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2 15:40:42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社区治理的难题，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8-0120-02
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过渡型社区”是根据政府的需求、自上而下地通过行政手段推动建立起来的，其成立基础、运行资源和日常运作均受到政府的全面制约，加上政府职能部门对基层的管控意识强于服务意识，社区自治的理念和制度还远未形成，对这类新型社区治理的研究十分必要。
一、过渡型社区的形成
城市化是指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一般来说，城市化是由工业化来推进的，工业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对工业化也有反作用。城市化如能适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则会推动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和工业化出现了不同步现象。一方面在大城市农民工现象大量存在，他们在产业方式上脱离农业实现了非农化，而身份仍旧是农民。另一方面在中小城市，地方政府为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追求高速的城市化，不断扩大城市规模，将城市近郊的农民变为市民，形成了大量的“过渡型社区”。
本文的“过渡型社区”是指农村拆迁集中安置社区，在空间形态和文化特质上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过渡形态的社区。为了城市空间发展和扩张的需要，城市发展需要大量土地，地方政府在城乡接合部通过征地开发的方式，形成了一大批失地农民。为节约失地农民的安置成本，政府一般采取统一规划修建安置点的办法，用较少的土地和空间集聚大量的失地农民。过渡型社区在空间形态上具有了城市社区特征，但其居民在生活状态、文化认同方面仍保留了农村社区的特征，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对立和冲突的现象，无疑给这类社区的治理带来了挑战，资金和资源的缺乏使治理问题更趋严峻。
二、过渡型社区治理的困境
过渡型社区脱胎于传统农村村落，基于血缘、地缘基础上形成的关系已经打破，无法回去。基于契约、信任基础上的关系网络尚未完全建立。居民在被动城市化基础上形成的过渡型社区，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背景下，社区治理面临着困境和挑战。
（一）资源依赖性
地方政府在作为过渡型社区建设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在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机构搭建、政策法规的制定等工作倾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使社区的软硬件设施得以完善充实，为过渡型社区向成熟的城市社区演进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是，过渡型社区建立后的管理问题仍然值得关注，过渡型社区的居民是被动进入城市社区的，他们习惯于生活的低成本化，对于公共设施维护和管理，搭便车现象比较普遍，居民不愿对设施维护、环境卫生、社会治安等进行投入。同时，在城乡二元结构社会背景下，农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土地是他们生活的保障主要来源。失去土地对于那些缺乏非农技能的居民，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出租房屋维持。由于城市生活成本相对较高，无法实现非农就业的居民收入可能仅仅能够维持生活，有的甚至可能面临生活水平下降的风险，对于提升社区服务方面的投入他们根本无力承担。如果社区公共服务资源长期投入不足，必然导致社区治安状况恶化、卫生环境差的现象出现，过渡型社区很可能沦为贫民区。
（二）自治组织不健全
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建设的主要承载着，在社区治理中被赋予了多重角色：国家人、社区庇护者和服务提供者。在原来村委会转变而来的过渡型社区居委会在组织功能方面，已不能满足城市社区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一是服务对象上，村委会是按照户籍管理原则形成的，仅对集体经济组织内居民负责，为其提供服务。过渡性社区是在集中进行回迁安置基础上形成的，原来的村民可能被安置到了本社区以外的其他社区，有的社区则是安置了多个其他不同社区的居民，出现了大量“人户分离”社区。笔者在调查中就发现，一个住宅小区里有两个社区居委会相邻办公的现象，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很难给辖区居民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另外，过渡型社区中大量的流动人口长期被排斥在服务对象之外，必然给社区治理带来不利影响。二是服务内容方面，村委会同时是集体经济组织，其服务内容主要是为农业发展提供服务，其工作重心是沟渠疏通、塘坝维护，村民之间利益冲突的协调。过渡性社区形成后，农业集体经济已经解体，居民的服务需求主要体现在生活服务上，如社区环境卫生、社区公共设施维护、社区治安等。过渡型社区居委会的组织结构重建、功能转型已成为社区实现良好治理的迫切需要。
