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25 14:56:29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人口红利作用，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一、引言
人口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迅速降低。仅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需要100多年完成的人口结构转变。安徽省的人口结构变化同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进入了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抚养比负担较轻的时期，即人口红利期。因此以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相结合对人口红利与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Bloom和Williamson(1998)在研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及地区创造“东亚奇迹”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经济的增长起了很大的贡献，从而首次提出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人口红利的一个具体的定义便是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所带来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从而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个促进作用。Mason和Birdall(2001)认为生育率的下降会带动整个社会储蓄率的上升，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将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形成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Mason和Lee（2004）进一步把人口红利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并指出第一人口红利是通过劳动力供给和降低人口抚养比来带动经济的增长，第二人口红利则是通过提高社会储蓄率和增加资本积累来推动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也对人口红利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早在1983年就预见性的提出应当充分利用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的机会，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王德文等（2004）指出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人口红利，并将人口抚养比作为一个变量加入到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模型当中，通过计算发现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超过25%。陈友华（2005）选择瑞典1957年的生命表为标准人口，计算发现中国从1990年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期，这一时期将持续到2035年结束这和原新等（2006）的研究结果较相似。蔡昉（2008）认为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人口红利的实现必须通过一系列政策条件相配合。蔡昉（2010）解释了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的关系，并指出增加国民收入、保持经济增长是解决我国未富先老问题的关键。王金营，杨磊（2010）认为在过去的30多年里人口年龄结果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负担下降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的利用人口红利我们应当制定适当的劳动力就业政策来促使经济更好的发展。
然而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范围大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默认该地区的人口不对外流动，从而忽略了人口流动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因此对安徽省这样一个劳动力输入大省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弥补这一块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人口红利对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一）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分析
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而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是人口转变的基础，因此对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人口红利的形成。
1970年以来安徽省人口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人口结构实习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
数据来源：1995-2010年《安徽统计年鉴》
表1列出了1994-2009年的安徽省人口变动情况。一般认为出生率在15‰以下属于低水平；在15‰-30‰之间属于中等水平；在30‰以上属于高水平。死亡率在10‰以下属于低水平；在10‰-20‰之间属于中等水平；在20‰以上属于高水平。如表1所示大概可以判断安徽省人口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类型。这种人口转变为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安徽省人口抚养比变动分析
人口抚养比指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衡量一个地区人口抚养负担的重要指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安徽省人口抚养比也随之发生变化。抚养比的高低影响社会劳动力的供给和总储蓄率水平对人口红利有重大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近年来安徽省抚养比总体上呈现出“一升两降”的状态，即老年抚养比上升，少儿抚养比和社会总抚养比下降。目前安徽省处于人口抚养比较低的时期，十分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形成。
（三） 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作用分析
有关研究表明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应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影响。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来考察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作用。
Y=A（t）LαKβμ
其中Y代表工业总产值，用安徽省生产总值表示；L为劳动投入，用从业人员数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μ≤1。从这个模型看出，决定工业系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
令μ=1对上述式子两边取自然对数则有：
lnY=lnA+αlnL+βlnK
根据1986-2009年《安徽省统计年鉴》24年的数据，用Eviews5.0的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算，经检验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得到回归模型如下：
LnY=-18.876+4.376Lnl+0.234Lnk
(-5.78) (5.43) (6.31)
其中R2=0.968 F=2898.891 D-W=2.541
由此可知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都比较高。D-W值为2.541则说明方程不存在序列相关。进一步检验得知方程也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则表明此模型有较好的说服力。有上述检验可知，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为4.376，即在1986-2009年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GDP增加4.376%。可见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加强养老保险市场建设，完善社会养老体系。
安徽省的人口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但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加重，将会削弱人口红利。因此必须加快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加大地方性财政投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政府要进一步增加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投入，扩大医疗保障的范围，优先满足老年群体的医疗服务。同时要强化政府主导的作用，把社会养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完善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有效地支持养老保障体系的运行。
（二）加强促进就业的力度。
劳动力的供给程度决定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因此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就业对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就业资金的投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制定相关的政策为社会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待业人员和就业人员的培训。也要考虑不同就业人员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就业政策。鼓励大学生适当降低就业要求，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三）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对人口红利的利用不能只考虑劳动年龄的绝对数量，更要注意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当下的人口红利。因此首先要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提高劳动力的人口素质将有助于延长人口红利期，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安徽省经济的发展。同时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推进素质教育。最后要率先建立老年人才的开发和利用机制。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加大老年人才开发力度，支持退休的专家参与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J]. 人口研究,2004(5)
