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8 16:32:40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经济增长的动力，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正因为如此，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以消费为拉动经济发展之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可以说，我国将构建消费大国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并将加快推进以此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消费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拉动作用将更加显现。在后危机时代，如何寻求长期刺激消费需求的办法，实现消费增长，以最终拉动经济增长，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1999年开始，陆续有学者提出加快推进城市化是拉动消费的重要有效途径和主要动力。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把居民消费的扩大作为重点，并为解决刺激消费增长的长期动力指明了方向――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如何发挥新型城市化对消费增长的推动作用，消费增长对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力和拉动力作用，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以真正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应探寻适合中国消费国情的新型城市化路径，建立与消费增长相适应的新型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注重消费对新型城市路径与发展模式的影响；新型城市化的速度、规模的确定、以及水平的衡量，应与消费结构、消费数量和质量、消费水平等相匹配；新型城市化中的城市建设和规划也应考虑消费因素；尽量发挥城市的消费功能，鼓励发展消费型城市、构建消费型社会；利用新型城市化背景，引导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树立城市可持续再生理念，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多层次消费需求。
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收入是制约居民消费的首要因素，应尽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转变居民收入构成，以便“藏富于民’。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最主要来源就是职工工资，但近几年来，其占GDP的比重却趋于下降。因此，在宏观收入分配领域，必须协调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适当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为此，有人提出借鉴日本经验，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关专家也认为我国具备了国民收入5年内翻倍的条件。但以何速度、以何规模、在何范围实现国民收入的增加，以便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防止中低收入居民并未真正得到国民收入增加的实惠，反而落入富人的腰包，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居民收入一般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构成。我国居民经营性收入、尤其是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低，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只靠股市、尤其是房市来拉动财产性收入，容易产生泡沫经济。因此，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同时，应拓宽就业渠道，尽量引导择业观念的改变，鼓励失业人，员再就业；拓宽投资渠道，金融机构适当进行金融工具创新、为百姓提供多种可投资产品，如鼓励多种债券的发行，允许居民境外直接投资，调整储蓄率，遏制股市“消息市”和“政策市”的影响、促进股市健康发展；培养人们的投资理念、增加对投资品的认识以及投资方面的知识；积极发展地方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经济；加强对农民的非农就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民到城镇和二、三产业就业，以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和住房市场化流转”等方式，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继续降低农民税费负担，减少农业生产和经营成本，增加农民的财政收入，等等，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构成多元化。
发展公共消费，以确保居民有效消费需求的增加。公共消费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支出的增加，既可部分转化为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间接增加居民收入，还会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进而增加其他消费。因此，政府应在注重提高公共消费的支出的同时，应坚持与落实公共消费的普惠性原则、保证人人享有公共消费品时的平等性，防止公共消费品因权力滥用而被任意使用或过度使用；要将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消费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各级政府应明确对不同公共消费品投入的财权与事权，保证责权利的明晰；还应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对公共消费的投入。
目前，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唯一可能出路是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随着50年代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格局确定下来，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严重地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间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
在80年代改革以前，我国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城乡之间劳动力配置的分割，即统购统销政策、制度和户籍制度这一传统体制的三套马车，把城乡劳动力人为地分割开，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几乎从不发生。在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的速度虽然较快，但没有以相应的速度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二个原因是城市就业的刚性特征。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就业在传统体制下得到充分的保障，由劳动部门或人事部门按照整体经济计划和资源配置优先顺序安排就业和岗位。一旦这种就业被安置妥当，一个职工几乎就不再有机会改变就业单位，也没有被解雇和失业之虑。因此，寻求就业者并不面对一个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只需要具有城市户口，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到就业安置。
为此，改革以前的城市就业机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就业者面对的机会是均等的，就业的过程大同小异，因而劳动力配置在城市内部是一个一元化的过程；第二，这种就业机会是绝对排他性的，即只要一个人没有本地的户口，无论其人力资本如何，无论企业有何等迫切的需要，只要不是在计划安排之内，雇佣关系就不会发生。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应该说有所发育。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经历了离土不离乡的阶段之后，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部门转移。由于户籍制度尚未彻底改革，这些劳动力形成了一种流动人口。据估计，这种流动中的劳动力的人数大约在7000万左右。经过了大约20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以及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产生了三种效果。
