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20 16:35:16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古代德育的特点，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中国古代对外传播主要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不同的方式与亚洲、非洲、欧洲的国家进行交往和联系，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也传播了中华文明。中国古代的对外传播在对外关系中得到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秦汉时期：对外传播的萌发与尝试。西汉时期，汉武帝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成为中外关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于是，以张骞通西域为内容的传播活动，掀开了中国传播史上对外传播的第一页。”①张骞出使西域，与大宛、安息等国建立了正式的通使往来，也将汉王朝的丝织品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入了西域各国。此后，中国与西亚、欧洲的通商关系逐步发展起来，中国的丝绸、漆器和冶铁、水利技术等相继传入西域国家，而西域的皮毛、瓜果等也传入中国，并形成了世界文明的“丝绸之路”。“张骞通西域无异于给形式上和精神上的万里长城都打开了一道缺口，使中国人得以了解更遥远的世界，也让世界在相互往来中了解了东方大国――中国。因此，张骞开通对外传播通道，堪称中国传播史上意义深远的一个壮举，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②
唐代时期：对外传播的进一步发展。唐朝时，中国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陆路和海路的对外交通都比以往更加发达。唐都长安成为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这一时期是中外关系史对外传播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那时，日本、新罗等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学者、商贾等不断来唐朝访问和进行贸易，唐朝派使臣、僧侣前往国外进行交流。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大量输入亚欧各国，其他国家的物产如新罗的人参、牛黄，中亚的音乐、舞蹈等也被引入中国。中国与罗马、阿拉伯等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些地方从社会制度到生活习俗，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玄奘西游和鉴真东渡也促进了唐朝与西亚、日本的宗教文化交流，为中外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宋元时期：对外传播的不平衡发展。两宋时期，国内出现了区域性王朝，宋与辽、夏、金时战时和，丝绸之路出现断续，陆路交通受到影响。这一时期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依靠东南海路。由于造船技术的进步和指南针的应用，加上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海外贸易大大繁荣，贸易范围东到日本、朝鲜，西至非洲，商业活动日益活跃，也出现了泉州、广州等几个重要的海港。
元朝时，在海外贸易也相当活跃的同时，又增加了欧亚大陆的陆路交通。当时比较突出的是马可・波罗在中国游记的见闻引起了西方人对中华文明的兴趣，西方各国的使节、商人纷纷来到中国。在频繁的对外交往中，中国的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中外联系更加紧密。
明清时期：对外传播空前繁荣与接近尾声。明代时，政治安定，经济发展，为对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明初对周边邻国采取友好政策，不断派遣使臣互相访问。明成祖派遣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进行贸易和访问，用中国的瓷器、茶叶、铁器等换回了亚非各国的特产，如象牙、香料等。此后，亚非许多国家都先后派遣使臣前往中国。政府为了管理对外贸易，在宁波、泉州、广州设立市舶司。当时东南亚各国输华的商品也很多，大部分是奢侈品和药品，如犀角、象牙、玛瑙等。
郑和下西洋，加强了我国同亚、非许多国家的联系，显示了国力的强盛，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古代中国官方对外传播达到鼎盛。明中期以后，到前的三四百年时间，中国社会发展逐步落后，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也由开放趋向于闭关自守，中国的对外传播遭到破坏，逐步衰落。
中国古代对外传播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对外传播发展的脉络，其基本是积极主动地对外传播，并形成大致如下的特点：
传播背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稳定发展。对外传播作为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其物质和文化基础条件非常重要。一个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是进行对外传播的重要条件。只有具备良好的传播背景和条件，对外传播才能顺利进行。汉、唐、元等朝代的统一与强盛，为各自对外关系和对外传播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背景条件，使物质和文化的交流成为可能。而经济的繁荣和技术的进步为对外传播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技术支持，使各种交流和传播活动得以实现。中华文明在当时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又吸引其他国家来中国学习，为对外传播提供了文化上的优势资本。这不仅是对外传播的重要先决条件，也影响着对外传播的进程和效果。
