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30 15:18:56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生物材料现状，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生物材料也叫生物医用材料，是一种植入生命系统内或与生命系统相结合而设计的物质，它与生命体不起药理反应。主要用于人工器官、外科修复、理疗康复、诊断、检查及治疗疾患等医疗、保健等领域，能执行、增进或替换因疾病、损伤等失去的某种功能或能恢复缺陷部位，其作用药物不可替代。
生物材料的发展已经有非常长的历史，自人类认识了解材料起，就有了生物材料端倪。有学者依据生物医学材料的发展历史及材料本身的特点，将已有的材料分为三代，它们各自都有自己明显的特点和发展时期，代表了生物医学材料发展的不同水平，如图1所示。
生物材料的分类
当今社会医学水平的提高以及人类生活质量的改善，大大促进了生物材料的发展，生物材料应用广泛，品种众多，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生物材料可以分为见表1。
Two
国内外生物材料产业发展现状
生物材料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又兼有重大的社会效益。随着人类文明进步以及经济的快速增长，人类更加注重生活品质，更加注重康复和保健，这给予生物材料产业庞大的市场。与此同时，交通工具大量涌现，生活节奏加快，这给疾病、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的发生提供了温床。因此，发展用于人体组织和器官再生与修复的生物医用材料具有重大社会效益。
国际生物材料产业发展现状
国际社会日益重视生物材料的研究与产业发展。生物材料的研究和产业化对社会和经济的重大作用正日益受到各国政府、产业界和科学界的高度重视，其研究与开发被许多国家列入高技术关键新材料发展计划，并迅速成为国际高技术制高点之一。美国国防部将生物材料列入5 种高技术关键新材料发展规划。德国、日本、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及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纷纷公布自己的生物材料研究计划及巨额投资来吸引人才或引导投资，以期能够在此领域内的世界性竞争中占一席之地。目前，美国、西欧、澳大利亚和日本均组建了10余个高级别多学科交叉的国家生物材料与工程中心。
生物材料产业的经济地位日益提高，有望成为本世纪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近年来，世界生物材料市场发展势头更为迅猛，其发展态势可与信息、汽车产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比。全球生物材料市场规模迅猛扩张，其中1995年至2010年期间，全球生物材料市场规模增长了19倍，达到了4000亿美元。
就市场需求面而言，主要市场增长动力来自于欧、美、日等国家老年人口数目提升及慢性疾病问题逐渐增加，对于人工关节等骨科应用及心脏支架等心血管应用的需求持续攀升，预期未来市场将仍维持稳定成长趋势。同时由于全球生医材料的应用领域的扩展、产品技术的改良和人们对生物材料产品接受度的逐渐提升，也是促使生物材料市场需求和提升市场规模的主要推动力。预计在不久的将来生物医用材料及其制品产业成为本世纪经济的一个支柱性产业。
国内生物材料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生物材料产业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现在为止，仍然属于起步阶段。我国生物医用材料研制和生产迅速发展，初具规模，已经成为一个新兴产业，总产值的增长率远高于国民经济平均发展速度。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1年，我国生物产业年均增长均超过20%。然而，我国生物材料产业所占全球生物材料市场份额较低，最高时仅占2%左右。
我国生物材料发展起步晚，发展基础薄弱。由于我国生物材料研究和产业化起步较晚，导致我国在生物材料市场全球竞争中失去先机。目前，我国生物材料企业产品没有自己的专有产品和自主知识产权，生产的产品大都属于在国外技术非常成熟且国外厂商并不愿意生产的初级产品。同时由于生产技术装备、管理与操作工素质等因素，导致目前我国生产的生物材料质量一直处于中低档水平，鲜见有高质量的国产生物材料。由于我国生物材料质量问题，我国生物材料与制品约有70%～80%需要进口，且我国生物材料和制品所占世界市场份额不足1.5%。
我国政府日益重视生物材料产业发展。2006年国务院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不仅将生物技术作为科技发展的5个战略重点之一，同时在基础研究等方面也给予了高度重视。2010年9月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也将生物产业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明确指出要求“加快先进医疗设备、医用材料等生物医学工程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促进规模化发展”。在2011年7月科技部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第四部分“四、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包括生物材料在内的生物产业。
我国生物材料产业市场前景广阔。据民政部门报告，我国现有的肢体不健全患者已超过1500万个，其中肢残患者约800万个；由类风湿引发的大骨节病患者有数百万；冠心病患者已超过1000万个；白内障盲人约500万个；牙缺损和牙缺失患者高达3亿～4亿人；肝炎病毒携带者1.2亿人；心血管病患者2000万人；需计划生育的育龄妇女2000万人；伴随人口老龄化（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39亿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0.69%） 的骨质疏松患者7000万人；每年由于疾病、交通事故和运动创伤等造成的骨缺损和缺失患者人数近1000万人；需要进行颅颌面等整形的人数有数千万人。这还不包括数目庞大的各类软组织、血液和器官疾病患者人数。
