斯模型没有对剩余劳动力的流向部门进行具体界定，在应用该模型时，也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细化分析。
(二)由我国劳动力特殊性决定的回流性分析
一、问题的引入
在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相关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它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新现象的出现而产生。在已有的研究中，关于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城乡差距说。差距主要包括收入、经济发展水平等（田爱国、马长新，1996；杨锦琦，1995）。二是乡镇企业吸纳能力下降说。认为乡镇企业的不景气，是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原因之一（薛国琴，2001）。三是经济发展说。该种观点认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孙丽欣，2003），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演进。四是资源配置说。认为农村人口流动是生产要素有效配置的要求（胡令、周进辉，2007）。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产生的诸多问题。对城市的负面影响有：增加了城市的管理成本；城市交通问题；滋生了新的人口问题等（叶香丽，2007）。对农村的负面影响：农村人力资本流失，造成耕地抛荒问题，影响农业生产；农民工的未成年子女的教育问题，如子女辍学问题等（孙秀玲，2004）。
关于以上问题的解决对策主要有：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通过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大力发展小城镇等；加强对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管理与教育，规范劳动力市场，建立健全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二、亚当斯公平理论
对于农村人口流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往往是基于已有的经验与判断，并且涵盖的方面较多，可操作性较差，缺乏理论层面的指导。以下是通过亚当斯的公平理论来分析农村人口的流动问题。
人们不是在真空中生活的，大量事实表明，人们通常将自己的付出与所得及他人进行比较。对此现象，Festinger于1954年首次提出了社会比较理论。1965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当斯（J.S.Adams）从社会比较的角度提出经典的公平理论，其核心是人们不仅关心自己所得回报的绝对量，还通过比较自己所得回报的相对量，以确定是否公平。该理论广泛应用于企业管理，解释报酬的公平性对人们工作积极性的影响，它包括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
这种理论认为组织中（主要指企业）员工选择与自己进行比较的参照类型有三种，分别是“他人”、“制度”和“自我”。其中，“他人”包括在本组织中从事相似工作的其他人以及别的组织中与自己能力相当的同类人；“制度”是指组织中的工资政策与程序以及这种制度的运作；“自我”是指自己在工作中付出与所得的比率。
对某项工作的付出（input），包括教育、经验、努力水平和能力等。通过工作获得的报酬（income），包括工资、表彰、信念和升职等。
亚当斯提出“贡献率”的公式，描述员工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方面对所获报酬的比较以及对工作态度的影响。根据将要分析的问题，我们只陈述该理论的横向比较部分。
=
横向比较，就是将“自我”与“他人”相比较来判断自己所获报酬的公平性，从而对此做出相对应的反应。
其中，QP：自己对所获报酬的感觉；QX：自己对他人所获报酬的感觉；IP：自己对付出的感觉；IX：自己对他人的付出的感觉。
QP/IP=QX/IX（1）
公式（1）说明进行比较的员工觉得报酬是公平的，他可能会为此而保持工作的积极性和努力程度。
QP/IP>QX/IX（2）
公式（2）说明此员工得到了过高的报酬或付出的努力较少。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他不会要求减少报酬，而是有可能会自觉地增加自我的付出。但过一段时间，他就会重新因过高估计自己的付出而对高报酬心安理得，其产出也会回到原先的水平。
QP/IP
公式（3）说明员工对组织的激励措施感到不公平。此时，他可能会要求增加报酬，或者自动地减少付出以便达到心理上的平衡，甚至可能离职。
公式（3）的分析将作为下一部分我们讨论的重点。
三、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原因新解
鉴于中国农村与城市二元结构的现状，我们可以将农村与城市假设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组织。横向比较中两个基本的参照类型“自我”与“他人”，则分别是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
设QP为农村居民对自己所获报酬的感觉，IP为农村居民对付出的感觉，QX为农村居民对城市居民所获报酬的感觉，IX为农村居民对城市居民付出的感觉。
我们考察QP与QX，可以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年人均收入作为QP与QX的近似值。1985―2006年，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年人均收入如表1所示。
表11985―2006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
（数据来源：农业部。）
图11985―2006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
家庭人均总收入（根据表1绘制）
由以上可知，城市居民收入远高于农村居民收入，且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良好的基础设施、优质的教育资源、便捷的交通等等。这些都会使农村居民对自己所获报酬的感觉，远远低于对城市居民所获报酬的感觉，即QP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IP与IX。农村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居民将付出更多的体力劳动，而且农业收成往往还取决于天气等因素；城市居民多从事脑力劳动，这些都使农村居民感到自己的付出远大于城市居民的付出，即IP>IX。
综上，我们观察亚当斯的“贡献率”公式，得出了QP/IP
与以往理论所不同的是，趋动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原因，不仅是绝对报酬量，还是相对报酬量，也就是说，它包括了农村居民对自身付出以及对城市居民付出的感觉。
在以往的研究中，有的学者提出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是一种趋利避害的理性决策（孙丽欣，2003）。但事实上，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目前对于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农村居民到城市以后往往要面临很大的困难，进入城市不仅存在成本问题，而且城市的生活成本往往比较高。因此，这很难说是一种理性的决策。
通过亚当斯的公平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决定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关键原因是相对报酬量的差异所导致的公平感的影响，从而产生离开原有组织（即农村）的决定。
四、关于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产生问题的对策新解
在以往的文献中，学者们对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所产生的问题做出了分析，包括增加了城市的管理成本、农村人力资本流失等等。由于目前经济形势的影响，城市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在大幅度降低，因此，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势必引起更多的问题。
在已有研究对农村人口流动问题的对策中，多数学者都提出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出于拉动内需等多方面的考虑，国家也将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纳入到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中。通过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分析，可得知，仅仅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农村居民流向城市的根本动力不是绝对报酬量的差别，而是相对报酬量的差别。只有让贡献率公式趋于平衡，才能使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处于稳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可承受的状态。
