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1 17:47:53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建议，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陈格楠表示，四川省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整个生态系统将受到严重影响。从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两方面入手，“十二五”期间在四川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维护四川生态系统稳定，对提升国家生态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这其实已经不是在本期采访中第一次有人提出了。但像四川一样迫切希望生态补偿能够以一个机制，或者说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出现的，还不是很多。
“所有问题的核心，在于制度的建设。”陈格楠说。无章可循在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中都是可怕的。
他表示，就四川来说，对生态的破坏，近几年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目前四川水土流失面积占幅员面积仍高达46％，金沙江、嘉陵江和岷江多年平均输沙量约占长江上游的85％；川西北高原干旱区沙漠化土地总面积144.42万平方公里，退化草地面积已占可利用草地的70％左右，沙化草地面积以每年4000公顷的速度不断扩大，草地鼠虫害面积占牧草地面积的18.23％。森林的生态功能尚未完全恢复，生物入侵和有害生物灾害危害严重，珍稀濒危生物栖息地保护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这些重大生态问题，仍然制约着四川的生态安全，降低了全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发展与保护
陈格楠表示，发展经济，这是所有财政都必须要做的事情，也是财政存在的根源之一。但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压力还在持续加大。四川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2020年城市化目标是60％，约有2000万人需转移到城市和城镇；目前全省75％以上的一次能源，7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农业生产资料源于矿产资源，随着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对能源和原料的需求将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数呈同步上升的态势。
此外，四川贫困问题比较突出，贫困地区大多数是生态重点保护区，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川西北江河源区、川西高山高原区、四川盆地周边部分山区，特别是居住在高寒山区及江河源头区的少数民族，区域性贫困问题和生态脆弱问题叠加在一起，使生存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十分尖锐，为摆脱贫困而不得不进行的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不断加大。
除此之外，地震也对本就脆弱的灾区生态系统造成重大破坏。四川国土资源部门查明灾区地质灾害及隐患点18997处。四川省环保部门统计，成都、德阳、绵阳、阿坝、广元、雅安6市州林地受损29.8万公顷，草地受损9.4万公顷，农田受损10.3万公顷，占区域农业面积的1.03％，河流淤塞2951公里，形成大型堰塞湖34处，水生生物的种类和数量、栖息地、繁育环境、饵料场等受到重大影响。据四川省水利厅灾后水土流失调查，“5・12”汶川特大地震加剧了灾区水土流失，导致水土流失面积、侵蚀强度和年均水土流失总量均有明显增加。此外，灾区35个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受损严重，直接经济损失15亿元。国家保护野生植物近百万株受损，野生动物栖息地受损约15万公顷。
总体来看，四川省河流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平原浅丘农田生态系统、城市(城镇)复合生态系统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四川生态系统全面稳定还约需20年，达到发达国家现在的生态水平约需40年左右。
从零开始
陈格楠表示，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居然还找不到一个相应的机制来对应危急万分的生态补偿，确实在任何方面都是说不过去的。因此，四川财政厅提出：真正要实行生态补偿，就必须有许多事情需要抓紧解决。
1抓紧开展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立法。目前涉及生态补偿问题的有《环境保护法》、《森林法》、《水法》、《水土保持法》等，但都没有明确生态补偿机制。建议在修改《环境保护法》中增加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内容。在法律上明确规定，通过长期稳定的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生态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强对西部和四川生态环境保护的支持。建议中央在转移支付中首先重点向地震极重灾区的重要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地区和自然保护区倾斜，特别是要优先支持灾区生态保护作用明显的区域性、流域性重点项目。
