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19 15:59:08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德育原则的内涵，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Abstract: Ecotourism is significant for wetland park.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s of wetland park and ecotourism, and expatiate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in wetland park and summarizes five features of ecotourism in wetland park, which are protection, participation, profession, educ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Beside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even general principles of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wetland park.
Key words:wetland park; wetland culture; ecotourism; longterm benefi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生态旅游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非传统旅游模式,生态旅游把生态保护置于旅游开发的首要位置,强调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因此,在湿地公园中开展生态旅游是湿地保护和利用实现双赢的最佳途径之一。
一、湿地公园与生态旅游的概念界定
(一)湿地与湿地公园
“湿地系指不论其为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之沼泽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或静止或流动、或为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水体者,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 m的水域。”[1]这是一个已被国内外学者广泛接收的湿地定义。目前对于湿地公园的定义还没有定论。在我国,有众多学者及相关行业部门对湿地公园的概念加以了界定。笔者综观各类湿地公园定义,认为湿地公园概念的界定应满足如下三个标准:
(1)湿地景观在公园中发挥主体性生态作用。湿地公园最根本的属性在于它的湿地特征,不论这种湿地是天然形成或是人工形成的。湿地公园首先是自然的公园,其中的湿地应具有一定规模和范围,其湿地特征典型、自然风景优美、美学价值较高、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效益良好。
(2)以湿地保护为前提。湿地资源的保存与保护是湿地公园设立的首要宗旨,其内容主要为通过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以达到维护生态平衡、生态系统功能完整的目的。
(3)具有观赏游憩、科普教育、科学研究等功能。旅游观光是湿地公园作为公园所具有的最基本的功能,湿地公园的旅游更强调其生态旅游的特色。湿地公园也是作为以环境保护为主要科普教育内容的重要基地,游人通过对湿地的了解,加深了保护自然的意识。另外,湿地公园也是科研人员研究湿地自然过程、探索湿地奥秘的重要场所。
(二) 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的定义提出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但其内涵界定依然模糊,众说纷纭。有的学者统计,国际上与生态旅游相关的概念有140多种,国内学者提出的概念也有近100种,但至今还没有令大多数人信服的统一的定义。[2]卢小丽通过对中外当代近10~15年内40个有影响力的生态旅游概念的分析,提炼出生态旅游概念架构所遵循的8个标准规则。笔者认为这8个标准规则对生态旅游概念的描述较为全面,它们是:以自然为基础、对保护的贡献、当地社区受益、环境教育、道德规范与责任、可持续性、旅游享受体验和文化。[3]二、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内涵湿地公园的生态旅游是以湿地为资源基础,对湿地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等进行了解、观察、欣赏和学习的旅游活动,是具有强烈湿地生态保护意识的一种旅游类型,这种旅游活动不改变原有的湿地生态系统,而且还可以促进湿地公园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使当地社区民众受益。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宗旨是:在保护湿地的自然、文化资源的前提下,提供给生态旅游者高质量的旅游经历,并带动湿地公园所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湿地公园生态旅游体现的是人类与湿地自然环境的伙伴关系,两者应协调发展。湿地公园生态旅游既要寻求适宜的经济效益,更要在保护湿地资源环境的基础上实现其生态、社会和美学价值。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基础上的,其目标是既要使当代生态旅游者的旅游需求得到满足,又要对湿地资源环境进行保护,使后代游客享有同等的旅游机会和权利。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特别关注的是旅游活动的生态合理性。旅游经济收入并不是衡量其发展的唯一指标,而是从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项指标综合评价,从而能够较好地把生态旅游业的当前效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使湿地公园生态旅游沿着可持续性的轨道上发展。
三、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特点
(1)保护性。以保护为前提是湿地公园建立的基本标准之一,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保护性包括自然与文化两个方面。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对象是以湿地为主体的自然环境,这里指的自然环境有时并非一定指纯自然环境。实际上,完全未被侵扰的湿地纯自然环境可能很少存在,多数的湿地自然环境多多少少总会留有人工的痕迹,从而形成独特的湿地文化。生态旅游强调对湿地自然和人文资源的保护,要求生态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应保护自然、保护资源、保护文化。