（三）社区认同度不高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社区是聚居在一定范围内的人所组成的生活共同体。”居民的社区认同和凝聚力对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至关重要，是衡量社区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过渡型社区居民对社区认同度不高，笔者在走访中发现，大多数过渡性社区居民并不把自己当成是城市居民。过渡性社区典型地生活着两类居民：一类是失地农民。他们是由传统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转变而来，由于过渡性社区是在政府推动下形成的，并非居民自愿选择的结果，存在着居民自我认知失调现象，居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虽然被征收，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认知仍然是农民。对所居住生活的社区在感情和心理上缺乏认同感，这严重制约了社区的发展。另一类是流动人口。过渡型社区位置离工业区相对较近，公共设施相对完善，房租成本相对较低，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来此租住，这里已成为“流动人口”集中居住区。在大多数过渡型社区，其居住的外来人口数量已远超过本地人，有的甚至数倍于原住居民。但是，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流动人口往往被排斥在社区服务之外，他们和原住居民之间的联系仅限于“房东-租客”关系，难以融入本地的生活文化圈。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如何凝聚社区居民，把社区建设成为一个利益共享、责任共担、文明共创的区域共同体成为过渡性社区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过渡型社区治理的主体分析
利益相关者一词源自企业管理中形成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用以表示与一个组织的决策有利害或者利益关系的人。组织不仅要考虑投资者的利益诉求，还需要给其他参与者相应的利益维护和行为暗示。这样才能在不断沟通互动中形成组织行动的基本契约，进而在治理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共同利益，维护组织的秩序，推动组织的发展。过渡型社区是在政府推动下形成的，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居民与社区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政府、居委会、个人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既有共同利益，也存在利益冲突，正确认识和对待各自的利益和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是摆脱过渡型社区治理困境的前提。
（一）地方政府――资源注入的责任主体
地方政府是过渡型社区建设发起者、推动者和建设者，是人口、治安、组织、党建、文教、环境等各方面的管理者，同时也是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面对过渡型社区治理资源先天不足的情况，政府应当担负更多责任，保证过渡型社区治理资源的投入。在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对过渡型社区资源投入是按照户籍人口数量比例进行资源配置，这显然已不能适应过渡型社区治理的需要。由于治理资源严重不足，大量过渡型社区社会治安差、环境卫生状况不佳等问题十分突出。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的主要主体，政府应该将大量的外来人口纳入管理范围，逐步形成按照居住人口数量比例进行公共产品配置的新方式。在当前过渡型社区治理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社区资源投入主体仍然主要是政府。
（二）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的组织者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城市基层政权的重要基础，也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之一，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过渡型社区居委会都是从原来村委会转变而来，行政色彩浓厚。这种以管理为取向的社区居委会，需要向以服务为取向转变。按照一定地域进行重新划定，对社区居委会进行重新组建。社区居委会可以根据治理需要，将社区居民重新组织起来，把管理权细化到小区、单元、楼栋，还权给小区业委会、单元管理委员会、楼栋自管小组等，使居民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同时，也经历了自我教育的过程。
（三）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的核心主体
社区发展本质上是对人的发展，面对人的发展在社区层面上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激发居民的参与社区管理积极性来实现。利益是促使人们走向一致的驱动机制，在共同利益面前，人们更容易团结起来采取一致行动，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在过渡型社区中的公共利益包括在改善居住环境、服务设施等硬件上的功能，也包括在维护治安、秩序和化解矛盾等服务上的作用，它们影响居民的社区成就感和责任感。在调动过渡型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上，成都市的经验十分值得借鉴，政府通过“惠民工程”，使公共财政为社区“民生项目”买单。财政每年拿出一定数额的钱，作为社区公共事务和管理专项资金，解决了社区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专项资金的使用采取“问之于民”方式，开展什么项目由社区居民说了算。通过实施这些直接关系居民切身利益“民生项目”，直接改善了社区居民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通过政府给过渡型社区治理“输血”的方式，可以增进社区主体间的相互交流，影响和促进社区意识的形成，推动社区的良好治理和社区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培林.村落的终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郑杭生.破解在陌生人世界中建设和谐社区的难题[J].学习与实践，2008（7）.
