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3-27 15: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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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54(2009)10-058-03
一、引言
随着北京市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选择北京作为他们流入的主要目的地,“流动人口不流动”的特征使得北京市部分区域流动人口数量明显超过户籍人口数量,大批量涌入的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北京市生产和服务活动所不可缺少的部分,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正反两方面影响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
二、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特征
(一)流动人口的内涵
流动人口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特有的概念,是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的产物。流动人口是一种临时性的户地分离的自流人口,具体来说,就是离开户籍所在地,异地从事务工、经商等活动,但是学习、旅游、就医、国有流动作业单位的正式职工或因公从事其他活动者除外。
(二)北京市流动人口规模的变化
北京市大规模流动人口变化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在这之前流动人口的变动一直处于比较平稳的发展阶段,这主要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政治政策的变动有关。由于流动人口是一个变化迅速的群体,而现行的流动人口登记和调查系统又难以及时反映流动人口的变动情况,由此导致社会对于流动人口数量摸不清的情况,因此本研究关于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的数据主要从大量学者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报告,以及个别年份的官方统计数据得到、并汇总得出了北京市从1978―2007年间部分年份的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总量数据。总体来看,本研究认为北京市人口流动的历史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历史阶段:
1.1978―1992年――快速增长时期
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出现大幅度上升,这也与这段时期特殊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特点密切相关。70年代后期,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农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加之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城市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北京市作为祖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对城市建设和发展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因此对外来人口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加之城乡差距的加大,城市更多的就业机会和高质量生活水平的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愿意到城市中谋求生路。这样就形成了这段时期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数据显示1977―1992年间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的年均增长率为23%,是低水平发展阶段增长率的近4倍。
2.1993―现今――震荡上升时期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出现了更大幅度的增加,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震荡上升的特点。90年代后期北京市流动人口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且下降幅度较大,年均降幅达到8%。90年代后期,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到位,加之这段时期内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流入北京市的外来人口数量出现回落。2001―2007年间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8.39%,升幅与90年代末流动人口下降的速度相当,从总体发展趋势上来看,北京市流动人口总数上升趋势明显,并可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继续维持扩张趋势。
三、北京市流动人口分布结构特征
(一) 四大城市发展功能区的流动人口分布结构
北京市共有18个区县,这些区县按照城市功能的差别可以划分为四个功能区,其中首都功能核心区包括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和宣武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包括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和海淀区;城市发展新区包括通州区、顺义区、房山区、昌平区和大兴区;生态涵养发展区包括门头沟区、平谷县、怀柔县、密云县和延庆县。
各个城市发展功能区由于发展的定位不同,因此对流动人口的需求程度,以及容纳流动人口的结构也是不同的。图1显示了这4个城市发展功能区2005―2007年流动人口总量的变化。