(2)参与性。参与性可以表现两个方面:一方面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可以让旅游者从工业化的城市环境中解脱出来,亲自参与到湿地自然与文化生态系统中,在实际中享受和体验湿地自然美与文化美;另一方面,湿地公园生态旅游也是一种旅游者、旅游地居民、旅游经营者和政府、社团组织及研究人员广泛参与的旅游活动。[4]
(3)专业性。和一般旅游相比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具有较高的专业性。这种专业性首先表现在技术层面上,比如要求湿地公园旅游设施、旅游项目、旅游路线、旅游服务的设计和管理均要体现出生态保护技术策略,以保护湿地旅游资源和环境;同时,专业性还体现在游客的旅游心理上,湿地公园生态旅游者是具有欣赏、探索和认识大自然和当地文化的明确要求的较高层次的游客,具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
(4)教育性。环境教育既是湿地公园的重要功能,又是生态旅游概念的标准规则之一。生态旅游者通过对大自然的了解,能获得对自然界生态和谐、万物相依相生的深刻体验,并进而培养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行为习惯。湿地公园生态旅游让人们在旅游活动中接受环境教育,提高湿地环境保护意识,将丰富的湿地自然科学知识、环境保护知识与生动的观赏娱乐活动相结合,增强旅游者的环保道德责任感。
(5)负责任性。生态旅游是一种负责任的旅游,旅游者认识并考虑自身行为对当地文化和环境的影响。如国际生态旅游学会在对生态旅游定义时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对环境负责的旅游和观光行为。国内有学者认为:生态旅游是在自然环境中,对生态和文化有着特别的感受并负有责任感的一种旅游活动。湿地公园生态旅游是一种对湿地自然环境负责的旅游形式,它有助于旅游区域湿地资源的保护。[5]
四、开展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一般性原则
(1)规模控制。湿地公园的游客数量不宜太大,旅行团队也应是小规模、较分散的。当游客数量过大而超过公园生态系统的忍耐程度,其所带来的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靠自然力本身不能恢复时,就会造成环境质量下降,生态平衡失调。因此,要解决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必须正确评估湿地公园的环境容量,并以此来严格控制游客数量。确定旅游容量是阐述旅游者数量与环境之间适度的量的关系,控制旅游容量是确保湿地公园的资源和环境不受破坏或降低破坏程度的重要措施之一。
(2)限制性开放。湿地公园应做到局部开放与管制。根据湿地公园不同地段生态保护状况的要求,结合人为活动的需求一般可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外围地带三个区,主要的布局模式以同心圆形态居多。人类的活动强度和频率依外围地带、缓冲区、核心区而递减。大部分的旅游及其他开发活动都在生态较不敏感的外围地带开展;缓冲区作为外围地带和核心区的过渡,其人为活动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核心区一般处于绝对保护状态,禁止游人进入。
(3)注重湿地生态环境的科学监测。湿地公园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相当重要,应在湿地公园各个水域结点处建立水质监测点并派专业人员定时监测公园水文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定期报告水质情况,以随时根据新发生的情况调整湿地的保护措施,达到生态保护的目的。
(4)保护当地的文化与环境。早期的定义将生态旅游的对象界定为相对未被侵扰的自然区域,随着在实践中认识的深入,生态旅游的定义当中也包含了文化的因素。湿地公园一般蕴涵了较高的文化和自然资源,湿地公园生态旅游活动既是一种湿地自然旅游,同时又是一种湿地文化旅游。当地的民俗风情及文化对旅游者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湿地公园生态旅游要注重对这些人文资源进行维护,并在其基础上开发出相应的文化活动。
(5)旅游行为及管理准则的制定。要特别加强对湿地生态环境的保护管理,并应制定相应的旅游管理规则,明确对游客的活动行为进行规范,明白告知哪些活动是禁止的,哪些活动是准许的,让公园中的每一个人,包括游客、旅游从业人员都能了解公园生态环境所能接受的程度。
(6)“双赢”策略。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开发应同当地社区发展结合起来,坚持与社区共建(管)的原则。如果得不到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和支持并脱离当地社区的发展而孤立地发展生态旅游,其持续发展的前景就十分有限。因此,生态旅游的发展,必须同社区利益需求联系起来,其旅游产品的开发项目必须和社区居民的根本需求相一致。要吸引社区群众参与湿地公园规划、建设和管理、旅游活动的组织、旅游服务等方面等一系列的生态旅游活动事务。生态旅游要顾及社区居民的利益,使其真正从旅游中受益。通过生态旅游来增加社区就业机会,改善社区基础设施,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从而使其成为开展生态旅游最有力的支持者,以最终实现生态旅游与社区发展的双赢。[6]
(7)利益的长期性。湿地公园的生态旅游应为旅游资源、公园所在社区提供长期利益,短视且只追求眼前利益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过于强调商业性,其结果也和传统旅游没有什么两样了。[7]生态旅游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式、手段,生态旅游不仅仅局限于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还能促进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将自然旅游导向可持续发展,这是生态旅游发展的基本理念。
五、结语
相对于传统旅游,生态旅游的产生是巨大的进步,是当前人类重视环境、保护自然的观念在旅游行业上的反映。生态旅游的对象是以自然为基础的,湿地公园作为自然的湿地景观,符合生态旅游“以自然为基础”的对象标准。湿地生态保护是湿地公园的建设和管理首要目标,这个目标与生态旅游强调“对保护的贡献”这一标准是一致的。湿地公园的生态旅游符合和“科学合理地利用湿地资源,充分发挥湿地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人们提供游憩的场所,享受优美的自然景观”的湿地公园建设宗旨。[7]因此,开展生态旅游是湿地公园必然的、也是唯一正确的旅游开发方式。在湿地公园中,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只有从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把握两者的平衡的关系,才能真正建设好湿地公园,营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区与旅游环境。
参考文献:
[1]李禄康. 湿地与湿地公约[J]. 世界林业研究,2001(1):1-7.
[2] 吴楚材,吴章文,郑群明,等. 生态旅游概念的研究[J]. 旅游学刊,2007(1):67-71.