[2]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6)
作者简介：薛继亮（1981-），男，山东历城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和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E-mail：
摘要：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已经陷入劳动力成本增加和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的境地，迫切需要通过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和产业转型升级来获得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对于西部地区，则具有较多的第一次人口红利，这为承接东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条件。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口红利潜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效应，将为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工业区兴起和集聚以及产业带的形成提供条件，而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潜力和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宏观对策研究，有助于发挥西部的要素资源潜力，带来区域经济增长。
关键词：人口红利；产业转型；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2-0039-06
产业转移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目前，西部承接东部和境外产业转移的能力日渐增强，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有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中西部、东北和东部工业生产增加值分别为19.74%、19.06%和15.73%，西部地区情况明显优于东部，西部承接的龙头产业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还有其劳动力成本低，人口红利明显。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不仅有利于加速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在全国范围内优化产业分工格局。
一、文献综述
美国学者Bloom等[1]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即人口转变期的高比例劳动人口带来的经济利益。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在《1998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认为欠发达地区的“人口红利”——出生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发展和腾飞的机会。Lee和Mason[2]发现劳动力迅速增加和抚养比降低会为经济发展和家庭福利带来更多的资源，同时带来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第一人口红利）；伴随着出生率降低，人口老龄化，“第一人口红利”将变成人口负债，但是前一时期积累的大量资产，在一定的政策支持和产业转型下带来国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其红利规模和持续期限将会更大[3]。在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研究中，Young[4]和Krugman [5]认为一般情况下，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但是伴随着劳动力无限的供给，人口红利的作用抑制了资本报酬递减，使得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得到保证，这种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增长类型的有效性，在东亚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得到印证[6-7]。同样，人口红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转变和快速经济增长的大国也具有重要影响。面临要素约束和不确定性风险，人口红利作用于经济增长需要有一系列的条件，如教育、经济政策、适宜的制度环境[8]，改革开放、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人口控制政策[9-10]。在劳动力丰裕的情况下，只要劳动力流动顺畅并具有适当的劳动力激励制度，中国的人口红利将会持续发挥作用。实际上，在过去30 年中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张蕊等[11]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检验了中国农村人口红利的作用，发现各地区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存在差异，在延续目前劳动力利用率增长速度的情况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在几年内消失。毛新雅和彭希哲[12]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促使城乡迁移人口由“半城市化”状态向彻底城市化状态的转变以及增加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对外竞争力。白仲林等[13]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中西部地区尚未显现。蔡昉[14]针对中国人口转变和资本积累的现状，分析了中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发现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可以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而考察人口红利延续期，必须把人口抚养比与资本积累水平结合起来进行观察，他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2013 年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并且于2013 年之后迅速消失。因此，面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剩余劳动力渐趋枯竭和人口老龄化，中国要想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避免“人口负债”[15-16]，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已经陷入劳动力成本增加和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的境地，迫切需要通过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和产业转型升级来获得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17]，而对于西部地区，则具有较多的第一次人口红利，这就为承接东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条件。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口红利潜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效应，将为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工业区兴起和集聚以及产业带的形成提供条件。
二、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潜力和产业转型
1.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潜力测算
陈友华[18]以1957 年瑞典生命表作为标准人口，制定了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判别标准。钟水映和李魁[19]在2009年以此方法对中国人口红利进行了评价。一般来说，总抚养比（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小于50%为人口红利时期；当抚养比下降，全社会用来抚养的压力减轻，消费率降低，储蓄率提高，投资高速增长进而推动经济的高速和可持续发展。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为“人口负债”时期，其中根据总体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比例可以将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分为微弱型、趋强型、显著型和强质型4种类型，如表1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城市的总体人口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普遍高于全国，除外，这一方面说明了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说明了西部地区城市化和产业聚集的空间比较大。内蒙古、、陕西、甘肃和青海等西部地区镇的总体人口抚养比普遍低于全国，而少儿抚养比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内蒙古和四川除外），只有广西、重庆和四川等少数西部地区镇的老年人口抚养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了西部地区未来一段时期将会为西部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西部地区乡村的总体人口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普遍高于全国（内蒙古和陕西除外），而老年抚养比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重庆、四川和贵州除外），这说明了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乡村的总体抚养比高于城市和镇的总体抚养比，镇和乡村的少儿抚养比高于城市的，乡村的老年抚养比高于城市和镇的，如表2所示。西部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说明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相对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缓慢，而且由于乡村较大的少儿抚养比在未来一段时期可以提供较多人力资源，带来人口红利。在目前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下，未来一段时期西部的第一人口红利持续一段时间可能是必然的，如果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提升，还会在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时享受第二次人口红利。