上述疾病的治疗均需要生物材料，从而为生物材料产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据统计，仅2008年，包括生物材料在内的生物行业总产值就已经突破8000亿元人民币。在“十二五”发展热点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兴栋表示，生物医学材料的技术和产业都处于起步阶段，并在不断变革之中，我国生物医学材料市场正处于“井喷”前夕，前景比较广阔；保守估计，到2015年，将实现销售额200亿美元，同期国际市场份额为6.2%，带动相关产业收入将达600亿美元。
Three
滨海新区生物材料产业发展现状
滨海新区生物材料产业技术研发能力不强、产业基础薄弱，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关联产业如生物医药、新材料均是滨海新区核心产业，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以及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等科研实力雄厚的教学与研究机构在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都有很强的科研实力，这对滨海新区今后发展生物材料产业提供了可能。由此可见，虽然滨海新区发展现状不尽人意，但是具有很大的市场发展潜力。
滨海新区研发能力不强，研究领域处于空白
根据布局在滨海新区的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等创新机构的研究方向发现，滨海新区虽然拥有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南开大学泰达学院、天津大学滨海工业研究院以及天津科技大学等生物领域的研究与教学机构，但对于生物材料或生物医学工程相关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虽然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在生物材料领域科技成果产出较多，有较强的科研能力，但相关研发团队基本分布在市内的校区，辐射滨海新区的能力有限。
产品结构单一、企业数量偏少
滨海新区拥有生物材料领域的企业较少，产品结构单一，企业分布也较分散，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天津世纪康泰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原天津泰达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和天津国韵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是滨海新区为数不多的生物材料公司。世纪康泰主要产品为人工晶体系列产品，而国韵生物材料主要产品则是可完全生物降解的生物基高分子材料聚羟基烷酸酯（PHA）及其应用产品，虽同属滨海新区但产品相关度低，再加上滨海新区相关企业稀少，无法形成有力的产业发展合力。
政策支持乏力，滨海新区相关政策处于真空状态
天津市有关支持生物材料发展的政策，仅有《天津市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在生物医药及工程技术领域提到“医用纳米生物材料与技术，骨科植入材料和医用塑料技术与产品；”和新材料和纳米技术领域中提到“生物医学材料重点发展可控生物降解材料，具有天然生理功能的人工器官和组织工程材料，环境响应医用材料，研究材料的生物相容性及其评价方法。”，后续具体的支持政策没有出台，仅停留在规划层面。甚至在滨海新区十二五规划中也没有体现支持生物材料产业或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发展的相关内容。
Four
滨海新区应对策略
结合滨海新区生物材料产业发展所面临的起步晚、研发能力不强、产业基础薄弱等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加强原始创新研究，重点突破
当前，滨海新区生物材料领域原始创新能力偏低，原始创新研究成果稀少。为改变这一局面，建议一是根据“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选择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从滨海新区企业的紧迫需求出发，着力突破重大关键、共性技术，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积极推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结合实际形势，积极研发新产品，推动产品升级换代，提高产品附加值。
整合研究机构，协同创新
根据研究基础、领域需求，整合研究机构和共享研究资源，避免散兵游勇独立作战，既可以避免重复研究，使科研长期处于低水平，也可以促进资源共享，提高研究水平，开发出更多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共同推动研究工作健康发展；理顺、构建材料合成与选择、体外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等不同阶段的试验流程，避免因好的材料由于各种试验不能按计划完成导致无法报批形成产业化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严格、规范和简化报批程序，鼓励跨领域、跨学科的科技人员协同创新，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衔接，重视技术集成。
注重科技招商，填补空白
针对滨海新区生物材料领域产业基础薄弱、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滨海新区应加大科技招商工作力度，以填补产业和技术空白为目标，以国家生物医药国际创新园、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南开大学泰达学院、天津大学滨海工业研究、天津科技大学等创新机构和滨海新区生物医药科技企业孵化转化载体、科技园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等招商载体为招商引智平台，有针对地吸引技术能力突出、产品竞争能力强的生物材料企业和海内外高端人才来滨海新区落户，以期可以填补滨海新区产业技术空白，加速滨海新区生物材料产业全链条的形成。