[3] 卢小丽,武春友,HOLLY DONOHO. 生态旅游概念识别及其比较研究:对中外40个生态旅游概念的定量分析[J]. 旅游学刊,2006(2):56-61.
[4]汪辉.需求:设计的原动力:以泰安天平湖公园为例[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95-99.
[5] 卢云亭,王建军. 生态旅游学[M].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1.
[6] 方躬勇. 自然保护区旅游规划初步研究[D].长沙:中南林学院,2003.
教材是教学的依据材料，在教学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学科发展也意义重大。理想的教材应该来源于教学一线并在一线的直接运用中接受课堂教学的检验；此外，新的教学方法、理论提出后通常也需要用相应的教材来呈现和推广。
李泉（2004）充分肯定教材在教学实践和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所以教材编写和教材建设历来受到各门学科的高度重视。国内学界对外语教材或者第二语言教材编写所应遵循的通用原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且在该问题研究上达成了一些共识。其中，关于“立体化原则”的提出，以下成果比较显著。
刘珣（1994）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应该调动一切现代化手段组建立体化的教材系统，并指出应该使用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材料进行不同的语言技能训练；刘珣（2000）论述教材编写系统性时，主张内容介绍和技能训练要平衡协调，学生用书、教师手册、练习本、单元试题等要分工合理，初、中、高不同阶段要衔接，综合技能课和专项技能课要配合，同时还要考虑形成系列的、立体的教材体系。可见，刘珣主要是从本学科的微观角度进行教材编写原则的研究。也有学者就第二语言教材或外语教材编写进行了宏观研究，例如，李泉（2004）把教材编写划分成了三个不同层面，并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原则，最后归纳出了第二语言教材编写应该遵循的十个通用原则，其中包含立体原则①。该原则明确要求教材编写向立体化方向和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教育手段的方向发展，要求教材的设计和编写除了教科书的设计和编写之外，还应覆盖练习册、教师用书、课外读物、挂图、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等的编写。
汉语国际教育（或者对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独立下位学科，其教材编写显然也应遵守立体原则。
耿直（2011）认为，除了教材编写理论的多元化以外，立体化教材编写的探索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一大新特点。他的表述直接使用了“立体化教材”的概念，这也意味着对外汉语立体化教材的编写已经跟国内英语教学界（庄智象、黄卫，2003）、工程学界（徐刚涛、王清，2010）以及出版学界（初天斌、李少名，2015）等更广阔的学术领域接轨。
也就是说，汉语国际教育教材编写应当遵循立体化原则，既是当今信息社会的时代性体现，又是现代技术应用的客观性要求。
二、汉语国际教育教材编写“立体化原则”的内涵分析
根据引言部分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立体化教材就是在立体化原则指导下所编写的教材。立体化原则的自身内涵贯穿了教材编写从形式、内容再到售后服务的全过程。因此，就汉语国际教育这一微观学科而言，加大对立体化原则内涵的研究发掘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根据笔者的研究总结，汉语国际教育教材编写的立体化原则内涵十分丰富，可以概括为6个方面：本体概念的立体化、编写理念的立体化、涉用媒介的立体化、应用空间的立体化、互动模式的立体化以及组编过程的立体化。分述如下：
（一）本体概念的立体化
教材的概念和其他概念一样，同样随时代的发展和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更新。狭义概念的教材即传统的纸媒教科书，而广义的教材概念还包括教学参考书、练习册、图表、音像教学资料、CAJ课件、电子课本、各种网媒载体的录像课堂和直播课程等。这种紧紧把住时代脉搏的广义教材概念突破了传统纸媒的单调限制，体现出了教材系统的立体化，显然应为汉语国际教育教材编写所借鉴采用。芬兰等教育理念先进的北欧国家首推跨学科融合式的“现象教学”改革更是将虚拟货币、互联网、图书馆、现实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菜单、火车票、旅行指南等一切事物都纳入了教材的概念②。这种立体化教材概念为我们汉语国际教育学科中的各类文化体验课（如戏曲、舞蹈、书法、国画、剪纸、烹饪、泥塑、篆刻、风筝、中华武术等）的教材选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教材概念的立体化必然会造就教材内容的立体化。黄荣怀、郭芳（2008）根据教材产品的形态，认为立体化教材主要包含印刷教材、音像教材、教学课件、网络教材、学具教具、教学素材、网络教学平台和网络支持系统六类组成要素。例如，周小兵主编的《初级汉语精读教程》教材系列中，既有纸媒的教科书和学生练习册，又提供了与之配套的丰富教学资源，包括每一课的PPT课件，另外还有教师手册（内含教学语法操练方法、补充方法、任务与活动的具体说明、单元测试及期中期末试卷等）。这套教材具有如此立体化的内容，正是教材概念立体化内涵的真实体现。
此外，各类语言要素教材、语言技能教材、国别化教材——如国家汉办研发的覆盖中英韩法日等多语种版本的“长城汉语”系列教材、由中英教师合编的适用于英语国家的初级汉语教程《快乐汉语》，以及由中美两国教师合作编写的适合美国公立学校使用的系列中学汉语教材《初中中文》和《高中中文》等等的出现同样展示了汉语国际教育教材编写过程中教材本体概念的立体化内涵。
（二）编写理念的立体化
本文引言部分提到了教学方法、理念与教材有着紧密的辩证关系。其实，其他理论如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第二语言习得、人工智能等都对教材编写发挥着重要影响，都属于教材编写理念的立体化层面，只是在实践中作用大小有差别。其中尤以教学法的影响最为显著。潘红（2001）极力倡导某套教材的教学方法不能违背其编写原则而应务必协调统一，足见教学法理念与教材编写的一体两面的深刻联系。