2尽快建立长江流域多边生态补偿基金。为解决好长江流域跨区污染问题，避免地区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建议建立长江流域多边生态补偿基金，其资金来源由受益地区按经济总量的一定比例支付。例如，目前三峡库区蓄水至153米后，库区水质良好，主要是因为占三峡库区总水量85％的四川来水水质优良。为此，四川在江河源头区建立了167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到8.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18.4％。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这些保护区内不能进行任何开发，因此，长江中下游的受益省市应当对这些地区进行生态补偿。
一、引言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改革开放政策高速发展了30多年后,如今正面临区域发展失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生态环境恶化和贫富差异扩大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以陆大道院士为代表的专家学者提出了国土开发的“T”型发展战略,建议将长江流域作为国家国土开发的一级轴线与沿海开发地带并列。经过了长达30多年的发展,长江经济带凭借优越的水道环境,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前沿阵地,是以打造区域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中国经济发展新支撑。长江经济带自上向下涉及9省2市,包括:贵州、云南、四川、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和上海,2014年土地面积205.7万km2,占国家国土面积的21.27%;总人口5.84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42.7%;GDP总量为28.46亿元,占全国总量的44.71%[1]。学术界长期以来对长江经济带的开发战略研究大多停留在单个分析层面,如:彭智敏[2]关于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架构的研究;王树华[3]关于长江经济带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研究;沈玉芳和罗余红[4]对于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陈明星等[5]对于长江经济带产业协调发展研究;杨桂山等[6]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廊道的建设研究。较少涉及综合要素研究,导致对长江经济带的资源开发、生态保护、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与上、中、下游一体化协作等方面考虑略显不住。因此,整体研究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的现状与重点对于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现状
(一)经济发展国家发展战略中,东部沿海发展轴与长江经济带发展轴、西部丝绸之路发展轴一起构成了我国新常态下的“H”型战略发展格局,长江经济带作为连接东西的唯一一条横轴,在我国区域发展由“T”型转向“H”的转变中发挥着重要的承接作用[6]。长江经济带区域分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共承载了新区,分别为下游(上海浦东新区、南京江北新区、浙江舟山群岛高新区),中游(长沙湘江新区),上游(成都天府新区、重庆两江新区、贵州贵安新区和云南滇中新区);六大城市群,分别为:上游(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中游(长江中游城市群),下游(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江淮城市群)。2014年,六大城市群以45.31%的占地、承载了70.98%的人口、贡献了82.85%的GDP,成为引领区域发展的重要形态[1]。2010—2014年间,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两大国家战略的贯彻实施,长江中上游经济发展速度加快,GDP占比有所上升。
(二)产业结构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重要的产业布局带,2010—2014年的产业变化中,第一产业占比整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基本维持在49%左右,第三产业明显上升。主要是由于城镇化的脚步沿长江由下至上的推进,导致农业比重降低;工业由于经济危机和沿海产业转移的影响,虽有波动但变化不大;服务业是由于国家主导产业转型而有所增加。就整个经济带而言,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中游地区第一产业占比下降,第二产业占比先上升后下降,第三产业占比先下降后上升;上游地区第一产业占比下降,第二产业占比先上升后下降,第三产业占比先下降后上升[8]。