整合社会资源，推动科技成果在滨海新区转化
一、辽宁省中小企业的现状
2009年辽宁省共有中小企业180.3万户(包含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1121.57万人，全省中小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5069亿元，增长25.8%；全省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7907亿元，占全省GDP的57%，增长20.9%，增幅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实现出货值918亿元，增长10.3%，增幅比上年下降22.02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913亿元，增长22.6%，增幅比上年下降6.9个百分点；上交税金1002亿元，增长22%，增幅比上年下降6.7个百分点。
最新调查表明，随着我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扩张能力明显增强。近几年来，我省民营企业在装备制造、原材料工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比重也逐步增大，装备制造业已经成为我省民营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并成为我省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辽宁省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1.投资管理缺乏科学性。一是盲目投资、决策失误而导致的投资风险。我国很多中小型企业都存在这种情况。片面追求“热门”产业，有些企业甚至片面认为国家调控什么就应该上什么，肯定能赚钱。
二是对项目建设和经营过程中将要发生的现金流量缺乏可靠的预测，仓促上马。一旦国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收紧银行信贷，使得建设资金不能如期到位，企业就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甚至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三是企业最高管理层风险意识弱。风险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到企业投资风险管理的控制，管理风险意识弱的企业根本不进行投资风险控制。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这无疑是企业的致命弱点。投资风险管理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管理，要求财务人员具备高等数学知识、统计知识以及一定的分析、处理数据的能力，现在中小企业财务人员的素质距此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2. 融资困难且周转资金不足。由于辽宁省中小企业资产规模普遍较小，大多不具备直接上市融资的资格，民间融资又受到许多限制，这就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非常单一。调查显示，有90％的企业在回答“当贵企业遇到资金困难”时选择了“向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贷款”。 公司债券和外部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占不到 1%。此外，参与调查的中小企业在资金来源和构成上，仍以选择银行贷款为主，贷款渠道单一，抵押贷款仍为主要方式。
3.应收账款回收困难。辽宁省中小企业GDP连续几年两位数增长,销售收入连年增长但是并没有带来利润的持续增长，一些企业亏损,主要是由于应收账款居高不下占用资金较大造成的。中小企业由于要占领市场，一些企业发货不付款，形成大量的应收账款。应收账款清欠难，直接影响了中小企业资金短缺，导致资金链断裂，无法持续经营，直接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一是应收账款占用流动资金数额过大，加剧了企业周转资金不足的困难。
二是企业管理不到位，有些应收账款清欠不及时，不发询证函，导致欠账企业赖账不还，时间长了，形成呆死账。
三是中小企业因为规模小,没有对客户的信用情况进行系统调查和分析，很难建立一套科学的赊销政策，而在没有科学的赊销政策的情况下，要么影响企业的产品销售，要么造成大量的应收账款难以收回、不能兑现，从而形成了大量的呆账、坏账，造成企业的资金周转不灵。
三、解决中小企业财务管理问题的对策
1.科学合理的进行投资决策。中小企业在进行投资时，以财务部门提供的真实的各项财务指标做依据，对产品的先进性，市场生产力，市场竞争力等几个方面正确的进行科学预测和决策。在投资方式上应以中、短期投资为主，采用多元化投资，合理分散投资风险。在投资方向上应以对内投资为基础，主要是对新产品试制的投资、技术设备更新改造的投资、人力资源的投资等。目前应加强人力资源的投资，拥有一定的高素质管理人才及技术型人才，是企业制胜的法宝。同时，政府应为创业初期的中小企业提供较为完善的市场调研及行业前景分析，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以减少投资的盲目性。