2.西部地区产业高级化的现状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1986年借助多国模型按照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将一国（或地区） 经济发展的过程划分为6个时期[20]。以1964 年美元水平来衡量，人均 GDP 介于200—400美元的第二时期为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人均GDP 介于400—800美元的第三时期对应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人均 GDP 介于800—1500 美元的第四时期对应于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如表3所示。将2010年西部地区GDP结构和就业结构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而言，第一产业比重过高，新疆最高，接近20%，内蒙古和重庆比较低，分别为9.4%和8.6%。西部大部分地区第二产业的GDP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第三产业的GDP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钱纳里的多国模型比较，西部地区目前正处于低等收入和中等收入之间的发展阶段，处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转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产业结构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结构逐步向以现代化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转变，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工业中则以食品、烟草、采掘和建材等初级产品的生产为主逐渐向在经济发展中期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部门转变。西部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承接东部和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
目前，西部地区基本处于1 000—3 000美元之间的人均GDP阶段，处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转变的阶段，不仅与GDP所处的工业化后期存在差距，而且与发达国家的结构差更大。此外，产值结构对于就业结构显著偏差，就业结构的转型显著滞后于产值结构，如表4所示。同时，西部地区还表现出产业层次低的特征，具体表现在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发展缓慢，而且传统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较高，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这就为西部地区产业高级化，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21]。
三、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推进产业转型的微观机理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将会导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低成本的竞争模式再也无法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区域差异，为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了可能。东部地区改变依靠年轻的人口结构、充足的劳动力和高储蓄的人口红利，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西部地区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产业雁阵模式发展的必然。
面对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的消退和老龄化的加剧，必须创造新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即“再造人口红利”，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开发国内市场为此赢得了时间和空间。这是因为：
1.西部地区人口红利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高级化提供条件
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有助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高级化，进而提升产业发展水平。自从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越来越明显，西部地区的一、二、三产业结构正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方向转变，第一、二产业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则不断上升。
在中国产业分工中，西部地区正处于接纳东部地区和国际加工、制造业转移的典型区域，第二产业的比重较高是必然的。西部地区日益呈现出的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趋势，是第二、三产业高速成长促成的，而其中人口红利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对应什么样的就业结构，二、三产业结构得到升级必然会带来其产值和吸纳的劳动力比重不断提高。而二、三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又会提高储蓄率和消费比率，进而带来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
2.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有助于产业的空间集聚
西部大开发以来，该地区承接东部和国际产业转移，加之丰富的资源禀赋，近年来工业集聚出现迅速增加的势头，并且促使工业集聚在增强次级区域生产能力的同时向次级区域内的县级区域扩展，工业生产能力正在更广阔的空间积累和集聚[22]。这在成都、重庆、呼和浩特和西安等城市显得尤为突出。西部地区年轻的劳动力结构为该地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带来了新兴制造业的发展和新型工业区的兴起。
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口红利促进了工业区的集聚，而工业区的集聚又促使人口向城市流动，为工业区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实现了工业区依托廉价的劳动力不断扩张规模和内涵式发展。在成都、重庆、呼和浩特、西安和兰州等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重相对较高，为相伴而生的中小企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发挥着人口红利的作用。
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有助于产业的空间集聚，产业空间集聚形成的工业区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巨大的，有助于实现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有机结合，进而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伴随着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推进，西部地区实际上成了劳动力相对剩余和就业增加区域，带来了劳动力边际收益的增加，提高了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效率，增加了社会总产出。在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发挥积极作用的情况下，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形成了许多特色产业集群，如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包头稀土开发区等，产业群落和企业群落不断崛起。因此，西部地区第一次人口红利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充足廉价劳动力要素，提升了工业生产能力，区域工业化率持续上升，进而带来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
四、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推进产业转型的宏观对策
在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劳动和能源等要素资源供给约束日益增加，生态环境压力加大以及企业运营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大幅增加的情况下，面对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东部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因此，在东部地区产业西移和西部大开发强度加大的重大历史机遇面前，西部地区必须发挥地区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发挥地区人口红利效应，在区域产业承接过程中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1.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要做到与西部区域特色优势产业的结合和培育
从东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和承接的发展实践来看，这种产业契合实现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利用，弥补了西部地区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劣势，有效利用了西部地区得天独厚的资源、环境生态等特色禀赋，使东西部产业竞争力明显提升，区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提高。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时，进一步因地制宜，实施具有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战略，积极选择和培育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在产业链分工上实现与发达地区的错位发展，促进东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结构的互补。
2.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需要进一步地深化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城乡分割的排他性的政策，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尽快转化为城镇化和工业化所必须的现实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措施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在农民工就业、就医、教育培训和住房等方面采取措施以降低农民的进城成本，提升其进城务工收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有序和稳定转移，才能较快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速潜在人口红利的溢出效应，为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和国际产业转移，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提供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支撑。
3.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在岗培训
