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1-13 11:33:07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教育和经济的关系，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由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相对于城市经济，我国的农村经济所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农村经济关系国计民生，在此背景下，分析发展农村经济对策，更具现实意义。“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从教育角度分析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本文从农村教育角度分析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经济增长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历史上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丹尼森等新古典学派研究了知识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丹尼森在《1929—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核算》中得出：知识进展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增长因素。库兹涅茨提出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知识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结构方面的变化。索洛于1957年运用全要素分析法分析了美国上世纪前半期的经济发展，发现从1909—1949年间美国GNP的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了87.5％，而人均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只贡献了12.5％，因此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
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来研究，罗默、卢卡斯等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不同意这种观点，岁默从内生性技术进步出发来解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经过分析认为：知识不仅能形成自身的递增效应，而且能够渗透于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也产生递增受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卢卡斯的观点与罗默类似，只是把技术进步换成了知识积累，他认为：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永久动力，各国经济增长的差异主要是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以及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人力资本比较差异所致。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了著名的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人力资本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收入成正比，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对1929年—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定量研究后发现：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平均达到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70％，占国民收入增长的33％，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
对于农村发展与农村教育的关系，舒马赫进行系统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农村之所以贫穷，主要原因在于农村的教育落后，农民文化素质低，农村的组织、纪律等方面存在很多的缺陷。发展中国家农村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使农村生活活跃起来。而人是一切财富的首要和最终的根源。因此，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加强对农村的智力援助，赠与有用的知识，加强农村的教育。农村教育要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要培养具有正确而坚定的价值观和信念的“完整的人”培养为农村、为人民服务的人。
二、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村生产方式传统，现代农业没有大范围推广；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产品附加值低；农村人口过多，农村生产效益低下；农民收入不稳定，消费能力弱等。这些问题的解决，虽然有多种方式，但最根本的还是农村教育。农村教育的发展能有力的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1农村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我国农村经济要发展，必然需要促进传统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发展现代农业。而要发展现代农业，就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需要大量有知识、懂技术的新型农民，需要大量的农村人才。
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基本科学素质，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以及对农村科技的快速消化能力，最根本的是农村教育。农村教育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增强其学习、钻研能力，提高农村居民的思想意识，从而促进农业科技的转化，现代农具的使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主要需要以下人才：(1)农村综合性人才，具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多种专业知识。(2)农村科技人才。农村科技的发展对农业科技人才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3)农村新型劳动者。适应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的要求。(4)农村经纪人。农村管理部门与广大农户之间、农村生产者与农产品市场之间联系的纽带。
2.2农村教育可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更是农村经济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一家一户生产、经营的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经济难以与大市场对接，农业比较利益低、农业科技进步慢、农民收入增长缓、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而农业产业化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农业产业化能有效解决农户小规模经营与社会化大市场的矛盾，提高农业的组织化、商品化程度，有利于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经济的有效途径。
农业产业化组织作为农村中的企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中介，需要大量的农村管理人才、经营人才、技术应用人才以及科技开发者，这些都需要教育能够培养出大量实用的农村建设者。
