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1 15:54:47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金融股权投资，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一、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金融资产
(一)因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而进行的转换。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在活跃市场上没有报价且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现在由于其在活跃市场上有报价且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则需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中的规定将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金融资产时，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并视该金融资产是否属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属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相关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所有者权益。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当在其发生减值或终止确认时将上述差额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1、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务处理。首先，将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转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成本：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一成本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贷：长期股权投资一被投资单位
同时，对于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与重分类日公允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假设公允价值小于账面价值：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一公允价值变动
若重分类日的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则作与上笔分录相反的分录。
2、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一成本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贷：长期股权投资一被投资单位
同时，对于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与重分类日公允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假设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一公允价值变动
贷：资本公积一其他资本公积
(二)由于持股比例下降将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金融资产。由于持股比例下降，使该长期股权投资不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一长期股权投资》的规范，即投资企业因减少投资而达不到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但在活跃市场上有报价且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则按规定重分类为金融资产。若是仅仅由于持股比例下降，即投资企业因减少投资而达不到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但该项投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则按规定对该项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
二、金融资产重分类为长期股权投资
(一)追加投资而进行的转换。在追加投资之前，企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但在活跃市场中有报价、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企业购八股权时符合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确认条件，但由于经营策略改变，增加股权投资比例，达到能够对被投资单位进行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时，应将金融资产终止确认，将其重分类为长期股权投资。
此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所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仍应保留在所有者权益中，不调整资本公积。在长期股权投资发生减值或终止确认时予以转出，计入当期损益。在随后的会计期间，如果该投资发生减值，则应按《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中长期股权投资减值的规定进行处理。与该金融资产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由于金额不变，故不需要调整。
1、假如在此之前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的，其在重分类时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一被投资单位(投资成本)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一公允价值变动
一成本
同时，比较投资成本与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所享有的份额，如果前者大于后者，不作调整；反之，需要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例1 2009年1月1日，A公司从二级市场购入B公司的股票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其成本为500万元，公允价值变动借方余额为60万元。当日追加3000万元投资可以累积持有B公司20％股份，可以对被投资企业实施重大影响，B公司当日的各项可辨认资产等的公允价值为18000万元。
A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
一B公司(投资成本)3560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一公允价值变动60
一成本500
银行存款3000
同时，A公司投资成本为3560万元与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所享有的份额为18000万元x20％=3600万元，3600万元>3560万元，需要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借：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投资成本)40
