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税收汇编(三篇)

发布时间：2023-10-09 17:42:58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宏观经济税收，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宏观经济税收

篇1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1 ― 0052 ― 05

[收稿日期]2014 ― 09 ― 25

[作者简介]卢翔宇（1989―），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财政理论。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税收体制进了多次的调整和改革，至今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体制。特别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我国税收大幅度增长，远远超过GDP的增幅。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增强了国家的财力，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同时税负的增加会加重国民的负担，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这会使人产生疑虑，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和路径来影响经济增长。本文通过对宏观税负的实证分析，剖析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税收决策提供参考。

事实上，关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一般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对此进行研究。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税收只会改变稳态的人均产出水平，但对稳态的经济增长率没有作用。而只能在经济趋于的稳态的转型路径上影响经济增长率。而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将增长率解释为内生现象，认为提高劳动和资本所得税的税率会降低经济的稳态增长率。Barro（1990）将政府公共开支引入模型，研究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税收之间的关系。得出增加税率会降低经济增长率。Scully（1995）用OLS方法回归分析了美国1929-1989年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宏观税负超过23%时，经济增长率是下降的。关于中国宏观税负，郭庆旺、吕冰洋（2004）得出收税收入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会抑制经济增长。但是经验研究中也存在税收对经济增长基本上不产生影响的结论。Garrison和Lee（1992）利用六十多个国家近15年间的数据，发现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都不影响经济增长。

总的来说，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文献来看，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过高的宏观税负会阻碍经济增长。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多途径的，如通过财政支出、公共服务等，但笔者在众多途径中，通过影响收入分配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也是重要一环。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对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出探讨。基于此，我们还有必要从既有的文献中理清一下两个问题：一是税负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二是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税负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目前我国学者在研究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主要是从税制角度研究不同的税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直接税主要包括所得税和财产税，这类税是对所得和财富进行征收，一般难以转嫁。理论上直接税被认为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在累进性方面，王亚芬（2007）测算我国1985-2005年的个税再分配效应，发现累进税率改善了分配结构。彭海艳（2011）利用1995-2006年的数据，得出目前税收负担与收入水平相适应，但总体累进性呈下降趋势。万莹（2011）应用K指数、税前后基尼系数等指标进行分析，认为个税的累进程度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且累进性不断增加。李青（2012）运用2000-2009年数据得出个人所得税具有累进性。而间接税主要是对流通领域进行征税，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这类税通常容易转嫁，具有累退性。我国税收主要是以间接税为主，而间接税往往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王剑锋（2004）构建了流转税影响个人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计算了不同消费结构对三大流转税税收负担的影响。张阳（2008）运用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分别计算城乡居民负担的流转税份额，得出我国流转税在城镇和农村都具有较强的累退性。刘怡、聂海峰（2009）通过比较1995-2006年城市不同收入组，发现流转税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万莹（2012）也通过考察2002-2009年流转税在不同收入组居民之间的分布情况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证实了对收分配具有逆向调节作用。

2.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文献从政治经济机制角度进行分析，这些文献在内生财政政策框架下研究收入分配如何决定财政政策，从而影响经济增长。Persson和Tabellini（1994）以财政纯粹进行再分配为前提，得出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经济增长率越高。Alesina和Rodrik（1994）将劳动和资本作为基本要素加入内生增长模型中，得出中间投票人资本越匮乏，资本税率相对较高，经济增长率就会越低。伊恒等（2005）运用政治均衡和经济均衡的分析框架，指出在财政支出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时，经济增长率和税率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税率的提高，经济增长率会先上升后下降。而在政治均衡时，收入分配与税率呈正相关。因此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关系。还有一些学者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进行研究，Galor，Zeira（1988）年提出收入分配公平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其机制是由于收入分配公平，对于那些不能通过借贷筹措教育费用的穷人，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便于人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Dahan和Daniel（1998）引入生育决策机制，发现收入分配不平等会提高生育率而减少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Galor和Moav（2004）指出在工业化早起阶段，物质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投资会取代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此时收入不平等将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Aghion等（1992）从信贷市场的角度，研究了在信贷市场完全以及信贷市场不完全的两种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为收入的不平等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综上所述，围绕宏观税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种主题，现在有的研究已经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但是将宏观税负，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还比较少见。本文运用1994-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考察收入分配是否是宏观税负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种途径。以期通过细致的经验研究为我国科学的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指标选取与模型设定