2.3农村教育可以影响农村人口，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首先，农村教育的发展，会促进农村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促进农民少生优生。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村人口过多，农村土地偏少，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从下表可以看出，随着农村居民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在不断下降，因此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对农村人口数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农村居民将因为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而提高生育意识，少生优生，有效降低人口的出生率，使我国的农村人口增长速度得到降低，缓解农村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促进农村人地矛盾的逐步缓解，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其次，农村教育的发展，会促使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向城市转移。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是我国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人地矛盾突出，劳动生产率低，需要转移。据统计：2006年底，我国有4.81亿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7.64亿的62.9％，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为3.26亿，占全国劳动力的42.6％，而发达国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一般在10％以下。据估计，我国有约1.5亿的农村劳动力需要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去。如果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仅这一效应就可使农民生产效益提高40％。
但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不顺畅，转移到城市中的农村居民不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工作机会。农村教育在这一进程中将因为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各种素质，增加他们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作机会，从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2.4农村教育可以提高农民消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我国农村人均教育消费相当于城市的三分之一，农村教育消费不足，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家庭抚育子女上学，必然要支付相应的教育费用，这就是消费。消费会刺激生产，消费了教育费用，换取的是劳动者智力和体力的发展，促使社会再生产的进行。从经济效果看，农村教育是有限度的消费，但却是扩大了的生产，因此农村教育促进了农民消费，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5农村教育可以提高农民抗风险能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教育的发展，可以提高农民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强，从而使收入弹性降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越高，接受农业技术培训和农业职业教育能力强，适应各种工作的能力就越强，不容易受到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劳动收入的抗干扰力和抗波动力就更强。特别是相对于目前的全球性经济萧条，劳动者收入的抗干扰力显得尤为重要，亦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途径。
总的来说，农村教育能够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降低农村生育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消费、增强农民抗风险能力等方式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因此，要发展农村经济，必须重视农村教育。
参考文献：
[1]叶茂林，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舒马赫著，虞鸿均，郑关林，译，小的就是美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秦庆武，徐锦英等，中国“三农”问题的困境与出路[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4]刘斌，张兆刚，霍功，中国三农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中图分类号：F30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6（a）-0129-04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资源和物质保障，在“人口-资源-环境-发展（PRED）”复合系统中，土地资源处于基础地位，土地利用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界相互影响与交互作用最直接和最密切的关系[1]。1995年LUCC计划提出以后，我国部分学者已对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的变化过程、驱动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2]，而生态问题的日益加剧使得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成为了新的研究热点。聂艳等研究了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变异特征[3]；李边疆、王万茂等对区域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关联进行了分析[4]；刘新平等也进行了塔里木河流域土地持续利用和生态协调发展的耦合关系分析[5]。
在现阶段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构建的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在指标选择上缺乏统一的科学性标准，导致指标差异显著，并且未将碳排放量作为衡量生态环境的重要指标。曲福田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土地利用变化已成为仅次于化石能源燃烧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源，土地利用变化既可以发挥碳源作用，又可以发挥碳汇作用[6]。因此，在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中，碳排放量的增减也对整个系统的内部作用起到一定的影响。本文从低碳角度评价生态环境发展，建立新型的土地利用与生态耦合模型，对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进一步研究，以期对促进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出科学性建议。
1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则用来描述系统或要素相互影响的程度[3]。土地利用是指由土地质量特性和社会土地需求协调所决定的土地功能过程，土地实施持续利用包含两方面含义：（1）指人类根据土地质量特性开发土地，创造财富，以满足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需要；（2）指利用土地，改善环境，以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7]。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总称，是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关系定义为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用耦合度来表示其影响作用的大小。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耦合关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土地利用通过对地表性质的改变影响生态环境因子的变化；其二，生态环境通过资源约束、人口驱逐等过程束缚土地利用强度，限制土地利用方向。
2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的建立