贷：营业外收入40
2、假如在此之前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的，其在重分类时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一被投资单位(投资成本)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一公允价值变动
一成本
同时，比较投资成本与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所享有的份额，如果前者大于后者，不作调整；反之，需要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二)因公允价值不能再可靠计量而进行的转换。因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不再能够可靠计量(极少出现)，使金融资产不再适合按照公允价值计量时，企业可以将该金融资产改按长期股权投资计量，该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为重分类日该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与该金融资产相关、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仍应保留在所有者权益中，在该金融资产被处置时转出，计入当期损益。该金融资产在随后的会计期间发生减值的，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相关利得或损失，应当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例2 A公司2007年初购入B公司发行在外的股票，买价为99万元，同时支付交易费用1万元；A公司不能对B公司产生重大影响。假设甲公司将该股票投资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A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一成本100
贷：银行存款100
2007年12月31日，甲公司经测试，该股票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98万元，假设判断为暂时性下降：
借：资本公积一其他资本公积2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一公允价值变动2
2008年1月初，乙公司股票因故停牌。(因此该项投资的公允价值无法可靠计量)
借：长期股权投资一乙公司
9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一公允价值变动2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一成本100
2008年12月31日，甲公司经测试，该股票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94万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1
贷：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1
同时：
借：资产减值损失2
贷：资本公积一其他资本公积2
综上，长期股权投资与金融资产之间重分类时应当理清其经济实质以及其体现的核算理念，正确理解不同情况下的会计处理方法。
(作者单位：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821.2 文献标识码：A
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风险约束及信用水平较低等原因，企业往往无法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足够的债务融资。在传统融资模式受到阻碍的情况下，如何创造新的适合中小企业的融资模式，是亟需解决的对中小企业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股权投资基金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和专业分析能力，能将资金投向迫切需要投资但得不到投资的成长型企业，能在较短时间改善企业的收入和成本结构，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一、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理论阐述
对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三类：融资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价格歧视理论。
融资成本理论，又称信贷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中小企业贷款成本高，商业银行更愿意与大企业发生信贷关系并保持稳定。Dewatripont和Maskin认为，大企业的存量信贷是商业银行信贷供给函数的重要因素，前期贷款影响后期决策，会产生“预算软约束”。 Hodgman认为，商业银行在信贷紧缩时会优先满足大企业的信贷需求，对中小企业实施信贷约束。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由于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在企业信息不对称甚至企业信息严重失真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付出的信息成本更高，中小企业贷款时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更为严重，所以商业银行对其实施信贷约束，给予更为苛刻的借贷条款。 Stiglitz和Weiss认为，即使没有政府干预，由于借款人存在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信贷配给也可能作为一种长期均衡现象存在。Jaffee和 Russell认为，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应选择一种竞争性利率水平，以“拆东墙补西墙”。Helmut Besteh认为，通过引入抵押机制，甄别企业风险，可以实现信贷均衡分离，改变中小企业信贷约束。
价格歧视理论认为，中小企业间接融资难的根源在于商业银行无法对每一个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利率。Jaffee和Modiliani认为，信贷提供曲线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如果商业银行可以对每一借款人实行“价格歧视”，可以实行分别定价，那么企业将不会受到信贷约束。由于对不同质的借款者不能索取不同的利率，而只能索取折衷的利率水平，一些中小企业会受到信贷约束。
二、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融资需求与融资困境
20世纪70年代，Weston和Brigham根据企业不同成长阶段融资来源的变化，提出了企业金融生命周期假说。该理论把企业的资本结构、销售额和利润等作为企业融资结构的主要因素，将企业金融成长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初创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Berger和Udell等将企业生命周期与融资结合，发展形成了金融成长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伴随着企业成长周期而发生的信息约束条件、企业规模和资金需求的变化，是影响企业融资结构变化的基本因素。在这里，我们把中小企业的成长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初创期（含种子期和创建期）、成长期、扩张期、成熟期。