从统计指标来看，我国各地区的经济指标各年变化较大，本文选取了全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并分别从全国及东中西部三个地带的角度进行数据分析。考虑到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本文使用的是1994-2011年的相关数据。本文资料及数据来源主要取自中经网数据库和《财政统计年鉴》（1994-2011）。

（一）指标选取

1.宏观税负指标（T）

目前衡量宏观税负的指标按其口径大小可分为三种（安体富2002）：第一、小口径宏观税负，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第二、中口径宏观税负，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第三、大口径宏观税负，用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衡量。本文所选指标为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即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因为相对与小口径宏观税负，中口径包含政府的非税收入，这部分收入没有形成税收，但事实上对国民整体来讲仍然形成了一种负担。应当将其纳入研究范畴。大口径的指标可以全面的反映政府集中财力的程度和国民经济负担水平，但由于存在大量的预算外收入，以及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制度的收入。该指标不易准确测算，为保证结果的真实可靠，本文选择中口径宏观税负作为衡量标准，文中用T来表示。宏观税负的具体测算公式为：

T=■

我国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我们选取1994-2011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2.收入分配指标（G）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国居民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指标，之前学者研究收入分配主要采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衡量指标，笔者认为相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更能够真实客观的反映一个地区的居民收入分配问题。基尼系数取值范围在0-1之间，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目前国内的文献较少运用省级的基尼系数。本文的基尼系数数据来自（田卫民，2012）中测算出的中国各省份1995年至2010年的基尼系数，自治区的样本由于数据质量问题剔除，据此我们可得到1995-2010年30个省份的收入分配水平。文中用G来表示收入分配指标。

3.经济增长指标（Y）

目前学者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有多种，GDP增长的绝对量以及GDP年增长率等等。本文选取GDP的人均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因为如前述本文中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均采用相对量来衡量，为保证模型中数量关系的一致性，经济增长同样采用相对数即GDP增长率该数值来衡量。此外本文采用分省区数据进行分析，为减小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人均的GDP增长率，在文中用Y来表示。该公式为：

Y=■

4.控制变量指标（X）

考虑到一国的劳动增长与资本增长都是影响一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其中Lr为衡量劳动增长率的指标，由年底劳动就业人口增长率来刻画，Kr为衡量资本增长率的指标，由各省新增固定资产的增长率来衡量。

（二）理论模型

本文在控制劳动增长和资本增长变量的情况下，讨论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收入分配是否是宏观税负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根据前述的有关宏观税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方法，下面将在传统研究经济增长的框架内，运用中国30个省份的1994-2011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考虑到不同模型设定可能导致不同结论，我们将以静态和动态两种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已验证结果的稳健性。首先模型设定如下：

Yit=？浊0+？浊1Tit+？浊2Tit+？浊3Tit*Git+？浊4Xit+Vi+？着it式（1）

其中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Y表示各省区人均GDP增长率，T表示各省区宏观税负，G表示各地区的收入分配，T*G是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的交互项。X为控制变量。ν是难以观测的个体效应，ε是扰动项。T*G用以检验宏观税负通过影响收入分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为研究宏观税负通过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引入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的交互项。考察交互项对整体的影响，还应对上式求偏导。对式（1）求导，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偏效应为：

■=？浊1+？浊3Git 式（2）

上述为未考虑时间因素的静态模型，理论上，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在长期内经济增长是个动态的过程，现实的增长既决定于当前因素也受过去因素影响，因此还应对模型进行动态化处理。我们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和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交互项的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将模型扩展为动态模型，考虑如下方程：

Yit=■？琢jYit-j+？茁Tit*Git+■？酌jTit-j*Git-j+？兹Tit+？姿Git+？啄Xit+？淄i+？着it

式（3）

其中Yit-j是人均GDP增长率的滞后项，Tit-j*Git-j是交互项的滞后项。M是最大滞后阶数，其他解释变量与上述相同。本文在此选择Y的滞后一期和T*G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所以模型中M均为1。