2.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要遵循以下原则：科学性原则、可比可量可行原则、区域性原则、动态稳定性原则。基于上述原则，本文分别建立了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体系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为目标层，即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度；第二层为准则层，包括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土地集约经营程度、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生态环境因子、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质量、低碳环境等7大准则层；第三层为指标层，选取土地垦殖率等29项指标。有学者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中碳排放量增长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人均GDP、城市化水平、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碳强度、水泥产量等因素[8][9]，本文在低碳生态准则层中选择这5个评价指标：水泥产量、单位工业产值耗能、道路密度、标准营运车数、非农业人口比重（城市化率）。
2.2 建立系统评价函数
评价指标体系由多种因素构成，各指标的数据值计量单位不同，首先对各指标统一量纲，缩小指标之间数量级的差异。对原始数据标准化的公式如下：
（1）
式中，表示标准化后某一因子的标准值，表示其对应的原始数据，分别表示该类指标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正向指标指该指标对土地利用程度的加强具有正效应，负向指标指该指标对土地利用程度的加强具有负效应。标准化后，土地利用系统对该类指标的满意程度越高，其对应的数值越趋近于1，反之则越趋近于0。采用相同的方法将生态环境评价体系的指标标准化（）。
其次，确定各类指标的权重。本文运用熵权法对指标赋权。熵权法是一种在综合考虑各因素提供信息量的基础上计算一个综合指标的数学方法。作为客观综合定权法，主要根据各指标传递给决策者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权重。本文选择熵权法出于以下考虑：熵权法能准确反映本文涉及的两系统中评价指标所含的信息量，可解决土地利用评价和生态环境评价各指标信息量大、准确进行量化难的问题，减少了人为主观性对评价过程的干扰。
土地利用系统的评价函数为：
（2）
生态环境系统的评价函数为：
（3）
式中，为土地利用系统各指标的权重；为该系统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标准值；为生态环境系统各指标的权重；为该系统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标准值。
2.3 建立耦合度及耦合发展度模型
借鉴物理学中多个系统相互作用耦合度模型，土地利用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度函数为：
（4）
式中，C为耦合度，取值在0-1之间，C值越大，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越大，即；K为调节系数，取值大于2，为了增强2005-2011年间耦合度的区分度，本文取K=2。
耦合度反映的是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度大小，很难反应系统整体的功效与协同效应，判断系统整体发展水平的高低，所以进一步建立耦合发展度模型：
（5）
（6）
式中，D为耦合发展度，耦合发展度越高，代表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系统发展的整体水平越高，其耦合关系越和谐；T为反映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整体效益的综合评价指数；、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在综合效益中的权重值，由于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同样重要所以取值均为0.5。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的评价标准见表1。
3 武汉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度时空变异分析
3.1 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武汉位于中国腹地中心、长江与汉江交汇处、江汉平原东部，是中部六省唯一的副省级城市，也是国务院批准的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地处东经113°41′―115°05′，北纬29°58′―31°22′。武汉市土地总面积8494平方公里，人口1054.5万，下辖江岸区、青山区等13个市辖区，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GDP超过9000亿元，以9051.27亿元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再次稳居第四位。分析该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有一定的意义和代表性。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1998年至2012年《武汉市统计年鉴》。
3.2 武汉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的构建
基于上述建立的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体系评价体系，本文依据1995年至2011年间武汉市各指标数据，运用熵权法对评价体系的指标赋权，各指标权重见表2。
依据式2、式3分别建立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的评价函数，再依据式4～式6建立武汉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
3.3 武汉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时间特征
通过上述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计算出武汉市1995年至2011年各年土地-生态耦合度C和耦合发展度D，计算结果见表3。
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在1995年至2011年间的变化大致有以下特征。
3.3.1 土地利用的强度持续增强
在1995年至2011年间，土地利用综合评价函数的值基本上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1995年至2000年间，土地利用情况稳定；2001年以后，随着各项建设力度的加大，武汉市土地利用强度持续快速增强。期间，土地开发的力度不断加大，武汉市人口密度从836人/km2上升至1180人/km2，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从7.2 m2上升至35.3 m2；土地集约经营程度也在不断加强，单位土地上的固定资产投资也从1995年的379万元/km2上升到2011年的5009万元/km2，提高了12倍；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不断提高，单位土地产值、单位土地财政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有了较大水平的提高，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95年的1842元上升至2011年的9814元。
3.3.2 生态环境状况整体提升，不断波动
武汉市生态环境变化的整体情况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95年至2004年间，生态环境状态平稳，有轻微波动；2005年至2011年间生态环境水平整体提高，发展有阶段性。1995年至2004年之间10年研究区间内，生态环境的评价函数值稳定在0.4左右，没有出现较大的波动。这一时期武汉市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弱且没有立即显现。2004年至2005年期间，武汉市的生态环境水平有了显著性提高。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2005年武汉市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比上一年提高了20%，污染治理投资也比2003年之前有大幅提高；从环境质量角度出发，2005年武汉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从上一年的34.16%提高到37.6%，而在此前从1995年31.1%提高到2004年34.16%，经历了10年的时间。2005年武汉市城市绿化工作得到较快的推进。2005年以后，生态环境水平在波动中小幅度提高，到2011年较2010年有明显下降。生态环境状况的波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环境治理工作的阶段性和生态环境响应的滞后性。政府每年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大小不一，环境保护初见成效后就降低治理力度，导致原本较为脆弱的生态环境随时间出现时好时坏的情况；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是长久持续的，生态环境对这种影响的响应具有滞后性。
