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4 15: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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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宋代江南亩产量研究中，使用"选精法"颇不少见。有关宋代江南亩产量的记录为数不少，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史研究》中所收集者即达180余例之多（如果把各例中所包含的亩产量数字都列出来，总数还更多得多）（注：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第140-141页。其中的一例（1237年常熟县学田籍）就包含了114个产量数字。）。这些数字彼此相差甚大，且有显著的时空分布差异（注：如斯波氏所列出者中，低者仅0.13石，高者则达5石，相差竟达37倍之多。又，斯波氏收集的185例亩产量记载，从时间分布来看，北宋仅有5例，其余都是南宋的（其中又特别集中于南宋后期）；从地域分布来看，秀州（嘉兴）只有2例，湖州有15例，常州有58例，而苏州则多达110例。）。一些学者在研究亩产量时，通常是从这些记载中挑选出一两条，以此为据来推导出其结论。例如前引余也非对两宋江南亩产量的估计和顾吉辰对北宋江南亩产量进行估计时，都只列出了一条证据。漆侠估计南宋太湖流域亩产量为六七石，因其未注明史料依据，兹可不论（注：漆侠在论文《宋代生产力的及其在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及专著《宋代经济史》（第2、26、175页）中，多次说到太湖流域亩产六七石，但均未注明史料来源。查该论文的"中国封建各时期亩产量数字表"及该专著第135-137页的"宋代各地亩产量数字表"，亩产六七石的记录均只有一条（即政和7年明州亩产量的记载）。此条史料原文为"讯之老农，以谓湖（明州广德湖--引者）未废时，七乡民田，每亩收谷六七石，今所收不及前日之半，以失湖水灌溉之利故也"。但这已明说是谷。在前一表中，漆氏未注明此条史料说的是米还是谷；但在后一表中已注明是谷而非米。因此漆氏关于南宋江南亩产六七石的估计依据的肯定不是这条史料。但究竟依据什么史料，因漆氏未加注明，因此不知据何而得。）。他又认为南宋江浙亩产五六石，而闵宗殿已明确指出漆氏此说所凭只有一条史料，即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中说到的"浙人治田，……其熟也，上田收五六石"（注：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亩产五六石的记录在宋代史籍中仅此一见，也是宋代史料中可见到的最高产量记录（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第160页。）。因此漆氏实际上是选取宋代水稻最高亩产量的惟一例子，以此作为江南的普遍亩产量。余氏、顾氏等对史料的掌握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但从漆氏《宋代经济史》中对田?租（特别是官田、学田田租）进行时所引用的史料来源看，斯波氏所收集的史料，漆氏也都掌握。从这么多的史料中挑选出一条，当然是使用"选精法"了。
"选精法"也被常常用于对技术进步的研究中。如前引伊懋可、斯波义信、大泽正昭等人所作的所示，宋代江南农业技术有多方面的进步。许多学者就是从这些进步中挑选出一两种，作为导致"农业革命"的主导因素的。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占城稻的引进。何炳棣、张德慈(T.T.Chang)、加藤繁、天野元之助、周藤吉之等都认为占城稻的引进引起了宋代农业革命（注：参阅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其中又以何炳棣的表述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占城稻早熟而且耐旱，而这些正是传统中国水稻品种的不足。因此占城稻引进后，导致了稻作向供水较紧的高田地区扩展，并引起农民致力于培育早熟品种。早熟品种的进一步发展，又大大保证了一年二熟制的成功，从而成为过去一千年间中国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的第一次长期的革命。何氏并指出：南宋时期的苏南、浙江、福建和江西，是古城稻传播的主要地区；在这些地区，占城稻对粮食生产和人口的已经明显（注：何炳棣(Ho，Ping-ti):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年版，第8章第1节。）。因此，尽管何氏并未特别加以强调，但是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到：占城稻的引进，乃是引起宋代江南农业革命的关键因素（注：如前所述，在大泽正昭对以往学界宋代江南农业技术进步的研究所作的总结中，"占城稻的广泛种植以及一年二作制的普及"也被许多学者视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与此相类的是漆侠对江东犁所起作用的评价。他认为"曲辕犁的发明，对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两浙路所使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曲辕犁"（即唐代陆龟蒙《耒耜经》所记述的江东犁）；"从北宋仁宗时候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志》到南宋孝宗初年范成大的《吴郡志》都原封不动地照抄了《耒耜经》，称吴地的'农器甚备'，为全国之最，无怪乎两浙路农业生产居全国首位了"。同时他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由于有了"最好的耕犁"和因"人多地少"导致的充足劳动力，因此"精耕细作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产量既高且稳，成为宋代著名的粮产区（注：漆侠：《宋代经济史》第110、178页。）。由此可见，江东犁在宋代江南农业发展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像"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假如真有的话）这样一个重大现象的出现，原因当然极其复杂。从众多的原因中选出一两个来对这个历史现象进行解释，当然是因为有关学者认为这一两个原因是关键，因此他们使用的也是"选精法"。