初创期中小企业在资金需求上有以下特点：第一，项目风险，收益较高。种子期企业的主要风险为技术失败，即在关键技术进入产业化之前，需要多次试验以检测技术的可靠性、稳定性和可行性。创建期企业技术风险逐渐减少，企业经营面临许多外部的不确定性因素，其产品被潜在客户认可与推广需要较长时间，产品市场化风险较高，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成为主要风险。第二，资金需求较少，但要求资金期限较长。在种子期，企业研发投入是最核心部分，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和租赁与企业产品研发密切相关的科研设备、仪器等设施。
初创期中小企业生命力异常脆弱，主要面临高新技术不成熟的技术风险和能否开发出产品及产品能否被市场接受的市场风险，项目失败率很高，这使得众多金融机构不愿冒风险介入初创期企业，从而形成“融资缺口”。很多中小企业在初创期融资需求强烈，却无法得到满足，往往陷入融资困境，不能顺利地渡过企业成立后的三到五年这个“死亡陷井”，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进程和科技企业成长扩张的过程受到严重制约。
三、股权投资基金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还能促进企业发展
（一）股权投资基金符合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特征
股权投资基金对高风险、高回报投资有较强的偏好，而中小企业恰恰具有高风险、高期望回报值的特征，所以中小企业的发展规律以及融资阶段性特征刚好符合股权投资的投资偏好，因而，股权投资基金与中小企业具有天然的联系，能够帮助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由于中小企业在创业阶段、成长阶段、扩张阶段中存在如信用状况不稳定、盈利能力不显著等诸多风险因素，通过传统渠道融资面临很大的困难。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融资模式能够对那些无法通过传统渠道获得资金而又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为这些中小企业提供了一条新的融资途径。
（二）股权投资基金加速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
目前我国活跃的股权投资基金大多有外资背景，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大量优质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海外上市的趋势。过去，一些具有前景的创新型企业如新浪、网易、百度、盛大等都被外资收购或被国外股权投资基金所掌控。我国国内并不缺少资金和资本，而是没有相应的手段和机制来支持创新企业和产业的发展。重视本国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利用股权投资基金运作的资源和经验来引导国内社会资源参与创新活动，必将有利于民族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建设。再次，股权投资基金能提供增值服务，解决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需要的资源和管理，提升企业内在价值。
（三）股权投资基金能完善公司治理水平
股权投资基金对公司治理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股权投资基金能带来合理的股权结构。股权投资将公司的所有权集中在自己手上，从而可以有效控制公司的管理权和决定权。股权投资基金不会利用手中的控制权剥夺公司利益，而是积极主动提供管理上的支持，形成积极的内部投资者的模式和较为集中的股权结构。其次，股权投资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优势来提高管理的效率和降低信息的成本，加强对公司治理制度的监管。再次，股权投资基金具有先进有效的激励制度，采取的是与业绩挂钩的薪酬激励机制，投资者和管理者的利益都与公司经营效益有关。和一般公司相比，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的企业可以提供更为丰富、水平更高的激励，包括股权、期权、共同投资机会和实现业绩目标后的奖金分红，这使得管理层的利益和公司的兴衰联系在一起。股权投资基金还能对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控制，迫使管理层不断努力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形成约束机制。
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的思考
（一）积极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参与企业的前期投资
股权投资基金参与企业的前期投资对中小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何采取措施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参与企业的前期投资呢？借鉴国外股权投资基金及经验，参考国内已经开始实施的相关政策，我们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
首先，创设政策性投资母基金。母基金，顾名思义就是指专门投资于股权投资基金的基金。其运行机制是首先把市场上机构投资的资金聚集起来，设立一个股权投资基金，然后把这些资金投资于股权投资基金的股权。母基金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资本市场中间资金错位难题，促进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于中小企业前期和国家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的领域。为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参与新兴企业投资，我国已经出现投资母基金，2010年12月，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同苏州工业园共同设立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股权投资用基金（FOF）。运行至今，已充分显示出对股权投基金参与企业的前期投资的引导作用。
其次，企业本身要采取措施吸引股权投资基金参与企业的前期投资。企业要尽可能引入战略投资者。战略投资者的特点是其投资期限较长，并且会带来普通投资者不具有的资源，完善企业的财务结构，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选择有远见的发展战略，为企业的进一步成长和扩张打下基础。股权投资基金参与企业经营，拥有主动权，有能力而且有必要利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和丰富经验从各方面帮助企业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而获得其最大利益。
最后是要发挥好中小板、创业板和新三板市场的作用。随着证券市场IPO重启，新三板批量发行，为股权投资基金参与企业前期投资提供了又一契机。由于拓宽了退出渠道，中小板使企业前期投资对股权投资基金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创新和成长是创业板的核心理念，越来越多的股权投资基金会转向高新科技领域，这也是对企业前期成长的支持。
（二）吸引海内外股权投资基金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国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进入，实际上是我国引进外资的一种形式，并且是最高级的形式。王巍认为，私募股权投资是中国吸引外资的第五个阶段，它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我国目前投融资体制下民营企业资金不足的发展困境。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招商引资应当改变粗放型的“绿地投资”方式，让外资并购渐成主流。