从流动人口总量上看,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流动人口有较显著的增长,而首都功能核心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流动人口变化较为平稳。从各城市发展功能区流动人口所占比例看,2005―2007三年间,城市功能拓展区是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主要集中地,而城市发展新区是流动人口份额增长最快的地区。总体来看,北京市各城市功能区流动人口结构总体稳定,并有小幅变化。
城市功能拓展区是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地,该区年均流动人口占到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的58.08%,并且该区容纳的流动人口总量逐年上升,其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率为7.68%,但是从流动人口所占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的份额上看,城市功能拓展区的比重呈现出小幅下降的趋势。
城市发展新区是四个功能区内流动人口增长最快的功能区,年均增速达到13.87%。该区是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第二大聚集地,而且是北京市四个功能区内近三来唯一一个流动人口份额增加的功能区。
由于首都功能核心区特殊的城市功能,其发展重点并不在制造业方面,因此该区能够提供给外来流动人口的工作岗位十分有限,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也相对较低,并且随着首都功能核心区建设的完善,所容纳的暂住人口基本保持不变的状态,并且其吸纳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相对重要性(即流动人口份额)不断下降,到2007年首都功能核心区只占有全北京市近9%的流动人口。
生态涵养发展区是北京市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由于该区域的特殊功能,同样不适于发展能够吸纳较多流动人口的制造业,因此生态涵养发展区能够容纳的流动人口数量是全北京市最小的,从近三年的发展过程看,虽然2006年该功能区流动人口数量出现了小幅上升,但是很快又回复到之前的水平。同样,该区流动人口所占份额也是全北京市最低的,年均所占份额只有4.71%。
(二) 流动人口居住的区县结构分布分析
1. 城市功能拓展区流动人口分布结构分析
由于城市功能拓展区是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主要承载体,因此本研究首先对城市功能拓展区流动人口的内部结构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图2显示了城市功能拓展区中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和海淀区2005―2007年间流动人口总量的变化。总体上看,朝阳区是城市功能拓展区中最主要的流动人口聚集地,2005―2007年三年间,朝阳区流动人口数量占整个功能区流动人口的平均比例达到40.36%,2007年朝阳区流动人口总数达到最大,为96万人,占到北京市当年流动人口总数的23%,可见朝阳区不仅是城市功能拓展区的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地,更是整个北京地区流动人口的重要聚集地。海淀区是城市功能拓展区中仅次于朝阳区的第二大流动人口聚集地区,2005―2007年三年间,海淀区流动人口数量占整个功能区流动人口的平均比例达到35%,2007年其流动人口总数达到最大,为84.8万人,占当年北京市流动人口总数的20%强。丰台区和石景山区流动人口所占份额相对较小,并且所占份额的变化也不明显,从流动人口总量上看,城市功能拓展区内四个区县各自的流动人口总量都是平稳上升。
2.城市发展新区流动人口分布结构分析
城市发展新区是北京市吸纳流动人口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区。该功能区内5个区县的发展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其中大兴区、昌平区和通州区吸纳流动人口总量较多,而且上升趋势较强;而顺义区和房山区不仅吸纳的流动人口数量较小,而且三年间不论是流动人口数量还是流动人口份额都没有特别显著的上升。大兴区、昌平区和通州区2005―2007年年均吸纳流动人口份额分别为13%、11.5%和10%,并且在2007年都达到了吸纳流动人口总量最多的程度,该年这三个区县流动人口总量占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的比例分别为8.03%、7.27%和6.62%。
3.首都功能核心区流动人口分布结构分析
首都功能核心区由于其特殊的社会责任,其吸纳流动人口的能力相对较弱。在首都功能核心区所包括的四个区县内,西城区、东城区和宣武区流动人口总量较为接近,而崇文区不论是流动人口总量还是流动人口占该功能区流动人口份额都与另外三个区有明显的差距。2005―2007三年间,这四个区县流动人口占全功能区流动人口的平均份额分别为东城区27.46%,西城区31.07%,崇文区14.22%,宣武区27.26%。崇文区和宣武区流动人口数量处于小幅上升中,2007年达到最大值,分别为5.5万人和10.9万人,但是只分别占当年北京市流动人口总数的比例为1.31%和2.6%;东城区和西城区2005―2007年间流动人口总数呈现出持续小幅下降的趋势,2007年其流动人口数量分别为10.1万人和11万人,分别占北京市流动人口总数的2.41%和2.62%。这样不难看出,首都功能核心区内四个区县流动人口总量发展较为平缓,基本无巨大变化,而且各个区县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基本保持稳定。
4.生态涵养发展区流动人口分布结构分析