尽管以上学者在有关研究中投入了很大精力，而且也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看法（例如新作物品种引入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但是如果对他们使用"选精法"所得出的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上面所列举的结论都十分脆弱。例如在亩产量研究中，我们并不否认宋代江南某些地方、某些时候曾有过高产的情况。然而在于：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区，个别的高产记录都不难找到；但对于一个地区的一般亩产量的研究而言，这种个别的高产记录并没有多大意义（注：游修龄指出：一般而言，最高产量的记录往往是平均产量的3-5倍。见游修龄《太湖地区稻作的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原刊于1985年，后收于游氏《稻作史论文集》，中国农业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如果只凭一两个高产记录就能断言一个地区亩产量普遍很高，那么就会得出该地区的亩产量在几百年、上千年中都没有变化可言的结论来。就江南来说，早在孙吴时代就已有亩产3石的例子（折为宋制相当于亩产1.3石）（注：据《三国志》卷六《钟离牧传》，会稽钟离牧在永兴种稻田20余亩，以稻与县人，县人"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以还牧。换算为宋制，相当于亩）产1.3石米（换算标准参见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10-13页。），比上述南宋常熟、嘉定、平江府的学田、职田和官田上的绝大多数亩产记录都要高出很多。但是难道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孙吴时江南的亩产量就已超过一千年后常熟、嘉定、平江府的亩产量水平了吗？可见，选取一两个例子作为代表来评估一个地区的平均亩产量是十分不妥的。
在关于技术进步对农业变化的影响方面，使用"选精法"所得出的结论也都同样经不起推敲。例如就受到大多数学者肯定的占城稻引入这一重要技术进步而言，姑假定这种稻种确实优秀（这种稻种自身的问题在下面还要讨论）而且被引种到了江南，也不一定能够对宋代江南农业发生重大影响。从斯波义信收集的宋代江南关于占城稻的记载来看，当时占城稻主要是种在苏、湖两州某些地方的"高田"上，种植非常有限（注：见渡部忠世、樱井由躬雄主编《中国江南の稻作文化--その学际的研究》，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版，第120、122-124页。）。如果占城稻种植并未在大范围内得到普及，就说有一个以占城稻引进为中心的农业革命，当然很难有说服力。同样地，姑假定江东犁确实是一种最好的或最先进的耕犁（该耕犁的缺陷在下面还要讨论），它要在宋代江南农业发展中起重大作用，也必须以得到普遍运用为前提。但是在宋代史料中，我们并未发现使用这种耕犁的证据（注：漆侠认为这种耕犁得到普遍使用，其证据是：《吴郡图经续志》和《吴郡志》都原封不动照抄了《耒耜经》，并称吴中"农器甚备"。但是《耒耜经》的有关文字在明清江南方志中经常被抄录，而据《天工开物》等史籍，我们知道至少自明代后期以来江南就很少用牛犁。因此抄录前人著作并不能作为江东犁使用的证据。）。宋代两浙地区所使用的耕犁，今天惟一可以看到具体形状者是楼璹《耕织图》中的耕犁，但这种耕犁在构造、大小以及牵挽方式上均与江东犁有很大不同（注：楼璹：《耕织图》中的耕犁不仅比江东犁小得多（只需一牛牵挽），而且在结构上也有所不同（没有策额、压镵）。参阅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第74页。）。因此宋代两浙耕犁显然与江东犁不是同一物（前者是否为后者的改进形式也尚难断定）。更何况楼璹《耕织图》中所反映的浙西山区的生产情况，与江南平原有颇大的差别（注：参阅大泽正昭《陈旉农书の研究》，第40-44页；同氏《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第239、242、248页；足立启二：《宋代两浙におけゐ水稻作の生产力水准》。），因此这种耕犁是否曾使用于江南平原也还有待研究。由于宋代江南到底使用什么样的耕犁至今还不清楚，因此说江东犁的运用对宋代江南农业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是缺乏根据的。
由于"选精法"将问题看得过分简单，因而本身也包含着自我毁灭的成分：倘若它所选出的那一两个例证经不住推敲，那么由此推导出来的整个结论也就不攻自破了。就亩产量而言，顾吉辰赖以得出"北宋苏州一带亩产米4石"的估数的惟一根据，是郏dǎn亶《水利书》中的一段话（注：此段文字为："国朝之法，一夫之田为四十亩，出米四石，则十八万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万石矣。"）。而闵宗殿已指出顾氏因未读懂此段文字而对其义作了错误的理解，所以根据这种误解而得出的结论也就失去了根据（注：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漆氏说南宋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亩产高达5-6石，所依据的只是高斯得所言。但天野元之助早已指出高斯得所说的产量是谷而不是米；如果折为米，就只有一半（即2.5-3石）（注：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增补版，御茶の水书房1979年版，第256页。）。而闵宗殿更已明确指出漆氏在此问题上是弄错了（注：闵宗殿《宋明表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令人不解的是，闵氏已于1984年指出漆氏的错误，但漆氏在1986、1987年刊出的著作中，却依旧坚持上述错误。）。这个错误对亩产量评估的影响当然是非常大的，因为是米还是谷，二者相差大约一倍之多。况且这条史料已明说这是上田的产量而非一般产量。至于漆氏所说这一地区南宋时亩产达到6-7石米，如果依据的是关于政和七年明州广德湖周围七乡的记载的话，那么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更何况这条材料是否可靠，也还成问题（注：首先，该条史料已明说这是"讯之老农"，而老农又是回忆多年以前的情况。