政府应予以股权投资基金充分的认识和关注，把引进和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本身当做产业来做，当做招商引资来做。政府要改变过去为发展创新项目而发展风险投资基金的思维方式，随着私募股权基金的萌芽、活跃、必然自发形成创新型企业成长各个阶段的资金供给和需求。换言之，资金、项目和企业必然相互吸引、互相追逐，资金进来越多，项目和企业也会越来越多；反过来，项目和企业储备越多，资金进来也就越多，两种情形必定是互为因果的。
（三）发展政府引导基金，培育投资文化和投资人才
近年来，我国的股权投资基金虽然有所进步，但总不尽如人意。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缺乏健康的股权投资文化，表现就是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都没有形成通过投资基金进行集合投资以分散风险、实现专业投资管理的意识。培育健康的股权投资文化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同时需要相应的配套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政府、行业自律组织和企业本身都有责任和利益驱动去采取恰当措施维持有利于股权投资发展的文化环境。市场并非没有资源，也不是不需要专业投资人，主要是缺乏成熟的具有行业与业务研究能力的专业人才，缺乏现代化的投资文化。由专业投资管理机构根据专业人事丰富的投资经验和规范的风险控制机制，采取集合投资、分散风险和长期投资理念，对于投资的安全性和投资收益必将更有保障。
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各部委、省市政府可以拿出部分财政支出发起引导基金，通过参股和融资担保等方式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设立和发展，直接开展中小企业股权投资业务。政府引导基金发挥引导和放大两个作用，促进创新企业加快成长是核心。“引导”的主要作用在于政府资金有效地释放了投资项目的一些风险，使商业化资本可以较大胆地介入一些政府希望支持的创新型企业，从而推动创新型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资本市场提供优秀的上市企业。
[1]凌涛.股权投资基金在中国――兴起原因与未来发展.上海三联书店.2009
[2]郭恩才.解密私募股权基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3]朱忠明 赵岗.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发展新论.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
[4]曹和平.中国私募股权市场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中图分类号】 F2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2-0060-05
一、引言
金融发展在经济活动中处于重要地位，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如果有较大提高，能够带动地区的经济繁荣。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一直处于关联地位，而最早关于两者的理论代表主要集中于货币的中性和非中性的争论。中性货币论者认为金融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是微乎其微或忽略不计的，而非中性论者则认为金融的发展在经济活动中通过货币的流转，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增长。于是有许多学者从宏观金融发展视角研究经济的增长，但是Rajan and Zingales、Love认为在此层面下的实证研究存在问题，主张可以将研究方法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机制，这就能够很好地克服两者的内生性问题[ 1 ]。
目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者关系在微观层面的研究处于发展阶段，而以投资效率为切入点，研究金融发展改善公司的投资效率，正是从微观机制进行研究的体现。各地区的金融发展存在差异，同一地区所在的不同类型的公司也可能存在差异，这就使得金融发展和投资效率的研究需要根据股权性质加以区分。在投资过度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金融发展的改善作用更为有效；在投资不足且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的金融发展抑制作用明显[ 2 ]。对于两者通过在金融发展情况下研究企业的融资约束来进一步改善投资行为是较为直接的研究[ 3 ]，但在融资约束下的投资效率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并不能代表全部，而企业治理下的投资效率更能突出两者关系，如股权结构。
由于股权治理是公司治理的基石，股权结构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是，研究股权结构对投资效率的影响，需要将股权结构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分解，不能只关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影响作用，还要增加研究其他类股东甚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等相关因素[ 4 ]。许玲玲、成沛祥在研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基础上，加入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股权集中度的变量，丰富了股权结构的多元化[ 5-6 ]。在此基础上，结合金融发展的制度环境，将企业进行股权分类，能够更为客观地研究企业投资行为及其效率。
本文的贡献在于：（1）以金融发展为切入点，研究在微观层面下的股权治理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拓展了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下的公司治理研究；（2）通过交乘效应考察了金融发展和股权结构对投资效率的综合影响，得到了一些具有较强实践意义的研究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金融发展与投资效率
在资本市场下，现有企业中各个群体的利益冲突，使得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存在各种矛盾，这些不利因素构成了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外部融资成本提高，造成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问题，因此降低信息不对称可以改善投资效率，这一问题可以在金融发展的水平下得到有效解决[ 7 ]。在金融发展水平得到较大提高、金融结构得到优化，而金融机构运行更为有效率之后，企业就能够获得更为及时准确的信息，最终缓解了效率投资活动。金融市场的发展除了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导致的投资不足外，还可以提高金融机构对投资项目的筛选能力，能够有效地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冲动。因此，通过金融发展这种制度环境的完善可以有效促进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金融发展能显著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
（二）股权结构与非效率投资
