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2 10:38:10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宏观经济展望，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2016年经济增速或将下滑探底企稳，全年经济增长有望实现6.7%左右增幅。从工业领域来看，产能去化使工业增加值和利润总额大致平稳，财务成本的下降和PPI的改善则将使工业企业利润率有所改善。
投资领域，房地产和工业投资相对平稳，但作为稳增长措施推出的基建投资很难再加码。具体来看，在供给侧改革，结合“去库存、去产能”的大背景下，投资结构继续调整，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增速继续下行，基建投资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对冲的作用，财政政策对于基建投资的增长将发挥更大的作用。PPP项目的增加，专项金融债额度的扩大，将共同拉动基建投资增长，投资的重点领域为：水利、交通设施、新能源、信息传输、技术产业和环保产业等。预计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基建投资增长17%。
而在消费领域，经济下行，消费增长中枢下移，预计2016年消费全年增速为10%。预计2015年消费对GDP的同比拉动为4.1%；2016年消费的同比拉动为4.2%，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为61%。
此外，平安证券研究员指出，考虑到“十三五”规划和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央的谨慎表态，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速平台不会低于6.5%，看起来未来两年将形成中国经济下滑的中期底部。不过，当前“供给侧改革”的强调隐含着政府放手让市场自动出清的倾向，稳增长政策的收敛可能使得2016年经济下行的速度超出市场预期。
通缩压力将持续
机构预测，2016年CPI同比小幅下滑至1.3%，PPI同比跌幅收窄至4.5%，通缩状况将持续，但PPI-CPI裂口收窄，物价走势整体略好于2015年。
渤海证券研究员指出，2016年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短期下行至探底需要较长周期，经济的弱需求将直接作用于物价，因此2016年物价仍有压力。不过，在其他商品价格低迷的情况下，占CPI比重约三成的食品成为决定CPI走势的重要因素，而猪肉价格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食品价格，因此，预计2016年猪肉价格涨幅有限，食品价格波动较小，难以大幅推升通胀。
先进经济体的经济复苏进程远未如先前人们预测的那样乐观，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比意料的更为棘手，改革计划和实施均陷入更深困境。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不断升级，并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的趋势：英国民众发起“占领伦敦证交所”活动，巴黎、马德里、首尔、雅加达等地也将举行示威。这些都反映了各国民众对目前金融体制的不满和迫切希望改革的心态，也表明这些国家经济复苏状态尚未有良好改善。新兴经济体尽管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但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再次增加，抑制通货膨胀和保持经济增长成为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两难抉择。
区域经济发展
美国：受周期和结构性矛盾的制约，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受到限制，预计2012年美国经济继续维持温和复苏，增速在2%左右。自2011年三季度以来，美国经济连续释放向好信号，连续数周美国失业数据显示近期美国就业市场出现改善；2011年10月通胀数据也自年初以来首次趋于缓和，达到3.5%；新屋营建许可在2011年初开始震荡向上，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状态略有改善。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延续缓慢复苏势头，2011年四季度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增长。但美国失业率过高的问题难以在短期改善，居民房地产负债过度，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90%以上。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和美国政府支出在高负债压力下难以扩张，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压力，并将深刻影响其短期经济走势；房地产和欧债危机的演变将是美国经济在2012年的重要风险。2012年美国经济将延续温和复苏，受周期和结构性矛盾的制约，预计2012年美国经济增速在2%左右。
欧洲：债务危机继续升级并有向法国等核心国家蔓延的势头，直接威胁到欧元甚至全球货币体系的稳定。2012年，欧洲经济面临巨大的增长压力，预计全年增长在1%以下。尽管从居民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来看，欧洲的债务并不如美国严重，但由于缺乏像美国在世界经济和货币体系中的强势地位，欧元区国家难以将自身的问题向全球输出。虽然欧洲有着统一的货币，但是缺乏统一的财政，欧元区内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高度不平衡，公共负债压力差距巨大。截至2011年上半年，欧元区17国政府债务8.1万亿欧元，其中欧猪五国总计政府债务3.3万亿欧元，约占欧元区政府债务的41%。
2011年下半年，欧债危机出现了向法国等核心国家蔓延的势头，欧洲银行业受威胁严重。欧债危机风暴不仅使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而且“欧猪”国家的总理们接连下马。近期欧盟执委会和欧洲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化解欧债危机，如公布了EFSF（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指导原则，将杠杆化引入EFSF，最高杠杆比例为4～5倍，EFSF规模将达到1万亿欧元左右；提出有关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欧元债券）的建议等。
