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2 17:42:01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劳动力规划，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038-02
一、规模化经营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状况
“十一五”规划要求建设现代农业，而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产业化和规模经营。从调查看，各地农村已经出现了自发土地联合的趋势，农业规模经营势在必行。这种模式有利于土地资源的统筹安排和综合利用，有效解决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成本高、增收速度慢等问题，但规模经营下的农业机械化将产生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小农意识浓厚，安于现状的传统农民对此必然会不知所措，因此，能否妥善处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直接关系到农业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主体素质滞后于实践发展。现实的发展战略越过了家庭式经营为主的小农经营阶段之后，近几年来，一直向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迈进。重工业资本有机构成高，相对排斥劳动就业，加之科技进步产生的新兴产业对人员素质要求较高，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只是小学文化程度(据统计，我国农村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劳动力比重接近80%，文盲半文盲近15%)，从而形成了资本、技术与劳动非同步的新型“二元”结构，这无形中在就业与失业间形成了一个真空，短时间内无法满足用人需求，造成劳动人才短缺，在某些地区或企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民工荒”。这种状况使本有所改善的原有“二元”结构雪上加霜，劳动力素质低下已成为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瓶颈”因素。
2.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的城乡居民身份差异给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迁移设置了障碍。现有体制增加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和风险，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不合理配置，又使进城民工遭受歧视，其权益受到侵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屡屡发生。同时，农民缺乏生活保障和安全保障，其子女的安置问题等一系列问题成为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企业制度改革的积极推进，城市职工下岗数量增加，城市就业压力日益增大，这又为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带来困难。
3.乡镇企业及小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我国乡镇企业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起过重要作用，但由于乡镇企业的分散性，布局的不合理性使其无法发挥非农产业的积聚效应，使其对农业劳动力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城镇化水平低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纵观世界各国历史，工业化、现代化进程都伴随者大量人口转移，而我国由于特殊国情，城镇化与工业化差距很大；同时，城镇规模小，结构分散，经济集聚程度低，产业结构层次低，功能单一，质量差。这些因素使现有小城镇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
正是由于以上因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农村剩余劳动转移形式由原来的“离土不离乡”转向“离土又离乡”。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发展和城市化战略的推进，到了21世纪初“离土又离乡”的流动形式成为最主要的流动形式。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单一化。从目前趋势看，人口和劳动力流向仍然会维持由中西部农业省份流向东部地区，由农村流向城镇的基本格局。三是农村劳动力流动主体趋于青年化、男性化、精英化。另外，随着我国人口流动进程的发展和农民在社会经济结构变革中实现职业转换，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后对就业和生活空间提出进一步要求，农村劳动力的家庭化流动趋势将在未来越来越明显。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时间呈季节性。他们大多都有恋乡情节，再加上没有能力在城市买房，像候鸟似的春来冬回，往返奔波于家乡和就业地之间，也有的是家庭式流动。五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组织上具有自发性。由于没有相应的劳动力转移机构，缺乏劳动需求信息来源，也没有相应中间组织，大多数是同乡介绍，也有少部分的“盲流”。
二、规模化经营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解决对策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加快实现小康社会的前提。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业还不发达，全国人口绝大多数在农村，这种环境下，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政策措施，合理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加快农村小康步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农业规模经营的前提。要增加农民收入就要提高农业生产率，而提高农业生产率就要实行农业的规模经营、减少农民数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实施城镇化的需要。城市化水平低，乡镇企业就无载体，农村富余劳动力就没有蓄水池，城乡物资、信息交流就没有枢纽，农村经济发展找不到新的增长点。如果城镇化长期游离于工业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外，农民增收难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实施城镇化战略的过程，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的需要，是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向城镇转变的需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控制人口和提高农民素质的途径。通过合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来改变农民的身份和生育的成本――收益结构。由于城市生育与培养孩子所需成本高，投资大，城市妇女的生育欲望受到抑制，农民进程后考虑到生育与培养孩子所需成本与投资，会主动推迟婚龄，接受计划生育政策，从而更好地控制农村人口增长势头，农民进城后，其后代会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利于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
1.健全制度建设，优化政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宽松环境。一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打破一切导致城乡差别的制度壁垒，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的有序流动，给农村居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进城农民提供社会保险，解决其住房、子女上学，养老等后顾之忧。二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允许农民出售，转让土地经营权，保持自己土地资产的收益权，为将来城市就业遇到困难时留一条后路。三是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信息网，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从中央到地方都应建立农村劳动力资源及转移就业预测网络，及时掌握全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分布、年龄结构、技术状况、求职意向等情况。四是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教育制度，重点要抓好专业技能和法律法规培训。在加大教育投资、普及农村基础教育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逐步降低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门槛。