三、参数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静态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在静态面板模型的设定下，经Hausman检验，我们拒绝了面板数据下的随机效应回归，采用面板模型下的固定效应回归，增强结论的稳健性。估计结果见表1。可以看到从全国范围内看，宏观税负系数和收入分配系数均为负，表明宏观税负的增加和收入差距的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这符合人们的普遍认知，过高的税负与过大的收入分配差异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但是该两项均不显著。随后在回归2中加入收入分配和宏观税负的交互项。可以看到列2的结果中，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的系数显著为负，而交互项系数则显著为正。交互项的加入使得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得显著。可以说在考虑到了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相互影响后，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显著性加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更加明显了。在式（2）中，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解释的偏效应为η1+η3*G，交互项系数η3=5.820>0，这表明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被增强。这就是说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时，提高宏观税负，会对经济增长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在收入差距较大时，提高税负，会更多的对富人尽心征税，随后国家利用转移支付，或是进行投资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两者各自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效应，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增长影响路径则是促进了经济增长。

控制变量资本与劳动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呈显著地相关关系，资本的增长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符合人们符合预期，资本增长率的增加将促进经济增长。而劳动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劳动力的增加，就业人口的提高，会阻碍经济增长。这与我们的直觉并不相符。这可能是因为我国人口数量庞大，而且老龄化加剧。社会包袱较重，每年新增的劳动人口以为着有，有更多的劳动负担。而且本文指标均选取的是就业人口数量的增长率，劳动增长没有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也说明我国应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资本密集型产业。

从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来分析，可以看出在不考虑交互项的情况下，宏观税负增加会对经济明显造成抑制作用，而且在西部地区去阻碍作用最大，收入分配在中部和西部的情况相同，都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但是在东部地区则为正。表明在东部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加大，会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和东部地区普遍较发达有关。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富人会积累到更多的财富。而东部地区的投资机会和资产升值的空间较大。而富人可以有效地使用大量资本。这会促进这一地区的发展，经济会有所提高。同时还可以看到，控制变量劳动在东部和中部对经济影响不大，相关系数仅为-0.003和0.01，但在西部地区则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相对不发达，资本是有限的。根据生产者理论，劳动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当提供了大量劳动时，由于没有足够的机器设备，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

表1中，可以看到在东中西部地区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将互相普遍都是显著的。我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宏观税负通过影响收入分配对影响经济增长。东部和中部地区交互项系数是正的。这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会扩大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这与全国范围下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是宏观税负的增加有助于更加合理的进行社会再分配。可以提高全社会整体的福利。利用税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收入较低的人增加了收入之后，会提高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而西部地区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的人们整体的收入较低。即使提高了宏观税负的比例，政府的收入也没有大幅度的提高。对收入分配起不到很好的调节作用。阻碍了经济增长。

（二）动态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表2报告了对动态增长方程的估计结果。采用系统GMM估计模型得出的估计结果。由于在动态面板数据中，引入滞后一期会带来内生性问题。由于个体效应影响所有期限内的因变量，使得固定效应模型难以解决这种内生性问题。而广义矩估计法（SYS-GMM）可以将自身变量的差分滞后项作为相应的工具变量，可以较为有效地解决弱工具变量问题。我们认为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在检验动态面板数据结构中是稳健的。表中AR（1）检验P值小于0.01的显著性水平，AR（2）P值大于0.1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模型很好地满足了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更高阶自相关的设定条件，这意味着GMM估计量是无偏和一致的。衡量整体工具变量有效性的Sargan检验结果不能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这意味着模型中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GMM估计结果显示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交互项的滞后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说明宏观税负通过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将具有滞后效应。相对于本年上年的收入分配状况会增强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为了考察收入分配作为影响路径对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式。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动态回归分析。可以看到在不同地区交互项和滞后一期的显著性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受当期的交互项影响较大，也就是说当年的收入分配状况会更大程度上影响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影响。而中部地区则相对于本年的收入分配差距，上一年的收入分配状况对其影响更大。

四、结论

本文在研究宏观税负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收入分配和收入分配和宏观税负的交互项，对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进行验证。本文运用中国30个省区近15年数据，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构有力支持了上述预测：宏观税负通过影响收入分配，来影响于经济增长。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被增强。尽管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还存在多方面尚不清晰的途径，但其通过影响收入分配从而作用于经济增长则可能是个显著地途径。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意义，在东中部地区当收入差距较大时，宏观税负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越显著。可以适当的提高税负，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可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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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莹.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由税收累进性与平均税率观察〔J〕.改革，2011，（03）.