2012年上半年是考验欧债风险的一个时间窗口，欧洲债务高风险国家还本付息进入高峰期，意大利2012年2～4月国债到期规模达到平时水平的2倍。欧债危机的解决是一个长期问题，2012年欧洲经济面临巨大的增长压力，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大风险点。预计欧洲在2012年全年GDP增长在1%以下。
新兴市场：受欧债和美债影响，经济政策开始向防止衰退、刺激经济发展转变。未来全球通胀走势高度复杂，进一步加剧了新兴市场经济体政策选择的难度。伴随欧债危机向实体经济冲击的进一步渗透，作为资源出口国和制造品出口国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均遭受了明显影响，经济增速有所放缓，通货膨胀高位运行。巴西2011年9月CPI升至7.3%，制造业PMI降至45.5的景气指数之下；印度制造业PMI降至50.4，在衰退边缘徘徊，但CPI持续下降；俄罗斯CPI高位徘徊，2011年8月同比上涨8.2%，制造业PMI降至50，达到衰退临界点。由于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政策正慢慢转向：由控通胀防止经济过热向防止经济衰退转变。当前，尽管新兴市场国家通货膨胀有所下行，但依然处于高位。考虑到2012年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发达经济体可能再次进入货币放松的阶段。全球通胀走势存在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新兴市场经济体政策选择的难度。
中国经济观察 国内经济运行
GDP保持相对高位，但呈逐季回落态势；PMI指数由升转跌，预示经济走势仍将继续放缓。
2011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仍然维持相对高位，GDP增速累计同比增长9.4%，但呈逐季回落态势：2011年一季度同比增长9.7%，二季度9.5%，三季度9.1%。2011年10月份官方PMI为50.4%，再次由升转跌，环比回落0.8个百分点，反映经济走势仍将继续放缓。就经济结构而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依然是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在消费未能有效改善的情况下，外需的下滑使得增长更多的依赖投资来完成，相对低效、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尚未改变。
投资：累计增速保持平稳，房地产开发投资放缓。2011年1～10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9%，增幅与前三季度持平。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速相对较快，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有所放缓。在国家继续加强房地产调控的政策预期下，预计未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将大幅放缓。预计2011年投资增速在24%左右。
消费：名义消费增速受通胀下行影响平稳放缓。2011年1～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7%，增幅与前三季度持平，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当前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升级的转型阶段，随着个税的改革调整，有助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会对消费增长起到一定支撑作用。预计2011年消费增速将保持在17%左右。
进出口：外需疲弱拖累出口增速继续回落。2011年1～10月份，我国出口同比增长22%，增幅比前三季度低0.7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增长26.9%，增幅比前三季度高0.2个百分点；贸易顺差比2010年同期减少237.6亿元。其中，进口增速普遍加快，出口增速普遍下降；对新兴市场国家贸易增长强劲；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速明显高于全国总体水平。受外需疲弱拖累，出口增速仍将继续放缓。预计2011年出口增速在20%左右。
通货膨胀：2011年10月份CPI降幅明显，短期通胀基本见顶，2011年全年CPI在5.5%左右。通胀预期的走低，将为政策微调打开一定空间。
2011年10月份CPI同比上涨5.5%，比9月份回落0.6个百分点。食品价格的下降是本月CPI大幅下降的主要因素，鲜菜、肉禽、蛋、水产品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特别是猪肉价格环比大幅回落1.8个百分点。10月PPI同比上涨5.0%，连续3个月显著回落，在输入性通胀压力持续减轻下，上游通胀压力继续减弱。
通胀短期内基本见顶，但影响通胀增长的长期压力并未消除。随着经济的适度回调、流动性的收紧和粮食的丰收，当前稳定物价的有利因素正逐步增多。但在2011年10月份5.5%的CPI涨幅中，翘尾因素占了1.5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占了4个百分点，剔除翘尾因素影响后的CPI涨幅依然上升。此外，我国正处于结构转型时期，像人工成本、资源成本这类长期影响物价上涨的因素在短期之内难以根本消除。根据计算，2011年11月和12月份翘尾因素将总共回落1.5个百分点，预计2011年四季度CPI同比涨幅将回落至5%以下，2011年全年CPI在5.5%左右。
通胀预期的走低，将为政策微调打开一定空间。当前，预期通胀下行的态势基本得以确立，未来货币政策微调空间有所打开。近期，央行也加大了公开市场净投放力度。政策微调仍将以定向宽松为主基调，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信贷管理来舒缓流动性压力，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特别是从调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入手。
货币金融市场
存贷款增长：受理财产品影响，季初储蓄存款波动较大；新增贷款规模有所放松，银行主动调整重定价周期，增加中长期贷款占比。由于储蓄存款在季初重新转为理财产品，导致2011年4月、7月、10月份新增存款大幅减少，储蓄波动较大。受央行政策适度微调影响，10月份新增信贷规模回归高位，达到5868亿元。贷款投向上主要源于企业贷款的增加，其中中长期贷款攀升幅度较大，10月份新增中长期贷款占比较前三季度提高了近7个百分点。可见，银行判断加息周期见顶，主动调整重定价周期，增加中长期贷款占比。
货币供应：M1、M2增速连创新低，流动性偏紧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年底货币供应增速仍将低位徘徊。2011年10月末，M2同比增长12.9%，M1同比增长8.4%，再创年内新低，但降幅已经开始收窄。考虑到表外理财产品发展迅速，而这类替代性的金融资产并未计入货币供应量，从而使得目前M2的统计有所低估。10月份央行扩大了货币供应量的核算口径，将住房公积金存款和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纳入货币供应量的核算范围。虽然核算口径有所扩大，但10月份M2和M1同比增速继续下探，表明流动性偏紧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受货币乘数下降的影响，四季度M1和M2仍将继续在低位徘徊，预计2011年底M2增速在13%左右。