因此所说的亩产六七石谷不是当时可以查考的情况，而只是一种关于过去的传言。其次，南宋初期该地（广德湖周围）营田的田租，上田为4斗米，中田3.6斗，下田3斗（漆侠对上田田租作过校正，见漆氏《宋代经济史》第312页）。换言之，当时该地上田亩产量只有0.8石。北宋后期亩产量可能高些，但是要说一般亩产量（六七石谷，折米约3-3.5石）要比南宋初年的上田亩产量高出3倍，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在技术进步的问题上情况亦然。关于占城稻，游修龄已指出：首先，古人关于占城稻的记述颇多紊乱不清之处，而近代学者在使用这些记述时并未从农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甄别，因此他们关于占城稻问题所做出的结论当然也就很成问题了。其次，关于占城稻所起的作用，以往学者所论也有错误之处。占城稻的基本优占是耐旱和对土地肥力要求不高，而这两个优点对于低湿多水、土壤肥沃的江南平原农田来说，并没有很大的意义。第三，一般认为占城稻还有一个重要优点--生产期短，并认为这个优点使得稻麦两作成为可能。但是把占城稻都说成是早熟稻，是不正确的（注：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姑不论此，即使占城稻真的都是早熟稻，它也不可能引起稻麦二作制在江南的普及（注：早稻的栽插时间早于夏麦的成熟时间，因此在同一块土地上，在麦未收割以前，决不可能整地、插秧（参阅李伯重《"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此外，大泽正昭也指出：凭南宋江南的水稻和麦的品种（除传统的黄绿谷外），要进行稻麦一年二作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之故，《陈旉农书》并未积极提倡稻麦复种（大泽正昭：《陈旉农书の研究》，第75-76页）。）。关于江东犁，情况也一样。这种耕犁一向受到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但其实用性究竟如何，则讨论不多。事实上，这种耕犁显然不很适合江南水田生产条件。首先，其规制十分庞大，必须双牛才能牵挽（注：按照《耒耜经》中所说的尺寸，该犁长达2.3丈，比近代宁波一带使用的曲辕犁长出三分之一，超过今日河西走廊还在使用的二牛抬杠长直辕犁，与唐代南诏地区使用的二牛抬杠长直辕犁相近。见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94页。）。在田块狭小的江南水田中作业，显然并不很实用（注：贾思勰说：若犁身长大，则转弯幅度必大，"回转至难、费力"（《齐民要术耕田第一》）。王祯则说："中原地皆平旷，旱田陆地，一犁必用两牛、三牛或四牛。……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阔狭不等，一犁用一牛挽之，作业回旋，惟人所便。此南北地势之异宜也"（《王祯农书》卷二《垦种篇第四》）。）。其次，它在结构上也还有缺陷，需要加以改进（例如精简策额、压镵）（注：参阅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第74页。）。而且，陈恒力和游修龄都已指出：江南（特别是太湖地区）的水田土壤粘重，一般牛耕既浅而又不匀。如用铁搭，虽然功效较低，但可翻得更深；因此牛犁的效果明显不如铁搭（注：陈恒力：《补农书研究》增订本，农业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130页：游修龄：《中国稻作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因此，既然占城稻、江东犁并不具有以往所认为的那些优点，建立于其上的"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四、"集粹法"：导致"虚像"的另一主要
为了避免"选精法"这种弊病，许多学者力求使用更多的证据，以便对现象进行更全面的。而这里所说的"集粹法"，就是一种常用来替代"选精法"的研究方法。
所谓"集粹法"，就是在对发生于一个较长的时期或／和一个较大的地区中的重大历史现象进行研究时，将与此现象有关的各种史料尽量搜寻出来，加以取舍，从中挑选出若干最重要（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集中到一起，合成一个全面性的证据，然后以此为根据，勾画出这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全貌。
在宋代江南农业史研究中，"集粹法"在亩产量研究中运用最为普遍。典型的做法是：从大量的亩产量记录中，选出几个具有代表性者，由此而推导出关于该地区平均亩产量的一般性结论。例如闵宗殿对宋代太湖地区的亩产量记载进行了筛选，摒弃了最高和最低的极端例子，从比较"中间"的记录中挑选出了范仲淹、方回、陈傅良、高斯德以及王炎等人对江南水稻亩产量的估计（这些估计都在2-3石之间），以此作为依据，得出宋代江南太湖地区亩产米2.5石的结论（注：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闵氏之所以挑选这几个例子，当然是由于他认为它们是较好的证据。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他所用的就是"集粹法"。
在农业技术研究中运用"集粹法"的典型例子，可见于梁庚尧对南宋稻作技术的研究。梁氏将周藤吉之、天野元之助、赵雅书、陈良佐等所指出的南宋农业技术各方面的进步作了综合，认为在南宋"江、浙、闽、蜀等人口稠密地区"的稻作技术，大致包括以下：(1)整地除用犁外，又使用耙、耖多次打、压田土；(2)经过浸种、催芽、育苗等过程，然后才移植秧苗于田间；(3)致力于肥料的搜集和处理，重视施肥；(4)增加除草的次数；(5)中期排水，然后再车水入田；(6)重视灌溉，如水车的使用、灌溉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等（注：梁庚尧：《南宋的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5-156页。）。梁氏所列出的这些技术，确实代表了宋代（特别是南宋）南方水稻栽培技术中最优秀者，由这些进步所构成的总体图像，是"精耕稻作技术已达于纯熟"。在另一著作中，梁氏又明确指出：南宋苏州农民，必须和江、浙、闽、蜀等地狭人稠地区的农民一样，投入大量劳力于整地、育苗、施肥、插秧、除草、灌溉等工作，甚或尤有过之，因此到南宋晚期，苏州在精耕细作方面，已具有超出其他地狭人稠地区的特殊地位（注：梁庚尧：《宋元苏州的农业》。）。因此他前面归纳出来的那种已达于纯熟的精耕稻作技术，自然主要是江南（特别是苏州）所普遍使用的技术了。然而这里要指出的是，梁氏所列出的这些技术，若逐一来看，却是出自不同地区。因此，梁氏实际上是将南宋各地出现的各种最佳单项技术集中到一起，作为南宋江、浙、闽、蜀等人口稠密地区（特别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农民所普遍使用的技术。由此可见，他所使用的方法，属于"集粹法"无疑。
