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02 14:57:56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茶文化的精神，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宋朝，一个被世人忽视的伟大王朝，“弱宋”的标签深深地贴在了这个统治大半个中国300年之久的王朝上。然而，若以另一种标准看待历史，那些我们以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宋朝子民，他们身处的社会，或许正是我们所梦寐以求的。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汤因比（英）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邓广铭。上一个千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乔纳森（美）这些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声音。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所赞颂的朝代不是人们普遍认知为的盛世唐朝，而是一个被国人普遍认为的“积贫积弱”的时代。宋代人们的生活非但没有苦不堪言，相反，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自如幸福得多。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宋朝人民生活水平日渐富足，精神文化水平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宋代园林得以蓬勃发展，创造了园林史上的一个阶段。我们不妨想象自己穿梭在宋朝的文人山水园林中，体会这寄寓理性人格意识及优雅自在情韵的载体，还原一个真实的宋朝。
2文人园林承载的风格文化
2.1强调主题宋代文人园，大多为“主题园”，他们往往通过园林的题写咏颂，将自己的思想融入自己的宅园，或表理想，或表愤懑，总之，园林成为了重要的抒情载体。其中，“归来”，即回归初心，江湖和田园，是宋代文人园林永恒的主题。“归来”仿佛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就连南宋权宰相韩侂胄，权倾朝野，有废立天子之权，居然也要附庸风雅，唱起“归来”之调，在他的宅园中，多有如许闲堂、多稼亭等题名的建筑。由此可见“，归来”在宋代，已成为文人思想的一个符号。
2.2诗画入园，雅致情韵在汉代之前，绘画一般都是工匠所做之事，不入大流，两晋南北朝之后渐渐摆脱了其狭隘的功利性而附以美学的意义，有了文人的加入。其中，禅宗对宋代文人对意境的理解影响很大，形成了他们孜孜追求的境界———意。例如“移天缩地在君怀”的皇家园林，“壶中天地”等都是追求意境的产物。于是，在他们眼中，事物不再是可观的，而是有了超越自身属性本身的生命力。
2.3简约造景，开阔疏朗宋代在造园风格上追求“精而造疏，简而意足”的简约疏朗的特点，展现了一种对大自然的概括与提炼。布局上留出较大片的空白，营造一种疏朗开阔的空间，或是在丛植的树林间留出一小片空地或开阔的大道，营造一种实和虚的感觉，实中有虚，虚实相间，追寻一种意境的享受。
2.4取之自然，用之自然宋代园林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中一项就体现在对花木的追求上。植物作为大自然的主体，是人与自然接触的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或群植成林、或树立点缀，期间更是提供给了大自然的其他生物以生存的空间，让这个空间真正融入自然，这或许就是今日常说的生态理念。在选址方面，宋代园林很讲究因山就水，利用原始地貌，通过园外之景呈现更为丰富的景观体验，使得院内外仿佛浑然一体，真正与自然相契合。
3当代“文人“园林
宋代许多杰出的造园师丰富的人文涵养与对精神享受的追求奠定了他们造园的基础。反观今日，我们湮没在无数的技法与图纸中，思想的匮乏成为我们最大的障碍。大部分人将其作为一种糊口的手段，而非寄寓思想、创造价值的载体。我们不得不为追求利益而妥协于种种阻碍，当我们的设计最终只是一种形式的游戏时，我们的思想，就再也找不到容身之地了。
1、单调枯燥。农民工主要聚集在建筑工地和工业园区，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生活条件艰苦，工作量大，工余时间主要是睡觉或者闲聊，偶尔逛逛街，喝喝酒；工业园区的农民工由于距离城市较远，交通又不方便，工余时间主要看看电视或者打打牌，找老乡聊聊天，基本上过着“工厂—食堂—宿舍”三点式生活。
2、精神空虚。农民工中有相当部分是年轻人，精力旺盛，争强好胜，由于精神文化生活单调，为了寻找刺激，有的聚众赌博，有的酗酒打架，有的迷恋，严重地影响了社会风气和社会稳定。精神空虚是农民工走向犯罪的重要原因。
二、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原因分析
1、收入低。农民工大多文化素质低，职业技能差，主要靠苦力赚钱，工资收入偏低。这些工资除了简单维持自己日常生活开支外，大部分要寄钱回家养家糊口。由于没钱，他们不敢奢望城市文化活动场所，如ktv、网吧、健身房等，只能靠简单方式消磨工余时间。
2、工作累。农民工工作条件较差，工作时间较长，高强度的劳动使他们难有空闲时间和多余精力参加文体活动，“除了吃饭和睡觉，其他什么都不想”，这就是农民工辛苦一天的生活写照。
3、平台少。农民工要参加文体生活，活动平台必不可少。然而，由于县城小，几乎没有可供农民工朋友免费开展文体生活的场所。大部分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一年到头都是上班，根本不安排任何形式的文体娱乐活动，也不配置任何活动器材，“城市生活很精彩，农民工生活很无奈”。