贡献率公式中的四个变量，QX是农村居民对城市居民所获报酬的感觉，近似值是城市居民收入，降低城市居民收入可以改善公式，但这是城市居民所不愿意的，因此不可行。而IP是农村居民对自己付出的感觉，也是很难影响的。所以，解决问题的对策主要是在QX和IP两个变量上，也就是农村居民对自己所获报酬的感觉，以及农村居民对城市居民付出的感觉。
对于QP，我们不仅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所获报酬的提高。事实上，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三倍之多，如何提高尚且是难事，更何况让农村居民切实感受到报酬的提高。若其他变量不变，提高QI以使公式平衡，则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难度较大。
还可以改变的变量就是IX了，即农村居民对于城市居民付出的感觉。通过贡献率公式，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处在分母的位置，即使是一点变动，都会对公式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也是关键的对策。
农村居民对城市居民付出的感觉往往是较少的，主要在于他们对城市尚缺乏深入的了解，从而获得的相关信息也较少。其实，在城市生活不仅要面临较高的生活成本，还会面临竞争、压力、污染的环境、拥挤的交通等问题。而这些也可以视为城市居民的一种付出。
因此，如果想在较短的时间内，调整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规模，提高农村居民对城市居民付出的感觉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媒体，常常只报道城市日新月益的发展和变化，很少谈及城市的问题。应该让农村居民了解到城市真实的生活现状以及所存在的问题。缩小贡献率公式中QP/IP与QX/IX的差距，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规模。
五、结论
公平理论，也称社会比较理论，最初是应用于企业管理领域。近年来，这一理论被广泛运用在军事、社会学等领域，但还尚未有学者用该理论分析人口流动问题。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可以看作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组织，而且公平理论的横向比较进行分析的参照类型“自我”和“他人”与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关系相类似。因此，通过该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对相关问题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以往相关问题的研究，多依据以往的经验，对于原因和对策的分析发展缓慢，以期该分析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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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4-0160-02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决议，决议指出：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目前，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城乡矛盾作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之一，被摆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
和谐社会的构建包括三个层次：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中最重要的人与人的和谐。当前，人与人的和谐首先表现为城乡发展的公平――城乡和谐发展上，要促进城乡的和谐发展，就必须要解决好三农问题，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就不能回避进城农民工问题，就必须要解决好农民工与城市发展问题。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的进城农民工数量约为1亿。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在给城市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促进农民工与城市的和谐发展，我们将从机遇、挑战及对策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农民工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1.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农民工的进入，填补了城市职工不想干、不愿干的工作，如建筑、环卫工、保姆等；促进了城市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大大的提高了城市的劳动效率；扩大了城市的消费需求，拉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司介绍，全国500家最大的乡镇企业，大都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其职工60%是外来农民工，90%以上的清洁工都是外来民工，建筑、托运、修理、装修、废品收购等苦、累、脏、险行业，80%都是民工，可以说，如果没有民工，一个城市将会陷于瘫痪。
2.加快了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数量从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2000年的663个。城镇人口从1.7亿增加到4.56亿。这些与允许农民的自由流动有很大关系。大量的农民涌向城市，使得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为城市化的大幅度提高打下了坚实的人口基础，只要能恰当的引导，这些将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有利契机。另外，许多在城市里赚了钱而又头脑比较灵活的农民工纷纷回农村办企业、办工厂，不仅给当地的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且促进了当地的小城镇建设，促进了农村城镇化，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
3.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农民工进城就业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大量农民工的涌入，在满足城市发展所需劳动力、为城市居民带来便利服务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农民工相聚在同一城市，各种不同文化在一起交流、碰撞，让城市居民接触到更多的外来文化，从而推动了城市文化多元化的发展。
二、农民工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1.增加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农民工纷纷进城就业，一方面填补了城市的一些空白岗位，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城市人的就业岗位，增加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可以说，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的就业是以增加城市失业人口为代价的。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显示，近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处于小幅攀升态势。1999―2000年，失业率保持在3.1%左右，2001年升至3.6%，2002年底为4%，2001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与国企下岗职工共1 400万人，约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7%。如果再加上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00万人，全国大概有2 000万下岗和失业人员，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10%。而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局年度报告，2004年中国城市登记失业人口为17%，也就是说中国城镇职工的失业人数在3 000万以上，这还不包括每年新增的700万左右的劳力，这些失业人口已经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压力，如果再加上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向城市的涌入，无异于使本已严峻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