〔5〕李青.我国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分析的影响：不同数据来源于角度的考察〔J〕.财贸经济，2012，（05）.

〔6〕王剑锋.流转税影响个人收入分配调节的分析研究〔J〕.财经研究，20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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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怡，聂海峰.增值税与营业税对收入分配的不同影响研究〔J〕.财贸经济，2009，（06）.

〔9〕万莹.我国流转税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12，（07）.

〔10〕伊恒，龚六堂，邹恒甫.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回归到库兹涅茨假说〔J〕.经济研究，2005，（04）.

〔11〕安体富.当前世界减税趋势与中国税收政策取向〔J〕.经济研究，2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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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Dahan.Momi， Daniel.T.Demographic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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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Galor.O， Moav.O. From Physical to Human Capital

篇2

一、文献述评

税收负担是由于政府向纳税人课税，使纳税人的经济利益流向政府，从而纳税人产生了经济负担。税收负担可以反映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

一般地，税收负担可以纳税人流向政府的经济利益占其全部经济利益的比重来反映。在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方面，Marsden（1984）在对2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高低收入分组的基础上，研究了各国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低税负有利于经济增长。Peden（1983）研究了美国1929-1986年税收和宏观生产率的关系，发现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小于17%时，其比重上升有利于美国经济增长，但超过17%后，该比重上升会降低经济增长率。Garrison（1992）通过实证研究认为，60多个国家的平均税率与边际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Scully（1995）研究了103个国家20年的税收占GDP的比重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他认为，税收占GDP的比重小于19.3%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实现了最优；宏观税负水平如果超过45%，那么该国经济会出现负增长。岳树民和安体富（2003）、刘新利（2007）分别研究了1994年到2003年、1994年到2005年的宏观税负变动，得出了相同的实证结果。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宏观税负在1994年后到今天呈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变动趋势。邓戮（2003）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并且税负增加，经济增长率也上升，且二者相关度较高。

二、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基本理论和模型

由于拉弗曲线有缺陷，我们认为研究国民产出Q（t）函数是研究税收收入T（t）函数的经济学的基础。从税收的定义①出发，我们认为研究T（t）函数的意义在于探寻公共部门应该从社会经济资源中配置多少资源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社会公共需要能否得到满足，最终将通过Q（t）函数体现出来。根据恒等式T=t*Q，我们认为如果离开了Q（t）函数来研究T（t）函数，那么T（t）函数很可能缺乏经济学基础。

2.指标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我们所选择的指标及其数据来源如下：

（1）小口径宏观税收负担，是税收收入与名义GDP的比率。税收收入包括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关税。具体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1）中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2）中口径宏观税收负担，是财政收入与名义GDP的比率。财政收入中不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1985年至2006年的财政收入包括各项税收、企业收入、企业亏损弥补、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收入、预算调节基金收入、教育费附加收入以及其他收入。2007年至2010年的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具体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1）中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3）g：真实的GDP增长率，是经过GDP平减指数平减后真实GDP的增长率。我们以1990=100为基准计算，采用如下公式计算GDP平减指数：

3.实证分析

散点图分析表明，宏观税负t1、t2与人均真实GDP的增长额均呈正相关。但二者并不完全是线性单调关系，其曲线特征也比较明显。中口径宏观税负t2与人均真实GDP的增长额的关系，有较大的弯曲程度。因此，用线性函数去拟合宏观税负与的关系，过于简单而且不够精确。因此，我们用曲线来拟合它们之间的关系。

4.实证结果及解释

采用Eviews6.0软件，利用1997—2010年的28个观测值，我们分别采用小口径的税收负担t1和中口径的税收负担t2这两个指标对模型（1）进行参数估计和统计检验。根据下表1给出的模型参数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发现：