如果不考虑碳排放因素对环境的影响，将低碳生态的指标层从生态环境评价体系中去除后重新对武汉市1995年至2011年间的生态环境进行评价，并与原来的评价结果进行对比，比较结果见图2。
由图可见，在不考虑碳排放对环境的负效应的情况下，武汉市1995年至2011年间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值保持先稳定后快速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4年以后，生态环境质量加速提升。普通评价体系的函数值在2006年首次超过低碳评价体系，两者的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在武汉市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水平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碳排放量的增加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从2005年开始逐渐显露，其影响程度也逐步加深。
有学者研究表明，碳排放量增长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人均GDP、城市化水平、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碳强度、水泥产量。城市居民人均能源消费量是农村居民的约3.5～4倍，武汉市城市化率在研究期内增长了8.8%，城市化的推进是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武汉市水泥产量增长了4.29倍，道路密度增长了29.6%，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低碳发展带来巨大压力。碳排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对经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的负效应也不容忽视。
3.3.3 耦合发展度稳步提高
武汉市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的耦合发展度变化主要经历了两大阶段：1995年至2004年轻度失调发展经济滞后型；2004年至2011年期间由低水平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协调发展同步型-良好协调发展同步型的过度阶段。1995年至2010年土地利用的综合评价值始终低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特别在2000年以前，武汉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二者耦合发展度始终处于经济滞后状态。2000年以后，土地利用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生态环境，二者的水平逐渐趋近。在2011年土地利用水平首次超过生态环境。随着这种去趋势的发展，武汉市土地-生态的耦合发展度将由同步发展逐步转变为以经济为主导，如果不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发展，耦合发展度将呈“倒U”型变化，逐步转变为生态损益型的失调发展。
3.4 武汉市土地-生态耦合发展度分区研究
为进一步研究武汉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武汉市13个城郊区进行分区研究。结合各区的发展差异，从农业、工业、商业的不同角度衡量各区的土地利用情况，基于上述的土地利用评价体系的3个准则层，重新建立分区的土地利用评价体系，指标包括：土地垦殖率、单位土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人口密度、单位耕地化肥施用量、单位土地资金集约度、单位土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单位土地产值、居民人均纯收入、单位土地财政收入（以占该区人口类型较多的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为该区人均纯收入）。
根据上述对武汉市1995年以来的土地-生态耦合发展度的研究，2005年以后是其快速变化的阶段。本文选取2005年至2010年为研究的时间区间对武汉市进行分区研究。依据耦合发展度模型计算出2005年至2010年武汉市各区耦合度发展水平，计算结果见表4。
从各区耦合发展度的变化角度分析，可以将其分为3种类型：稳定型、波动型、提高型。稳定型包括：江岸区、口区、汉南区；波动型包括：江汉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江夏区；提高型包括：东西湖区、蔡甸区、黄陂区、新洲区。
江岸区、口区、汉南区基本稳定在较高的耦合发展度，发展状况从轻度失调到协调发展过渡。其中，江岸区、口区的发展以商业为主，人口密度大、单位土地产值、房地产投资额都高于其他区域，与环境发展较为协调。汉南区以农业发展为主，该区的土地垦殖率远高于武汉市其他各区，农业发展的资金集约度和土地产值比其他农业区域发展水平高。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发展较为协调。
江汉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江夏区的耦合发展度波动较大。其中，青山区发展较为典型。青山区以工业发展为主，其单位土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远高于其他区域，但该区域发阶段性明显，从投资上看该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都经历了先增后降的过程，该区域吸引的投资在2007、2008两年达到近期内最大，同时土地的综合利用效率也有这一显著特征。由于土地利用情况的波动，耦合发展度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较大波动。江汉区以商业发展为主，其人口密度最大，单位土地的产值和财政收入是同期江岸区、口区的2～3倍，是周边郊区的10倍以上，但其发展也具有明显阶段性，该区域的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不稳定，随政策等的变化而大幅度变化，进而对土地利用产生阶段性波动的影响。
东西湖区、蔡甸区、黄陂区、新洲区的耦合发展度在2006年以后持续提高。随着武汉市对周边郊区发展的重视，武汉市1+8城市圈的提出等都带动了武汉市郊区的经济快速发展。随着土地投入的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程度加强，使得原本经济滞后型的失调发展逐步向低水平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水平过渡。以黄陂区为例，该区单位土地固定资产投资从2005年的105万逐年提高到2010年845万，增幅为原来的7倍；单位土地的产值也从2005年的380万提高到2010年的1137万元。
4 结论
1995年至2011年间，武汉市土地利用强度快速提高，生态环境状况不稳定。随着“中部崛起”战略、“武汉1+8城市圈”建设等的提出，武汉市在2005年以后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土地利用的强度不断提高，土地的开发利用程度、集约经营程度、综合利用效益均有所提高。而与此同时，武汉市也注重环境保护，但由于相应措施的阶段性和污染程度的加剧，生态环境水平时好时坏，波动频繁。
土地-生态耦合发展度稳步提升。研究期内武汉市耦合发展度变化经历两个阶段：1995年至2004轻度失调发展经济滞后阶段，2005年至2011年向协调同步发展过渡阶段。由于后一阶段土地利用发展速度显著大于生态环境，预计未来武汉市发展为经济主导型，耦合发展度将以“倒U”型下降，生态环境问题亟待重视。2005年至2011年各区耦合发展主要为稳定型、波动型、提高型，周边郊区的土地利用强度快速提升。
2004年以后碳排放增加对系统协调发展的负效应显著。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碳排放量的增加对生态环境的负效应逐步显现，这种负效应会通过生态系统作用于经济系统，从而影响整体的协调发展。
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促进环保措施的长期化持续化。在优化生态环境的政策上，政府应当抛弃急于求成的的心态，环境保护是一场持久战，需要长期性持久性的战略措施的支持保障。（2）注重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碳排放量的增加是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不可避免的问题，相关部门不能只注重效益，应结合科技发展逐步实现产业转型，从“高耗能高污染”向“绿色经济”转变，提倡“绿色GDP”的核算方法。（3）促进土地利用程度合理性增强。继续推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土地用途的变更对碳排放有显著影响，林地是最主要的碳汇；严格执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保证基本能农田的数量和质量，保证居民的粮食安全。
参考文献
[1] 刘彦随，陈百明.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J].地理研究，2002，5：324-330.