从表面看，"集粹法"克服了"选精法"看过分简单化的弊端。但是对这种方法做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依然存在严重的问题。
首先，尽管使用"集粹法"的学者力图选取具有较有代表性（或普遍性）的例证作为分析的基础，但事实上他们却往往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种情况在亩产量研究中最为明显。例如闵宗殿在对宋代江南亩产量作估计时避免使用最高或最低的极端性例子，但是对他所选取的例证进行仔细分析，可以看到这些例证仍然存在问题。首先，陈傅良、高斯德所言，并不一定是本文所说的江南（或闵氏所说的太湖地区）的情况，兹可不考虑（注：陈、高二人所言，均出自其所作劝农文。而大泽正昭指出：宋代（主要是劝农文），说"浙间"、"闽、浙"，并不能说就是"浙西"（特别是江南平原），而更可能是指"浙东"。见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史研究》，第242页。）。其次，余下的范仲淹、方回、王炎所言，分别是北宋中期苏州、南宋后期湖州以及嘉兴魏塘一带的情况。其中，魏塘是一很小地域，其情况在较大范围内未必具有普遍意义，兹可从略。就苏、湖二州两个较大地域的情况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同时、同地记载亩产量的史料中，也不难发现与闵氏所用例证大相异趣的证据。例如北宋中期苏州的亩产量，范仲淹本人也说过中田亩产量为1石，乐全的说法也与此相同，而且还得到稍后熙宁八年记载的支持（注：《范文正公集》卷八《上资政晏侍郎书》；《乐全集》卷一四《刍尧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七，熙宁八年八月戊午记事。参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第140-141页。）；南宋后期湖州的亩产量，据比较具体而准确的13个寺田的地租量推算，也仅在0.6-1.9石之间（注：《两浙金石志》卷一五《长兴州修建东岳行宫记》。参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第140-141页。）。也就是说，更多的史料中所记载的亩产量，都明显低于闵氏所选取的例子中所记载的亩产量。对于这些差异以及为何要采用高数而非低数，闵氏未作出解释。因此，尽管他避免使用最高或最低的亩产量数字，但是他所选取的例证实际上仍然属于偏高的一类，因此其结论也难免会偏高。
其次，使用"集粹法"的学者在例证的使用上，还常常忽视所选例证的时空局限性。这在技术进步问题上尤其明显。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时代的农民，都只能使用一种具体的方法耕作，而这种方法常常也只适用于某一具体的地区。因此，梁氏所描绘的那种精耕稻作技术，如果真存在的话，那么还需要举出证据，说明它到底运用于哪个确切的地方。他说苏州在精耕稻作方面领先于其他地区，因此含蓄地认为这种技术的运用以苏州最为典型，不过对此却未提供具体的证据。事实上，如果仔细分析梁氏所说的各项进步，可以发现有许多实际上与苏州以及江南并无关系。例如，使用耖的记载虽然出现于南宋初年，但仅见于楼璹在于潜县令任上写的《耕织图说》，尚未有证据表明其运用范围已超出了于潜县所在的浙西山区。在肥料的使用与收集方面，虽然从《陈旉农书》所记来看，南宋江浙肥料种类颇不少，肥料加工技术也颇有进步，但是《陈旉农书》所反映的是江南平原以西"高田地带"的生产情况，而与江南平原的生产情况有明显不同。在江南，大田基本上不施基肥，而追肥也只是耘田时将所耘杂草按入田泥中，使之腐烂作肥而已（注：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技术的变化》。）。至于农民收集肥料，宋代江南文献中也仅有一条记载，说的是南宋苏州农民捞取河泥（注：即毛栩的《吾竹小咏吴门田家十咏》中一首诗。）。而在北宋，甚至连这样的记载也未发现。这并不奇怪，因为从后面引用到《吴郡志》卷一九水利上二中的一段记述来看，当时苏州农民常常采用"易田"之法进行休耕，并让洪水淹没田地，从而从沉淀下来的泥土中获得肥力。这些都表明了宋代肥料生产与使用技术的落后。据此，宋代江南农民并未"使用耙、耖多次打、压田土"和"致力于肥料的搜集和处理，重视施肥"，其精耕稻作技术也尚未纯熟。足立启二、大泽正昭等的研究也证实：在江南"低田地带"，稻作技术仍然颇为粗放，与江南以西宁镇丘陵和浙西山地"高田地带"所使用的、以《陈旉农书》和《耕织图诗》为代表精细稻作技术，恰成鲜明对比。因此，梁氏所描绘的那种技术，在江南平原上并未得到运用。如前所述，构成梁氏所描述的南宋稻作技术的各项具体进步，大多分见于不同的地方；而在所涉及的地方中，很少有一个地方拥有一项以上的上述进步。由此推论，就一个地区而言，稻作技术的进步实际上也是由一两项具体的进步所导致的。这又回到了"选精法"的老路上去了。
五、"选精法"和"集粹法"为何会导致"虚像"？
由上分析可见，"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这个与事实不符的"虚像"，很大程度上是"选精"与"集粹"两种方法的产物。那么，为什么这两种方法会导致"虚像"呢？
"集粹法"与"选精法"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大异，都是同一方法的不同表现。二者的差别只不过在于前者比较简单，而后者则使用史料较多而已。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是通过从史料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来推导出结论。因此取证是否得当，对结论的正确与否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取证是否得当，又决定于所选取的例证是否真正具有代表性，能够代表普遍情况。