由于主要股东在公司中拥有较大的收益权，因此按照委托理论，控股股东很可能从自身利益考虑作出非效率投资决策，也可能为了更好地经营公司而作出限制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决策。股权结构中较为常见的分析大多与控股股东有关，主要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等，这些对企业的效率投资有着不同的影响作用。其中，国有或非国有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的效率投资有主要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增加能够改善企业的投资过度[ 8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股权集中度的变量之一，与企业的效率投资负相关，加剧了企业内部的非效率投资；机构投资者由于本身所具有的专业技能以及对公司的积极心理使得其参与公司治理、改善公司治理机制，形成对公司内部控制人的监督压力，抑制公司存在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9 ]。此外，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民营控股股东有动机和能力通过非效率投资掠夺中小股东，在此情况下国有控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委托冲突。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a：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改善了投资效率。
H2b：前五大股|持股比例的增加降低了投资效率。
H2c：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改善了投资效率。
H2d：国有控股显著改善了公司的投资效率。
（三）金融发展、股权结构与非效率投资
由于我国特殊经济体制使得地区的发展水平具有不平衡性，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金融发展水平，都存在较为严重的地区差异，差异性有利于我们将金融发展与微观层面下的企业投资效率相结合。企业的投资效率既有内部结构的深层影响，又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作用，尤其是股权治理作用的发挥能够改善企业的投资行为。在此基础之上，从产权性质的角度出发，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和理论，在金融发展的制度环境中研究股权治理与投资效率的关系。由于金融发展与股权结构对投资效率的作用机理存在较大差异，金融发展与不同股权结构在影响投资效率上很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互补或替代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3：金融发展与股权结构在影响投资效率上存在不同程度的互补或替代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沪深两市2010―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以如下标准筛选数据：（1）剔除金融保险业行业数据，该行业的数据有差异性；（2）剔除上市年龄不足一年的公司；（3）剔除ST、PT等特殊处理的公司；（4）剔除数据信息不全的上市公司数据。本文研究所使用的公司治理和财务数据来自于CSMAR和WIND数据库，金融发展的数据来自于樊纲和王小鲁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 10 ]。对于数据的处理使用的是Excel，而数据分析采用的是数据分析软件SPSS。
（二）研究模型与变量说明
首先，以Richardson[ 11 ]的投资效率模型为基础模型，用于计算企业的投资效率。
（1）
模型1中，残差？着>0，表示为OverINV；残差？着
模型1所涉及变量的定义与解释如下：
INVt表示公司的投资水平，等于年末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与年末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的差额除以年初资产总额；Growtht-1、Aget-1、Levt-1、Sizet-1、Rett-1和Invt-1分别表示上市公司t-1年年末的投资机会、上市年龄、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股票回报率和上一年的投资水平，并控制了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
其次，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模型2的检验假设：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投资效率测度模型的回归结果
对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出如下结果：各变量的VIF均处于10%以下水平，说明整体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而各模型变量的系数符号与预期符号一致，基本在1%的显著水平之上。同时，模型的拟合度较优，整体说服力较强。因此，模型1回归分析之后得出的残差，主要用于衡量投资效率，分为投资不足（残差小于0）和投资过度（残差大于0）。随后将非效率投资指数（残差绝对值）带入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研究金融发展环境下的股权结构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
（二）描述性统计
表2为模型中所需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在非投资效率中，投资不足的数量（5 090）远远大于过度投资的数量（3 022），这说明我国大多数A股上市公司中存在着投资不足的问题，但是从两个非效率投资的均值可以发现，上市公司中总体呈现出较为普遍的投资过度。金融发展指数的极大值和极小值相差较大，且均值为10.918，标准差为1.194，说明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虽然有差异但总体发展水平提高。同时主要股东持股比例的均值处于36%以上，说明就样本公司总体而言，股权集中度使得主要股东对样本公司的影响力增强。其他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三）金融发展、股权结构与投资效率（交乘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
从表3中可以发现，由于变量的VIF均处于低水平，说明模型2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为了研究金融发展、股权结构如何作用于企业的投资效率，本文首先对前两者进行初步回归分析，说明金融发展与股权结构的影响作用；其次通过两者的交乘效应来细致分析在金融发展下的股权结构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关系。
表3的模型2.1是对模型2的基本回归分析，金融发展与投资效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代表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企业间存在的非效率投资得到了较大改善，这很大程度是由于金融发展带动金融市场的成熟，使得企业的融资约束和冲突减少，从而非效率投资的问题得以改善，验证了假设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非效率投资呈负相关关系，说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能够显著改善投资效率；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加剧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投资效率有显著的影响，且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相比，这种正面影响更加显著，表明机构投资者的监督能有效改善投资效率。同时，产权性质与非效率投资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代表国有企业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显著强于非国有企业，以上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设2。