传播环境：态度开放，政策开明。传播活动作为一种与社会密切相关的行为，其传播环境非常重要。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在对外传播上大都比较开明、开放，乐于与别国交往，并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从秦汉到明朝初年，中国对外部世界采取积极主动的开放态度，许多对外关系和对外传播的活动都是由政府发起或支持的。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建立起友好关系，与东西方各国发生了频繁的政治交往和经济联系。唐朝政府设立了鸿胪寺接待外国使者和宾客，在很多地方设置商馆以招待外商，还设立了互市监、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宋朝政府除了采取措施招揽海商来华贸易外，还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元朝的统治者也采取了开放政策，促进了对外关系的发展，使中外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明初推行朝贡贸易，对周边邻国采取友好政策，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达到了与这些国家和平友好的目的，明朝还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
传播方式：以官方传播为主，与民间传播相结合。“按照一般规律，中外关系的确立，总是先从民间的相互接触开始，然后才有官方的往来以及对这种民间往来的认可与规定。……同时，民间交往又往往是官方交往的继续。……这样，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交通路线的开辟和经济、文化交流――官方外交关系的建立――更广泛的民间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就呈现为一种带规律性的趋向。”③所以，从先秦到明清，在民间交往的基础上，官方交往渗入并成为传播主流。而官方又凭借其强大的影响力在加强中国与其他各国交流的同时，也促使民间往来更加密切。汉时，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在政治交往的同时，促进了民间的交往，开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和畅通局面。明朝时期，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远洋航行取得了巨大成就，随之私人的海上活动也无比活跃，通过与亚、非地区的政治、经济交往，加强了与各国的联系。
因此，中国古代的对外传播是既有官方传播的正规性和组织性，又具有民间传播的自由性和广泛性，这两个传播主体互为补充。
传播媒介：借助海、陆交通和人际传播。对外传播作为一种传播活动，媒介是其必不可少的要素。古代对外传播的媒介主要就是海路和陆路交通路线，以人际传播为主要形式。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陆上“丝绸之路”逐步兴盛起来，一时间，“使者相望于道”④，丝绸之路从此成为中国与世界互相了解、交流的文明传播之路。从隋代到唐代中期，虽然对外海上交通有所发展，但未能超过陆路交通，而到了唐代中期以后，海上交通则比陆路交通更为发达了。宋代时，中国海外贸易范围已经扩大到东起日本、朝鲜，西至地中海沿岸和北非、东非的广大地区。明初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有了新的发展，是当时对外传播的重要通道，通过海上贸易，中国的文明被传送到大洋彼岸的国家。在传播过程中，中国派遣的使节、民间的商人、僧侣等是主要的传播者。他们通过人际传播，将中华文明带到其他国家，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
传播内容：以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为主。中国古代的对外传播主要就是物质和文化的传播。中国是物产丰富、国力强盛的国家，所以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把丝绸、铁器、陶瓷等丰富的物产带入当时并不十分发达的中亚、非洲等地，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汉代对外输出的主要是丝绸和漆器；宋代则将大批物产输送到东南亚地区；明代的朝贡贸易更是出口了大量物品，据明史诸籍所载，主要有瓷器、铁器、金、银等。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其技术与文化也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伴随物质交流的同时，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也更加频繁。唐朝时期，中国儒学在日本等国盛行，中国的四大发明也开始向外传播，并产生了更加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使者和商人把先进的冶铁技术、养蚕技术以及四大发明等传播到中亚、西亚和欧洲，中国的思想文化、风俗、生活习惯等也对他国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先进文明的广泛传播加速了其他国家的发展进程。
传播效果：加强了中外联系和交流。中国古代的对外传播是对外关系的一部分，对促进中外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汉代与东西方各国的交往，使得许多物品输入中国，尤其在武帝时，“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唐代文明的巨大魅力则吸引了一大批国外使节前来学习，他们将古老的中国文明带回各自的国家，同时也将国外的宗教、艺术等传入中国。元朝统治者则采取开放政策，大力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吸收各种精髓来武装自己。可以说，古代中国的对外传播基本上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在传播中发扬了中华文明，也在传播中吸
取了他国文化，取长补短，促进了双方的共同进步。
中国古代对外传播的意义