2012年经济政策走向
实体经济：2012年中国GDP增速将延续放缓走势，房地产投资和出口增长将进一步下滑，预计2012年GDP增长在8.6%左右。
在全球经济动荡不安的背景下，2011年中国经济尽管逐季回落，但依然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预计2011年全年GDP同比增长在9.2%左右。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缺陷依然存在，走的仍是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这条老路，在消费未能大幅有效改善的情况下，外需的下滑使得2011年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投资来完成，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压力依然很大。
随着2012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国内经济日益显现的结构性问题，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这也符合我们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判断。就2012年的经济形势而言，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
投资：尽管投资一直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2005年后其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开始下降，基建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连续降低。2012年，房地产投资的显著回落将成为影响投资增速放缓的主要因素；外部市场的疲弱将抑制制造业的投资增速；基建投资伴随着财政支出闸门的放开将有所回暖。预计2012年投资增长在20%左右。
消费：短期内中国难以从依赖外需直接转向以内需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但消费增长将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受限购和补贴政策退出的影响，汽车消费2011年增长相对较低，这为2012年摆脱政策影响后的反弹积蓄了力量。尽管随着通胀的回落，服装、食品等必须品的消费将有所放缓，但奢侈性和炫耀性消费有望保持较高增长。预计2012年消费增长在16%左右。
进出口：美国经济复苏的程度十分缓慢，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依然艰难；欧债危机有进一步发酵蔓延的趋势；在欧美经济难有起色的现实下，新兴市场进出口也将深受影响。2012年外需的下降将导致我国出口增长的进一步下滑，未来几年进口增速将显著高于出口增长。预计2012年出口增长在14%左右。
通货膨胀方面，伴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以及翘尾因素的下行，2011年四季度CPI将回落到5%以下，全年CPI在5.5%左右，2012年CPI将继续回落至4%左右。
综合判断，预计2012年GDP增长在8.6%左右,同比增速在一二季度见底的可能性较大，三四季度将有所回升。
调控政策：政策微调已经启动，定向领域的政策宽松将会进一步细化，但全面放松的可能性较小。
针对当前实体经济增速放缓、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状况，政策已出现微调，但未来进一步全面放松货币政策可能性不大。政策明显转向的前提条件是中国经济超预期放缓，或是外部重大放松事件。但从目前数据来看，中国经济放缓程度符合预期，属于主动调控的结果，美国也没有继续推行QE3，所以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政策转向。
随着通胀压力的减弱，下一阶段宏观经济调控的重心将转向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上来。财政政策或将成为主导，财政资金主要投向保障房、水利及灌溉工程、服务业、环保、新兴产业等方面。货币政策仍将在稳健的基调下继续进行微调，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适度的前提下，调节到期结构。与此同时，信贷定向宽松政策将会进一步细化，尤其是向小微企业、三农和战略新兴产业等特定领域的定向放松。
信贷政策：有所放松，但大幅放松的可能性很小。央行2011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在措辞上与二季度有明显差别，引入政策微调的提法，缓解流动性紧张的意图较明显。根据报告显示，未来央行很可能通过调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放松银行信贷投放，但这应理解为政策微调和结构性放松范畴，并不意味着整体货币政策的转向。总体来看，政策微调在短期内将会持续，但信贷规模不太可能大幅放量，2011年全年新增信贷7.5万亿元左右。就2012年而言，受持续通胀和负利率的制约，货币政策难以出现实质性的放松，但从货币总量供应上应会有所宽松，M2增速预计在15%，新增信贷规模在8万亿元左右。
利率政策：利率水平保持稳定，利率工具恐将搁置。2012年通胀会较2011年明显回落，在此期间，除非通货膨胀再度超预期增长，否则本轮加息周期基本见顶。但是考虑国内长期负利率的现状，且外部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全球通胀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因此预计央行将更多的采用公开市场操作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更有可能从调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入手）等手段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利率工具恐将搁置，2012年利率水平将与2011年大体一致。此外，我国的利率政策不仅取决于国内通胀水平，也受到外部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无论是美国推出QE3，亦或是加息，中国的利率政策均会相机抉择。