国内外理论和经验都表明：提升劳动生产率可以实现一国或地区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提升，而要想做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须改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时，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和农民工在岗培训，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素质来优化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为产业可持续发展和弥补资本报酬递减提供人力资本基础。在目前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素质相对较差、生产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岗前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大力培育具备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新型农民来为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提供劳动力条件，进而拓展和延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来实现东西部产业承接与自身发展的良性互动，带来区域经济的跨越发展。
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必须重视人才的积累和储备。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过程中，要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为西部地区承接产业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增强西部地区自身发展能力。此外，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过程中同样离不开产业转型升级，这就要求增强西部地区消化吸收技术的能力和自主开发技术的能力。只有重视人才的积累和储备，为劳动力获取、掌握知识和技术的能力提供优质的平台，才能通过技术的创新带动产业创新，提高承接产业的竞争力。
4.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
在当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时，要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快城乡统筹的医疗保险运行机制建设，并且衔接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统一高效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化解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带来的难题。在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时，适度公平是第一要务，只有这样才会最大程度的提升各阶层的积极性，为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进而推进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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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文明显著提升，创造了世界上一个又一个奇迹，使得我国能够坚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得这些成绩的主要支撑是“人口红利”。随着科技高速发展、人口老龄化加速，我国的“人口红利”日益缩减，“人才红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纵观全球经济，“人才红利”在逐渐成为主导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要正确认识“人口红利”，大力开发“人才红利”，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为此，加强“人才红利”、“人口红利”的研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一、“人才红利”的内涵
“人才红利”一词的由来与“人口红利”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人才红利”是“人口红利”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人口红利”一词始现于经济学家安德鲁・梅森的论著《亚洲――太平洋人口与政策》，他指出“人口红利”即凭借庞大的人口数量、较高的中青年人口比重、较低的劳动力价格等形成发展优势，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1]。调查显示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人均 GDP 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2]。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速及世界范围内科技的进步，“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在逐渐减小。同时，国家、社会也更加真实地感受到了科技、高素质劳动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推力，于是“人才红利”的呼声日益高涨。“人才红利”即指通过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人才红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高创造性劳动参与率，具有创造性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也是衡量一国人口智力素质和人力资本总体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在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条件下，人的创造力主要表现在新技术、新思想的提出上，同样也表现在把若干领域的技术成果加以综合利用等方面，人才正在逐步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二、“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必要性
“人才红利”与“人口红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二者的侧重点却大不相同。“人口红利”强调数量，“人才福利”强调质量，实现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力质量直接决定着经济发展质量。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收入成正比。按照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我们可以将人力资源进一步分解为具有不同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资源，高技术含量的人力资源能创造出高产品附加值，这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得到了印证。二是国家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高质量的劳动力。我国经济处于换挡时期，发展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就必须有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为支撑。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人口众多、土地和资本稀缺的国家和地区，其产业结构都要经历由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演进的过程[3]。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也较为紧缺，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三是人才资源的短板严重限制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是劳动力大国，但不是劳动力强国，“大而不强”的现象较为突出，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真正挑战来自于人才和技术，所以人才尤其是大量的具有较高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才是决定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但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结构不甚合理的“短板”问题日益凸显，实现由劳动力数量向劳动力质量的转变是克服发展“短板”的必然要求。
三、依托“人才红利”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策略
“人才红利”的增加，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我们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增强“人才福利”，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一是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这一重要论断构成了科学人才观的基核，也为我们人才队伍建设奠定了基础。我们要牢固树立人人皆可成才的观念，敢为事业用人才，让各类人才都拥有广阔的创业平台、发展空间。同时，国家在财政预算时，要增加在人才上的投入，并进一步完善分配制度，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主动性。二是充分发挥高校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人才培养，当前我国人力资源“大而不强”局面的形成与教育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要加强基础课程和普通课程的建设，实现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要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管理，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要积极开发自主学习方式，培养学生自主性、创造性。同时要建立政府 、企业 、高校和大学生四方联合互补反馈的人才培养运行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三是积极创新人才培养制度体系。人才培养作用的发挥与人才培养制度完善程度呈正相关，我们要完善学生评价制度，丰富评价方法，注重考评对学生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完善教学管理制度，精选专业必修课模块，在保证基本的专业培养规格基础上，扩展通识课模块，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总之，“人才红利”的凸显，需要国家、社会、学校等多主体的通力合作，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为我国全面小康的实现添砖加瓦。
作者简介：卫柏江（1986―），男，汉族，四川达州人，四川达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要从事招商引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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