2.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内部转移，促进农民内部就业。从目前情况看，应建现代大农业体系，实行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大大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提高农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第一，要进一步抓好农副产品的深度加工，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在农业开发上，必须综合开发和利用耕地、水面空间资源，发展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的高效农业。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政府扶持力度，增加对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投入，通过对农业的综合开发，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就业潜力。第二，要大力发展乡镇民营企业，针对东南沿海地区的乡镇民营企业开始出现资本密集化、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相对下降的趋势，因势利导，推动一些乡镇民营企业上水平、上档次、上规模，扩大乡镇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与领域，使其更多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三，要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贯彻合理布局、相对集中的原则，推动乡镇民营企业的连片发展，加快工业的适当集中，从而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1-0077-02
一、用工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铁路建设工作特点是点多线长，承担工程项目的特点、进度等差别大，工作地点分散。项目管理机构负责管内的铁路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承担的工程项目包括基建工程、代建工程、路外工程、更新改造等。管理内容包括施工质量安全、建设进度、投资管理、资金管理和招标投标等各项工作。单位人员构成主要为工程技术、财务、工经等管理人员和司机构成。近些年承担的建设任务较繁重，专业管理复杂，安全压力大，工期紧，营业线施工多，项目点位分散。为解决各施工现场盯控、职工食堂和物业等方面工作，需临时雇用一些临时性、辅劳务人员，在编制内解决较为困难，在劳务市场上解决存在一定用工风险和局内政策的瓶颈，造成诸多在劳动用工和现场一些具体工作方面的问题。因此，如何更好解决上述劳动用工问题，对促进工程建设、规范劳动用工管理有很大现实意义。
二、劳动用工的几种形式
（一）从签订劳动合同的期限来分
签订劳动合同的期限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用工3种方式。
1.固定期限用工，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要约定合同的终止时间。
2.无固定期限用工，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无确定的终止时间。
3.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用工，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以某项工作的完成为合同的期限。
（二）从聘用劳动者的身份来分
聘用劳动者的身份有固定用工和临时用工2种方式。
1.固定用工，指用工手续完备，签订劳动合同，享有全部工资，福利，社会保险等待遇。
2.临时用工，现在叫外聘工，用工手续不完备，规范点的签订劳务合同。工资福利待遇与固定工相差较大，同工不同酬。此种情况虽然违法，却大量存在。外聘工虽然是现在的叫法，临时用工却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一直延续到现在。随着劳动法制建设的深入发展，临时用工的不公平，会得到逐步改变。
（三）从工作制度来分
工作制度有标准工时工作制用工，不定时工作制用工，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用工3种方式。
1.标准工时工作制。工作时间固定，即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的人员。如行政人员、正常班员工。
2.不定时工作制。因工作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需要机动作业或工作，执行弹性工作时间的人员。如火车司机、长途运输人员等。
3.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以周、月、季、年等为周期，综合计算工作时间，需要连续作业或工作的人员，如施工单位就需要连续作I人员。
三、劳动用工成本风险
（一）《劳动合同法》保护了劳动者利益，也增加企业用工成本
2008年，《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相继在我国颁布实施，立法初衷是为了更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也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近期连续“表态”，他直言，“现行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保护十分不足，最终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当前企业面临招聘容易解雇难。我国目前主要通过“提前解除”和“到期终止”两种方式来解除劳动关系，而《劳动合同法》将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增加至7种情形，如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员工劳动合同、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即使用人单位“无过错”解除劳动合同都需支付经济补偿。至于这笔金额的大小，则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来计算，即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不满1年或6个月的，也有相应的补偿标准。
（二）《劳动合同法》与《社会保险法》的实施，使企业用工风险及成本提高
随着2008年，《劳动合同法》及2011年《社会保险法》等法律的实施，企业用工风险及成本越来越高，各用人单位在用人方面面临如下困扰。
1.新版《劳动合同法》中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有关规定使企业的用工自日趋减弱，不签合同要支付双倍工资，解聘员工要支付经济补偿金。
2.数额庞大且每年递增的员工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让企业承担着高额的用工成本。
3.因缴纳高额的个人所得税，使职工工资收入大幅缩水而对企业满腹牢骚。
4.员工法律意识逐渐提高，因工资、工伤、保险待遇问题引发的劳动纠纷逐年提高，让企业芒刺在背。
5.繁杂的人事管理工作，入职、离职、保险手续使企业的非生产成本大大增加。
四、规避用工成本风险的途径
根据以上情况，笔者以为用工单位采用劳动关系转移，非核心业务外包，可分担用工风险，减少企业用工成本，具体如下。
（一）劳动关系转移
采用劳务派遣方式用工，由劳务派遣公司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公司和用工单位签订派遣合同，员工工资由劳务派遣公司发放，分担企业用工风险和责任，劳务派遣人员不占用工单位的人员编制，工资支出不计入用工单位的工资总额；因其劳动关系在派遣公司，如发生劳动争议，其争议主体为派遣公司与派遣工人，最大限度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和劳动纠纷，劳务派遣公司也不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问题，当然用人企业也要承担当相应的责任。
（二）服务外包
简单地说，外包是企业将不直接创造价值的后台支持功能剥离，专注于直接创造价值的核心功能，也就是将企业的一部分非核心工作内容转移出去。具体可以分为制造业外包和服务外包，即转移对象是加工制造零部件、中间产品活动的，属于制造业外包；转移对象为服务活动或流程的，就是服务外包。
建设管理部门经常接触的服务外包是指管理环节中具有基础性的、共性的、非核心的业务剥离出来后，外包给社会上专业服务提供商来完成的经济活动，使企业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了成本并增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比如，铁路部门将部分保洁、保安、餐饮等业务进行外包，以提高效率，减低成本，更加专注于企业核心业务的管理。
五、挖掘行业优势有效规避用工风险
深化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建立以劳动合同用工为主体，多种用工形式并存的用工格局。真正形成企业各类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的合理流动机制。
（一）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入服务外包
针对工作特点，充分利用社会资源，采用招标签订合同，引入服务外包，解决非核心业务、辅工作、服务性工作，规避用工风险。规范服务外包行为，保证外包业务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厘清业务外包管理界面，防止对承包方员工直接管理，避免产生法律纠纷和劳动争议。