每位使用"选精法"或"集粹法"的学者都相信其所选出的例子具有代表性，但对于什么是"代表性"和什么样的例子才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却未见有人作出明确的说明。由于这种含混不清，所以在选取例证时并没有一种真正的方法。这一点在亩产量研究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大体而言，以往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亩产量例证的方法，不外乎以下两种：(1)根据某种成说（如"宋代农业革命"）来选取，(2)采取"中庸"的办法，或者舍弃最高和最低的极端例子，或将所收集到的全部数字作算术平均，然后采取中间的数字。但是这些方法并不能说是很科学的。例如，如果是根据某种成说来取证，所选出的例证不免有先验性。结论在先，论证在后，自然很难做到客观。如果采取中间性的数字，则由于现存的古代亩产量记录存在的问题（如现存有关记录在地域分布与时间分布方面的不均衡、记录本身的质量问题、今日对这些记录理解的问题等），所得结果也不一定能真正反映真实情况。正是因为上述方法难以选取到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所以在研究宋代江南亩产量时，往往也就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客观的取舍标准。尽管大家使用的都是同一范围内的史料，而且主观上也都力求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例证，但事实上各人根据所选例证得出来的宋代江南亩产量却千差万别，从斯波义信的1石（北宋初）-2石（南宋后期）到漆侠的2-3石（北宋中期）、5-6石或6-7石（南宋晚期），彼此相差竟达两三倍。在对宋代江南亩产量增长幅度的评估方面情况也一样：闵宗殿认为两宋时期江南亩产量并无增长，而漆侠则认为增加了120%。对同一对象的数量评估如此悬殊，很难令人相信有一个客观的情况存在。由此可见，要用上述两种方法得出正确的结果，确实十分困难。
那么，什么样的例证才具有代表性呢？我们知道，任何现象都是具体的，因而都有其特定的局限性。脱离了其赖以存在的各种具体条件，这个现象就丧失了真实性，不再具有意义。当然，确有一些现象在各自的特定条件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其中某一个现象能够表现出这些现象所具有的共同之处。换言之，对于这些现象而言，这个现象具有代表性。反之，如果这些现象之间并不具有这种相似性，那么用一个现象去"代表"其他现象，实际上就是取消这个现象的特定局限性，从而也就没有意义了，正如吴承明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的那样："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注：吴承明：《经济学与经济史研究》，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因此，在将某一现象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去概括其他现象之前，必须首先对所涉及的各个现象作认真的分析，看看它们各自的具体情况是否确实具有相似性。使用"选精法"与"集粹法"之所以往往导致错误的结论，就是在选取例证时忽视了这一点，将某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的现象普遍化。由于该现象被普遍化后即丧失了真实性，所以得出来的结果自然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例如，据《吴郡志》卷一九《水利上二》中的一个注，"吴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谓之'白涂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纳租米亦依旧数，故租户乐于间年淹没也"。这表明北宋苏州佃农使用让洪水淹没田地的"易田"法，可以获得倍于"常稔"的产量。但我们要注意到这种高产量的特定的局限性：首先，它不是每年性的，而是每二年或三年才能获得一次的；其次，这种高产量是靠粗放耕作获得的，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者所说的那种精耕细作毫不相干。如果拿走这些局限性，将这种产量当做每年性的并认为这是农业技术进步的结果，那么就要导致错误的结论。
将某一具体的历史现象普遍化，还意味着将此现象从其所赖以存在的具体环境中剥离出来，使之脱离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有关现象。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历史现象，都包含并涉及众多的方面，而且这些方面又彼此相关，互相，互相制约，情况极为复杂。如果忽视其他的相关现象以及各现象之间的关联性而对某现象加以过分的渲染，实际上是割裂了事物内部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破坏了事物的整体性。以此为基础作出的结论，当然也难成立。而使用"选精法"与"集粹法"来处理有关例证，往往正是将这些例证作为超然的例子，从而使之脱离了其所赖以存在的具体环境（或脱离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具体条件）。因此之故，游修龄强调不宜过分渲染占城稻的引进对江南农业发展的作用，因为"农业生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兼受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的制约"（注：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同样地，某种先进农具（如江东犁）的作用也不宜孤立地强调。新农具的发明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些新农具要能够普遍运用并对经济发生重大影响，还取决于它们本身是否已经完善、是否能够适应某一特定地区的生产条件、必须和其他哪些进步相配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如果使用"选精法"或"集粹法"，即使选到了某种重要的技术进步的例证，也会因为孤立地看待或过分夸大这种技术进步而割裂了事物内部的和有关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而不能够正确地评价这种技术进步的真正作用。
"选精法"与"集粹法"这两种错误的方法为什么会在经济史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呢？