三、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建议
改善农民工文体娱乐生活状态，不断满足农民工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切实维护农民工精神文化权益，是全县各级工会组织迫在眉睫的任务，也是落实党的十精神的现实要求。
最近几十年来，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不断扩大，文化敏感性与文化适宜性教学引发了教育研究者的浓厚兴趣。文化适宜性教学强调教学对文化的敏感性，尊重不同背景的学习者与教育者的不同世界观与认识论、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文化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适宜性教学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中运用母语》（TheUseofVernacularLanguagesinEducation）[1]，这一文件高度重视文化适宜性教学。50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报告《多语言世界的教育》《Educationinamultilingualworld（2003）》[2]中重申了其对文化适宜性教学的积极态度。200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联合国关于原住民权力的宣言》（UnitedNationDeclara-tionontheRightsofIndigenousPeoples）[3]，该宣言规定了原住民传承文化的权力，并积极倡导文化适宜性教学，该宣言得到世界上143个国家的赞同。联合国颁发的这些纲领性文件对于各国政府重视文化多样性，推动教育公平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国际组织的积极倡导下，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开始重视文化适宜性教学，例如，美国阿拉斯加“原住民教育联合会”于1998年制定了《阿拉斯加文化适宜性学校标准》[4]，中国也在高中学校推行具有文化特色的语言教学[5]。总之，文化适宜性教学得到国际社会、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本文从教育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证明文化适宜教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理解文化对脑功能与结构影响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于教育决策与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人脑的可塑性为人类的可教性奠定基础
在人类社会中，文化无所不在，文化之于人就如同水之于鱼一样。Li曾经论及文化在不同的认知层面所发挥的作用，因此在人类思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6]。她从遗传学、发展科学等多种学科，列举了大量的证据来描述在个体基础上，文化—基因共进化、遗传与神经渐成性（neuronalepi-genesis）、认知与行为层面之间的联结与反馈如何随着不同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的普遍规律。人脑在生命的早期具有强大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持续终身。生命早期的这种强大可塑性为人类的可教育性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成人的文化学习经验也同样会影响脑的结构与功能。例如，加拿大邮件分发工人根据由字母（符号表征系统）与数字（数字表征系统）组成的邮政编码来分发信件，成千上万小时的工作经验改变了他们脑中的类别表征，使得他们的数字表征系统与符号表征系统似乎成为一个更为独立的分类表征系统[7]。相同形状的字母与数字在大脑的不同区域加工，这种加工在神经结构上的分离只能是由于经验的影响而造成的，而不是由于进化的作用，因为社会与文化对字母和数字类别的划分具有任意性[8]。与非驾驶员相比，伦敦出租车司机海马后部的空间导航区体积与灰质密度更大，而且随着驾驶经验的增加而增大[9]，这可能是由于成千上万小时的空间导航与城市道路的探索而导致了出租车司机的脑对空间敏感的脑区神经结构的发展。3个月的抛接球学习使得成人两侧的颞中回和左侧顶内沟后部区域变大[10]，老年人学习这一技术也同样表现出脑结构的动态变化[11]。而更为突出的是，2个小时的集中训练会使调节颜色的视觉区域（左侧视觉皮层的V1或者V2区）理论前沿教育神经科学与文化适宜性教学荨荨灰质体积变大[12]。所有这些神经科学的证据都表明，持续性的文化经验会改变脑的结构与功能，进而影响人们加工信息、理解世界的方式。文化差异也会影响人脑的结构。齐和帕克等[13]测量了140名老年与年轻的新加坡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皮层厚度与密度。研究发现，两种文化的年轻人在脑的体积上基本相等，但是在许多结构上，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呈现降低的趋势。在皮层的厚度上，与亚洲人相比，美国青年在前额叶以及右侧顶上小叶厚度增加，亚洲人的左侧颞下回更厚，这可能是由于文化的影响而造成的。在老年组间没有差异，部分是因为老年组内部皮层厚度变化增大。