关于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指导理念，刘珣（1994）认为经历了50年代～70年代的纯结构法时期，80年代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时期和90年代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时期。新世纪以后，汉语教材编写进入多元综合教学法时期，北大《博雅汉语》系列教材即为此时期教材的典型代表。对该套教材的编写理念，李晓琪（2013）曾作过专门分析：起步篇主要运用结构、情景、功能理论，以结构为纲，寓结构、功能于情景之中；加速篇运用功能、情景、结构理论，以功能为纲，重在训练情景交际能力；冲刺篇和飞翔篇则分别采用了话题理论和语篇理论。显然，《博雅汉语》的教材编者是在立体化编写理念指导下进行的大胆探索和尝试。
除了教学法理论外，李晓琪（2016）认为语言教学大纲的理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汉语教材的编写，并主张教学大纲与教学法理论同为教材编写理论的重要内容。陈绂（2006）专文探讨美国学生外语能力5C标准和3种交际模式的同时，介绍了AP汉语与中国文化课教材的编写情况，这也是教学大纲的理念对汉语教材编写有重要作用的明证，而北大的《博雅汉语》和中英合作的《快乐汉语》的编写也都紧紧围绕大纲。
因此，汉语国际教育教材编写理念应该与时俱进，并且应该具有立体化开放视野，综合考量多种理论来源及其影响大小，从而编写出更加符合时展和国家需要的优秀汉语教材。
（三）涉用媒介的立体化
传统教材一般都是纸媒介，无法形象地展示直观内容、声效和动态过程，而立体化教材通过多样化媒介的应用则能有效回避这些缺憾。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教材内容的呈现除了文字、图画、表格、实物等静态媒介外，还有音频、视频、动画、网络流媒体等动态媒介形式，以及各类U盘、云盘等可移动存储媒介，另有集信息获取、网络跳转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二维码技术媒介。例如，厉振仪、付琨编写的《理解与表达——汉语视听说教程》教材，既包含了纸质教科书又含有课文内容的电影视频光盘。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长城汉语——生存交际》教材则不仅提供了课本、练习册、多媒体光盘，还研发了网络管理平台，这部教材极大程度地突破了传统教材所用媒介种类的局限，生动地阐释了汉语国际教育教材编写原则中涉用媒介的立体化内涵。
此外，虚拟现实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成熟，也为汉语国际教育教材编写提供了更加先进的媒介，尤其适用于针对外国人的汉字书写训练和文化体验课堂。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立体化教材将会提供虚拟的多模态情境，能够实现教材内容和教学过程的双重立体化③。目前，此项技术媒介尚未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教材的编写。
（四）应用空间的立体化
传统的纸媒教材的使用场所几乎不外课堂内外，如果脱离了教材便谈不上应用。也就是说，平面化的纸媒教材限制了教材的应用空间，妨碍了学习者随时随地学习的客观需求；就汉语言学习而言，单一的课本和练习册妨碍了学习者听说技能的输入和输出。但是，立体化教材则能帮助学习者在共同的课堂学习之外实现符合自己个性化特点的学习和任意空间里自主安排的学习。比如，风靡全球的MOOCS网络教材让学习者和授课者实现了完美的互联互通，电脑或者手机里的app多媒体课件让学有余力者可以超前学习，也可以让后进者课后自我重新补习，下载进MP3、MP4、iPad、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里的音频教材可以随时反复播放学习和巩固，课堂上也可以借助各种媒介进行多角度全方位地促进学习，观看在线课程时也可以引入类似B站观众互动功能的弹幕技术让单调的个人观摩变得有趣。
对以全球学习者为教育对象的汉语国际教育而言，上述应用空间乃至时间的拓宽带来的便捷，轻松地实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所以，教材编写者在研发时应该自觉地把教材应用空间的立体化考虑在内，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实用性。
（五）互动模式的立体化
纯粹纸媒教材的单一性决定了教师、学生、教材、编者之间的交流互动都必须以其中任意两者以上的共同在场为基本前提，否则时空的限制便使得仅有一者在场的互动失去实质性意义。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包括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在内的所有教材编写都应该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努力避免或者打破以上局限，而立体化教材中存储媒介和网络互联的存在已经几乎排除了这个障碍。教材使用者（教师和学生）、教材以及教材的研发者（编者）三者表面上的非共同在场因为教材编写时的立体化处理而让实质性的共同在场有了永远的保证。
所以，互动模式也因此变得立体化，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教材使用者和研发者之间的互动上：由传统纸媒教材时代的几乎没有或者很难交流沟通，变成了现在能够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方便迅捷的相互反馈。比如，以往若发现教材有误，只能等到教材再版时才可能彻底修正，而现在的立体化教材编者在收到使用者意见后，可以及时地通过后台更新加以更正。
同时，立体化教材使用者之间的互动模式也变得非常多元，如师生间的教学相长互动、学生间的合作探究互动、教师间的教研教改互动、教学测试与教学评价的人机互动等等都能很方便地进行。另外，以往不易实现的跟家长、学校管理者、政府权威部门、专业教学研究人员、社区民众及其他社会人士和团体等的互动都可以通过立体化教材的编写研发而得以实现，甚至可以实现全过程的实时互动与监督。除此之外，立体化的教材资源还具有能够通过现代云技术不定期进行后台更新的功能，这不仅体现了教材服务的立体化④，而且实现了教材互动模式立体化。例如，上文提及的《初级汉语精读教程》可以通过中山大学国际汉语学院网站以及中山大学国际汉语教材研发与培训基地网站随时下载与教材配套的最新教学资源。