经济史学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因此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当然是史学方法。吴承明指出：史学研究使用的主要方法是归纳法，即从分散的、零星的史料入手，从个别的、具体的事例中寻找带有普遍性或性的东西。但是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显著的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虽然可以用概率论方法作些补救，但难用于历史。因此之故，尽管我们在治史中常用"举例子"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是危险的。他并引用列宁的话说："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同氏《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选精法"与"集粹法"都依靠传统的史学方法，通过从史料中收集和选取例证，以"举例子"的方法来推导结论，因此要避免归纳法的缺陷是很困难的。
小儿腹股沟斜疝是小儿外科常见的疾病，自愈机会很小，需手术治疗。既往多采用传统的开放术式，近年来由于腹腔镜技术应用的日益广泛，逐渐成为小儿腹股沟斜疝的主要术式，但根据患儿的不同病例特点，仍有部分患儿，需选择传统的开放手术，更利于患儿的恢复。现对我院2008年1月～2010年6月收治小儿腹股沟斜疝280例资料，分析腹腔镜与传统开放手术的特点，结合患儿的病例特点，选择合适的术式。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我院2008年1月～2010年6月收治小儿腹股沟斜疝280例资料，其中，男210例，女70例。年龄：1～6个月27例，6个月～1岁50例，1～14岁203例；根据随机分组，结合患儿家长的要求，采用传统开放术式的135例，采用腹腔镜术式145例，其中，腹腔镜术前、术后诊断单侧疝105例，术前诊断单侧疝、术中发现对侧隐匿性疝40例；滑动疝8例。
手术的术式：①传统开放手术：单侧疝取下腹部皮肤横纹处切口，长约1.5cm，常规行单纯疝囊高位结扎术，如有腹股沟管壁缺损者（如内环口较大），加行修补术。②腹腔镜手术：患儿取头低脚高位，在脐窝皱褶处切一个5mm大小的切口，穿刺，建立CO2人工气腹，气腹压力8～10mmHg，置入5mm trocar及30°腹腔镜，探查腹腔，于脐左侧旁开5cm建立0.3cm操作孔1个，经Trocar导入操作钳辅助操作，以特制克氏针带线作内环口（疝囊颈）荷包缝合结扎，线结埋于皮下，皮肤无需缝合。
结 果
本组病例中选择腹腔镜术式有145例，术后无阴囊血肿等并发症，随访半年至术后2年，无复发病例。选择传统开放手术术式有135例，术后阴囊肿胀8例，随访半年至术后2年，同侧复发1例，对侧出现疝7例。
讨 论
小儿腹股沟斜疝的病因为鞘状突未闭，而非肌肉薄弱，腹股沟斜疝的患儿年龄在3个月以上者，自愈机会很少。所以，小儿腹股沟斜疝经典的治疗方法是单纯疝囊高位结扎术［1］，但如果有腹股沟管壁缺损，如巨大疝或外环口较大的患儿，应加修补术。我们对近期手术治疗腹股沟斜疝的患儿进行分析，认为腹腔镜治疗小儿腹股沟斜疝正逐步替代传统开放手术而成为主要术式，但术前应就病例特点具体化分析，部分患儿仍需行传统的开放术式为宜。
腹腔镜与传统开放手术治疗腹股沟斜疝的特点：
⑴腹腔镜术式：①腹腔镜伤口小，损伤小，几乎无瘢痕，具有微创、美观的特点；②仅在腹腔镜内操作，不需要解剖腹股沟管，可避免局部组织粘连及提睾肌、精索动静脉、输精管、神经的损伤，保持了腹股沟管的正常解剖结构。腹腔镜在腹腔内环口处结扎疝囊，达到真正的高位，符合外科原则［2］；③部分小儿的腹股沟斜疝是双侧的，只是以潜在的隐匿形式存在，当时无临床表现。本组病例传统开放手术中对侧疝的发生率约5.19%。当腹腔压力增加时，特别是对侧（首次病变侧）的腹股沟疝治愈后，则可出现腹股沟肿物。在腹腔镜手术中，通过探查腹腔，很容易发现对侧是否存在隐匿性疝，可一并手术治疗，避免了再次手术。Chan等［3］在小儿腹腔镜疝囊高位结扎术中发现对侧鞘状突未闭约32.4%。我院本组病例中术中发现对侧鞘状突未闭约27.6%。④腹腔镜在腹腔内操作，术后不易有阴囊血肿、水肿、萎缩、医源睾等并发症，本组病例中，均无此类并发症，效果优良；⑤腹腔镜手术中，如发现下腹粘连严重，可能无法分离粘连、显露内环口，或明确诊断滑动疝，无法成形新的疝囊颈时，可能需要中转传统开放手术；⑥腹腔镜手术需建立人工气腹，较小的婴儿（＜6个月）由于其本身各种脏器发育尚不成熟，呼吸、循环系统受气腹压力干扰明显，给麻醉用药及管理带来了一定难度［4］。
⑵传统开放手术：开放手术治疗小儿腹股沟斜疝是既往传统的手术方法，几乎可以治疗各种类型的小儿腹股沟斜疝，不受年龄限制，必要时可加行修补术。但因术中可能需要解剖腹股沟管，有损伤或勿扎输精管风险，影响生育功能［5］。术中可能由于分离创面大，有阴囊血肿等并发症，本组病例中，有8例出现阴囊肿胀，予局部理疗后1周内痊愈。本组病例中有1例经传统开放手术后复发，追问病史，患儿术愈后曾感染支气管肺炎，反复咳嗽1个月，治疗效果不佳，考虑与此有关，再次行疝囊高位结扎术后痊愈，故术后应交待家长避免增加腹压等诱因。
腹腔镜与传统术式的选择。腹腔镜疝囊高位结扎术具有微创、美观、同时可发现隐匿疝、手术时间短、术后恢复快、复发率低、并发症少［6］等优点，所以我们认为，一般情况下，我们首选腹腔镜术式，但有下列情况者，我们建议选择传统开放手术为宜：①患儿年龄小，＜6个月；②有腹股沟管壁缺损者，如巨大疝或术前发现患侧外环口较大，需行修补术；③术前考虑存在下腹部粘连严重，如有下腹部手术史者。④术前症状、体征高度怀疑为滑动疝者；⑤嵌顿疝需急诊手术者。
腹腔镜手术的注意事项：①术前详细询问病史及体查，分析病例特点，选择合适的术式；②建立气腹时以低流量开始，使机体有个适应过程，以后逐渐增大CO2流量，直至达到恒定压力，这样可以避免腹膜快速伸展所带来的不良反应［7］，气腹压力设定在8～10mmHg，能够满足手术需要，也是安全的；③关于复发问题。李宇洲等［8］报道腹腔镜手术治疗小儿腹股沟疝2200例，复发16例，复发率0.72%，远低于传统手术。有学者认为腹腔镜术后复发主要原因是疝囊处理不当，其中包括缝线位置不当，缝合技巧欠妥等［9］。一般来说，缝扎位置与疝环内口上或下0.5cm处均可，缝线采用7号或10号丝线，腹膜外潜行，荷包应完整。对于疝囊较大，腹膜较松弛的患儿，可采用疝环内口上、下0.5cm处双荷包缝合法，或先将疝环口腱膜缝合使其缩小再行高位缝扎［4］。④术中必须确切探查对侧鞘状突有无闭合，避免漏诊而再次手术；⑤高位结扎内环口时，应进行阴囊排气；⑥脐部穿刺口相对较大，组织薄弱，有形成伤口疝的潜在风险，故建议缝合皮下筋膜层。
参考文献
1 陈建民,马建新.新编实用外科学［M］.海口:南方出版社,2001:526.