从图5中明显看到,这5个区县所吸纳的流动人口数量基本上都在5万人以下,其中怀柔区是容纳流动人口相对较多的区县之一,2005―2007年三年间其平均容纳了生态涵养发展区内29%的流动人口,门头沟区和密云县是仅次于怀柔区的两个流动人口集中地,其2005―2007年间分别平均容纳该功能区内20.8%和21.3%的流动人口。从流动人口总量的发展模式看,门头沟区容纳的流动人口总数逐年下降,平谷区和延庆县虽然流动人口总量小,但是呈现出逐年小幅上升的趋势,而怀柔区和密云县流动人口数量则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各区县流动人口数量占整个功能区流动人口数量的份额上看,门头沟区和怀柔区所占份额逐年下降,而平谷县、密云县和延庆县所占份额逐年上升,并且2007年密云县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已经超过门头沟区,成为生态涵养发展区中流动人口比例第二大的区县,同样经过发展,2007年平谷区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已经与门头沟区持平,并且仍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因此不难发现,生态涵养发展区虽然所容纳的流动人口总量相对在四个功能区内是最小的,但是其内部结构却越发趋于平衡,各个区县吸纳流动人口的能力差距在逐渐缩小。
四、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研究得出的北京市流动人口规模和空间分布特征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①正确认识流动人口。在过去的政府宏观调控中,一直把流动人口作为压缩的对象,但是就北京市目前的情况来看,流动人口已经成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深入分析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作用和缺陷,明确管理方向;②对流动人口实施结构性调整。北京市流动人口中大部分属于低端人群即较低素质人群,但是仍有一部分流动人口文化水平和素质高,并且活跃在金融、高技术等产业。因为北京市流动人口具有结构性特征,因此在制定相应管理措施时,应对不同类别的流动人口实行不同的管理措施,使得更多的高素质流动人口进京,而相应缩减低端流动人口数量;③通过产业政策调整人口分布布局。目前来看北京市流动人口集中分布在环城带的城乡结合部地区,为了进一步消减城区的人口压力,应妥善利用产业转移策略,把吸纳流动人口较多的产业转移到偏远郊区,并建立较完善的服务业体系,从而吸引更多的流动人口向北京周边地区分散。
■ 参考文献
引言
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迈入实施的第二个十年了。随着2011年“成渝经济区”获得国务院批复，成都市“天府新区”的总体规划思路的出炉，成都作为中国西部重镇、新一轮大开发的引擎城市、成渝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已经逐步形成了由一个特大城市、14个中等城市、34个小城市、170余个小城镇、数千个新型社区等构成的市域城镇体系。根据成都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成都市流动办”）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全市登记流动人口456.45万人，同比2011年的392.35万人，增加64万人，增幅16.34%。而作为成都市“西部新城”的核心区域，成都市温江区三年里流动人口增长了一倍，吸引了30.32万人到此，这也体现出成都市温江区的城镇建设、产业发展等各方面条件对各类人才的吸引。基于此，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调查当地流动人口的消费情况，探讨流动人口消费结构的基本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拉动该地区消费市场、改善消费结构、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有着极大的社会经济价值；同时，通过剖析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为政府未来制定促进流动人口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的制度和政策，为四川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决策依据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为了使调查数据更具参考价值，项目调查组对此次调查对象有着严格的界定。本项目所指的流动人口需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流入成都市温江区的流动人口；跨省、跨市以及同一城市跨区流动的人口；因出差、就医、上学、旅游、探亲、访友等事由短期内在温江居住、预期将返回户籍所在地居住的人员在本项目中不属于流动人口范畴；在温江居住的时间应达到半年以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年满16周岁就可以参加工作，因此本项目中所界定的流动人口为年龄年满16岁及以上的人员。
在本项目的调查方法上，主要采取的是多阶段抽样和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而言：先根据温江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办公室所提供的该区流动人口总体数据，确定了1000份调查样本数；然后根据该区流动人口在各乡镇街道的大致分布情况，按照相应的比例配额；最后，确定具体的调查样本。在实际发放的1000份样本中，共回收982份，其中有效问卷946份，有效回收率94.6%。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流动人口消费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一）特有的食物消费现状导致恩格尔系数失灵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以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的名字命名的，是指个体（或家庭）食品消费支出总额占个人（或家庭）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它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下降。这说明在各类消费的增长中，食物消费的增长相对缓慢，因为食物消费属于维持生存的消费，当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消费支出会有一部分扩展到生存以外的其他消费上。