(三)资源环境由于近30年经济的粗放式快速发展,带来了资源浪费、河流污染、空气雾霾和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据统计2008—2012年间,长江经济带PM2.5浓度整体呈上升态势,其中下游地区为高值区且有向中上游扩散的趋势,同时也是我国水土流失的重灾区,每年流失面积约占全国总量的30%1。2010—2014年间,长江经济带COD排放量中游地区最为严重,废水排放量下游地区最严重。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应相应注重生态环境水平的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相辅相成。中上游地区为长江经济带基础产业和重工业集聚地,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
(四)交通系统经济发展,交通先行,交通的发达程度是决定区域发展水平的刻度尺。长江经济带核心竞争力是其水运功能,坐拥3600km的航道,占全国航道比重的70%,为世界第三大流量运河。本是可以依靠其独特的运输优势,沿岸经济得以充分发展,但由于长江航道地质条件复杂,具备深水通航的地段所占比例小于30%,且通航能力分段不同,汉口上游地区可以通行3000t以下船只,汉口至南京段由于南京长江大桥限高仅可通行5000t以下船只,南京至出海口则可通行25000t船只[1]。航运功能不能充分发挥,不仅影响流域经济发展,也使得联运系统中的铁路和公路运输也相对萎缩。
三、长江经济带重点要素分析
(一)经济要素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古有民俗之说“要致富先修路”即是对交通要义的直接阐释。长江经济带区域有天然的长江水道作为支撑,再辅之以沿江铁路和东西向的国道省道、航空运输,整体协作就会起到承东启西、连南转北的交通枢纽作用,但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长江航道未得到全面开发。长江经济带区域是我国产业布局的重点地带,其中微型计算机产业比重全国80%,家电产业比重全国60%,汽车产业比重全国40%,建材产业比重全国40%,钢铁产业比重全国30%2。如此巨大的产业占比之中,超过半数的GDP是由制造业贡献,制造业为地区经济发展之基石,各地重复建设严重。据统计,长江经济带区域工业布局重复率高,其中以制造业相似系数最高,超过0.7。根据产业发展经验,产业同质化发展将会导致恶性竞争,损害区域整体经济利益。
(二)均衡要素“T”轴理论的提出要求沿海经济向内陆纵深,目的达到区域均衡发展。但2010—2014年间长江经济带与沿海经济带GDP占全国比重变化中,沿海经济仍然占比仍大于沿江经济,但存在下降趋势;沿江经济虽占比不及沿海,但上升趋势明显。长江经济带分布的城市群发育呈梯度分布,人均GDP格局为下游地区高于中游地区高于上游地区,反映出了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战略的必要性,国家经济新常态下由非均衡经济向均衡经济发展任重道远[8]。固定资产投资反映出区域发展的后劲,2014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固定资产投资空间格局为下游地区高于中游地区高于上游地区。
(三)生态要素长江流域自古就是青山碧水、风景如画,历代山水名画大多取材于此。如今优美的自然风光受到人类工业化的侵蚀,生态环境每况愈下。据统计,2011—2013年间排放至长江的污水总量占全国的40%以上,其中下游地区占据流域排污总量的40%以上,中游地区占据流域排污总量的30%以上3。排污现象不仅导致长江水污染,也导致了长江流域湖泊、河流等都受到影响,产生了所谓的“跨界水污染”。除此之外,长江上游地区常年受到沙漠化的困扰,中下游地区由于高强度城镇化建设,也遭遇了水土流失的麻烦。生态保护不仅是一项利于子孙后代的举措,也是发展区域生态经济的重要手段。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利用生态进行旅游开发将会形成良性循环,以旅游开发收入补偿环境保护经费,用更好的环境保护带来更大的旅游收入。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旅游资源丰富,且各具特色,上游地区“奇山异水、巴蜀特色”,中游地区“革命摇篮、楚国风光”,下游地区“都市文化、吴越风光”。本是各具旅游资源优势,但由于区位交通等因素,旅游产业发展程度呈现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但随着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发展,中上游地区旅游业已呈现出加速发展之势。
(四)公平要素长江经济带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地位被逐渐的削减,导致城市产业布局中以工业为主、大力发展服务业,而农业只是保证基本供应。但长江上游地区城市化率低于中下游水平,很多地区(尤其是山区)只能发展农业,又无法受到政策的照顾,造成了山区人民脱贫致富巨大的阻碍。近年来,城乡二级分化呈现出增长态势,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的城乡差距逐渐加大。长江流域将东中西区域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由于区位地理环境因素,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呈不均匀分布。上下游地区在生态保护方面担负着不同的职能与压力,上游地区限制工业开发、控制污水排放是惠及中下游的举措,上游地区保护生态而牺牲了经济,下游地区就有义务进行经济补偿。同理,上游污染了生态环境,下游治理污染上游必须进行补偿;下游地区发展工业产生雾霾殃及中上游地区环境也必须进行补偿。这样的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有效避免了个别地方因追求经济利益而无视环境保护的现象,也可以促使人们逐渐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由此看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是协调区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四、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重点发展国家级新区带动区域均衡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国家级新区从东往西依次为:上海浦东新区、南京江北新区、浙江舟山群岛高新区、长沙湘江新区、成都天府新区、重庆两江新区、贵州贵安新区和云南滇中新区,新区全部存在于六大城市群内部。以“以点连线、由线及面”理念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指导方向,由国家级新区承接和发展国家重点产业带动区域分工协作发展,新区间的经济要素流动带动沿线发展,最终形成区域整体的一体化发展。