中国古代通过政治交往、商业往来、文化交流等各种形式的对外传播，把先进的文化传播到周围的国家和地区，让世界开始了解中国。同时，中国也积极地吸收和利用外来的文化，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以，中国古代对外传播在中外关系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1.对外传播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窗口，让世界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了解了世界。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各种文明互相交流，互通有无，相互学习。中国使节、商人、僧侣遍布亚洲、北非以及欧洲的部分地区。中华文明的大量传播加速了所到之处的文明发展，为这些地区和民族的历史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2.对外传播加强了中国与亚洲、非洲、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往来，为古代中国国家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文明的传承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也促进了地区的融合，形成了区域性的和平环境。
3.对外传播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文明在当时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显示了中国的兴盛繁荣，展现了古代中国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影响力和感染力，有利于中华文明的发扬光大和继承流传。
结语
中国古代的对外传播是中国传播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一部分。通过对其进行回顾和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更应该结合目前的国家现状制定一系列对外传播政策，采取有效的传播方式，通过各种媒介，更广泛、更深入地传播中国的文化，同时也要注意吸收国外的先进事物，使对外传播取得更好的效果。
注 释：
①②李敬一：《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186页。
③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科举制度诞生后，整个社会的文人蜂拥挤向科举，力争入仕，蒙学教育也在这种背景刺激之下得到发展与普及。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唐代科举设“童子科”，规定儿童“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新唐书•选举志》)可以证明。蒙学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士人将来参加科举打好最早的基础，甚至一些蒙学教育，本身的目的就是直接为科举的。正是这样互相衔接的关系，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影响之下，蒙学教育的出现、发展、兴盛，无不打上了科举的烙印。唐代参加科举者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生徒”，一为“乡贡”。“乡贡”中以私学出身的人居多，在唐代所选的士中，占有很大比例。这恰恰说明出身“乡贡”的士子们，所接受的教育中包含了蒙学阶段教育的部分，而当中也必然有学习书法的经历。
(二)蒙学教育中的书法教材以识字、习字为主要内容
唐代蒙学课程由于传统儒学的影响，教育的主要内容仍是学经，如《孝经》既是“童子科”的考试内容之一，也是国子监中的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共同课程。唐玄宗时期，明令老百姓须读《孝经》。这些做法自然而然会对当时的蒙学教育内容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科举制度的需要，教育内容还包括了识字、史学、诗赋文章和道德教育等方面。由于书法在官学和科举中地位特殊，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蒙学教育。唐代保存和流传下来的书法教学的论文数量相当多，足以证明这一点。本文在此通过对《千字文》的简述，希望能对唐代蒙学的书法教育现象有个大致了解。《千字文》的来源和编著情况说法不一，现在一般以唐代姚思廉的《梁书》中记载的内容为通行观点:“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主。”［6］《千字文》作为通俗识字教材，在唐代十分流行。《太平广记》卷二零七“僧智永”条载，隋时曾经临摹八百本《千字文》散发于人。《朝野佥载》卷五，并州人毛俊之子四岁被武则天召进宫内试字《千字文》，皆能暗书。《封氏闻见记》卷十还有天宝间进士周逖改编《千字文》一事。另外，据今人高明士考证，在敦煌遗书中，《千字文》的书本多达32种，更有藏华对照本、汉蕃对音本。《唐摭言》卷十记载:“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甲辰淮浙荒乱，避地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资。未几，遘疾而终。”［7］1969年在新疆吐鲁番考古工作者清理的一座唐墓中发现了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原风里义学生卜天寿的《论语郑玄注》抄本残卷，该卷后附杂抄部分，就有《千字文》开头五句。这不仅说明了《千字文》是唐代蒙学教育中较普遍的初级识字、习字教材，同时卜天寿抄本残卷的发现也证明了唐代蒙学教育的普及(不仅中原地区相当发达，而且也渗透到少数民族地区，并且学习的内容和教材也基本相同，可见《千字文》波及范围有多广)。
(三)蒙学阶级的习字教学方法和内容主要是围绕执笔、用笔、结构来进行
“楷法遒美”的科举要求直接影响到唐代官学和私学中书法教育的各个层面，蒙学中的书法教学也大都集中在对楷法的诠释上。楷书风格在唐代成熟，为总结汉字的造型规律提供了有效的现实经验。在唐代出现了许多关于楷书的初级习字教学法。如欧阳询的《八诀》《三十六法》和《用笔论》。《八诀》讲怎么写笔画，《三十六法》讲怎样结构造型，《用笔论》则专谈笔方法。蔡希悰《法书论》中记载“旭尝云:或问书法之妙。何得齐古人?曰: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须口传手授，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布置……其次变通适怀……其次在纸笔精佳。”［8］张旭强调了学习的次序，即首先是执笔，其次是用笔，再次是结构，最后是变通适怀和纸笔精佳，而前三者正是唐代初级书法教学的主要内容。可见唐代蒙学中的书法教学受科举重书等原因的影响，以实用性为主，形成了大量相对成熟的针对蒙学儿童的教学方法，对后世的影响也极其深远，不少教学思想和方法至今在书法教材中屡见不鲜。
3、重文轻武、重文轻理，甚至完全不教授自然科学。
4、学生自由发挥的余地很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