因此，恩格尔系数成为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主要标准之一。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有一个划分标准，即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和67.7%分别下降到2011年的36.3%和40.4%。四川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联合的《2011年四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也显示：2011年四川省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0.7%；截止2011年前9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成都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为36.79%。
而在对成都市温江区946名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到：2011年该地区流动人口月平均工资收入为1984元，其中用于食品的消费支出为568元，食品支出仅占其收入的28.6%，即该群体的恩格尔系数为28.6%。根据联合国对恩格尔系数的界定，该地区流动人口已经属于富足阶层。那么，造成温江区流动人口恩格尔系数较低的原因是什么呢？
调查数据显示：在接受调查的946位受访者中，其常住地为农村的占据了绝大多数，为709人，占调查总人数的75%，而这其中又有428位的被调查者表示进城务工是他们到此的主要原因，占农村流入人口的60.3%。由此可见，该地区流动人口中绝大部分仍是由农村进城的务工人员。因此，造成该地区流动人口食物支出较低的原因可以从这一群体的特殊性考虑，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一部分从事非技术劳力的工作或者服务行业的流动人口主要居住在由雇主免费提供的房屋内，其基本饮食也都由雇主免费提供，仅仅有部分个体会因为对食品需求的多样化和口味的特殊需要而将极少的收入用于食品开支上，这无疑会大大降低他们在食物上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即使有一些不享受雇主所提供的免费食宿的务工人员，也会本着“吃饱就行”的原则，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或汇款给老家，能省则省，这也造成了其在食品方面的支出尽量节俭。这一点在对其消费观念的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709人中有691位被调查者赞成“居家过日子要量力而行”，占比97.5%。
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为主的大部分流动人口的食品支出如此之低，说明了他们已经将自己的生存消费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在当前的物价水平之下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因此，此时的恩格尔系数已经无法真实反映出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状况了。
（二）各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高储蓄率
从温江区流动人口每月的储蓄情况来看，有491人每月会有不同金额的固定储蓄。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可见：每月储蓄在200-500元的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5%；有17.8%的人每月储蓄在500-1000元，主要集中在工资收入为1200-3500元的人群中；每月储蓄在1000元以上的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8.9%，主要集中在工资收入高于3500元的人群中；而有30位月收入均高于5000元的人群每月的储蓄在3000元以上。通过综合调查分析，温江区流动人口的月平均储蓄额为585.3元，占其人均收入的29.5%。如此之高的储蓄率势必会影响该地区流动人口的消费结构。那么，其形成的关键是什么呢？
西方近年来方兴未艾的预防性储蓄理论似乎能对此现象做一解释。这一概念是由里兰德于1968年提出的，是指风险厌恶的消费者由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额外储蓄，与此同时，其消费水平会急剧下降。该理论将不确定性引入分析框架，分析消费者跨期优化选择行为。
事实上，正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人们的消费行为势必会受到极大影响—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人们在进行消费时会谨慎选择，而这种“消费风险”意识提高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居民储蓄率的居高不下。
通过调查发现，影响流动人口不确定性较高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普遍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形成了其整体收入偏低的现状。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在温江的946名流动人口的平均月收入为1984元，且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在城市所从事的职业以体力劳动为主：如非技术性劳力（占比26.2%）、服务行业人员（占比17.8%）等。真正的脑力劳动从业者，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分别仅占被调查者的3.9%和6.6%，共计99人。在收入上，有533人的人群月收入是在600-2000元，占被调查者总数的56.3%，即从事服务行业或个体经营的人员，其中又以1200-1500元的人群占比最高，为总人数的19.9%；月收入在2000-5000元的流动人口年龄大多在30-49岁之间，即部分技术性从业者或个体经商户；而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或个体商户每月超过5000元收入，这部分人群仅有41人。这样的职业层次和收入水平使得以外出务工人员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而言，在生活和工作中更是处处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