汇率政策：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大，升值速度将有所放缓。目前，中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呈现下降趋势，显示人民币升值空间有限。汇率作为替代加息的货币政策补充工具，随着近期美元走强和人民币贬值承压，我国汇率将趋于平稳，大幅升值的可能性较小。主席在G20戛纳峰会上也明确表示，发达国家不要总是逼迫发展中国家货币升值，“一再要求新兴市场升值货币、减少出口，这不会带来平衡的增长；相反，只会令全球经济陷入平衡的衰退，使可持续增长成为不可能”。这充分表明在汇率问题上，中国政府更强调自主性。尽管受国际政治压力影响，2011年下半年各月人民币升值幅度显著大于上半年，但未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很有可能放缓。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5）02-0059-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5.02.14
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背景下，2014年宏观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全年GDP增长率在为7.4%，略低于7.5%的经济增长目标，延续了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下滑趋势。一是经济增速连续跌破下限。进入2014年，我国第2季度GDP增速跌至7.4%，第3、4季度则继续下滑至7.3%，基本打破了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区间，全年经济增速创24年新低。二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尽显疲态。2014年2月，我国出口出现了-18%下滑，之后继续维持低位震荡，全年进出口增长2.3%，其中出口增长4.9%，进口下降0.6%;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30%已经回落到15.7%，其中，扣除土地购置款的房地产投资2014年11月以来已经进入负增长;消费虽然取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但消费需求也保持着一个逐年下滑的态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回落到10.9%。三是物价水平持续走低。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0%，其中2014年9月CPI跌破2%，连续4个月运行在2%的下方，11月和12月分别为1.4%、1.5%，创下近年来的新低。四是经济发展预期有所恶化。2014年7月份以来，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从51.7%的高位回落到12月的50.1%，已经靠近经济强弱的分界点50%。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的指数从3月就一路下滑，从3月的62.7跌至12月的48.7。在2014年宏观经济在增速回落的过程中同时表现出一些可喜的变化。一是需求结构出现新变化，消费拉动力增强;投资结构改善，民间投资开始发力。二是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经济呈现服务化态势;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提升，“中低速增长、高就业”格局初现。三是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关系更趋协调。正如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部分经济风险显现。” 2015年是新常态统领中国经济工作的关键年份，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将面临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等全方位的转型切换。一方面是中国经济之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力量在逐渐弱化，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新的常态的经济驱动力还没有强大起来，再加上美元升值、全球贸易政策变动等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增强[1]，总体看，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三大风险和六大挑战。
一、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三大风险
（一）发展速度换档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在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城镇化红利的推动下，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78―2007年均增长率高达9.8%，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瞬间急速下滑，从2007年14.2%的高峰滑落至2013年的7.7%和2014年年均经济增速的7.4%，2008―2014年比1978―2007年低一个百分点。顺应经济增速的下滑，中央政府做出了“增长速度换档期”的判断。增长速度换档切换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反应，但是在切换的过程中也存在换档的风险，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容易陷入停滞，近期我国增长速度连续跌破7.5%的下限，出现继续探底的趋势，预计2015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滑，突破7.5%～8%的区间波动，这一风险值得警惕。
（二）发展动力置换的风险
从旧的发展方式向新常态过渡，一个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但转换过程如果发生动力断档，那将会给经济造成断崖式下跌的风险。当前依靠要素投入为核心的增长动力在弱化，新的创新驱动的动力机制还没有培育起来;依赖投资、进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弱，新的以消费为主的推动力还在上升;旧的支柱产业在衰退，新的战略性产业虽然蓬勃发展但其主导性、牵引力还没有充分发挥;旧的经济增长点在多年发挥作用后在削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小荷才露尖尖角。发展动力一旦青黄不接，经济可能出现失速风险。
（三）发展体制转轨的风险