2. 建立专门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金融中介机构。一是加强政府应财政资金，提高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融资能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以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为核心是从实际出发的一种现实选择。二是政府应多开展与银企对接活动，帮助中小企业争取信贷支持。辽宁省中小企业应多采取“多家银行对一个市、一家银行对多个市”等灵活多样的对接方式，通过与国家开发银行共同组建的省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征集、考查和筛选贷款项目，对成熟项目进行重点服务，使企业尽快获得贷款。同时，应积极推动和支持境外银行在我省开展中小企业贷款业务，开拓了中小企业国际融资渠道。三是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档案。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档案，全面、客观地记录中小企业基本信息和经营活动，以此来反映企业的信用状况，达到银企信息对称。四是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相结合。财政政策仅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一个方面，政府还应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有机的结合，积极搭建银行、担保机构和中小企业的贷款融资平台，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这将是辽宁省完善中小企业融资制度、推荐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一项核心内容。
3.建立应收账款控制机制。一是应收账款赊销额度控制。应收账款赊销额度是企业允许客户的最大限额，企业应将每月末应收账款余额控制在全年主营业务收入的2%以内。二是应建立销售收款责任制，调用销售人员的积极性，要制定销售与收款同步发展的管理措施，确保销售款的及时回收，杜绝销售人员只管签订合同而不管实际收款的情况，这是防范应收账款风险的有效措施。三是建立完备的销售管理体系。缺乏管理的销售特别是赊销就是一个“没有收钱方案的送钱计划”。因此，中小企业需要建立一个完备的销售管理体系。特别是要建立完备的“赊销管理系统”，降低应收账款的风险。四是应收账款跟踪控制。回收应收账款责任应落实到个人，及时跟踪客户的经营动态，防止因客户经营不善造成损失的现象发生。根据客户的财务状况，正确估计应收账款的坏账风险，选择恰当的坏账会计政策。从财务实践看，选择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较为稳妥可行。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8-0090-02
儿童医疗服务体系承担着儿童疾病预防、诊治、治疗和康复等任务，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中国已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儿童医疗保健服务能力提出了挑战。使得儿童医疗保健工作的开展将使原来就满负重荷的儿童医疗保健系统承担更加沉重的任务。广东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近几年在儿童医疗保健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但依然要面对儿科医生数量逐年下降，出现“儿科医生荒”这一严肃的社会问题[1]。
一、现状及存在问题
1.儿童医疗保健资源总量不足，资源布局结构不合理。以广州市为例，广州市是广东省改革开放前沿的国际化大都市，经济发展快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其对于儿童医疗卫生的投入也不断增加，但在儿科现有医生数量与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预测中，医生数量仍存在较大差距。每千名儿童医生数、护士数、床位数相对较低，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儿童医疗服务需求。同时，儿保人员数量严重不足，人力资源区域分布不均。人员主要集中在二级及以下卫生机构；高学历高职称儿保医务人员数量少；医护比例配置不合理。
截止2011年底，在常驻人口的统计中，广东省每千名儿童拥有的医生数量为0.46人，与上海每千名儿童拥有1名儿科医生相比较，差距超过一倍；广东省每千名儿童拥有病床1.44张，这个数据在全省医疗机构总床位数中仅占6.9%，与我国占总人口17%的儿童数量不成比例。又因为广东省流动人口多，实际上儿科的病床拥有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而广东省儿科医生数量逐年下降，根据《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每千名儿童仅有0.43个儿科医生，缺口约20万人。广东省仅广州市的儿科医生缺口就已经突破2000人。
2.政府对妇幼保健院投入不足，缺乏合理科学的医护人员业务培训体系，妇幼保健机构儿科职能未完全发挥。在三级儿童医疗网络架构中，妇幼保健院在儿童医疗保健任务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除了承担了对托幼机构的儿童保健管理，同时还开展了大量的妇幼卫生项目工作，在促进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公平性及可及性上都较好[3]。但部分妇幼保健院仍存在一些问题。业务用房不足，基础设施缺乏，高学历和高职称人员少，医护比不合理。儿童医疗服务体系中的医护人员培训机会和时间偏少，儿科医护人员能力提高受限。在全国范围内的妇幼保健院重“妇”轻“幼”的畸形发展格局的情况下，综合医院及妇幼保健机构的儿科失守，也加重了儿童看病难的问题。
3.儿科医师人才队伍短缺，培养机制缺失，流失严重。首先，从1999年开始，我国为拓宽儿科医生的专业面，借鉴美国的经验而停止了儿科专业的招生，只有在研究生培养阶段才有儿科专业方向。这种改革措施失去了儿科医生培养的基础，影响了部分儿科医生的来源[4]。第二，儿科医生招聘难。培养一名合格的儿科医生起码需要8～10年左右的磨炼，培养周期长，回报却很低。第三，在每年的医学研究生招录时，儿科专业上分数线的名额都未能招满，只能等别的专业落榜者转专业，故这部分人专业思想不稳定。改革开放后，许多综合性医院甚至把儿科“抛弃”，少数综合医院中的儿科保留下来的，都是缘于政府的压力或是医院等级评审。儿科是一个需要其他部门补贴的科室，让许多儿科医生无法接受被“扶贫”的感觉，不少人选择了“逃离”，而坚守者整天疲于奔命[5]。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儿科医生流失率持续走高。