首先，小口径宏观税负、中口径宏观税负都与人均真实GDP的增长额呈非线性关系。小口径税收负担模型与中口径税收负担模型估计的效果相当好，调整前与调整后的拟合优度都超过了95%，并且序列不相关。模型中的回归系数显著，而且回归系数符号与预期一致，满足二阶条件2b2+6b3·tt

三、基本结论

宏观税负水平是政府制定各项税收政策的重要依据。合理界定宏观税收负担对于保证政府提供最优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是单调正相关关系。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是宏观税负的凹函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国小口径宏观税负的合理水平为18.23%，中口径宏观税收负担的合理水平为20.11%。当前，我国的小口径和中口径宏观税负已超过合理水平。因此，我们不可过快的提高宏观税负，否则经济增长的净负效应将逐渐显现。

参考文献：

[1]安体富、孙玉栋：《中国税收负担与税收政策研究》，2006，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4。

[2]许建国、刘源：《关于宏观税负问题研究的文献述评》，《财贸经济》，2009（1），131-135。

[3][英]凯思·马斯顿：《税收与经济增长》，《财经译丛（成都）》，1984（2），64-67。

[4]Peden.E.：”Link Between Taxes and Economics Growth：Some Empirical Evidence” ，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s，No.605，1983.

[5]Garrison ，Charles B and Feng Yao Lee， Taxation， Aggregate A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Further cross country Evidence on Some Supply side Hypotheses， Economic Inquiry， Ja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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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作统计观察的目的在于，寻找为实现我国宏观经济理想目标，央行货币政策可以锚定的利率水平，以此为央行利率调控提供参考区间。

理论基础

基于一般经济理论及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从数据统计观察的角度，笔者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以及各项指标有所反应的顺序（见图1）大致为：央行货币政策调控发力，由于债券市场利率具有市场化、反应迅速、可观测性强等特点，且其含有一定的市场预期，故政策调控效果会首先显现在债券市场的利率水平上；M2的效果显现及观测具有一定的时滞，反应时间会较长，而且由于近些年金融创新业务不断发展，表外资产扩张迅速，因此M2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稳定关系受到了一定影响；随着M2、信贷规模等发生变化，最终通过层层传导，社会的生产、消费等行为会受到影响，调控效果将首先显现在GDP上，作为宏观经济滞后指标的CPI会随后跟上。

图1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路径

据此，统计观察将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通过比较两个中介目标，即国债收益率与M2分别向最终目标的传导时间和传导效果，以及分析两个中介目标之间的关系，来观察国债收益率作为锚定目标的有效性；二是在实证有效的基础上，统计各关键期限国债收益率在宏观经济理想状态下的收益率区间，以此作为政策利率的锚定区间。

国债收益率与M2向最终目标的传导时间和传导效果比较

（一）国债收益率向最终目标的传导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部分对2006年以来的各关键期限（包括1、3、5、7、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GDP、CPI数据进行了时差相关分析，比较了国债收益率在领先/滞后期为24个月（约为500个工作日）之内时，与GDP及CPI的相关性，具体结果见图2至图11、表1。

图2 1年期国债收益率与GDP的相关系数图谱

注：在本文中，Lag Number为领先/滞后期数，正数表示国债收益率领先GDP，负数表示国债收益率滞后GDP，其余图类推；CCF为互相关函数；Coefficient为系数；Upper Confidence Limit为置信上限；Lower Confidence Limit为置信下限。下同。

图3 3年期国债收益率与GDP的相关系数图谱

图4 5年期国债收益率与GDP的相关系数图谱

图5 7年期国债收益率与GDP的相关系数图谱

图6 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GDP的相关系数图谱

图7 1年期国债收益率与CPI的相关系数图谱

图8 3年期国债收益率与CPI的相关系数图谱

图9 5年期国债收益率与CPI的相关系数图谱

图10 7年期国债收益率与CPI的相关系数图谱

图11 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CPI的相关系数图谱

表1 国债收益率向GDP/CPI的传导时间及相关系数

GDP CPI

1年期国债收益率领先期（月） 13 17

宏观经济税收汇编(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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