不可否认，过去多年来，在赶超型的经济模式中国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推动经济增长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这套体制的缺陷，开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过度依赖高投资和进出口的问题更加突出，出现了大起大落的经济增长方式。但在经济“新常态”要求下，发展驱动力要从投资、出口转移到创新上来，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经济体制转型势在必行。体制转轨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程度差异较大，从而加剧了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的波动程度，这种体制转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波动很可能使经济发展出现断层，从而影响发展速度，而2015年恰恰是这样一个关键时点。
二、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六大挑战
（一）宏观调控效用递减
2014年我国面对经济持续下滑，通过微刺激来稳定经济增长，避免了大水漫灌，但连续刺激也出现了边际刺激效应递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统计，近几年贷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2003年到2007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提高0.73个百分点;2008到2014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提高0.47个百分点。基于投资在稳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计算社会融资对资本形成的作用，2002年1元社会融资贡献的资本形成为2.27元，2008年下降到1.98年， 2014年进一步下降为1.68元。这意味着通过增加社会融资来扩大投资的边际成本在增加，随着增量资产产出率的上升，等量投资的GDP贡献率在下降，这些都增加了2015年经济刺激的难度。
（二）金融“融而不通”带来的融资约束
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血脉，血脉如果不通，实体经济也很难有好的表现。近年来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融而不通、结构异化、脱实入虚、企业融资成本高企等现象，对2015年经济发展不利，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金融总量增速下滑。货币增速连续下滑，2014年M2同比增长12.2%，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年初13%的目标。M1的增长速度更低，2014年仅增长3.2%。M2和M1增速之差已经扩大到9个百分点，意味着货币流动性下降，表明人们消费信心降低，投资信心趋弱。贷款同比增速是2005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2014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6.46万亿元，比上年下降4.8%。货币发挥作用具有时滞，2014年连续出现的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低增长将会制约2015年的经济发展。
2.货币流通速度降低。从M2与GDP之比来测算，2002-2008年货币流通速度一直保持在0.61-0.67的水平，2009年以来则连续下降，2014年已经下降到0.52，这意味着同样的GDP需要更多的货币来实现。
3.融资成本高居不下。据统计，2014年我国贷款基准利率为6%，在11月22日贷款基准利率才下调至5.6%，远远高于美国的3.25%、欧元区的2.43%、日本的1.246%和英国的0.5%，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根据调研，现在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平均在15%左右，甚至20%。
4.货币金融资源配置出现严重问题，突出表现在金融与工业经济的背离，中小企业融资难与大企业融资便利，国有企业融资便利与非国有企业融资难。我们一直在鼓励金融资源更多向中小企业与创新型企业配置，但目前金融体制下金融资源却更多向大型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房地产领域配置。2014年上半年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债券市场上，国有企业和城投平台发行债券合计占比高达87.63%，而民营企业仅占5.47%。金融体系存在的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将对2015年的经济发展形成较强的融资约束。
（三）房地产行业新常态化后的低增长
房地产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由于受刚性收入约束和库存销售双重压力，房地产投资很难出现20%以上的高增长，受市场力量的自身调节，未来房地产行业投资增速进入低速增长区间，行业竞争倒逼市场出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市场力量主导的自我调整。截至2014年11月，商品住宅施工面积50.49亿，商品住宅待售面积5.72亿平米，两者合计56.21亿平米，而过去5年年均商品房销售面积9.8亿平米，即使未来没有新开工建设，消化这56亿平米的供应就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随着保障房建设加快，住房登记制度实施、房产税等将挤出部分存量房，这都增加了潜在供应。从需求面看，我国人口拐点正在出现，20～49岁的购房人口总量在2015年将达到高峰，随后进入下降通道，城镇化速度也有所减缓，2014年城镇化率已经放缓到1.04%，国内民众对房产的投资性需求在2015年将减弱。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地产的投资意愿也有所下降。2001―2013年13年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其中住宅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19%。201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1-11月同比增长11.9%）、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增速、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及销售额增速、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资金增速以及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等指标全面回落，预计2015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速度还将回落，房地产投资将从超高速增长逐步降落到中低速增长区间，房地产行业逐步回到理性、常态、均衡的状态，适度、中低速、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房地产行业的新常态。