2.引发了较严重的治安问题，甚至滋生违法犯罪活动。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给城市的管理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甚至使得违法犯罪活动得以滋长。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交通线上的偷盗、抢劫、凶杀、、、赌博等各种犯罪活动，多数是流动民工所为。北京市丰台区的“浙江村”，1991年头10个月发案111起，外地人员所为的达69起，是总发案数的62.1%。1988 ―1991年五年内，湖南省在流动人口中发现违法犯罪线索29 783条，破获刑事案件14 802起。在民工高度聚集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城镇中，各种刑事犯罪多数也是民工所为，有的地方其比重甚至高达90%左右。当然，我们并不简单认为：城市的治安问题严峻，城市犯罪率的升高是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的必然结果，但应该算是原因之一。
3.加重了城市基础设施的负担，引发其他各种社会问题。大量农民工的涌入，加重了城市基础设施的负担，也给交通、环境保护、计划生育等问题增加了难度和压力。大量农民工的涌入带来了新的人口问题。由于现行户籍制度不允许农民进城（这里指大中城市）落户务工经商，对流动人口又缺乏新的有效的管理办法和手段，因而使城市不仅没有成为限制人口增长的现代生活天地，反而成为“超生游击队”的隐蔽所，流动民工超生现象十分严重。在城里民工聚居区域，常可看到一些民工夫妇带有自己的两三个甚至四五个孩子。可以说，流动人口的超计划生育问题已成为计划生育的难点。而且，由于农民工的整体素质不高，其环保意识不强，自我约束不够，不少人存在乱扔果皮纸屑随地吐痰等不良习惯，这也给城市的环保工作带来了难度。
三、解决农民工与城市发展问题的对策
尽管农民工进城有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但它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是社会的一个进步，我们应该正视它，积极采取措施，搞好制度建设，为农民进城打工提供较好的微观生存环境，实现农民工与城市的和谐发展，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
1.加快城市化建设，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通过提高城市化水平，加快城市化建设，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实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途径，这一点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府决策层都达成共识。由于中国地区差异性极大，在城市化道路方面要遵循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因地制宜，统筹兼顾，选择出更适宜于本地的城市化发展战略。第一，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应该依托现有大中城市的发展，有选择的重点建设小城镇。西部地区的城市体系在整体上发展还很不完善，各级城市一定程度呈分散化的自我发展，缺乏联动的效应，因而西部地区的发展要走大中小城市同步发展的路子;第二，中部内陆地区应该以本地区现有城市化的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多级中心城市，同时大力发展小城镇。中国中部地区城市化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城市体系框架已初步形成，但是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不突出，缺乏承上启下的次经济中心城市，中部地区发展方向是发展多级中心城市;第三，东部沿海地区，应以大城市的发展为依托，发展城市群和城市带以及辐射发展小城镇。这样，可以增强这些地区的国际竞争能力，有利于加快这些地区的发展，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2.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为农民工的合理、有序流动创造条件。（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的基本保证。在建国初级，严格的户籍管理有其客观性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越来越成为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障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户籍改革的核心是剔除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社会经济发展面前地位平等，获得统一的社会身份。（2）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问题的根本保证。只有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使进城农民降低对土地的依赖关系，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和城镇合理有序流动问题才能得到真正解决;也只有建立社会化、多元化、科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成熟起来。（3）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问题的重要保证。我们知道，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步伐加快，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势必加速。只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允许农民自主择业才能更为有效的解决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问题，加快城市化进程。这就要求有关政府部门应转变思维，打破制约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保护主义，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成本。
3.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合理有序流动的一个基本前提。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普遍素质不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真正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保证农村适龄儿童都能入学，为以后的就业打下基础；二是要搞好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比重，扩大职业教育办学规模，在职业学校开设更为实用的专业课程，使职业学校的学生在毕业后能尽快就业；三是要加强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技能培训的政策，否则农民工很难跟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流出地和流入地的政府部门都应当为农民创造各种培训机会，企业也应该为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提供机会。另外，还需要引导农民改变落后的旧观念、旧思想、旧习惯，打破农民的小农意识、封闭意识、保守意识，树立“敢闯”、“敢干”的新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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