研究认为，西方青年前额叶厚度的增加可能是因为西方文化更加关注推理、问题解决、独立思考的文化影响而产生的结果，而东亚文化更加遵守命令和背诵记忆。这一大样本的研究表明，在前额叶、颞叶、顶叶区域的体积上存在显著而可靠的年龄差异。而且，东西方的老年人和年轻人在这一体积上的差异是相同的，表明是强大的生物作用，而不是环境作用，调节了脑的结构，使之随年龄的增长而产生变化。但是，也需要考虑其他解释，比如东西方人的饮食、遗传和环境差异，也可能是这些与文化本身没有关系的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另外，由于老年人的经验在样本中差异很大，因此，很难系统地评价随年龄而产生的脑结构的体积变化。要测量这种差异需要非常大的样本以及对文化经验的详细了解。所有这些研究证据表明，文化经验与文化价值观不仅塑造了人脑的结构，而且也改变着人脑的功能[14]。文化价值观与文化经验作为环境因素的一个部分，同样对人的认知与神经结构、功能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环境与经验塑造了人的认知结构与神经功能。人脑结构与功能的可塑性持续终身。这种持续性的神经可塑性是人类可教性的基础，“在人类的可教性与人类的可塑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15]。
三、文化价值观影响人类的外显行为与人脑的思维方式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南亚等国家在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中采用了西方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给这些国家的教师与学生带来了新的挑战[16]。对于这一问题，认知科学与神经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哪些证据？尼斯贝特（Nisbett）及同事的研究框架[17][18]得到了心理学、哲学与神经科学的支持，研究证据包括行为证据、眼动证据与神经科学证据，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对人脑思维的影响提供了科学的证据[19]。尼斯贝特等提出的研究框架表明，东亚与西方的不同文化价值观与信仰对信息加工方式与理解世界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21][22]。根据这一研究框架，东亚人在道教与孔子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传承了集体主义文化与辩证思维的哲学传统，因此思维方式表现出整体加工，更关注情景刺激特征[23]，更具有场依赖性，对环境的共变性表现出更敏感的特征[24]。表现在语言的学习中，东亚双语者更关注英语或者汉语的词与词之间的功能或者关系，而较少关注词与词之间的类别属性,体现出一种关注关系而不太注意分类的特点。另外，与英语测试相比,大陆与台湾中国人在汉语测试中更关注关系，而香港与新加坡中国人在英语和汉语的测试中关注关系的程度相同[25][26]。而西方人，源于古希腊的个人主义哲学传统，强调逻辑思维，表现为基于规则与特征的分析与注意分类的认知加工方式。西方人在还原主义与适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继承了个体主义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方式上，更加关注分类信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文化价值观、文化实践与文化产物对人类心理过程的实质性影响在于人们是如何界定自我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认为，一切与自我有关的事物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即自我是与自己相关的一切所构成的。自我具有独特性，决定了个体是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行动的。我国学者朱滢系统地考查了东西方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层面对自我的研究，发现这三个层面对自我概念的研究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27]。大量的心理学、文化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的自我概念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东方亚洲文化塑造了相互依赖型的自我，而西方文化塑造了独立型的自我。相互依赖型自我强调人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协调统一性，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自家人（in-groupmemebers）是自我的一部分，自我与非自我的界限就是自家人与外人（out-groupmemebers）的区分。独立型自我强调自我体现在个体身上，与社会、自然分离。自我与非自我的界限就是个人与他人的区分。因此，西方人的自我概念突出个体的自我，排除自我与他人的联系。从哲学的视角来看，西方人的自我概念突出个体自我的主动性，而在心理学上，西方人的自我概念突出个体自我的独立性。与哲学和心理学的观点相一致，神经科学上则发现西方人的内侧前额叶只表征自我而不表征母亲。