（四）全球价格下行将给经济增加通缩风险
从国际上看，现在主要经济体基本处于低通胀环境，有些经济体正在滑向通缩。美国2014年12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月率创下3年来最大跌幅，欧元区PPI已经从2013年7月持续17个月负增长，11月CPI下滑至0.3%。在原油价格不断下跌的情况下，欧元区通胀仍然有继续走低的可能。日本的物价虽然在安倍经济学的推动下走出通缩，但目前仍然处在一个较低的通胀水平， 2014年11月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2.7%，但如果扣除4月份上调消费税的影响，其CPI仅有0.7%。全球低通胀环境通过国际贸易影响到中国的价格水平。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来看，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连带铜、铝、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于大宗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的中国来讲，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使得中上游部门的通缩愈演愈烈，2014年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下降1.9%，12月份同比下降3.3%，价格下跌将传导到下游消费品领域。展望2015年，有几个因素会对价格走势形成负面影响，增加通缩风险。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的输入性通缩风险，2014年下半年以来石油价格暴跌将通过中上游部门向下游部门传导，这种传导效应将在2015年上半年出现;二是PPI连续负增长传导到消费品价格领域导致CPI继续走低;三是在美元升值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价格稳定导致人民币贸易指数持续上升，货币升值带来输入性价格下跌风险。在我国债务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通缩将使债务人处于一个更加艰难的环境，2015年要防止生产和价格、通缩和债务的恶性循环。
（五）就业出现阶段性萎缩
充分就业是各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把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下限联系起来，提出稳增长是为了保就业。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持续下滑，但是就业展现出很好的态势，从2009―2014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都在1000万人以上，但有数据表明就业市场上的岗位需求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从2012年以来，各年度第三季度的招聘人数在持续下降，2012年为461万，2013年448万，2014年为420万。2014年度相对招聘指数（报告期需求人数/往年同期需求人数的平均值×100）为101，处于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特别是2012年以来持续下降，说明当前人力资源市场用工需求增长趋势在减弱。由于制造业升级和工业4.0等的冲击，未来制造业可能会转移出大量的就业人口，这部分人口可能会对我国就业形成巨大的压力。这意味着2015年我国将从原来第二、第三产业共同吸纳第一产业对外转移就业人口转变为第三产业单独吸纳第一、第二产业对外转移就业人口，压力之大值得关注。
（六）企业“三座大山”的压力持续发酵
当前国内企业由于产能过剩、成本过高、债务过重的三重压力。首先，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当前经济面对的突出矛盾。发改委披露2013年上半年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8%，随着经济增速逐阶下滑，产能利用率预计也会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针对当前需求，2014年我们有20%以上的产能过剩。其次，成本过高则在近几年一直威胁企业的利润。2014年1-10月，规模以上企业成本从年初85.18/百元增加到86.02/百元，这将意味着大多数企业认为未来6个月的成本与去年同期相比会上升。产能过剩导致企业价格竞争，收入减少;成本过高导致企业支出增加;一增一减之间企业利润减少，盈利能力下降，投资收益率也随之下降。第三，债务过重也成为当前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债务过重一方面表现在企业负债水平高，企业债务规模迅速扩大，杠杆率就会快速上升，据统计2012年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106%， 2013年进一步增至109.6%，这一数值远高于德国的49%、美国的72%、日本的99%，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和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经济增速下滑，导致2012―2014年企业的杠杆率再度上升[2]。债务过重另一方面表现为债务成本高，从我们调研中发现，由于过高的融资成本，国内有很多民营企业陷入了债务黑洞和债务链条，形成了新时期的三角债。
三、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展望：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
面临宏观经济的三大风险和六大挑战，我们对2015年的经济增长持谨慎态度，2015年稳增长的压力将更大。同时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央提出要“再接再厉、趁热打铁、乘势而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面临考验[3]。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我们认为2015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如何实现稳增长与促改革、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其政策要点在于两方面：一方面短期内通过稳增长为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打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另一方面长期内围绕促进发展这一根本推进重大改革，激发企业活力。