（二）挖掘行业优势，创新用工方式
对有专业技术特长和经验人员，在政策风险评估、缴纳意外保险及职工身体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探索二线职工返岗工作和聘用有意愿且身体好的退休人员到急需的岗位工作，解决结构缺员问题。
（三）完善人力资源内部调控机制
科学制定岗位编制，以“增人不增工资，减人不减工资”为基本思路，充分调动供需双方积极性，鼓励超员单位人员向缺员单位流动和用工输出。在企业内部范围内，对于积极承揽外单位季节性、临时性、辅、可替代性工作的，按照用工数量和所在^域劳务工劳动报酬标准向输出单位全额清算费用，足额列支工资。
（四）加强其他从业人员管理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2-0049-03
贵州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是关系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问题，也是关系贵州省及至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必须解决的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贵州省三农问题的途径之一。贵州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是吸纳和推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因素。本文分析贵州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对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贵州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现状
（一）贵州省工业化发展现状
工业作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社会就业的重要渠道和财政税收的重要源泉。工业化是工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比重不断提高、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它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自1950年起，虽然贵州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工业持续增长，实现了全省经济总量的扩张。
2011年贵州省人均GDP为16 413元，按照中国购买力平价1美元等于3.45元人民币，折合人均GDP为4 547.39美元，剔除1982—2011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355%，贵州省2011年人均GDP为1 280.95美元。根据经济学家钱纳里的多国模型进行判定，贵州仍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其他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发展阶段。例如，石培新（2011）分析认为，与全国相比，从总体水平衡量，2009年贵州工业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落后六至十二年[1] 。究其原因，主要包括我省产业和产品结构不合理、布局不合理、创新能力极弱及工业总量太小等[2] 。
（二）贵州省城镇化现状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向城镇聚集而形成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观念等向城镇性质转变的过程。经过多年努力特别是“十一五”以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贵州城镇体系初步形成，城镇化发展步伐有所加快，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功能逐步改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城镇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步伐加快。以2012年《贵州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测算，2007—2011年贵州省的城镇化率为分别为29.25%、30.7%、32.1%、33.81%和34.96%。根据国内外实践经验，城镇化率从30%提高到70%的阶段，是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但贵州省2010年城镇化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低15个百分点[3] 。其主要原因在于：贵州城市数量少，规模等级低，城镇化容纳空间小；工业基础薄弱，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小，不利于城镇化发展；贵州是一个传统农业省份，城镇化率低等。
（三）贵州省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农业发展成效显著，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农业生产结构也逐步得到了优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得了明显的进展，逐步形成了特色优质农产品区域化发展格局，农产品市场建设也取得了初步成效[4] 。作者等（2012）[5] 运用标准值测算方法，选择参考杨万江、徐明星《农业现代化测评》的研究成果[6] ，选用当中的相关指标，对贵州省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分析，2000—2011年贵州省农业现代化的总评分为23.39、23.10、24.21、25.61、26.67、29.34、31.46、34.29、37.72、40.77、43.15和46.78，其得分均低于50分。根据杨万江等的研究结果，当农业现代化水平测评总得分低于30分时，属于农业现代化的准备阶段。而当其总得分为30～50分时，则是属于农业现代化的起步阶段。由此判断，贵州省农业现代化的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其发展水平还不高，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而导致其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因素包括农业生产条件基础差，农业发展投入不足，农业经济结构不高和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低等。
二、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
贵州省是典型的农业省份。2011年全省4 238.4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为3 551.18万人，农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比重为83.79%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提高使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多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粗略地以年末农业户藉人口减去年末乡村常住人口来估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量，估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从2000年的285.75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1 294.94万人。从转移增长率上看，“十一五”期间，2006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为618.35万人，2010年为1 210.17万人，年增长率为18.28%。“十五”期间，2001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为267.94，2005年为383.22，年增长率为9.36%，“十一五”期间贵州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率几乎是“十五”期间的转移率的2倍。 “十一五”期间与“十五”期间相比，贵州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呈加速趋势。
三、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关性