2 LIU YM,LI YZ,LI CC,et al.The clinical value of mini-laparoscopic high ligation of the hemial sac in children with indirect inguinal hemia［J］.Chinese Journal of Modem Operative Surgery,2000,4（4）:251-252.
3 Chan Kl,Hui WC,Tam PKH.Prospective,random ized,single-center single-blind comparison of laparoscopic vs open repaie of pediatric inguinal heria［J］.Suef Endosc,2005（19）:927-932.
4 杨德忠.腹腔镜下小儿疝囊高位结扎术58例临床价值探讨.重庆医学,2007,2（36）:339.
5 LIL,LI SL.Laparoscopie Operative Atlas About Children［M］.Shanghai The Second Military Press,2005:44-46.
6 Takehara H,Yakabe S,Kameok a K.Laparoscopic percutaneous extraperitioneal closure for inguinal heria in children clinical outcome of 972 repaies done in 3 pediatric surgical institutiongs［J］.J Pediatr Surg,2006,41（12）:1999-2003.
一、问题的提出
网络招聘也称在线招聘或者电子招聘（E-Recruiting），它是指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的招聘活动，包括招聘信息的、简历的搜集筛选、电子面试以及在线测评等。它是网络技术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应用最快的领域。而传统招聘就是网络招聘外的其他招聘方式，以现场招聘会、报纸招聘广告、人才猎头服务为主要代表。
尽管网络招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以毋庸置疑的强劲势头冲击了传统招聘市场，日渐成为现代社会最为主流的招聘渠道，但网络招聘自身也存在着多方面的不足以及一些因为客观因素带来的约束。而传统招聘也有着其独特的优势，如提供了招聘双方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等等。
所以有必要对网络招聘和传统招聘的特点进行分析，从而将网络招聘和传统招聘进行适当的整合，充分发挥两者优势互补的作用。
二、网络招聘和传统招聘的比较分析
下面将从招聘成本、时间投入、招聘效果三个方面，以企业招聘的流程为主线，分析网络招聘和传统招聘各自的特点。
（一）从招聘成本上分析
一般来说，招聘成本是指平均招收一名员工所需的费用，它包括内部成本，外部成本和直接成本。内部成本为企业内部招聘员工的工资，福利，差旅费支出和其他管理费用。外部成本为外聘专家参与招聘的劳务费，差旅费。直接成本为广告，招聘会支出，招聘，职业介绍机构收费等。
1.从招聘宣传上比较。传统招聘中的宣传方式一般是通过报纸，杂志做一些广告，这种宣传效果覆盖面比较大，宣传效果比较好，但相对成本较高，具体费用受板块的大小、位置和色彩影响。
网络招聘可以根据不同企业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的招聘方案，多数企业都是在人才网站上进行注册，成为会员，由人才网站为他们提供服务。这种招聘方式宣传费用一般话费较少，而且招聘的范围也没有限制。如果企业有自己的招聘网站也可以在自有网站上招聘信息，这种方式成本更加低廉。
2.从搜集筛选简历上比较。传统招聘中搜集简历一般是招聘方举办招聘会让应聘者到招聘会现场来投递简历或者直接到招聘方公司投递简历，这种传统搜集简历的方式费用一般比较高（招聘会一个摊位300～700）筛选简历也是以人力的方式一一进行筛选，工作量很大，成本自然也很高。网络招聘中企业可以通过建立网络招聘平台，直接在网上接收和筛选简历，这种方式大大的节省了求职者和招聘方的时间和精力，不需要太多的成本投入。
3.从面试录用上比较。传统招聘方式中的面试录用是求职者到招聘现场或招聘方的公司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网络招聘的面试录用是将两者的交流直接在互联网上来完成，只要有互联网这种交流就可以随时进行。从成本上考虑招聘方办招聘会成本要比网络面试录用这种方式花费更多的金钱，求职者传统的面试录用改为在互联网上进行交流这种方式成本也更为低廉。
（二）从时间投入分析
1.从招聘宣传上比较。传统的招聘宣传是在报纸杂志上登广告，从时间投入来看，在报纸和杂志上登广告需要的时间不是很多，但需要人力和财力，而且也不是第一时间可以让求职者得到信息，一般情况报纸是需要一天。而杂志需要的时间会更多。在网络上进行招聘宣传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在有网络的条件下可以随时随地的招聘宣传信息，求职者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从时间投入来看网络招聘在招聘宣传上比传统招聘花费的时间少。