（六）组编过程的立体化
传统的纸媒教材编写一般是一线教师的授课讲义历经反复的教学实践检验反复修改完善而成，或者由专业的教材研发人员编写而成，最后交由出版社出版发行，组编过程单一、内容更新缓慢。
随着人们个体意识的觉醒，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使得人们参与周围事务的热情空前增加。因而无论是教师、编者、出版者、学生、技术人员，甚至教材的评估者、研究者，乃至传统教育界以外的人士和组织机构，都可以加入教材组编过程中，并可能因为众多思想的碰撞而极大程度地提高教材的编写质量。仍以上文提及的《理解与表达——汉语视听说教程》为例，教材内容首先是厉振仪教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个人教育理念的实践，退休后加入东华大学继续实践并得到了年轻教师付琨的认同和支持。在这套教材的多年使用中，一届届外国留学生都认真参与了打磨的过程，两所学校的领导也一直支持教师们的个性化教学理念。此外，厉教授用电影视频进行中国文化信息输入，以激发外国学生口头输出的教学探索，获得了与电影学界进行跨学科领域交流的机会，并获得了鼎力支持。工作单位出资、出版社出力，共同推出了这部教材。“长城汉语”系列汉语教材的研发过程几乎是举国家之力，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
不难发现，越是优秀的汉语国际教育教材，其组编过程也越能体现出较高程度的多元动态协作水平。由此可见，汉语国际教育教材组编过程的立体化内涵已经得到实践检验。
三、汉语国际教育教材编写“立体化原则”的应用现状
步入21世纪以来，汉语国际教育教材编写立体化原则逐渐达成了学界共识，并在教材建设实践中得到了充分检验。比如《汉语900句》《汉字五千年》等教材内容由单一的纸介质实现了电子化，《环球汉语》系列利用网络平台整合了线上和线下资源。可见，以教材媒介多样性为显著特征的立体化教材编写已经蔚然成风。不难预测，立体化原则在未来教材编写中的体现将会更加明显，因为这一原则极大程度上关照了信息时代人们日新月异的认知习惯。
立体化编写原则重要作用的日益彰显，正表明了学界对汉语国际教育教材概念、性质、功能及编写理念等多方面因素的认知更新。当今汉语国际推广视野下，汉语教材已经不仅仅是语言范本和知识载体，更多地应该是引发学习者学习兴趣和交际反应的刺激物。因此，随着国家全球化政策实施的不断推进和国家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汉语的影响力和需求必然进一步扩大，全世界汉语学习者和学习环境相较以往也将更加多元和复杂。适应这些新需求的汉语国际教育教材的编写任务也将更富有挑战性。因此，我们必须在吸取前期教材编写优秀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加强本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及时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先进理念，充分发掘现代技术的应用潜能，进一步改进汉语国际教育立体化教材的编写质量，如细化系列配套教材的内部系统性、深化常用教材的实证研究、扩大专业汉语教材的领域覆盖等等。
总而言之，无论是教材编写者，还是教材使用者，或是教材研究者，都需要以兼容并包的胸怀和广博的全球视野看待汉语国际教育的教材立体化建设，让立体化原则的运用在教材编写中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注释：
①李泉《第二语言教材编写的通用原则》，《第三届全国语言文字
应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科技联合出版社，2004年。原文见：赵金铭主编《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P171-185。
②唐建朝，李栋《芬兰基础教育课改什么样儿》，《中国教育报》，
2016年4月11日。另外，2016年6月22日唐建朝在《浙江教育报》发表了《芬兰新课改：以“现象教学”为核心》的相关文章。
③王红成，倪雁俊《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大学英语读写立体化教材
［作者简介］曹鸿骅（1978-），男，江苏南通人，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与政策。（江苏南京210013）
［课题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教育部重点课题“区域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批准号：DJA060173，课题主持人：马成荣）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1-0005-03
区域作为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空间单位和组织主体，在越来越多地强调以战略思维和方法全局性、基础性和长远性地谋划职业教育发展的同时，更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实际行动，即战略实施。战略实施是整个战略实现其目标价值的关键。台湾学者钮先钟先生通过对春秋时期军事家孙子战略思想的研究，将其哲学基础概括为“未来学+行动学=战略”①。这意味着，战略不仅需要在所有环节遵循一种行动导向，而且需要更加关注实施中的行动举措。著名战略学家、哈佛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1999年即将进入新世纪时说：“战略实施比他以前提出时更加重要了，很多战略研究者也持同样看法。”②
一、区域职业教育战略实施的基本内涵
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实施，是职业教育战略规划（或方案）的实际执行阶段，即“建立和发展行动的能力和机制，将战略构想转化为现实绩效的过程”③。这种“行动的能力和机制”，首先是一种执行的能力和机制，即将战略规划的目标和任务等予以贯彻、执行；其次是一种创造的能力和机制。如果说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制定是基于对区域内外部经济、社会、人口、文化等环境变化分析和职业教育自身基础条件的判断而进行的一种对未来发展道路的预想和抉择，那么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实施则是在现实复杂环境中的应对和调整，需要面对战略制定中未能完全料想到的一切变化，特别是经济和产业的不确定性波动以及人口变化、外部竞争、资源不足等产生的诸种压力或威胁。某种意义上，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制定并不必然保证其发展的成功，还需要战略实施付出远甚于战略制定的智慧、艰辛和努力。