[3]王生坤，薛婷婷.过渡型社区的概念、生成因素与存在的困境[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
编者按：近年来，中国的普遍化与弥散化，其实是“压缩的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结果。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打破了过去一切熟知的生产与交往模式。松弛的城乡分立格局、全面市场化的劳动力流动、单位体制的废弛与社区的再造，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多元复杂组合，这一切都宣告了过去那种以人为分割、二元对立、呆板机械的定点治理模式的失效。中国正迈向一个结构多元、功能分化、利益交织的高风险社会形态。正如强世功所言，的频发，其实是转型国家现代化的必然逻辑，反映出中国正从表面的市场改革向深层的社会转型过渡。
但是，我们还不太习惯于如何迎接一个利益多元、矛盾多重的社会的到来。不管是摇摆在绥靖和严控之间的政府的无所适从，还是公民对抗国家的悲情化的舆论想象，似乎都在规避和躲闪着什么。陈鹏和朱静辉都试图为我们展现一个更为真实的复杂中国。在城市社区，业委会与基层政府、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之间，形成了多重的互动关系和权力实践；在农村社区，农民与地方政府、村委会、征地企业与地方混混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动员和抗争机制。这一切都反映出转型时期中国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博弈格局。正是在这多元的利益斗争和博弈过程中，释放出了多种矛盾形态，并引发出各种集体行动和。
但另一个方面，现代转型的普遍难题无法掩盖中国治理的特殊困境。反映在治理主体一方，敌我对立的革命治理思维依然强固；反映在利益主体一方，高度道德化的浪漫主义想象十分普遍。这一切都推动常态的利益冲突向激烈的政治性冲突转化。正如林辉煌所揭示的，传统体系的治理策略，试图让民众向更高级别的权力持有者展示自己的冤屈以求获得拯救，但这也往往使地方政府成为具体的原罪承担者，而一旦“青天”需求变得日常化，这样一种治理模式就会失控，乃至难以为继。
对此，强世功将之归结为“游戏规则”的缺位。正因为多种利益博弈无法获得制度性的常规化，利益诉求难以有效整合，进而导致的无序性爆发。但从另一方面，治理失控的危机，也在于怨恨机制的转移、转化和展开机制的失败。社会治理其实不仅仅是如何平衡利益的问题，而必须重视意识形态的介入和干预。只有通过“去政治化”的治理机制的转化，将正义焦虑予以疏导和分散，通过多元价值的相互竞争，淘汰和边缘化激进意识形态。通过培育理性的公民文化，激活传统的文明价值，建立起主流的价值观体系。关键是，如何建立灵活、机动和有效组合的治理策略，隔离、阻断、分化、转移、展开必然的冲突和矛盾，防止归责体系的无限追溯和延伸，进而防止由“治理性难题”演变为“正当性危机”。
理查德·C ·博克斯在《公民治理： 引领21 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中提出了公民治理模型，认为社区居民是自己社区的“提供者”，居民自己应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和如何运营这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职业者在社区公共管理生活中的角色应该是提供服务和支持，而不是成为公民的上级，他们应该和公民站在一起，这才能形成一个社区。
一、相关概念涵义
1. 社区与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一词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于1887年在《社区与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其含义是指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和亲密伙伴关系。自20 世纪80 年代末以来，逐渐受到诸多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对于“社区”一次的理解也呈现“百家争鸣”式的发展。笔者比较认同滕尼斯对于社区的定义，“社区是聚居在共同地域内的人所组成的具有共同的认同感和价值取向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2.公民治理理论。公民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基本主张集中地体现在美国学者理查德·C·博克斯，博盖森等人的系列文献中。他们从不同角度强调，以公民与官僚合作为特征的公民性政府是现代行政的必要途径，公民应积极参与到公共管理中，扮演主人翁的角色。 公民治理理论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某此缺陷的批判基础之上，在一定意义上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一种超越。美国学者博克斯在《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中明确提出“公民治理”行政模式，对公民治理理论框架进行了较为完善的建构 。
二、公民治理角度的自治组织功能分析——以上海新途社区为例