其次，从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保情况来看，在946名被调查者中，其所在公司（单位）为其购买了保险的仅有61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6.4%，而绝大部分的人员都没有购买保险。而在公司（单位）为其职工购买的各种保险中，最多的就是意外伤害险，占已购买保险的总人数的39.5%，以下依次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分别占比为32.7%和20.1%。
最后，从工作的稳定性上来看，在温江地区的流动人口中，有48%的人员从事现有的职业时间为一年以上，其中达到了三年时间的则有20%；现有工作六个月至一年的达27%，这三类人群基本达到了调查总量的三分之二，现有职业的工作时间不到半年的则有25%。
以上各类数据表明，流动人口存在着的工作的流动性大、整体收入水平不高、社保制度未落实到位等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不仅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其意外支出的不确定性而且还大大强化了流动人口的预防性储蓄意识。因此，通过降低当期消费来抵御各种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可能形成的风险成为了大部分流动人口的选择。
以农村人口为主的群体结构形成汇款比例畸高
根据调查，946位受访者平均每月向老家汇款金额高达209.5元。其中有415人每月会定期向老家汇出部分收入以补贴家用，而这部分群体中仅有89人来自城市，其余高达78.5%的人口其常住地为农村，而通过在城里赚钱补贴家用、赡养老人或供子女读书则是其进城的主要目的。
具体而言，每月向家庭补贴300-500元的人群所占百分比最高，达到23.3%；而每月向家庭补贴200元以下、200-300元和500-1000元人群所占百分比相当；每月向家庭补贴1000元的仅有62人。这样的高汇款比例势必会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消费—他们为了能够多攒钱，会尽可能节衣缩食，然后再将相当可观的收入寄回老家。
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汇款比例的现象发生，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专门在他的《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一文中做出了解释：一方面，借助美国哈佛大学的斯达克和卢卡斯所提出的“契约安排”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汇款现象。即汇款行为是迁移农民与其家庭之间的自我约束的、合作的、契约性安排的一部分或一项条款。而且这种契约关系天然地具有长期性。这种情况反映在中国则是：以进城务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农村流动人口常常将子女放在老家由老年人照看，他们则定期将务工所得收入寄回，而农忙时他们也会回家帮忙。由此，两者之间形成一种互补的态势。不仅如此，当这些人员的工作受阻时，他们也可以选择回归家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家庭历来重视内部关系，家庭成员之间保持着高度的目标一致性和密切的互动关系。因此，个人节衣缩食，为家庭积累财富，这在多数中国家庭中是很平常的事。
其余各项消费支出结构特点
通过表2可以看到，在较高的储蓄及汇款比例下，这部分支出已经占据了流动人口每月收入的近一半，而另外一半的支出则主要体现在其生活所必须的食品、住房和服装上，除此以外，流动人口在交通、通信以及娱乐方面的支出占比极少。由此可见，对于大部分的流动人口而言，尽管恩格尔系数较低，但其生活质量实质上并不高。具体而言，流动人口除食品消费支出外其他方面的支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住房消费占比较重
一方面，在接受调查的946名被调查者中，有26%的从事非技术劳力的工作或者服务行业的人员主要是居住在由雇主免费提供的集体宿舍内，即使居住条件简陋，他们也不会外出租房，因为他们宁可暂住在城里居住条件恶劣的地方也要尽量节省开支以便攒钱回家盖新房。这主要是受到传统的农村思想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还有61.8%的人群主要选择租房居住，且月平均租房费用为437.7元。这部分群体以18-25岁左右的人群为主，说明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有了较大的改变，他们会更加强调居住环境的重要性、条件的舒适性以及配套设施的齐备等；除此以外，还有58位被调查者表示已经在成都温江购房，可以说他们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其职业主要是以成都温江从事个体经营的为主，并且月收入均高于1500元。
（二）服装消费支出位居第三
946名被调查者平均每月的服装消费为219元。其中每月支付200元以内购买服装的有625人，占总数的66.1%，这说明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在服装方面的消费仍以实用为主，崇尚节俭仍是其主要的消费观念，正因如此，有40%的被调查者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衣着要讲究质量款式，合乎潮流”的消费观念；而另一方面，每月在服装方面支出在200-300元的有210人，占被调查者的22.2%，每月支付超过300元用于购买服装的则有111人，占比11.5%，而他们的收入水平基本在1500-2500元这一区间范围内。这说明，在工作较稳定、收入较高的条件下，部分流动人口还是会注重自身的衣着外表，他们不愿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
（三）休闲娱乐消费支出两级分化严重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在946名流动人口中，共有410人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是看电视或听广播；其次较为受欢迎的娱乐休闲方式是玩扑克或打麻将，占被调查总体的9.5%；与同乡或者亲友聊天排在第三位，因为这种方式简便易行，又能交流信息、消除寂寞。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在闲暇时间选择上网、睡觉等方式度过。基于此，大部分的流动人口每月在休闲娱乐上的支出都低于400元，甚至没有。可见，在成都温江的流动人口并未与本地居民共享各种文化设施，他们的生活圈也并没有因为在成都温江得到很大的拓展。但是，还应看到，对于部分技术工人、个体商户而言，他们开始逐渐融入当地的主流文化圈，享受生活，其每月的休闲娱乐支出在400-600元；甚至一些高级管理岗位从业者每月在这方面的花销甚至已经高于600元。