2.从搜集筛选简历上比较。传统的搜集简历从投入时间上看，求职者需要把自己的简历表投递给招聘方，一般情况是在招聘会上投递，或者是直接投递给招聘方公司，这两种方式都是需要应聘者和招聘方亲自到现场来进行的活动，时间上投入很大。传统的筛选简历也是以人力的方式进行，时间投入也比较多。网络招聘中搜集和筛选简历都是在网络上进行，从时间投入来看，网络招聘只需建立一个网络招聘的平台不需要求职者跑到现场，在电脑上就可以投递简历省去很多时间，但也有可能因为投递简历的方便，也会出现投递的简历数量过多，从而增大筛选简历的工作量，网络上搜集简历可能比较节省时间但是筛选简历可能需要大量时间。
3.从面试录用上比较。传统面试中求职者和招聘方都得面对面交流，从时间上分析这种方式花费了双方大量时间。而网络招聘中求职者和招聘方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网上视频聊天的方式进行交流，节省双方的时间。
相比之下网络招聘在这三方面比传统招聘花费的时间少。
（三）从招聘效果分析
1. 从招聘宣传上比较。传统的招聘宣传成本比较高，宣传范围较大，在我国这种传统的招聘宣传比较实用。网络招聘因其快速方便，成本比较低廉，受大多数招聘方欢迎。但虚拟的网络世界也给少数虚假信息提供了可乘之机，对求职者和招聘方双方来说，也都存在对虚假信息的担忧。两者就招聘效果而言传统招聘宣传可信度会比网络招聘高出很多，但相对价格也成正比。企业需要将二者相融合才能达到最有效果的宣传。
2.从搜集筛选简历上比较。传统的搜集筛选简历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网络搜集和筛选简历虽然比较方便但是也有它的问题。信息的极大丰富也就意味着信息的极大泛滥，大量无效的信息会增加真正合格的候选人漏选的可能性。在搜集和筛选简历上比较，传统的方式可能会花费比较多的精力和时间但效果比网络搜集筛选效果要强很多，企业应该把两者方式相结合，得到一个更好的方式，节省时间的同时提高效率。
3.从面试录用上作比较。传统的面试录用从效果来比较比在网络上的面试更为有效，通过双方面对面的交流可以得到更多在网络上得不到的信息，使招聘方可以对应聘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而在网络上面试，可能效果并没有传统面对面的方式理想，但是它的方便快捷也是不容忽视的优点。
三、网络招聘和传统招聘的整合
（一）招聘宣传上双管齐下
企业想要获得良好的招聘宣传效果就需要把传统招聘的宣传方式和网络招聘的宣传方式相结合，在招聘宣传上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在报纸杂志上登广告针对较少使用网络的求职者，一方面在网络上也做招聘宣传，让网上的求职者得到企业的招聘信息。在确定使用网络招聘的手段后，企业将把招聘信息到自己的官方网站或人才网站上，招聘内容的信息要做到规范性和数据的标准化，而且网络招聘信息应该是动态的，保证网上的求职者得到最新最真实的招聘信息，使企业招聘的宣传得到最好的效果。
（二）简历搜集和筛选上扬长避短
企业在搜集和筛选简历上同样应该将传统的方式和网络的方式相结合，以较少的时间和精力达到招聘优秀的人才的效果。在搜集简历上企业可以运用网络的方式来初步搜集简历，企业通过在人才网站建立的网络招聘平台让求职者在线投递简历，在筛选简历上也可以先使用网络的方式设置初步筛选，为了避免造成筛选大多数简历或盲目偏重专业等情况，系统可以设置筛选简历的系统参数。系统可以以年龄，在校成绩，学校排名等可以量化的选项作为标准，也可以通过职位需要而设置不同的参数。例如招聘一名销售人员，初步可根据社会实践经验等等几个因素来进行筛选。筛选过程应该用人力和计算机结合的方式进行，利用智能系统实现关键字的筛选，筛选简历应该分为两层，一层主要考虑应聘者技能和专业知识，另一层主要考虑应聘者能否融入企业。对于被初步筛选的应聘者，企业应该再由人工的方式仔细浏览一次，以防失误造成人才的流失。
（三）面试录用上优势互补
面试是招聘方对求职者面对面的考试，是很多求职者和招聘方非常重视的环节。上面我们提到传统面试和网络面试，网络面试是刚刚才兴起的是利用互联网技术让求职者和招聘方在电脑前面对面的交谈。这在我国并不是很多见，但有些企业已经运用这种技术，毕竟是虚拟的交谈，无法获得传统面试中那种真实的表现。虽然效果不是很理想，但是它比传统的面试方便快捷节省时间精力，企业在面试录用上应该将二者优势互补，花最少的时间精力达到最好的效果。企业可以将面试环节分为两步，初次面试应聘者的数量可能过多，面试的工作量会很大，企业可以利用方便快捷的网络面试来进行，给更多应聘者面试的机会，从中选拔出候选应聘者。企业在确定候选应聘者之后，通知应聘者进行后续的面试，经过筛选后的面试人数减少，招聘方也不会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所以后续面试企业可以采取传统的方式面试，让应聘者和招聘方面对面交流，符合企业要求的给予录用。企业运用这种方式不仅为企业节约时间成本也给求职者创造更多的机会，有利于企业发掘人才。
参 考 文 献
[1]陈晓霞.网络招聘与传统招聘方式之比较[J].人力资源管理.2009（3）
[2]蔡岳德.试析招聘渠道及其效果[J].商场现代化.2008（2）
[3]王立岩.关于网络招聘问题的探讨[J].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