[2] 刘纪远.20世纪90年代中国土地利用变化时空特征及其成因分析[J].地理研究，2003，1：35-38.
[3] 聂艳，雷文华，周勇，等.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时空变异特征―― 以湖北省为例[J].中国土地科，2008，11：56-62.
[4] 李边疆，王万茂.区域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系统分析[J].干旱区地理，2008，1：142-148.
[5] 刘新平，孟梅.土地持续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耦合关系分析―― 以塔里木河流域为例[J].干旱区地理，2011，1：173-175.
[6] 曲福田，卢娜，冯淑怡.土地利用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0.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C
当前，各个高等院校在进行经济学讲解中，都采用了把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分开讲解的方式，微观多置于宏观之前，这主要是沿袭了凯恩斯以后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流派的做法。微观经济学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而宏观经济学则更多地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涉及国家如何管理社会经济的问题和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促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化解社会中不同利益的矛盾冲突，实现社会稳定，主要关注资源利用问题。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很多方面都有较大区别，但是又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下将从不同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述。
1 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差异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虽然同属于经济学科，很多教材甚至把他们编著在同一本书里，但是两者却存在着很多方面的差异。
首先，两者的基本假定具有较大差异，微观经济学的几个假设分别是：完全理性、市场出清和完全信息，总体是承认市场的完善性，反对政府干预；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机制不完善和政府具有调节经济的能力。
其次，研究的内容看，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围绕两个市场（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和两个主体（企业和消费者）来进行论述的，主要研究的是最为基本的单位，居民、厂商、市场等个体对象。宏观经济学主要的研究内容立足于经济体整体，把国民收入的决定理论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主要研究的是整个经济的运行规律。两者的研究对象的差异，导致了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微观经济学采用个量分析的方法，考察个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宏观经济学由于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总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
最后，两者解决的问题不同，核心理论差异很大。微观经济学主要解决的是资源的配置问题，研究市场经济如何使得资源配置优化，进而增加社会福利，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为价格理论，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其它内容都是围绕价格理论展开的，微观经济学体系认为市场是有效的，主张政府不要对经济进行过多干预。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解决的是资源的利用问题，研究使现有资源如何充分利用，较好地保持经济稳定和增长，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其它内容也是围绕国民收入的决定问题这一核心理论展开，并指出市场不能完善地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进行政府的有效干预。
2 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相互联系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是也存在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两者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分析体系。
首先，两者研究的目的都是探究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从而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正确的指导，使得整个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和有效利用，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其次，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在内容上存在相互联系和补充，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假定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如何最优配置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则主要是研究资源是如何被充分利用的，因此两者的研究内容缺一不可，缺失一个那么整个研究就会不完整，单一方面的研究也就无法进行下去。
最后，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微观经济学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了很多研究方法和思想，而宏观的很多内容必须依赖于对微观的研究成果才能得到，同时，微观和宏观经济学都是实证经济学，不进行价值判断，只是对经济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和描述。
3 教学中如何利用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问题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着很多差异，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双方总的来说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科学和教学体系中的，所以在教学中应该特别注意两者的关系。
在教学中，我们要在讲解其中一门课的时候，有意识地涉及另外一门课的相关内容，比如我们在讲解微观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时候，应该提及到宏观经济学中研究经济增长时要应用此函数。同样，我们在讲解宏观经济学时，也应该对相关的微观内容进行引用和比较，对两者内在的逻辑性给予必要的阐释。
由于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很多地方具有统一性，因此很多微观创立的思想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比如均衡的思想，是贯穿经济学的一个主要思想，它是由微观经济学所创立的，但是在宏观的很多内容研究上都得到了使用，尤其是在国民收入的决定问题上，均衡思想被大量应用，这样在讲解时，最好能够把均衡思想在微观经济学的使用和在宏观经济的使用对比，联系起来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