而与此不同的是，中国人的自我概念突出个体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在哲学上，中国人的自我概念强调本我决定自我，自我与他人、他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心理学上，中国人的自我概念强调自我包含着父亲、母亲、好朋友等非常亲近之人；与心理学相一致，在神经科学的研究中发现，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在思考亲密他人（如自己的母亲）的时候，在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程度高于西方人，表明东方人将亲密他人看作是自我的一部分，而在判断自我的时候，前额叶内侧和前扣带回激活更强[28][29][30]。因此，中国人的内侧前额叶既表征自我，又表征母亲。由此可以看出，西方人的自我是相互独立的，体现了个体主义的观点，而中国人的自我是相互联系的，体现了集体主义的观点。集体主义或者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对自我判断或者对他人判断的影响会激活内侧前额叶的观点也得到了乔等人[31]的研究支持。东亚人和西方人对自己面孔的识别也存在文化差异。在高、低威胁情境下判断自我面孔和导师面孔的行为研究中，中国被试对自己导师面孔的识别速度快于对自己面孔识别的速度,而美国被试在两种情境中都表现出对自己面孔的优势效应，这表明在相互依赖的集体主义文化中，社会阶层概念对个体的影响（或者威胁）大于相互独立的个体主义文化[32]。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师道尊严的传统文化对个体学生的影响。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也得出了与这一行为研究一致的结论。英国和中国文化背景的被试都能够快速识别自己的面孔,但是英国被试识别自己面孔的速度更快，这表明自己的面孔更容易引起英国被试的注意[33]。而且在对面孔加工的深度方面，两国文化背景也对被试产生了影响。英国被试对自己的面孔进行深度识别，而中国被试对熟悉面孔也会进行深度识别，因此集体主义的文化对中国被试产生了影响[34]。何登等人[35]的研究则更进一步表明，东亚被试接触西方个体主义文化的时间越久，反映西方文化的神经激活模式越强。东西方人这种不同看待自我的方式首先会影响个体与他人的关系，进而会影响个体的态度与行为以及个体在多元文化世界中的交流与合作。
（二）整体思维与分析思维在有关西方人与东亚人的思维方式的研究中，神经影像研究与行为研究一致表明，东方人更多地体现出整体思维的特点，而西方人表现为分析思维的特点。有关西方高加索人与东亚人在观察线框刺激材料的研究表明，西方高加索人在绝对判断任务中更精确，而东亚人在相对任务中判断更精确。西方人采用的是关注重要信息（focalinformation)的分析策略。在这个研究中，西方人关注的是线条，而东亚人则采用关注编码情景信息(即线框中的线条)的整体思维策略[36]。与此研究相一致的是，何登等人[37]运用脑成像的研究技术验证了东亚被试与西方被试在判断绝对任务与相对任务时所激活的神经网络。研究发现，东亚人在完成绝对判断任务（与前景无关）时，更多地激活了前额叶—顶叶网络，而西方人则在完成将线条与情景整合起来的任务（即相对任务）时激活了这个网络。这个研究巧妙地运用磁共振技术表明，文化适宜性的任务需要较少的神经资源，而非文化适宜性任务则需要更多的神经资源。这两个研究分别从行为层面与神经机制的层面揭示了文化对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且这些研究似乎表明，文化适宜性的任务更有利于认知加工。因此，在教学中，采用文化适宜性的教学任务也将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识别面孔的情绪特征是21世纪的领导者与劳动者所需要的重要技能，而这种技能的形成也会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东亚人在识别面孔的时候，主要看面孔的中央部分，对面孔进行整体加工，而西方人则更多地关注眼睛与嘴巴，倾向于对面孔进行分析性的加工[38]。研究表明，在面孔的情绪识别中也存在着种族优势。与识别异文化群体成员的表情相比，人们识别同文化群体成员的面部表情更准确。文化神经科学的研究证实了行为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在人们识别同文化群体成员的情绪时，与情绪加工有关的脑区激活程度更强。例如，日本人和美国高加索人看到自己文化族群中的成员所表达的恐惧情绪会激活更多的杏仁核区域，这表明对恐惧的反应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39]。
（三）情景加工与物体加工东西方人在知觉方式上也存在着文化差异。在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人们对物体与情景的关注程度不同，理解的方式也不同。大量的跨文化研究表明，西方人习惯于选择性地注意重要事件（focalevents），而东方人更习惯于注意社会与物理环境中的重要事件[40]。西方人对于重要事件的这种选择性关注有助于对这些事件的内在特征进行分析，但是却容易忽视他们所赖以存在的情景。高等人[41]运用磁共振技术将加工物体的脑区与加工情景的脑区分离，发现与物体加工有关的脑区在侧枕叶，而与重复情景加工有关的区域是海马旁回。在此研究的基础上，简肯斯等人[42]运用适应性磁共振研究的范式，评价不同文化对一致情景与不一致情景的神经适应性。中国被试在侧枕叶表现出对不一致情景的更大神经适应，这个区域是物体加工区域。这说明，由于中国人对整个情景敏感，因此在加工不一致的情景时投入了更多的神经资源，而美国人则似乎没有受到不一致情景的影响，因为他们主要加工的是物体。
四、文化连续体与文化适应的动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