从理论上分析，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将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等因素的总体作用下，贵州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呈增加趋势。但是，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分别对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是如何的呢？因此，作者将对该问题进行分析。将通过采用一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贵州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水平与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性。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广义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定义，即包括在城乡之间来回流动和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贵州省的实情是流动的农村人口远远大于已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因此，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基于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定义，当期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以当期的年末户籍农业人口减去当期年末常住人口进行计算。当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率为当期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占当期年末户籍农业人口的百分比，记为自变量Y。工业化是一系列基本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7] ，也是经济结构变化的过程，因此，将这一过程用工业对GDP的贡献份额进行反映，记为自变量X1，代表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城市化率来进行衡量，记为自变量X2。将采用作者等（2012）利用杨万江等开发的测评体系所计算得出的贵州省农业现代化水平得分结果作为衡量贵州省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指标，记为自变量X3。所有数据均来自历年《贵州统计年鉴》。直接数据和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
（二）结论与分析
1.工业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率与工业化率之间线性关系假设不成立。其一元线性回归及相关系数为：Y=-1.794791X1+89.24738，t值分别为-0.685377和0.868570，R2=0.044867。说明贵州省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对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纳作用不是很大。主要原因可能是贵州是农业大省，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其工业化水平一直都不是很高。这说明贵州省工业基础薄弱，缺乏为进城农民提供大量工作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小，工业化的发展对本省劳动力的吸引作用不是很大。相反，其他工业化程度发达的省份吸纳了绝大多数贵州省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
2.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率与城镇化率之间的关系呈线性关系。其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和回归系数为：Y=2.736325X2-57.19513，t 值分别为15.87994和11.84835，R2=0.961857，F值等于252.1725，DW值为1.3083。方程系数和统计值都通过了检验，说明贵州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贵州省城镇化的进程是相互关联的。当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将提高2.736325百分点。许多文献研究表明，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由于户籍制度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使得城市化进程小于工业化进程，只有很少部分农村人口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进入城镇。从上页表1的数据也可以看出，贵州的城镇化水平小于工业化水平。但是，城镇化却对贵州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因此，贵州城镇化的发展更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3.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率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也是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一元线性回归方程：Y=1.268475X3-21.69581，t 值分别为25.14132和13.07935，R2=0.984426，F=632.0862，DW=1.455178。当农村现代化得分值每增加1分，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将提高1.268475百分点，说明贵州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对贵州省农村劳动力有着很明显的推动作用。
四、政策建议
根据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重视城镇化对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纳作用。贵州省城镇化建设与全国水平相比较还较低，仍属于乡村型社会。城镇化建设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差异。根据贵州省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条件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要求，大力推进小城镇的发展。在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中，以农业为侧重点，实施非均衡化的发展战略，加快推进贵州现代农业的发展，从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提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加强相关制度和政策的合理设计，充分发挥城镇化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劳动力转移、市场需求和城乡产业分工带动农业农村发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贵州农业现代化水平。
2.进一步提高贵州省农业现代化的建设水平，推动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现代农业是产业化的农业、规模化的农业。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州现代农业的发展，因此在劳动力加快转移的背景下，要科学规划，发展符合贵州资源条件的农业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推动农业实现区域化布局，规模化发展，构建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针对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加快转移的趋势及贵州城镇化水平不高的现状，要充分发挥贵州的农业资源优势，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产业链条，在构建高效、低耗、具有较强竞争力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同时，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部转移，在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途径的同时，增加农民的收入。
3.贵州省在提高工业化水平的同时，注重相关政策的配套，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实现省内就地转移。贵州省正在实施的工业强省战略，在促进二产上带一产、下促三产的同时，特别是在促进一产的产业化和带动三产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应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配套政策，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带动作用，为最终解决三农问题服务。
参考文献：
[1] 石培新.从贵州工业化现状看“工业强省”的必要性[N].贵州日报，2011-06-08.
[2] 徐筑燕.工业强省战略知识读本[M].贵州：贵州出版集团公司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77.
[3] 李兵.贵州城镇化率低全国15%[N].中国经济时报，2011-06-08.
[4] 王永平，金莲，刘良灿，等.贵州发展现代农业的路径与模式研究[J].贵州农业科学，2009，（3）：144-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