区域职业教育如果可以比作一艘航船，其战略制定的规划就是一张标注了与之有关的各种类似安全通道、岛屿暗礁、生物群落乃至气候特征等信息的航海图。这种航海图的价值在于，可以让区域职业教育发展更加明晰前进的方向和目标，减少可以预知的不必要风险和代价。然而，战略制定也只是提供了减少风险和代价的基础，并不是使战略实施完全避免了风险。以此观之，“战略并不是创造和实施一项计划以直通向某个特定目标的实现——它是一种思考方法，在你观察周围事物时必须时刻在脑海中运转，并且渗入你所制定的每一决策之中”。④所以，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实施既区别于其战略制定，有着特定的职能和任务，需要充分运用特殊的领导和激励技能，广泛动员和协调职业教育的管理者、教师、学生、家长以及行业企业领导和专家等，以获得最广泛的支持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不断积累发展优势；又与战略制定有着密切的联系，往往需要将战略制定的相关思路、技术和方法用到战略实施过程中，在“分析—决策—执行—反馈—再分析—再决策—再执行”中实现动态调整。
职业教育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教育具有更大程度的开放性、社会性。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实施需要综合运筹权力及其影响力、组织结构、内部协作、信息共享、人员激励、管理控制、文化支持等因素，协调好战略与区域职业教育的管理能力、内外部组织以及文化支持系统等方面的关系，确保资源配置、运行机制等与实现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之间保持协调一致。
二、区域职业教育战略实施的主要风险
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实施相对于其战略制定是一种承接关系。这种时序上的关联，不仅使得战略实施与战略制定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关系，而且使得战略实施在政策、经费、师资、课程、管理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第一，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实施与其战略制定的复杂关系，存在着导致战略实施难以实现战略目标的风险。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制定尽管往往受到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会被投入大量的人力、时间、资金等，但这并不必然保证战略制定的规划就是适宜本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因为战略规划本身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科学标准，只能以相对意义上的适宜与否进行评价，主要是战略规划是否合理分析了区域职业教育面临的经济、社会、人口、政策、文化等外部环境所带来的机遇和威胁以及内部系统的优势和弱点，并能否据此趋利避害地确立适宜本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任务等。现实中，战略制定往往会受到来自政治约束、利益博弈、主观认知等因素的影响，或在政绩驱动下使战略目标流于“大、空、全”，或在利益诱引下使战略任务偏向于可获得政府经费的“项目、工程、计划”而忽视了某些更重要的内容，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一种简化的二元分析框架内，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制定可分为适宜和不适宜两类，其战略实施可分为优异和很差两种，并由此在时序组合上形成一种四重关系结构。其中，除了适宜的战略制定与优异的战略实施构成了一种理想的状况外，很差的战略实施对于适宜与不适宜的战略制定或将带来麻烦或将导致失败，只是优异的战略实施对于不适宜的战略制定在特定情况下有可能通过行动过程中的及时修正、纠偏而挽救所潜在的风险和危机。
第二，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内在不确定性，使得战略实施具有内在的风险性。职业教育依赖于学校、行业、企业等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不同利益相关者拥有不同的资源，处于市场和社会关系的不同立场，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这都使得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实施较之于其他类型教育更易受到来自教育内部、用人机构、社会大众等方方面面的影响或干预，使得原本一般情况下战略实施需要面对的复杂关系，在适用于区域职业教育的时候就显得更为千头万绪。职业教育既没有高等教育那么高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普通教育那么高的社会关注，却需要依赖于更广泛的资源支持和更繁多的环节保障，无疑增加了区域职业教育战略实施的风险性。引致风险的主要环节包括：关键实施任务和行动描述不清晰，不能为所有相关管理者、教师等知晓；行政部门、学校或相关组织的管理者领导和指导的不足；对一线教师及其他相关教学人员指导和培训不足；参与战略实施的相关管理人员、教师等能力不能满足要求；实施进展落后于预定实施计划，影响了大多管理者和教师的士气和信心；相关部门行动协调无效，相关政策、经费、人事等不能得到落实；出现未预料到的大量优秀教师外流、主干专业生源剧降等重大问题；宏观政策调整、经济大幅波动等不可控的外部环境因素；信息系统对过程管理、资源配置等行动进行有效监测和反馈。
以上只是区域职业教育战略实施中出现的部分情况，在实际的运作中要远远复杂得多。要避免上述状况的发生，必须时刻对内外部环境和自身状况保持高度的敏锐性和战略洞察力，采取有效的应变对策。