4.缺少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利用流向不合理，过度利用与利用不足同时存在，民众缺乏正确的儿童就医观念。民众对儿科医疗服务需求日益增长，但是就医观念和行为却存在偏差。一是民众对三甲医院儿科和儿童专科医院信任度较高，对社区医院和相当一部分综合医院儿科的信任度低；二是社区医院、综合医院和儿童专科医院之间的医疗信息网络不健全，缺乏适用于患者家属的正确的就医引导，缺少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三是患者家属因缺乏正确的就医引导，普遍不信任三甲医院儿科和儿童专科医院以外的医疗机构，而制度上也缺乏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加重了“儿童看病难”。
二、对策与建议
1.各级政府应调整卫生投入和支出结构，将儿童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列为重点建设项目。各级政府要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儿童医疗卫生投入力度，转变投入机制，完善补偿方法，落实各项政策，切实保障政策实施所需资金。各级政府在安排年度卫生投入预算时，要切实落实“政府卫生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幅度，政府卫生投入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提高”的要求，增加儿童医疗卫生投入占总卫生投入的比例。尽快设立儿科专项补助资金，专款专用，统筹用于全省儿童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2.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加大投入，增加妇幼保健院专项资助。中央深改组第十一次会议指出，要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基本定位，将公平可及、群众受益作为改革出发点和立足点，坚持探索创新，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运行的新机制。对于部分保健院未有儿科床位设置，建议各级政府及早提出对妇幼保健院儿科专科建设的规划，尽快落实规划提出的投入政策，切实保障政策落实的资金。增加妇幼保健院专项资助，用于儿科科室建设、人才培养等。同时加强妇幼保健院的儿童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加强儿童医疗保障人员继续教育，鼓励医务人员积极参加各类业务学习和培训；积极推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建设，加大对儿科临床医生的培训力度，增加学习儿科的内容及时间，提高儿科医护人员的服务能力。
3.加强广东省儿童医疗保健服务医护人员队伍建设。目前儿童医疗保健服务医生工作量大，但年收入相对较低等因素是儿科医护人员流失的重要原因。为留住儿科医护人才，可通过完善广东省儿童医疗保健医护人员的薪酬体系，调整儿科医护人员的薪酬制度，比如，适当提高儿科诊疗费用、体现儿科医生医疗服务复杂性的价值、增加儿科医护人员编制数等积极措施加以解决目前难题。各级医院内部可以从职称晋升、奖金分配、进修学习和科研立项等方面采取倾斜政策以此来稳定及壮大现有的儿童医疗保健队伍。重视儿科医生需求量日趋增长的现状，由省政府统筹领导，各市根据实际需求和现有供给等制定区域内的儿科人才培养计划，并纳入全省的卫生人才规划中。下大力气引进和培养一批技术水平高、医德高尚的科学领军人才，具体可以通过高校的“订单式培养”，委托高校定向培养儿科医生，做好人才储备以保障未来儿科医生数量能满足需求。
4.试点儿童医疗保健服务分级诊疗模式双向转诊机制。建议全省的市、区两级政府参照广东省家庭医师制试点方法，制定辖区内的家庭医师试点单位，通过制定各级医院儿科出入院标准和就医报销比例，加快形成基层儿科处置儿童常见病和多发病，大医院主要解决急危重症和疑难病症合理分工的诊疗模式，推进双向转诊的建立。同时，采取相关措施，不断提高基层儿科服务能力。大力宣传“小病在基层”、“就近择医”、“不盲目扎堆大医院”等就医观念，逐渐增强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信任程度，逐渐形成分工明确、协调配合、运转高效的儿童医疗服务新格局。简化儿科医生办理多点执医的程序，鼓励各区辖区内儿科医生多点执医，使得儿童即使在基层卫生机构也能享受和大医院相同的诊疗水平。
5.构建广东省儿科专科服务政府补偿机制。第一，儿童医疗要坚持维护公益性原则，广州市各大医院应该将儿科设为公益性临床科室，特别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儿科医生队伍，应增加其绩效工资和津贴，工资可效仿公共卫生经费拨款的模式发放，其薪酬应纳入财政预算予以解决。第二，广东省各大综合医院要对儿科的经济核算予以扶持，保证儿科医生的收入不低于医院其他临床科室的平均收入。只有这样，儿科医生才能更好地发挥积极性，从而避免儿科医护人员流失，从源头上解决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第三，广东省政府相关部门应该调整儿童医疗收费水平。由于儿童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对于儿童医疗服务定价也应区别于其他类别的医疗服务。建议有关部门提高儿科项目的收费水平，使儿科医生的医疗服务能体现其价值所在。儿科补偿机制的建立可通过上述三种途径按照适当的比例共同给予补偿。
参考文献：
[1]向伟.中国卫生人才亟需补上儿科医生缺口[J].中国卫生人才，2013，（2）：13.
[2]崔霞.我国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发展策略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