（四）教育培训支出严重不足
在是否接受相关的教育及培训的调查中可以看到，有804人（约占85%）每年没有接受任何的教育培训；而即使在接受了相关的教育培训的人群中，每年花费在200元以下的占已接受培训人员的绝大多数，大都为一些技术工人或服务业从业者；其次，每年花费500元以上的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占比31%。可见，大部分流动人口特别是文化程度较低的流动人口对自身培训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这对其素质提高极为不利。
结论
有关消费问题的调查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因消费者或访问员等各种主客观因素而产生的消费者实际收入、实际消费与其填答的数值有误差的问题，这是类似研究存在的一个普遍不足。但是，对于成都市和温江区政府而言，此次调查可以使其大致了解流动人口的消费结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进而有针对性地引导流动人口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并最终实现提升该地区未来整体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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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流动人口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者直辖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成年育龄人员，对某个城市而言，包括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人口的流入和流出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也对当地造成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影响，包括人力资源的分布变化、对公共设施配备的需求增加、对城市建设的影响等。目前常用的流动人口统计方法主要包括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构建流动人口信息平台等方法，缺乏实现快速动态监测、短周期内流动人口规模测度统计的有效方法和策略。若要对某城市实现以上统计目标，需实时获取城市范围内所有人员有关原户籍、现所在地等个人信息，传统方法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取相关数据，而这对电信运营商来说却是易于反掌，原因在于移动的基站系统和实名制注册要求。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截止2015年4月，我国移动用户数总规模接近12.93亿户，而全国总人口为13.6亿人，移动电话普及率已达95.07部/百人，接近人手一部手机。对于流动人口而言，无论其流动方向而言，总会通过移动通信与家里留守的亲人保持联系，这使得流动人口的统计特征与移动通信数据保持基本一致，为应用电信大数据统计流动人口提供了较强的理论和数据支持。
二、电信大数据的类型分析
电信运营商的数据具有十分宝贵的研究价值，包括用户身份信息、设备终端数据，出于对在网客户进行服务计费的需要，运营商实时记录用户上网数据、所在位置数据、通信数据等内容。
（1）用户身份信息：包括用户姓名、年龄等个人信息，业务订购，积分获取等数据。在逐步实施用户实名制之后，运营商拥有了较为准确全面的用户个人资料，身份证号信息提供了用户的出生地信息，是进行流动人口统计的主要数据基础。（2）设备终端信息：主要记录用户终端的数据信息，包括品牌、型号以及手机终端的性能信息。（3）用户行为数据：记录用户的通话、数据上网、收发短信等行为，以通话为例，记录是否主被叫，通话时间、时长，是否漫游，对方号码归属地等信息。由于流动人群大多数存在频繁与户口所在地进行通信的现象，因此通话行为数据可被用来作为统计流动人口的依据。（4）用户位置数据：为保证用户能接打电话，手机终端需要与移动基站不停地进行呼叫通信，运营商可根据通信基站确定用户所处的大致范围，而随着用户位置的改变，网络会进行基站切换和位置更新，这就形成了特定时间内用户位置的移动轨迹。研究检测用户在某个时间范围内的位置变化也是流动人口研究的统计依据。综上所述，电信用户入网登记的身份信息，在网期间所产生的行为数据和位置数据对统计流动人口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三、流动人口电信数据的表现特征
对某一特定区域而言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在身份信息、行为数据和位置数据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数据特征，以下将分别进行分析：（1）流入人口的数据特征分析。1、身份信息：实名认证客户的身份证信息中前六位所对应的出生地区域代码与电信运营商所在地不一致，可根据其统计流入人口的来源地区分布；2、位置信息：在春节、五一或国庆等节假日期间，出于与亲友团聚的目的，运营商检测到的流入人群所处基站位置信息发生明显变化，显示区域与身份信息所在地一致；3、用户行为数据：流入人群与其身份证记录的外地区域客户有频繁的长途通话、收发短信等行为。节假日期间，流入人群在身份证显示区域有漫游通话的情况。（2）流出人口的数据特征分析。1、位置信息：流出人口的身份证出生地信息显示为本地；2、位置信息：在春节等节假日期间，流出人口有回流情况，即所在基站位置与出生地一致；3、用户行为数据：流出人口与本地区域客户有较高频率的长途通话；节假日期间，客户漫游地区与本区域一致。
总结：电信运营商在提供移动通信业务的过程中， 获取了海量真实的客户历史数据， 客观反映了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位置信息和消费行为，结合流动人口的消费、移动等行为特征，本文研究分析了流入、流出人口电信数据的特定表现特征，为进一步应用电信大数据统计流动人口数量提供了参考依据。
参 考 文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