我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带来了人民民主自治精神上较以往有很大的提升，而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主体差异性和职责不清等问题迫切需求理论的指导，而治理理论便在这种需求下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兴起。其领域涉及社区流动人群、老年人、失能人群 、孕妇、妇女儿童社会服务、就业服务、社会救助、心理健康服务等。通过发展社区内居民成为机构会员，定期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健康检查、心理辅导等培训课程。经过六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地具有影响力的民间基层自治组织。它所体现的显著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点：1. 更有利于形成一致的集体行动，凸现治理绩效。在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提到西方社会学家西梅尔的观点，“比起大集团来， 小集团的行动更果断， 而且能有效地运用他们身边的资源，向心组织的小集团一般总能发掘并使用其能量， 而在大集团中， 能量经常是潜在的。” 城市社区自治组织较于政府部门是范围更小的集团，且更易促使社区居民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从而带来更好的治理效果。 经过笔者在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旗下的品牌之一新市民生活馆的调查发现，社区小范围的组织机构比当地居委会等政府派出机构更能够组织社区居民采取果断有效的行动。例如，为促进当地小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新市民生活馆为当地外来人口的“生意人”举办小型的“商业交流会”，探讨各自的“生意经”及个人经历，很好的促进了当地人的人脉交际；定期为社区居民开办就业职能培训，如烹饪技术教学、淘宝店铺经营等技术，来促进社区居民的就业，这些是当地政府所无暇顾及的。2.更有效的实现社区共享资源的自主治理。公共管理中的典型案例“公地悲剧”以及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形象说明了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忽视公共事务的治理。个人理可能导致集体行为的非理性结果。在此理论下认为社区公共资源的使用者只关注自身得到的利益，而管理者则为了实施有效的管理限制使用者获得自身利益的权利，故二者难以就社区共有资源的治理采取一致有效的集体行动。政府与市场一直以来被视为解决公共事务治理问题的两种途径，相应的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也就成了解决公共事务各种问题的两种方式。然而，无论哪种途径，都无法完全解决资源共享者的自主治理难题。 从这一角度出发，社区作为一个自主治理的单元，由社区自治组织协调社区内居民共同治理来解决公共资源治理的难题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措施。3.有利于社区居民形成共同意识。目前，社区居民普遍缺乏社区意识，对社区公共事务淡漠。这是由城市发展进程中社区的产生和构成方式决定的。我国大多数的城市社区为了方便基层部门的管理，多半由“划片”产生，只是这种方式下产生的社区中居民共同意识淡薄，缺少归属感。 而社区自治组织多半是由居民依照共同喜好自上而下自发组织产生的，为居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公共活动领域，有助于强化居民的社区意识 。同样，笔者在对上海新途社区设立在上海浦东新区三林镇归泾村的新市民生活馆的调研过程中发现，以新市民生活馆为活动的组织场地，为社区居民组织举办各种免费的就业技能培训、政策宣传，心理辅导讲座和社区内流动儿童英语辅导班等各类团体组织活动，并在每月举办一次社区主题型活动，使社区人心凝聚，社区居民的共同意识得到了强化。
三、 当前社区自治组织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建议
1. 社区自治组织发展面临的困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转型，各种社区自治组织涌现，虽然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政府开始向社区自治组织开放，但起到的作用仍然是“拾遗补缺”，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主要受一下几个因素的制约：（1）地位合法性问题。 国家对社区自治组织实施控制管理，允许有限的结社自由 。但笔者认为，这种自由的空间仍然是有限的，国家的态度决定着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的前途，此外还要受到法律和行政机制的约束。（2）活动经费筹资困难。笔者在对设立在浦东新区的新市民生活馆调研中发现，维持馆内运营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企业的赞助、政府的招标项目，而且资金有限，通常需要组织的筹资部门对外联系筹集资金。经费缺乏是社区自治组织发展中相当普遍和严峻问题，大多数的社区自治组织由于资金来源渠道有限，创收能力弱，随时面临关闭的危险。
2.对策建议。社区自治组织的健康发展对我国城市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从政府角度来说，社会组织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治理可以减少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负担，还权于社会，让政府集中精力在真正的“大事”上面；其次，从社会组织角度来说，参与到社区治理中与政府形成平等合作共同治理的局面，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的发展，同时还有利于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 。对此，笔者认为，促进社区自治组织的健康发展，首先，政府管理部门应加强相应的社区自治组织政策支持，把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方针落实到实处，使社区自治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轨道；其次，在社区自治组织注册登记上予以较低的“门槛”，并在后期发展中通过对社区自治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资金扶持；最后，监督管理上充分发挥外部监管的作用，将其纳入规范有序的管理轨道。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