(二)六群联动优化配置产业布局促进分工协作发展根据区域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是强化产业集群和促进区域一体化分工协作的重要方式。长江经济带区域涉及六大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定位为国际级城市群,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高端服务业;江淮城市群定位为区域性城市群,因紧靠长三角城市群,重点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长江中游城市群定位为国家级城市群,以其优越的自然资源环境和区位交通优势,重点发展现代制造业和生态农业;成渝城市群定位为国家级城市群,西部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一带一路引领下的区域开发,重点发展旅游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滇中城市群为地区性城市群,因其资源丰富、自然风光独特,重点发展资源加工型产业和旅游业;黔中城市群定位为地区性城市群,重点发展轻工业和资源加工型产业。
(三)建立多样化补偿机制打造区域生态可持续发展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区位鼻塞、交通复杂和环境保护压力大,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和工业化的过程中,会因环境保护因素放弃经济发展机会,且为保护生态而投入社会资金。所以,为实行区域公平发展,确立生态补偿机制,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政策是促进区域生态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手段。譬如在长江上游限制开发并具有一定资源开发条件的贫困区域,实施生态资源开发,重点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同时加大资源开发补贴和环境保护补偿力度;对于开发能力极差并环境保护严格局域,可转移人口优先保护环境。另外,政府和企业可以合作打造多样化补偿机制,如采用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排污权转让和专项补贴基金等。
(四)完善流域交通基础设施发挥长江联运交通优势深化长江流域交通一体化理念,为经济一体化发展创造条件,依托长江水运优势建立“水路—铁路—公路—空运”一体化无缝链接的综合运输系统是稳定流域经济增长的基石。参照《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2014—2020年)》,为发挥长江水运功能,尽快实现下游地区12.5m深水航道由出海口延伸至南京,中游地段完成深水航道“645”整治工程,上游地区完成重庆至宜宾段河道整治。对于规划中增加的长江航道运力之外,还应相应提升公路、铁路和航空运力,扩大“水—陆—公—空”四大联运比例,发挥长江港口运输集散能力,提升航运综合交通枢纽功能。
[参考文献]
[1]彭智敏.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的架构[J].改革,2014(06).
[2]王树华.长江经济带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J].城市规划学刊,2014(06).
[3]沈玉芳,罗余红.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00(02).
[4]陈明星,陆大道,刘慧.长江经济带产业协调发展研究[J].开发研究,2007(02).
[5]杨桂山,徐昔保,李平星.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廊道建设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2015(11).
[6]王维.2000—2014年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时空变迁分析[J].管理现代化,2016(04).
2对中下游干流和河口地区水资源利用影响
2.1水资源利用及取水现状长江从湖北宜昌以下至河口为中下游，干流河长1893km，流经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5省1市。其中宜昌以下至徐六泾的中下游干流全长约1711km，从徐六泾至50号灯标区段为长江口，全长182km。长江中下游两岸及河口地区经济发达、人口密集，是长江防洪、供水、灌溉、航运及河道治理、水资源开发保护的重点区域。据调查统计，2010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长江口共取水超过500亿m3，相当于大通站年径流总量的6%。长江中下游各引江工程既有城镇集中供水，一般工业用水自备水源和火电厂的取水口，也有农业灌溉用水和生态环境补水工程，还包括各类用水对象的综合水利工程。供水对象既有本流域内的用水，也有如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跨流域调水。随着今后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长江干流取水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加，预计到2020年，仅长江下游大通以下沿江引江工程的取水量就将增加到600亿m3左右。虽然中下游干流来水总量较为丰富，但是存在季节变化大，河道排污量大，河口地区盐水入侵等问题。干流河道需要的合理流量与中下游地区的用水需求存在着一些矛盾，特别是在枯水季节容易出现缺水。此外，长江流域还承担着向干旱的北方黄淮海流域调水的重任，是南水北调工程的水源地，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更是直接从长江下游干流取水，这将进一步影响长江干流的水量，中下游地区的用水矛盾较为突出。