第一，居住在农村的劳动力不再局限于从事农业劳动，而其就业已经广泛地分布在城乡各种行业中。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超过20%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出农业，在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等部门就业，其中超过一半转移到本乡以外。按照这个比例，目前农村劳动力的行业和地域分布大致是：农村劳动力总数约5亿人，大约1亿人转移到非农产业，其中约7000万人转移到本乡以外包括城镇地区的非农产业就业。虽然根据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要求，这种农村劳动力转移仍然是不充分的，但与改革以前的情况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二，城市职工现在不仅不再享受传统就业体制的"铁饭碗"，而且面临着与外地劳动力的竞争。国有企业劳动制度的第一轮改革开始于1987年。当时针对的是固定工的雇用政策改革，第一次动摇了存在了几十年的终身雇用制度，即"铁饭碗"。同时，从80年代后期开始，农村劳动力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城市，参与了城市就业机会的竞争。虽然这些外地劳动力大多从事那些城市居民不愿意接受的工作，但潜在的工作竞争毕竟已经出现，劳动力市场开始发挥其职能。
第三，国有经济不再是劳动者就业的唯一渠道，国有经济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大大下降。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大，吸收了大量城市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和农村转移劳动力。而随着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趋于下降，其就业比重也相应下降。例如，在1978~2000年期间，国有企业雇用劳动力比重从占城市全部就业的78.4%下降到38.1%；城市集体经济就业比重从21.6%下降到7.0%；其他城镇非国有经济的就业比重则从无到有，2000年达到54.9%。正是在国有经济和传统集体经济就业比重下降这个背景之下，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
政府还要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要想真正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功能，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解决失业问题，归根结底需要依靠社会总需求的扩大，而农村市场的开拓，对于启动总需求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的7成左右，而其实现的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却不到一半。原因没有别的，只因为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导致农民这一庞大消费群体的需求严重不足。而且，农民收入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于外出打工收入，一旦这个收入来源被断流，我们不难预期我国的消费总需求的进一步萎缩。
第一季投资及零售销售增长双双下跌。城镇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及消费品零售销售增长分别为20.9%及14.8%，低于去年第4季的21.4%及17.5%。同期工业生产增长则由12.8%放缓至11.6%。
外贸表现持续恶化，出口及进口分别仅增7.6%及6.9%，较去年第四季的14.3%及20.6%逊色。然而，基于进口增长大幅放缓，贸易收支仍有7亿美元盈余。
综观国内生产总值各个组成部分，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最大动力，贡献第一季经济增长6.2个百分点。反之，投资的贡献却下跌至2.7个百分点，而净出口则拖累经济表现，导致经济增长减慢0.8个百分点。
有见于3至4月份大部分主要经济指标回升，我们认为，第一季或已是这次经济调整周期的底端。譬如内地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已从第一季的51.5升至4月份的53.3，显示经济正稳步改善。
消费将主导经济增长
过去多年，内地居民消费增长速度虽位处全球各国前列，但仍低于内地的投资及出口增长。过去10年，零售销售名义增长平均每年14.3%，而固定资产投资及出口增长，则分别为25.4%及21.0%，亦因此，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下跌，从1980年的50.3%降至2010年的34.9%。居民消费的占比，不仅低于工业国家的55%至70%之间，亦低于其他新兴市场的经济体。
内地经济增长向来以投资及出口主导，因而容易出现过度投资、信贷过度膨胀及贸易盈余大量累积的局面。不过，随着资本产出比率不断提高，及未来数年出口需求可能减慢，投资及出口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已无法持续。
政府亦已意识到经济不平衡的问题。总理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内地经济正面临不平衡、不协调及不可持续的问题，并强调居民消费可取资及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故此，经济转型对内地经济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居民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原因众多，包括家庭收入增长低于整体经济增长，及社会保障不足导致家庭储蓄率高踞不下等。此外，金融投资选择有限、房地产市场投资过急及消费信贷市场欠缺发展，亦抑制了居民消费的增长。
因此，鼓励居民消费关键在于增加家庭收入、减少贫富悬殊及降低储蓄率。事实上，过去几年内地政府一直朝着这个方向推出多项措施，如承诺维持家庭收入增长与整体经济增长一致、调高最低工资每年至少13%、增加个人所得税免税额及改善现有社会保障制度等。
通胀稳步回落
受蔬菜及能源价格上涨影响，消费物价通胀从2月份的3.2%回升至3月份的3.6%，但仍低于1至2月份的平均通胀3.9%。这显示通胀可能继续回落。食品价格首两个月上升8.3%后，3月份再升7.5%，而同期非食品价格升幅则维持于1.8%不变。展望未来，房屋价格可能下跌及食品价格升幅可望收窄，意味通胀或逐步回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50个城市的蔬菜及猪肉价格最近数周开始下跌。我们预期4月份通胀放缓至大约3.2%。
第一季70个主要城市的房屋价格持续回落，大概反映房地产调控措施的影响。在国家统计局所监察的70个主要城市当中，3月份房价按年下跌的城市数目为38个，而在2011年12月时则为9个。值得注意的是，全部四个一线城市即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的房价，皆于当前周期首次按年下跌。温州、杭州、南京等部分城市的房价跌幅更大。
金融改革措施陆续有来
央行4月14日宣布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每日交易波幅，自4月16日起从0.5%调高至1.0%，以增强汇率弹性。此举加上近期其他措施，显示内地政府有意加快汇率改革。另一方面，央行行长周小川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表示，内地基本上已具备条件推进以市场为主导的利率改革，第一步是放宽贷款利率区间，之后才通过发展其他债务产品及扩大利率浮动区间，来减少存款利率限制。
总理3月28日宣布以温州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以期规范及发展民间资本市场及成立存款保障制度。该等措施符合“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亦显示了政府决心推行更全面的金融业改革，包括实现利率与汇率市场化、开放资本账及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等。
免责声明
本档由恒生银行有限公司（“恒生”）提供，内含之资料，乃从相信属可靠之来源搜集，而当中之意见仅供参考之用，意见内容不一定代表“恒生”之见解。撰写本档之分析员证明于本档内所发表之意见，乃准确反映分析员就有关金融工具或投资项目之个人意见，而有关分析员过去、现在或未来之报酬，并无任何部份直接或间接与本文件内之特定建议或意见有关。本文件的内容并非(亦不可作为)买卖外汇、证券、金融工具或其它投资之要约或邀约。本档的任何部份均严禁以任何方式再分发。
本文件所载之数据或只属指示性，并且未经独立核对。“恒生”对当中所载之任何数据、推测或意见，或作出任何此等推测或意见之基础的公正性、准确性、完整性或正确性并无作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担保、申述、保证或承诺，亦不会就使用或依赖本档所载之任何数据、推测或意见承担责任或法律责任。投资者须对本文件所载数据及意见的相关性、准确性及充足性自行作出评估，并就此评估进行认为需要或合适的独立调查。所有此等数据、推测及意见均可予以修改而毋须事前通知。