三、区域职业教育战略实施的基本原则
由于对影响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变化把握不可能很全面、很准确，特别是宏观经济和产业发展作为影响需求变化的主要因素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格局中日益显得扑朔迷离，结构化人才需求的科学预测仍是有待解决的普遍性难题，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又极为复杂，战略规划及其在实施中的调整都往往难以达到最优状况，而且战略实施由于外部环境及内部条件的急速或剧烈变化，常常会遇到许多在制定战略时未估计到或者不可能完全估计到的问题。所以，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实施应把握好以下几项原则：
第一，统一领导原则。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实施，通常应在由地区政府及教育、人社等相关行政部门以及职业院校的领导者组成的专门机构（如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委员会等）的统一领导、指挥下进行。只有这样，区域职业教育的组织结构调整、人才资源配置、文化系统建设、信息沟通控制、激励制度改革等各方面才能相互协调、平衡，并使行政机构、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为实现战略目标而卓有成效地运行。这通常要求各相关单位只能接受一个上级的命令，否则，多重的领导将可能导致指令的不协调而使得参与单位及相关人员不知所措。并且，在统一的领导体制下，也才更有可能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及时使已经发生变革的基础结构与创新实践制度化、合法化，以此鼓励变革继续进行下去”⑤。当然，这并不排斥合理的分权，相反要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建立权责利对等的组织和领导结构，即“我们需要在每一个层面上都有领导者”⑥，从而使战略实施中所发生的问题能在小范围、低层次得以解决，不会放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去解决，以减小代价。
第二，适度合理原则。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实施总是面临着很多特定的现实问题，特别是课程教学、教师培养、实训基地等诸多局部和细节性的问题，但是这些特定的、局部的、细节性的问题又常常影响战略最终的成败。即言之，“教育系统的变化总是存在‘蝴蝶效应’。在一个教育复杂系统中，最小的不确定性也会通过粘合而得以放大，并会在某一个岔点上引起突变”⑦。这要求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实施不仅需要参与者时刻保持较高的洞察力和明判变化的品格，而且需要各参与者具有大胆创造、大量革新的能力，特别是关键部门、关键环节的执行者。换言之，“我们不应把教育系统看成是一种垂直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体系，而应把所有的变革参与者都看成是一个系统中的成员。使变革获得成功的唯一方法就是变革过程中每一位参与者都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同时学会信任连续体中的其他成员，相信他们也能够做好他们自己的工作”。⑧因此，战略实施过程也是对战略的创造过程，是一种由领导层、咨询者、制定者等部分人员主导的战略创造转向所有人参与的战略创造过程，战略的某些内容或特征只要不妨碍总体目标及战略的实现，就可以进行合理调整。
第三，情境权变原则。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实施往往面临着其他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定位冲突和现实竞争、大众对职业教育选择的变化以及国内外经济社会形势突变导致的人才需求调整等多重事件和因素的不确定性，甚至使原定战略规划变得不合适或不可行。这关键在于根据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经济、人口等环境条件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对战略规划及其实施方案进行合理、适度的调整。具体而言，要求识别战略实施中的外部经济、社会、人口、文化以及内部组织结构、资源配置、专业状况、师资素质等关键变量的动态，并对它作出量化或质性分析，根据其变化情况，对原定战略作出调整与否的判定，并准备相应的替代方案，以使职业教育机构及其成员有充分的应变能力，否则，调整滞后或调整过度，都有可能造成专业与产业的结构性失衡、职业学校资源的丰枯不均、毕业生就业难度剧增或入学人数陡降等影响事业发展的重大不利状况。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实施只有因时因地进行合理调整，才能保持必要的灵活性和取得成功。
四、区域职业教育战略实施的基本策略
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实施既有一般战略实施的通行规律，需要遵循基本的要求和规范，包括借鉴企业组织战略实施中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也有其自身的特性要求，需要充分关注教育的非营利性，除了防止地区教育或学校的财政发生恶化的情况，不能以经济指标作为观测发展状况的主要指标，以及其区域性战略的特征，区别于企业等组织战略，与此关联的区域职业教育，还具有文化性的内涵，存在着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等相区别的地方……因此，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实施，需要制定一套旨在实现战略目标的方针和方法的总体方案，即应对形势变化的行动策略。借鉴企业竞争战略、区域发展战略等实施的经验和模式，区域职业教育战略实施可采用的策略通常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变革主导。在战略实施中，领导者（或其在教育专家、咨询机构等某些力量的帮助下）对组织进行一系列的变革，如建立新的组织机构、新的管理系统，改革人事制度，甚至是实施学校撤并为主要内容的布局调整等，并借助相关的激励手段和控制系统等促进战略的实施和增强战略成功的机会。这主要包括：利用新的组织机构和参谋人员向管理者、广大教师等各相关参与者传递战略规划的目标、指导思想和重点任务等，并把各主体的注意力和整个系统的资源集中于规划的重点领域；建立战略规划系统、效益评价系统，采用各项激励政策以便支持战略的实施；充分调动组织内部管理者、教师的积极性，争取各部分人员对战略规划及其实施的支持。当然，这种策略由于对原有格局改变较大，会涉及众多的部门和个人利益，往往遇到较大的改革阻力，进而影响到战略实施的组织动力和成效。在此意义上，“战略实施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管理者激励雇员能力的大小，它与其说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是一种艺术。”⑨