（一）服务改革这一主题稳定经济增长
当前不仅要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稳增长，更要从改革的角度来看待稳增长，稳增长要致力于为重大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当前经济增长跌破底线的风险越来越大，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防止经济跌破底线和陷入通缩。
1.实施灵活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近些年，我国一直秉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每年在稳健的总基调下有所差异。我们建议2015年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采用更加灵活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除了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的流动性。总理在达沃斯表示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不会大水漫灌，建议央行适当增加反周期货币政策的实施，在常规的货币政策仍然有空间的情况下，注重预调、微调，更好的实行定向调控。
2.实施更加积极有力度的财政政策。一是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激发企业活力。营业税改增值税自2013年在全国推广以来，2014年铁路运输、邮政电信业纳入， 2015年，营改增将改革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在企业困难加大的背景下，政府可以适时启动结构性减税，增加企业利润，帮助企业渡过困难时期。二是扩大公共支出，初步构建福利社会基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通过减少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盈余，每增加1%的财政支出，并平均用于教育、健康和养老，将使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1.2%。2015年实施更加积极、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加大对符合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方向的政府性投入，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出，织好社会政策的托底网。将以公共支出的适度增加促进引导合理消费的制度建设。三是创新投融资方式，积极推进公私合营（PPP）平台。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9年，欧盟近1400个项目是通过PPP实现的，价值2600亿欧元。2015年我国新预算法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套上预算监管的“紧箍咒”，未来地方财政资金能够用于基础设施的部分不会有太大的增加，依据PPP模式，以政府出资和公共资源为依托，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鼓励更多的公私合作平台项目，使民间资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在市场原则下互利合作，不仅可以解决建设资金问题，还可以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社会凝聚力。四是适度利用地方债，有序化解债务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高度关注风险发生发展趋势，按照严控增量、区别对待、分类施策、逐步化解的原则，有序加以化解”。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虽总体可控，但大多数债务未纳入预算管理，脱离中央和同级人大监督，局部存风险隐患。新预算法第35条和第94条，从举债主体、用途、规模、方式、监督制约机制和法律责任等多方面做了规定，从法律上解决了地方政府债务怎么借、怎么管、怎么还等问题。如何防范地方债务风险是2015年财税改革的重点，要进一步健全债务扎口管理机制，严控新增债务。继续扩大自发自还试点省份范围，启动专项债券发行工作，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定价机制，强化对地方政府举债的市场化约束，维护投资者权益和市场信心。
（二）围绕发展这一根本推进重大改革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2015年应尽快推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各项改革，推进更好发挥各类企业积极性的改革，推进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等各项经济增长要素相关的改革，使各项要素、各个主体能够释放新的活力来推动我国在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仍能保持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
1.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降低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按照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抓住现在低通胀的时机，尽快推进水、电、气、油等价格改革，把凡是能由市场定价的都交给市场;强化政府市场监管职能，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消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的各项地方规定，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大市场。