2.2对中下游干流水资源利用的影响近年来，长江流域已建成的控制性水库具有较大的调节库容，可提高对区域和流域水资源的调控能力，对水资源开发和利用总体有利，但对中下游局部地区和部分时段上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
2.3对长江口地区水资源利用的影响来自干流的过境水资源存在很强的季节性，在枯季水量并不多，多年最低月平均流量仅11000m3/s，特枯年2月份平均流量更是低至8130m3/s，1月份的平均流量也仅9240m3/s。长江口是咸淡水交汇的地方，环境条件复杂多变。河口水流的许多重要理化特征和生物特征都具有其特殊性，使河口成为一个结构独特、功能多样的生态系统。由于河口环境因子变化影响，生态系统的结构有明显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三峡水库调度明显改善了干流枯水年的水情条件，使大通站下泄流量小于10000m3/s的时间明显减少。另外，枯水期长江口入海流量增加1000～1500m3/s，能有效减轻咸水入侵的影响，使上海市水源地陈行水库不能取水的天数减少3～12d，有效缓解河口地区用水与生态之间的矛盾。需注意的是，长江中下游引江工程规模庞大，尤其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远期年调水总量148亿m3，调水流量为800m3/s)、引江济淮、引江济太等大型引调水工程实施后，大量取水势必将减少长江口的入海流量，对下游及河口地区水资源利用是不利的。也就是说，即使有上游水库补水，但如果各类工程无序取水，也将会导致河口盐水入侵加剧，因此必须对大通以下引调水行为进行有效管理。
3对策措施建议
(1)继续在上游兴建一批调节能力强的控制性水库，增强水库群的调控能力。尽管长江流域内已建控制性水库规模庞大，但总的调节库容不到年径流总量的10%，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径流调控能力还不足。但如今新建控制性水库工程所遇到的社会阻力和生态环境保护压力越来越大，而长江中下游干流河床坡度小，不适合建坝建库。因此还是有必要继续按照长江流域综合规划，在上游干支流合适地点修建一批控制性水库工程，增强调洪补枯能力。但新建水库，一般会占用或者淹没土地资源，需要搬迁移民，可能会影响第三方利益，对于生态环境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需要建立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的协调机制，以处理好开发和保护与移民安稳致富之间的关系。
(2)进一步优化控制性水利工程的运行调度方案，施行水库群联合多目标综合调度。在上游新建控制性水库工程的同时，还应进一步挖掘已建工程的调蓄能力，由防洪发电调度，转向多目标的综合调度，包括抗旱、供水和生态调度。一方面可以通过优先蓄水方案，尽量提前蓄水和实施动态蓄水，多拦蓄汛末洪水;另一方面可通过干支流水库群联合调度，提高水库整体调节能力。不仅可以发挥更大的调洪补枯作用，还可避免9～11月集中蓄水而出现的河道流量锐减现象。据模拟计算结果，若以供水、防洪、发电和综合利用原则对上游大型水库群进行统一的优化调度，多年平均可将691亿m3的汛期洪水转化为非汛期水资源。
(3)针对局部冲刷河段，做好取水口调整和取水设施改造，以适应变化后的水位和流量条件，对两湖入江口调控工程进行科学论证，以避免湖区出现极端的低估水位而影响湖区周边水资源综合利用。
(4)进一步贯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中下游沿线引调水工程管理。长江中下游水资源形势复杂，干旱缺水现象时有发生，目前各引江取水工程的管理归属不同的部门和地区，各地区各部门各自为政，缺乏统一有效的管理和协调机制，在枯季缺水时很容易出现用水矛盾，缺水时各工程大量取水，也使河道内生态环境难以保证，公共利益容易受到侵害。当前应加强长江中下游引江工程的统一管理工作，在调查分析长江中下游水资源供需形势及三峡等工程影响的基础上，按照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三条红线要求，编制科学合理的水库调度方案和中下游引江调度方案，为实现水资源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和有效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同时理顺管理关系，加强流域层次的管理和统筹协调，科学规范上游水库水量调度并有力约束中下游取水行为。
(5)针对枯水年份和干旱季节，需制定上游水库补水与当地水资源协调配置方案。单靠三峡等上游水库的调度补水，难以完全保证枯水条件下的中下游取用水安全和避免河口咸潮入侵。毕竟上游水库的调控能力和作用范围有限，对下游和河口地区的补水效应也有限。特别是特枯年份和严重干旱季节，中下游地区均缺水，如果任由现有的引调水工程争相取水，将会给下游及河口地区带来严重后果。因此在加强中下游引调水工程管理的同时，要制定多水源的配置方案，统筹上游水库补水和当地水之间的配置途径和优先次序。例如对长江口，遇特枯水条件，咸水倒灌无法避免，若要减少其不利影响，单靠三峡水库来压咸还不行，需要采取多水源避咸方案，要做好长江口青草沙、陈行、宝钢等水库与三峡水库的联合调配，同时还需控制中下游干流取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