第二，文化响应。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是广义文化的特定领域，特别是集中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和以履行文化传承为主要职责，有着内在的文化属性。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实施，通常应充分运用组织文化的手段，不断向包括行政部门、学校以及相关行业企业等单位的战略参与者灌输战略思想，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使所有成员在共同的文化基础上参与战略实施活动。这种方式有利于打破地区领导者、战略制定者与执行者的界限，发挥每个主体参与战略规划和实施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够最广泛地集聚智力资源，并使各相关单位成员都能在共同的目标下工作，使战略规划迅速实施，减小风险。只是该策略对管理人员、教师等参与者的知识水平和参与程度要求较高，极为强烈的学校文化可能会掩饰组织中的某些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主管部门的行政文化存在一定冲突，各层级的控制权分配难以有效把握，可能会耗费较多的人力和时间，存在流于形式的可能。
第三，合作协同。职业教育的核心是实现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内在地要求需要建立教育与行业、学校与企业、教师与师傅等多种层面的协作关系，特别是小组学习也逐渐成为职业教育中不断被验证的有效的教与学形式。这种策略的重点是构建有利于各相关主体有效合作的体制机制环境，并要求领导者充分考虑如何让其他高层管理人员从战略实施一开始就承担有关的战略责任。具体包括：行政领导者、学校领导者核心任务主要是组建合格、胜任的战略制定及实施的管理人员队伍，并使他们能够很好地合作；建立领导者经常与其他高层管理者共同充分讨论战略问题的制度，形成尽可能一致的意见，使各高层管理者都能够在战略实施过程中作出各自的贡献。由于战略的制定是建立在集体考虑的基础上，因而提高了战略实施成功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战略是不同观点、不同目的的参与者相互协商折中的产物，这可能会使战略的合理性、独特性降低；同时，保留着谋略者与执行者的明显分工，存在不能充分调动全体管理人员智慧和积极性的可能。因此，“人际关系技能对战略实施的成功与否尤为重要。”⑩
第四，权威指令。在现行体制下，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实施，还往往是一种行政主导的战略行动模式，彰显着较为浓重的政府主导色彩。其特点是，领导者考虑如何制定最佳战略的问题，由领导者向高层管理人员宣布组织战略，并强制下层管理人员执行。这要求领导者包括行政部门和学校的领导者具有较高的权威，靠其权威通过各种指令来推动战略实施；往往在本地区职业教育或相关职业学校处于强有力的竞争地位和其战略比较容易实施的条件下运用，战略实施需倚赖的资源较为宽松；行政部门、职业学校等有关管理机构具有较高的信息处理能力和相关保障条件，能够准确、有效地收集信息并能及时汇总给领导者；需要有较为客观的规划人员，较少受本位利益干扰。然而，这种方式把战略制定者与执行者分开，受主要领导者意志和风格的影响较大，即高层管理者制定战略，强制下层管理者执行战略，因此，下层管理者缺少了执行战略的动力和创造精神，甚至会产生拒绝战略执行的组织阻力。
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实施，核心在于围绕战略目标，确保资源的重点投入，获取和积累发展优势，形成区域职业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如果……没有重点，没有将注意力关注在目标上，没有合理地分配资源，那么早期阶段高强度的关注于克服困难的心理压力将使……陷入迷途”??，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也将难以实施和深入推进，难以获得高质量的成效。然而，缘于我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以及体制局限等因素，区域职业教育的战略实施必须以体制创新为前提，重点在体制上做好城乡统筹和校企统筹，在省级和部分地市级还应做好区域统筹，建立起“优势互补、对口互助、联合互动、利益共赢和高一级政府统筹”的机制。
［注释］
①钮先钟.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新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33.
②（美）丹尼尔·若雷，赫伯特·谢尔曼.从战略到变革［M］.周艳，赵炬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
③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5.
④（英）凯万·威廉斯.战略管理［M］.钱锋，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72.
⑤⑧（美）吉纳·E.霍尔，雪莱·M.霍德.实施变革：模式、原则与困境［M］.吴晓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17，14.
⑥（加）麦克尔·富兰.变革的力量——深度变革［M］.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加拿大多伦国际学院，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