2.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当前对地方财政的改革将使地方政府渐次退出经济建设领域，企业在经济发展中主力军的作用将更加突出，为此必须通过改革培育一个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结构合理的企业体系。通过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尽快制定中央层面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明确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分类施策，提高企业市场化、国际化水平。
3.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要更好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此要稳步推进利率、汇率等金融价格改革，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利率市场化创造良好条件;推进金融机构改革，适当增加金融机构主体，促进金融机构间的有效竞争，以竞争推动金融机构完善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创新资本市场融资工具，加快推进注册制改革，鼓励企业更多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要在金融领域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此要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加强对金融服务薄弱领域的金融覆盖，发展普惠金融。加快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为中国资本实现全球资源配置创造条件，为此要提升对外投资便利性，建立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体系。
4.加快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土地在经济发展中承担着多重角色，既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又是工商业发展落地的载体，还是部分人群的资产，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要按照土地不同的角色和职能进行分类设计。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建立公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通过市场配置土地使用权，鼓励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降低经济发展中的土地成本。探索试点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的宅基地用益物权，增加农民财产。
5.加快科技创新体制改革。首要的是形成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创新的主体是人才，要完善职务发明、技术入股等相关规定，让创新人才在创新中得到应有的回报。创新的主力军是企业，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使企业创新得到最大化利益;完善财税、金融、贸易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创新。其次是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使创新真正面对市场，面对经济发展主战场。深化科研院所改革，能放则放，能推向市场的就推向市场。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来形成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关系，建立公开透明的技术交易市场，让技术走向市场，同时也让市场来引导技术创新。
（三）抓住企业这一关键激发其发展动力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当前国内大量企业因产能过剩、成本过高、债务过重而喘不过气来，很多企业既没有生产动力，更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帮助企业消减三座大山的压力，激发企业活力乃当前稳定经济增长甚至为未来保存增长活力的当务之急。
1.打通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消化企业产能。过剩产能的消化一方面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市场需求的扩大来消化。从市场需求看，一方面可加大力度开发国际市场需求，就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产业链而言，目前仅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缺口就达到8万亿美元，通过建立可行的融资方案，这些潜在需求可以转化为现实需求，从而为我国相关产业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要深挖国内市场潜能，减少区域市场壁垒，通过打造无障碍的统一国内市场来消化过剩产能。
2.依法推进企业破产清算，消融企业债务链条。根据我们在地方的调研，很多债务链的形成并扩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破产的企业没有破产，导致其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存在拖垮了债务企业，也拖垮了债权企业，不如迅速破产清算掉，这样债务企业的企业家也能轻装上阵，重新出发，而债权企业也能够拿回部分债权资金，结算自己的债务。
3.以“少取”、“减负”激发企业活力。在此关头，我们认为政府应当承担起责任，从现实来看，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基本思路是 “多予少取”。多予，意指给资金、给项目、给行业准入、给补贴;少取则是实施结构性减税，减少企业负担。
2015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在中央提出“新常态”的判断后，我国将不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预计2015年我国在设定经济发展目标时，将进一步淡化经济增长速度，换之以弹性目标和发展区间进行管理，采取预调、微调等宏观调控手段予以应对。面对经济增速下滑，中央将坚持不进行大规模刺激，而是采取预调、微调等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予以应对。这种变化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发展效率，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平衡，从而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