表3的其他模型是金融发展与股权结构的交乘效应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可以看出金融发展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交乘项与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表明金融发展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产权性质在影响投资效率上是替代关系；产权性质与金融发展在影响投资效率上同样是替代关系，说明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国有企业对非效率投资的改善作用逐渐减少，以上结论验证了假设3。以上研究结论表明，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机构投资者持股和产权性质在改善投资效率上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积极发展机构投资者对改善公司治理显得尤为重要。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回归分析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如下方法进行检验：更换变量进行稳健性测试，把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模型2中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替代变量。回归分析后发现，在非效率投资的样本中，金融发展和机构投资者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依然显著，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加剧了非效率投资，而这与前面的结论基本一致。由于篇幅所限，省略了详细的分析结果。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14年的数据为样本，从股权结构的微观层面研究了金融发展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显著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企业融资约束导致的投资不足得到缓解，同时也抑制了冲突е碌墓度投资问题，对改善企业投资效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二，第一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非效率投资呈负相关关系，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非效率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改善了公司投资效率；第三，国有产权性质与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说明国有控股一定程度缓解了委托冲突，对投资效率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第四，引入金融发展和股权结构的交乘效应发现，金融发展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产权性质在影响投资效率上存在替代关系，在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弱的地区，可以通过积极发展机构投资者持股来改善投资效率。基于以上结论，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在我国，改善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问题，一方面需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通过金融机构的发展和市场的自我调节来解决企业的投资效率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完善公司的治理机制，利用第一大股东的控制权和机构投资者的专业技能来改善非效率投资，充分发挥第一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的治理作用，最终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
【参考文献】
[1] 唐松，杨勇，孙铮.金融发展、债务治理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09（6）：4-15.
[2] 李春霞.金融发展、投资效率与公司业绩[J].经济科学，2014（4）：80-92.
[3] 沈红波，寇宏，张川.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6）：55-63.
[4] 杨清香，俞麟，胡向丽.不同产权性质下股权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2010（7）：142-150.
[5] S玲玲.制度环境、股权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J].软科学，2015（12）：22-26.
[6] 成沛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董事会构成关系的实证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5（5）：113-118.
[7] 刘广瑞，杨汉明，张志宏.金融发展、终极控制人与公司投资效率[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9）：63-72.
[8] 谢军，李千子.非效率投资的因素分析：来自公司治理结构的证据[J].上海商学院学报，2011（4）：63-69.
[9] STUART L GILLAN，LAURA T STARKS.Corporate covernance，corporate ownership，and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a global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Applied Finance，2003，13（2）：4-18.
[10]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11] RICHARDSON S.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06（11）：159-189.
[12] 石大林，侯兵，孙晨童.公司治理机制、替代效应与公司非效率投资[J].金融数学与研究，2014（3）：50-56.
[13] 陈艳.股权结构与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治理：基于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5）：49-62.
[14] 郭胜，张道宏.大股东控制、非效率投资与上市公司治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西北大学学报，2011（4）：53-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